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农村老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研究。由于本书将对老人行动方式的分析限定在家庭代际冲突之中，而家庭代际冲突又是家庭代际关系中的一种，因此，若要理解老人的行动特征、策略以及价值诉求，则首先要认识家庭代际关系特征。

代际关系是指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宏观层面看，代际关系指整个社会中一代与另一代之间的关系。从出生时期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70年代出生的人以及80年代出生的人，均可以被称为不同代人；按人们所经历的历史时期划分，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代人和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从微观角度看，代际关系特指家庭代际关系，即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当然，微观上的家庭代际关系与宏观意义上的代际关系有着密切关系，但两者所指的具体内涵仍有区别。本书所涉及的代际关系是指家庭代际关系。以下首先将家庭代际关系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

一 代际关系论

第一，反馈论。费孝通首先提出了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论。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家庭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即父辈养育子辈、子辈赡养父辈的双向互惠关系。而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为接力模式，即一辈养育一辈。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的匮乏，导致农村老人无法获得正式社会制度的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反馈模式具有很强的社会合法性，即老人通过对子辈的无限投入，来换取子辈的赡养。相反，西方社会的保障体系较为健全，老人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维持晚年生活，而不必依靠子辈的赡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孝道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农业社会不流动的特征，以及土地私有制的特点，老人不但受到国家孝道意识形态的强烈保护，而且自身拥有相当宝贵的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拥有较高的家庭权威，处于强势地位，而子辈则处于被控制、被约束的地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当家庭代际发生冲突时，不是老人在抵抗子辈；与之相反，是子辈为争取自由，通过一些手段在抵抗父辈。中国历史上诸多“叛逆”子女的悲剧，就是很好的说明。总之，由于老人具有家庭权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因而反馈模式在传统社会中能够得到顺畅实施，一般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孝道的日渐衰落、土地制度的变迁、进城务工现象的大量出现，中国传统社会中保持了数千年的家庭代际反馈关系受到动摇，老人的家庭权威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过程中，不孝现象大量出现，家庭代际冲突频繁发生，在冲突中老人亦做出了相应反抗。其中有激烈的行动方式，例如，自杀、骂街等；也有温和的行动方式，例如，争吵、争论等。正是基于当前家长权威的变动，家庭代际冲突的增多，对老人在代际冲突中行动方式的研究才显得日益重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虽然受到了动摇，但其仍然是我们现行社会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反馈关系仍然受到国家的重视，例如法律上依然明确规定，子辈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并且法律条文中规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因此，若要研究老人的行动方式，仍然应该在反馈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反馈模式中关系主体的行动逻辑已然发生微妙变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正是这种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路径和可能。

第二，生产方式论。生产方式论认为，家庭养老与生产方式紧密相关。在农业社会中，家庭所有成员共同劳动，共同积累家庭财富。子辈应该将一部分财富用于赡养老人。而在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个体获取资源的渠道已经不在家庭，因而应该实现社会养老模式。事实上，这种理论不仅能够说明养老模式的变迁，同时也能够揭示出家庭代际的权威关系。在农业社会中，老人除了拥有土地资源掌控权之外，亦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对于仅仅依靠农业生产为生的农民来说，无疑这种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因而，老人在代际关系中拥有较高话语权。

从生产方式论视角也可以来透视家庭代际冲突的情况，以及老人在冲突中的行动方式。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虽然相比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时期非常短暂，但恰恰在这短短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即我们正在大踏步地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在此过程中，我们已经非常明显地看到，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并逐渐放弃农业生产。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当前Y村现有农业劳动力几乎全是老人，而绝大多数青年人则放弃农业生产。

改革开放初期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Y村几乎所有村民仍在务农，但家庭关系却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分田到户之后，已成家的儿子将属于自己的土地领走独立耕种，组建了自己的核心小家庭。子辈与父辈虽然共同居住在农村，但子辈却已经不再完全服从老人的支配。而且，由于代际对经济资源的激烈争夺，导致那一时期的家庭代际冲突频繁发生。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们若再度审视生产方式论的话，则需要我们进行有区别的对待。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理论能够为我们分析老人的行动方式提供可借鉴的视角。

第三，社会交换论。社会交换理论重点讨论代际的交换过程，包括利益交换以及照顾的交换，既分析物质性交换过程，也探讨符号性交换。社会交换论认为，在交换中可以产生权力。老人与子辈进行交换过程中，如果老人获得的回报多于付出，那么，老人必须相应以依从作为回报。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处在转型社会之中，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变迁，人的行动逻辑也相应发生变动。转型社会的特点就是，新的社会规范与旧有的社会规范并存，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冲突，人的行动逻辑也表现出这种特征。正因为如此，有着传统观念的老人认为，他们抚养子辈，理应受到子辈赡养，这种行动逻辑就是反馈关系论观念。

然而，转型社会中的新型规范也正在不断冲击着旧有的代际关系，例如有些学者就指出了当前代际关系中理性化趋势，即日趋计算当前短时的代际交换的利益得失。曾经那种父辈抚养子辈，子辈赡养父辈的伦理，受到冲击。这样一来，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导致了家庭代际的价值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异。如同米德谈到的代沟现象一般。这种代沟造成了代际行为方式、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反馈模式的家庭代际关系可以理解为长时的交换关系，即父辈通过抚养子辈的付出，来换回子辈赡养的回报。正如陈皆明指出的“投资与赡养”的关系，父辈通过对子女进行投资，而后获得子辈日后的回报。反馈关系尽管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时的交换关系，但受到伦理规范的约束，使得这种交换强调双方各自的强义务，即父辈理应抚养子辈，子辈也必须赡养父辈。这是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投资与回报之间不必进行精确的计算，是一种颇为模糊的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伦理强调家庭代际关系的义务性和情感性。但现在出现的理性短时交换关系，却打破了原来那种“强义务”关系的反馈模式。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两种交换关系同时并存。对老人一般来说，多倾向于秉持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但青年子辈则越发表现出理性短时交换关系特征。如此一来，便造成家庭代际冲突的不断发生，不孝现象在农村大量出现。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逐渐被社会、家庭弱势化的老人，则会在代际冲突中做出或强或弱，或公开或私密的行动。

第四，血亲价值论。“血亲价值将维护血亲关系、履行血亲责任和实现血亲利益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弱化了代际关系中的经济交换原则和互惠利益原则。从总体上说，人生价值的选择，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但具体到家庭和个人，还要受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反馈关系尽管可以理解为一种长时的交换关系，但在父辈抚养子辈过程中，父辈尽心尽力、竭尽全力地进行抚养，并投入相当多的感情和爱护。因此，这种关系绝对不能等同于市场中行动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换。因为家庭代际关系中充满着人世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和爱护。何况，血缘关系的天然性基础，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表达的。从生物基因的角度来说，儿子与父辈之间本就是生命的共同体，儿子遗传有父辈的血统，是父辈生命的延续。因此，这种生命统一体、延续体的关系，必然可以唤起子辈对父辈的敬爱和善待。子辈孝敬父辈，是他们自身的一种需求，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尽管血亲价值论有着很强说服力，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社会中事实上存在大量的不同程度上的不孝现象。这是此理论无法很好进行解释的地方。实际上，血亲价值论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通过交换论的视角进行分析。正如交换论认为，不但物质性资源可以交换，一些非物质性资源，或者说符号性的资源也可以交换。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引发冲突的原因，不仅有物质性的资源，同时也有非物质性的资源，例如老人会因为子女不能经常来看望他们而生气，这就是非物质性资源交换不对等引发的冲突。在老人看来，他们含辛茹苦、投入全部心血地抚养孩子，把孩子的生命看得胜过自己的生命，即他们投入难以计算的物质资源和情感资源。因而当他们到晚年时，若不能获得子辈的情感和爱，而仅仅是获得一年几百斤粮食、几百块钱的话，无疑要为自己曾经投入的情感而有所行动。当然，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家庭代际关系的转变，他们的行动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血亲价值论能够对本书提供启发，但在分析家庭冲突的时候，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除了上述反馈关系论、生产方式论、社会交换论、血亲价值论等理论之外，还有一些诸如依赖论、需求论等理论视角，同样能够对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解释。

第五，代际关系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代际关系的强弱和类型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社会化养老越发达，对老年人的正式支持也就越强，老年人的非正式支持的需求也就越弱。”相反，社会化养老越不发达，老人对非正式支持的需求越强，即对子辈的赡养需求越强烈。有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越丰富，就越加剧子辈对于家庭的离心力，即他们越不必对父辈进行回报，这无疑对于家庭伦理形成一定的冲击。相比中国社会家庭代际较为温情的亲情关系，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显得较为疏离。这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阿伯瑞姆和史密斯（Abrams and Schmitz）认为，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会对家庭代际关系形成负面影响，原因是社会保障取代了家庭保障的支持。家庭支持的责任降低了，因而对代际关系形成一种疏离的作用。与上述观点相反，库尼曼德和瑞恩（Kunemund and Rein）则认为，当老人能够获得较多社会保障，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时，则能够更好地对子女进行帮扶，从而加强了代际交换中老人的有利地位，增强了代际的紧密度。

二 代际关系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基于统治的需要，国家巧妙地将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人的孝道有力连接起来，将孝道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国家、社会大力弘扬孝道文化，并在实际生活中颁布有一定的奖惩措施来保证孝道的实现。加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社会，老人在农业生产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这也是老人具有家庭权威的基础。同时，不流动的稳定生活共同体社会有着较强的村庄舆论，使得孝文化价值体系能够得以实现。总之，在上述条件下，一般来说，老人在家庭内可以获得较高的权威，老人的地位不容动摇。

然而，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传统孝道形成很大的冲击，在以吸收西方现代理念的运动中，中国旧有的孝文化受到严重挑战。种种社会运动对孝道文化进行猛烈抨击，孝道甚至被认为是“愚孝”。从正面效果看，这种批判无疑大大地解放了青年一代，极大地鼓励了青年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在此过程中，妇女追求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在此过程中，家庭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老人的家庭权威继续受到冲击。但由于集体力量对老人的保护，老人能够得到集体照顾，因而老人的基本权益仍然能够得到保证。分田到户以后，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子辈成家以后迅速将属于自己的土地领走独立生活，集体力量不再对家庭进行干涉，也不再对老人进行有力保护。

第一，代际关系倾斜、代际关系失衡。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代际关系是向上倾斜的，也就是说，相比孙辈来说子辈更重视父辈。“郭巨埋儿救母”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代际关系向上倾斜的说明。尽管这是一个典故，其真实性值得商榷，但能够在日常生活被人们口头相传，并被奉为经典，足以说明传统社会中代际关系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代际关系却出现严重向下倾斜的现象。刘桂莉在其《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一文中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迁以后，子辈越来越脱离父辈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子辈日渐工作、生活在城市之中，子辈的经济收入、文化观念等与父辈产生很大差距。他们将更为关注自我小家庭的生活。传统孝道的价值体系亦发生了变化。代际经济交换、文化交换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代际产生了较多的矛盾。简言之，子辈成家以后更为关注自己的小家庭，将主要精力用在抚养自己的下一代，而不再过多地关注上一代，即作者所讲的“眼泪往下流”。换言之，代际关系向下倾斜问题越发严重。

沈关宝指出，“单向漂移使反馈模式发生倾斜：赡养这条线在逐渐变细变弱，而抚养的线在增粗。据一位青年人对他家实际情况的估计，他儿子一年的费用大约是他父母生活费用的总和。这种单向漂移尚不至于引起社会震荡，因为孩童抚养条件的改善正满足了老年人器重儿孙的心理，从而部分地减轻了他们对自身生活的不满程度。”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一文中，贺雪峰从“操心”的角度论述了代际失衡的过程，即父辈进行无限付出，而子辈仅仅提供非常有限的回报。从交换论角度看，这是一种非常不对等的关系。但老人之所以依然能够如此行动，笔者认为，这是文化对老人的影响使然，即老人将子辈事情办完，他们才算完成人生任务，才能够心安理得，而并没有去过多关注日后的晚年生活。但最近农村渐渐出现了一些颇为理性的低龄老人，他们看到那些老人无限付出之后的凄凉晚年生活时，开始日渐有了为自己“留一手”的打算，即他们不再无限制地付出，开始为自己积累一些财富以备后用。如此一来，会导致代际关系的疏离。这虽然形成一种新型代际关系的平衡，但却是以牺牲温情脉脉的家庭亲情为代价的。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代际关系理性化。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即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赡养乙代的哺育和反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的接力模式。郭于华虽然认同代际反馈关系的存在，但作者进而指出代际有着交换的逻辑。既有物质的交换，同时还有情感等方面的交换。王跃生在总结上述两种代际关系特征之后指出，单纯的任何一种模式都不足以解释当前的家庭代际关系，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更具有解释力。

边馥琴等认为，“大量资料显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家庭仍然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重任。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家庭没有失去它独特的作用，仍然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家庭关系随现代化的进程而减弱。”尽管家庭依然承担着抚养与赡养的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代际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马超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空巢家庭增多，家庭代际关系逐渐表现为外化现象；老人在代际关系中日渐理性化，代际交换过程呈现双向作用；精神养老问题凸显，家庭功能日益弱化；子辈的独立性增强，代际的关系呈现民主化趋势；代际关系向下倾斜严重；市场经济对家庭代际关系形成很大的影响。作者进而解释了影响代际关系的因素，即居住方式、家庭模式以及传统文化等。

分田到户以后，子辈逐渐外出务工，务工经济收入高于农业收入。老人在家操持家务、抚养孙辈，子辈在外务工挣钱，这种交换的色彩更为明显。王跃生指出，“实际上，交换关系不仅表现在青年儿子、儿媳和中年父母（公婆）之间，而且在中年儿子、儿媳和老年父母（公婆）之间同样存在。老年父母若身体健康，同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既能为子女操持家务，又能减少儿子的经济负担，那么，亲子之间、婆媳之间就能和睦相处。若父母疾病缠身，丧失劳动能力；同时缺少积蓄，高度依赖子女赡养，儿子和儿媳对其照料则可能会比较消极。所以，我们认为，父子两代，特别是父母一代，有意识地增强自己的交换能力，对提高子女的赡养水平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文化反哺。文化人类学家米德从社会变迁角度，将代际关系分为三种形式，即后喻文化形式、并喻文化形式以及前喻文化形式。这三种文化类型对应的代际关系是不同的，体现了教育主体与受体的变化。周晓虹曾经撰文提出，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后喻文化时期，子辈对父辈开始出现了文化反哺的现象。传统社会是父辈对子辈进行教育，父辈是教育的主体，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家庭权威。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青年一代日渐显示出对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相较而言，老人对于社会的适应，对于新文化的吸收，则较为缓慢。今天，父辈日益成为被教育的对象。简言之，代际关系发生逆转。

周晓虹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一文指出，千百年以来，家庭代际都存在亲子的社会互动，但是纵观亲子互动的历史，我们发现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亲子互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变迁速度缓慢，家庭代际的差异并非显著。而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了亲子之间互动性质的部分变化。具体来讲，亲子互动发生如下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文化反哺现象已然出现，且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明显；其次，文化反哺包括，生活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物质文化的认定等；再次，子辈受传统行为模式、价值观影响较小，而对新生事物有着更高的接受能力；最后，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子辈顺应社会的能力高于父辈，因而父辈的权威受到挑战。笔者主要是基于对城市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的分析，认为文化反哺现象确实存在。事实上，从对Y村的调查来看，这种文化反哺现象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中也依然存在。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社会，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之看成是前喻文化时代。田间劳作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流动率极低的社会结构等特征，导致农村文化必然是一种前喻文化。前人的经验可以成为后人的必备知识。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与之相应，农村社会亦发生很大的变革。首先，农业联产承包制的实施，大大激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浪潮，现代媒体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等，都对农村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传统小农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动摇。老人曾经珍视的务农经验、生活阅历，被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所取代。在技术迅猛发展的过程中，青年人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明显优于长辈。年青一代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持有传统观念的老人在面对新文化时感到种种不适和困惑，与子辈之间不可避免产生代沟和冲突，代际关系随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发生逆转。

第四，外出务工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孙鹃娟在《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虽然子女外出务工降低了子辈对于父辈的帮助和支持，增加了父辈的负担，如老人需要承担生产劳动、生活压力、隔代抚养等。但是，老人对子辈外出却持有肯定态度。作者认为，这是老人将子辈外出务工视为增加家庭整体收入的一种表现，认为他们外出务工符合家庭整体利益，子女务工收入的增加对老人经济的支持也有所提高。

杜鹏等认为，子女外出虽然改善了老人的经济条件，但老人孤独感更为强烈，子辈的孝敬观念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孙鹃娟在《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农村留守老人照料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子女外出务工之后，老人的照料者明显减少，同时社会性照料组织亦不够完善，因此，关注农村老人的照料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生活照料形成很大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由于接受了外界的价值观，因此他们传统的家庭观念发生转变，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以及传统社会规范受到动摇。阿博德林和伊萨贝拉（Aboderin and Isabella）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内，农村老人需要获得家庭成员的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家庭功能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大大降低了家庭对老人生活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之后，中国农村家庭性质正在发生改变，由于子辈外出务工挣钱，因此，老人只能孤独地在农村家庭生活。孙鹃娟则认为，子女外出务工使得家庭利益扩大，老人满意度提高。

三 代际冲突

本书的主题是老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的行动方式，是一项有关社会行动的研究，但老人行动限定在家庭代际冲突、代际关系之内，并不研究老人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的行动。本书主要探讨老人与已经成家儿子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老人与未成家儿子之间的关系。此项研究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包括四种关系，即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公媳关系等。尽管这种四种关系的冲突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婆媳冲突较为多见，而其他三种关系的冲突相对来说较少发生，但如果从社会结构变迁对代际关系、代际冲突影响的角度来看，四种关系造成的冲突有着很强的相似性。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理论上、学理上看，我们可以将这四种冲突分开来进行研究，但在农村家庭实际生活中，这些关系造成的冲突经常缠绕在一起，例如，由婆媳关系引发的冲突，经常会将儿子、父亲卷入进来，最后形成以父母为一方，儿子、儿媳为一方的家庭代际的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现有的理论关怀更多地表现在婆媳冲突的研究之中。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婆媳关系亦发生了变动。在传统社会，婆婆高高在上，媳妇听命于婆婆。媳妇通过多年的努力，来补偿这种做媳妇的利益受损，即多年媳妇熬成婆，然后她再去管制新媳妇。如此一来，形成一种婆媳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对妇女权力的呼声与日俱增，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平权思潮更为明显，也更为深入人心。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分田到户之前，婆媳之间基本上处于平权状态。但随着青年子辈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媳妇资源获得能力的增强，婆媳关系格局发生重大转向，即媳妇越发占据上风，权力结构发生逆转。如此看来，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对于家庭代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价值体系也作为一种无形资源的话，那么，老人能够利用对他们有利的传统价值资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化观念日渐侵入农村社会之中。市场经济的浪潮，现代传媒的宣传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婆婆逐渐被弱势化。

仇立平在《婆媳关系——恼人的社会关系》一文中指出，婆媳之间存在着角色冲突，即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权力冲突关系，首先，在现在社会中则表现为媳妇传统角色与其追求新角色的冲突。其次，婆媳对儿子感情的争夺亦是冲突的原因，在媳妇过门之后，婆婆会感到情感上的失落。再次，婆婆与媳妇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完成的，因此她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与冲突。最后，由于婆媳关系不是一种血缘关系，因此较容易引发冲突。刘应杰在《解开婆媳关系的结》一文中指出，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之间互动相当频繁，村民之间的礼尚往来，生活互助非常之多。婆媳共处同一生活场景之中，婆媳共同参与到村庄事务之中，这样导致她们之间的联系颇多，同时也会引发较多的摩擦，人情摩擦、利益纠纷等都会转化现实冲突或者内在敌意。婆媳关系是建立在儿子姻缘关系之上的间接关系，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缺乏感情基础，但又有着很多的日常接触，因而这种关系非常难以相处。

笑冬《最后一代婆婆》一文分析了分家过程中的婆媳矛盾。“家庭成员的关系和特定的家庭结构有关。当家庭成员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候，常常以分家来解决问题。婆媳矛盾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比其他成员表现得明显、强烈。”在分家过程中，家庭成员间关系开始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经常表现为婆婆和媳妇在前台公开冲突，其他矛盾隐藏在后台。作为嫁进来的媳妇经常被看成是“外人”，因此面对这种紧张关系，她们会设法以不同于“自家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且在分家过程中，儿子和媳妇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儿子会以巧妙方式支持媳妇以获取自己在分家中的利益。

个体生活在社会网络之中，网络关系会与个体事件形成双向作用，即网络关系会对个体事件形成影响，同时，个体事件也会影响网络关系。李景毅在《婆媳关系与其网络人际关系效应》一文中指出，在婆媳关系中以媳妇为中心会形成三种人际网络，即媳妇丈夫家的人际网络、媳妇自家的人际网络、夫妻的人际网络。婆媳关系的好坏与这些人际关系网络有着很大的关系，不但这些网络关系会对婆媳关系造成影响，同时，婆媳冲突也会反过来影响到网络关系，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许放明在其《婆媳矛盾：一个难解难分的情结》一文中指出，从根本上讲，婆媳关系存在三种天然的矛盾，即婆媳双方对彼此的期望过高与现实事务的冲突，婆媳双方对儿子角色扮演期望的矛盾，婆媳之间经济方面的矛盾。

在隔代抚养方面，代际会引发冲突，尤其是婆媳之间会因为孙辈的种种事务而发生矛盾，例如有关孙辈的教育问题就能够成为冲突原因。《中国人口报》就报道了婆媳之间由于孙辈的教育而导致的冲突，老人在孙子画完画以后迅速将笔和画收拾起来，以免将衣服和家具弄脏、弄乱，但这样无形中降低了孙子画画的积极性。媳妇对此存有强烈的意见。可见代际因为隔代抚养也会导致冲突的发生。

婆媳冲突有时是以明显方式爆发出来，能够引起他者注意，能够成为家庭事件或者村庄公共事件，而还有相当部分的冲突并未直接表现出来，但双方在情绪上、心理上都具有一定的敌意。许诗淇和黄丽莉对婆媳冲突的研究表明，婆媳冲突除了具有外显冲突以外，还具有内隐冲突，即一方或者双方存有不良情绪。碍于不想将不良情绪转化为外显冲突，因而她们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接触的手段，试图避免冲突。作者进而提出了三种婆媳关系类型，即淡然无味型、敬畏揣测型和拒斥隐忍型。

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婆媳冲突不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的事情，这种冲突经常会使家庭成员卷入进来，并引发其他冲突，这在家庭中司空见惯。当然，由于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不同，这种影响也有所不同，最为典型的要数意大利社会中的婆媳冲突导致子辈多有离婚事件的发生。据《世界报》报道，近年来，意大利的离婚率有上升趋势，而原因之一竟然是由于婆媳冲突造成的，在离婚事件中，有三成离婚案例是因为婆媳矛盾而导致的。在意大利社会中，母子关系非常亲密，甚至在儿子结婚之后，母亲依然干涉儿子的生活，嫉妒媳妇，找媳妇的麻烦。因而一些不堪忍受婆婆的儿媳被迫提出离婚。

婆媳冲突虽然难解难分，但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崔应令在《婆媳关系与当代乡村和谐家庭的构建》一文中就提出化解婆媳冲突的路径。作者认为，父母子三者构成一个三角，媳妇进门后构成了两个三角，即父母子和父母媳。首先虽然媳妇加入使得家庭变得更为复杂，代际隐藏着冲突，但儿子可以作为连接两个三角的节点，可以将冲突化解。其次，父亲在场也可以成为制约婆媳冲突的平等力量。最后，对于孙辈的共同照顾，也可以成为降低矛盾爆发的砝码。徐征等在其《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一文中指出，离婚、亲属关系形式、性别、居住方式、子女经济地位等因素对代际关系形成一定的影响。作者进而提出了化解代际冲突的一些方法，例如，子女重新认识代际关系，寻找代际冲突的原因所在等措施。刘应杰也提出了解决婆媳冲突的方法，即维持和平相处，平等对待对方，婆媳相处要有智慧，认识对方，互相尊重与理解，不要过分对事情较真，儿子要起到安全阀的缓冲作用，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

米德在《代沟》一书中将代际关系划分为三种文化类型，即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以及前象征文化等。后象征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接受长辈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互象征文化是指同辈之间相互学习知识和经验；前象征文化是指长辈向晚辈学习知识和经验。米德认为，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旧有的知识体系已经逐渐被新的技术所吞噬，青年人日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远远高于老一辈人，因而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前象征文化的时代。故而，代际关系也就表现为长辈向晚辈学习的过程。后象征文化是一种变化缓慢的文化类型，人们在固定土地上延续着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一代一代延续着这种始终如一的生活方式，使得长辈的经验必然成为晚辈必需的知识。在米德看来，代际部分程度上的隔阂现象是常见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例如，青年风暴运动、美国的反对战争运动、法国的风暴运动以及德国青年的抗议示威运动等。这些独特事件彰显出代际的冲突与对立。因而代沟成为一个当前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张永杰、程远忠在《第四代人》一书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代沟问题日益凸显。在生活各种领域之内，我们都可以看出代际的对立与冲突。如同本书的书名，作者按照重大事件对个体影响的逻辑，将我国社会中的人群分为四种。应该说，这种划分与米德对代沟的分析是一致的。在《“代”的时代》一文中李新华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的革新，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价值观亦同时发生变迁。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不同，且价值观上存在着冲突，代沟问题由于价值差异而产生。作者认为，不仅阶级、血缘因素，可以产生对立与冲突，而且，当前价值观的冲突甚至更为明显。因此，李新华是在针对价值观问题上对代沟进行了分析。

四 老人行动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迅速变迁，家庭代际关系已经趋向失衡化、理性化，在此过程中，家庭代际冲突频繁发生。那么，在家庭代际冲突中，老人都做出了什么反应？换言之，他们都使用了何种行动方式？以下就专门针对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研究文献进行分析。

第一，自杀。沈关宝在对苏南农村的研究中指出，“1987年年底，村里发生两起老人厌世自杀的事件，都因劳动负担过重而引起。其中一位是65岁的男性，他既要种田，又要顾家，里里外外不停地做。但小辈仍有闲话，不甚满意。他一气之下，就在为桑树施用除虫剂后，自己也服毒身亡。”在严云翔对东北农村的研究中也指出了老人自杀的案例，案例一：老李由于在儿子成家之后，家庭权力被儿媳妇夺走，因此曾经具有很高家庭权威的老李，无法忍受这种结果，于是通过喝农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以此来抗议其家庭权威的衰落。案例二：一位71岁的老汉通过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老李自杀原因不同的是，这位老汉平时极力维持与儿媳妇的关系，但通过种种努力都没有换回儿媳妇同情。在一次吃饭的问题上，老人再次受到极大伤害，老人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生活，一气之下上吊自杀。

如果上述自杀研究只是分散到其他相关主题范畴的话，那么，陈柏峰的《代际关系变动与农村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调查》一文则是对老人自杀的针对性研究。陈柏峰在研究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老人自杀多是由于代际冲突所导致。那个时期内，不但老人的自杀现象颇多，而且儿媳妇自杀现象也较多，原因是那时老人还有一定的家庭地位。但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代际关系日渐发生明显的变化，即老人的家庭地位和家庭权威趋向降低。那时，老人的自杀可以形成村庄公共事件，这也反映了当时村庄舆论具有较强的压力。在笔者对Y村的调查中，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也发现了两位老人自杀的案例，这两位老人的自杀，也具有较强烈的反抗意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老人自杀现象也发生变度。陈柏峰进而指出，80年末期开始村中老人的愤怒型自杀现象减少，老人自杀一般通过静悄悄的方式进行，代际关系日渐疏离，老人日渐被弱势化，不孝现象明显增多。当老人的自杀不再能够引起他人关注之后，老人遇到子辈不敬之后，也就不再进行抗争，而是以“安静”的方式结束生命。如果从冲突角度看，老人这种“安静”方式的自杀，可以被看成一种消极的行动方式；而前一阶段激烈型、公开型的自杀，则可以被看作是“积极”的行动方式。

第二，诉讼。如果说，自杀是一种最为严重、最为极端的行动方式的话；那么，在家庭代际冲突中，老人将子辈告上法庭，也是相当激烈的行动方式。在农村社会中，村民解决冲突的逻辑并非法律，而是村庄的社会性力量，或者说“习惯法”。正如费孝通指出的，“无讼”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特点。然而，当社会结构迅速发生较大变迁之后，当老人在家庭代际冲突中，无法通过既有农村社会力量约束子辈行动，当使用一些旧有方式失败之后，老人最终拿起在农村社会中本不该拿起的法律武器。在严云翔的研究中，作者指出了一位老人诉讼子辈的案例，原因是儿子、儿媳妇对老人的长期虐待，而且冲突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因此，老人将儿子、儿媳妇告上法庭。

第三，语言暴力。若我们将老人自杀看成最激烈的行动方式，将诉诸法律看成最“无情”的行动方式；那么，老人在家庭冲突中所经常发生的骂架、吵架、言语威胁等，可谓是一种语言暴力，而且是指向子辈的语言暴力。尚会鹏在其分家研究中，就曾经讲到过一个婆媳冲突的案例，在代际冲突中，老人使用了语言威胁的暴力行动方式。冲突起因于婆媳之间因为孩子喂奶的事情，当时媳妇骂了婆婆。受到委屈的婆婆要求儿子打媳妇，如果儿子不打的话，婆婆就要以“一头撞死”作为威胁，结果儿子打了媳妇，但继而引发了更大的冲突。那么，撇开最后事件的处理结果，单就看老人在冲突中的反应，我们不难看出，老人的行动方式还是颇为激烈的。

实际上，关于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既有行动研究，大多不是以代际冲突中的老人行动研究为主题，而是散布在一些相关研究之中。以老人在代际冲突中的行动为主题的研究颇为鲜见。此种状况为本书提供了深入分析的空间，但同时也引发了研究的困难，即无法获得更多文献资料的支撑。

五 文献简要评述及对本书的启示

在上述文献梳理中，笔者实际上已经对既有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为了便于对之进行整体性评价，现将以上的文献梳理整合一起进行全面性概述，以指出既有文献的不足之处，提炼出对本书的有益启示。

以往文献对代际冲突的一些根本性特征进行了剖析。诸如婆媳之间对儿子的争夺、婆媳之间的角色冲突、婆婆与媳妇的社会化过程的不同、婆媳之间的非血缘关系等，这些都容易导致代际冲突的发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代际的冲突程度是否会发生变化呢？既有文献并未做出解释。

关于家庭代际冲突的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了冲突事件的静态特征，而却较少关注冲突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有关家庭代际冲突的静态性研究较多，而动态性研究较少。另外，在婆媳冲突研究中，学者们较多地指出了婆媳双方的冲突过程，但却较少关注冲突事件中其他家庭成员的卷入过程。因此，既有关于家庭代际冲突的文献，对于家庭代际冲突的分析仍留有在研究和分析的空间。

现有关于代际冲突中老人行动的研究多表现在老人自杀的研究文献中，其他研究散落在一些代际冲突研究之中，但其研究似乎并未明确指出，老人的行动是彰显其自身价值诉求的一种行动。因此，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是较多地关注了老人的生存状况，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的行动特征、行动策略以及价值诉求。在相关农村老人的研究中，我们难以听到、看到老人行动的主动性；而更多看到的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中老人逐渐被弱势化的过程和结果。

对经济资源的争夺能够引起代际冲突。空巢家庭增多，家庭代际关系逐渐表现为外化现象；老人在代际关系日渐理性化，代际的交换过程呈现双向作用；家庭功能日益弱化；子辈独立性增强，代际的关系呈现民主化趋势；代际关系向下倾斜严重；市场经济、居住方式、家庭模式以及传统文化等对家庭代际关系形成很大的影响。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迁以后，子辈越来越脱离父辈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子辈日渐工作、生活在城市之中，子辈的经济收入、文化观念等与父辈产生很大差距。他们将更为关注自我小家庭的生活。传统孝道的价值体系亦发生了变化。代际经济交换、文化交换都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代际产生了较多的矛盾。上述这些观点都可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