第二节 大学群与城市群的耦合集聚—溢出发展关系

现代城市群有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集聚—溢出效应。所谓集聚效应源于城市群对经济、文化、技术等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吸引和聚集作用，使城市群资源质量的平均水平提高，规模增大，内部联系紧密，分工深化，这是城市群优先发展、极化发展的过程。所谓溢出效应是指城市群在自身强盛发展过程中，会对城市群之外的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从而创造出外部社会效益。大学群也同样具有集聚—溢出效应。

一、大学群与城市群集聚—溢出效益耦合倍增

大学群与城市群在空间上的耦合分布为它们耦合集聚—溢出发展创造了条件，二者的耦合集聚—溢出使城市群与大学群共生发展社会效益倍增，这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群与大学群耦合发展的特有效应，缺少现代城市集群发展和现代大学集群发展任何一个条件都是不可能的，同时，城市群还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积极的非资源型经济发展政策。“二战”后，工业发达国家是城市群与大学群耦合集聚—溢出效益的最早获得者，其中美国最为典型。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大学科技园区振兴城市群经济的国家，围绕着纽约地区的金融业、五大湖地区的制造业、伊利诺伊地区的农业科技产业、洛杉矶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南佛罗里达地区的娱乐休闲产业等，美国大学也分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几大集群。美国几大特色鲜明的经济产业主体功能区与特色鲜明的大学群耦合匹配，共同铸成了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的百年霸主地位。我国大学群与城市群正处于耦合集聚—溢出发展与成长过程中，且各地情况不同，京津冀、长三角最强，其他地区相对较弱。

总之，城市群作为国家核心竞争枢纽，大学群作为国家智力枢纽，两大引擎在主体功能区框架下以城市群为中心耦合集聚—溢出发展，社会效益放大，无论对大学群还是城市群发展都是值得重视的。

二、从大学群与城市群多极耦合集聚—溢出到整体强国

一个城市群与一个大学群的耦合集聚—溢出，不仅对本城市群有益，而且会辐射带动相邻区域或整个国家。这种作用，对于领土面积辽阔的国家，随着城市群与大学群耦合集聚—溢出水平的提高，就会在全国形成多极带动，整体繁荣的局面，这不仅仅是“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式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也是国家实现整体跨越的战略。发达国家的城市群与大学群耦合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他们正着手“创建新大学来填补地图中未被高等教育服务过的地区”，而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还必须重视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以点带面，整体兴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市群与大学群耦合集聚—溢出作用一般有三种模式，就是滨海与内陆之间（海陆模式）、内陆与内陆之间（陆陆模式）、空港与内陆之间（空陆模式）。海陆集聚—溢出对于临海国家非常重要，而我国国土的海陆分布是失重的，三面深居亚欧大陆内部，只有东面一侧临海，这与美国国土东西两岸临海的优势有很大差距。我国西部城市群和大学群直接得到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大学群影响带动作用很微弱，因为我国海陆溢出半径过长，最长达到5300公里，是巴西的2倍、美国的2.5倍、印度的7.5倍。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和全国整体富强很不利的地缘条件。英国当代战略学家格雷（Colin Gray）曾断言：“地理环境并不决定历史进程，但它对于发生在领土边界内的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哈佛大学罗斯（Robert Ross）教授认为：“经济、技术、教育等因素固然有助于一个国家形成大国地位，但地理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具备大国地位的前提。我国属于“海陆混合型动力发展的国家”，所以重视陆陆集聚—溢出效应，做强内陆大学群，提高内陆大学群与城市群的耦合集聚—溢出效益对内陆地区创新发展非常重要，内陆大学群对内陆周边地区所发挥的辐射作用一点儿也不亚于沿海大学群。

所以，我国“要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公认的大国需要有一个恰当、有效的地缘战略”，高等教育也不例外，重视发挥中西部大学群的内陆“桥头堡”作用，强化聚—溢出效益，以此弥补我国海陆分布先天不足，做到海、陆、空集聚—溢出全面发展，形成多极化空间格局，这才能从实践中把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John Mackinder）的所谓拥有“亚欧大陆腹地”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国家战略发展地位的“陆权”思想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