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国语言学史之《集刊》研究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本章中以下简称《集刊》) 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常简称“史语所”) 编辑出版，其中的语言学论文在语言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时代性和代表性。

200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在台湾正式成立。自此之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继承了传统名称、保留了“语言”二字，但实质上它已经只是“历史研究所”了，从此不再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由此同时，虽然《集刊》也保留了原有名称，但已经不再发表较为专业的语言学论文了。现在，《集刊》与“语言学研究所”不再关联，“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语言暨语言学》为语言学专业期刊。

一 民国时期的《集刊》简述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成立。其后，所址屡有迁徙，先后设在广州(初设)、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昆明、李庄、南京、杨梅、南港(现址)。1949年前后，“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改为隶属中国科学院，一部分组织和人员迁往台湾。成立之初，史语所主要从事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

民国时期，国内局势不稳、史语所不断迁址，《集刊》的出版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出版周期、出版地点都无法固定。1928年《集刊》出版第1本第1分，1949年出版第21本第1分，1948年出版的几本情况较为复杂。例如，第14本一直拖到1948年才提交出版，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1949年12月重印时说：“本集刊原系前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编辑，因在本院成立以前即已交印，故仅改革其隶属关系，暂仍旧贯。”再如，第20本下册台湾原版版权页为1948年初版、1964年再版，大陆通行的版本却是1949年12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文章内容无异，只是刊名、版权页不太一致。第22本于1950年在台湾出版。本章只研究前21本《集刊》，也就是民国时期的《集刊》，包括各“本”各“分”，但不包含各种“专刊”。

《集刊》在民国时期共发表论文约413篇。其中，有3篇性质比较特殊：(1) 蔡元培《发刊辞》。(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3) 1928年1本1分113—117页《所务记载》。这3篇“文章”不好说与学术无关，只是它们与通常意义上的“论文”有区别，这也是说《集刊》发表“论文”共计“约”413篇的原因。在这413篇论文中，属于语言文字学类的论文约154篇，之所以说“约”154篇，是因为有些论文的归属不太容易确定。比如说，考证类的论文就较难归类，字词考证类论文可以归属语言文字学，典章制度考证类论文就不属于单纯的语言文字学。下面，我们主要统计、分析《集刊》中的语言文字学类论文。

二 《集刊》语言学论文统计分析

笔者对民国时期的《集刊》论文逐一阅读，特别详细地阅读了其中的语言学论文，从中统计出语言学类论文共有154篇。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语言学论文细分为语音学、方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小学科分别统计(见表5－1)。

关于这个统计，我们有五点说明：(1) 分类中的阿拉伯数字代表论文篇数。(2) 比例是指该小类占语言学论文总篇数的百分比 (%)。(3) 英文稿的篇数包括在各小类的篇数之内。(4)“少数民族语言学”简称“民语学”。(5)“考释类”论文是指与语言文字学相近的论文一个相对模糊的分类。

我们还可以对上述“小类”进行一定的“归并”，这种“归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分类，主要考虑了学理相近原则和学科惯例。(1) 语音学、方言学、音韵学可以归并为“语音方面”，它们与少数民族语言学的语音研究又非常相近，可以大体“归并”在一起：语音方面的论文共71篇，占总数的46.1%。(2) 考证类论文大多与文字学相关，还可以包括某些词汇、文献研究，也可以“归并”在一起：文字学、考证类的论文共78篇，占总数的50.65%。(3) 语法学在中国通常与语音学、文字学距离较远，单独分类：语法学论文只有2篇，占总数的1.3%。这种“归并”比学术界的某些传统分类更合理、科学。比如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分为音韵卷、语法卷、方言卷、文字卷4卷，音韵和方言之间可分可合。

语言学论文在整个《集刊》中的比例，从时间阶段分布来看确实很不平衡，刘文锦 (1900—1932)、刘复 (1891—1934)、白涤洲 (1900—1934) 三位学者去世之前比例较高。在此期间，不仅这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较多，赵元任、罗常培等语言学家发表的论文也多。三位学者去世之后，赵元任、罗常培等人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大为减少，语言学类论文的总数大减，所占《集刊》论文的比例有所下降。

三 关于学科分类及《集刊》编辑的相关说明

(一) 关于学科分类的相关说明

对相关论文进行归类往往需要通读全文，而不是仅仅看到文章标题就下结论。例如，俞大纲《纪唐音统签》不是音韵学论文，《唐音统签》是一部全唐诗总集，该论文属于文学史的范畴，不是语言学论文。

我们在分类时还用了“考证类论文”这样的称呼，这实在是一种出于模糊分类的考虑，因为“考证”一词意义本来就很宽泛。例如，陈寅恪《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献考证，归入语言文字类也无不可。郑天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从对音的角度考证地理名称，但所涉语言学知识并不多。刘复《莽权价值之重新考订》考证厘米、毫升、克，但与语言文字学基本上没有关系。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糴”之法》属于典章制度考释类论文。从文字考证，到词语考释，到典章制度考证，到思想文化考证，似乎都与考证有关系，但是它们从微观到宏观、由实到虚过渡的程度并不相同。文字考证、词语考释可以归属语言学，而制度、思想、文化考证就不宜归入语言学的范畴了。

(二) 关于《集刊》编辑情况的相关说明

关于“编辑说明”一类的文章，大多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有些“编辑说明”与语言学存在一定的关联，有些则反映了《集刊》的编辑情况。

(1) 1930年1本2分《告白》和《本刊附白》。《告白》说“本集刊各文之次叙，均以交到编辑部之先后为定”。《本刊附白》说“本刊原为本所同人发刊其论著之用，但国内外同业此学者愿以其著作投登时，本所当敬谨斟酌之”。

(2) 1936年7本2分255—273页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文末的“编辑者记”。傅斯年说“此黎君数年前之旧稿。写成后交余，而黎君返四川。余初意待黎君重来北平后补订之，遂置之箧中，久失所在。去年检出，询之黎君，则谓无新见之史料可补。故今将黎君原稿付刊，并志其经过如此”。由此推测，这一册《集刊》可能稿源不足。

(3) 1948年13本《本刊告白》说“本所在抗战期间，原在四川刊有《六同别录》及《史料与史学》两种 ‘集刊外编’。惟因在内地印行，刊校未精，流通亦鲜。今重为编印，将《六同别录》作为集刊第十三本及第十四本；《史料与史学》作为集刊第十五本。特此告白”。

《六同别录》的《编者告白》中就说明了一些选稿付印的原则，包括抗战期间印刷条件差，石印时图版、照相影印不甚方便。不过，石印可以印刷国际音标。这些情况对语言学论文的选题及其所占比例都会产生影响。

四 部分语言学论文释要

笔者对《集刊》语言学论文逐一精读，并对某些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摘要、释要。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举例性地选取部分“释要”摘录如下，以期能够窥豹一斑。

(1) 蔡元培《集刊发刊词》认为，“语言学的材料”与历史学关系密切，所以，把这两个学科合设在同一个研究所里也算便利。

(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火药味十足，持论亦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例如，“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进行一定的“自然科学”式的研究，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3) 1928年1本1分《所务记载》涉及“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 (傅斯年提议)”，包括“四端”：汉语方言、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我们还不到抽象的谈一般语言学的地位，但凡不属于上列的三端，而为一些语言的研究所凭借的语言学中工作，我们也免不了兴作几件，尤其重要的是建设一个实验语音的工作室，以便训练出些能认识并且能记录方言的人，这个要即时办的。此外如外国语的教育，国语的若干致用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所对于中国教育负的责任，也属在这一类里”。

(4) 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 〈蒙古源流〉研究之二》根据文献对音，考证Turmegei、Derssekai、Deresgai、图默格依、朵儿篾该同为灵州，Irgai、Irghai同为宁夏，Temegetu为榆林。该文之“功用”在于“或亦读是书 (笔者注：指《蒙古源流》一书) 者之一助与？”。这样说来，除去了中间的论证过程、只看论文结论的话，该文类似于对词典中的释义进行考订。该文之值得称道在于论证过程，但其对音处理并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只要稍具外文单词拼读知识的人皆能读懂。

(5) 刘复《声调之推断及“声调推断尺”之制造与用法》谈到语音实验主要分作两步，“第一步是用一座 ‘浪线计’(Kymograph)，配以音鼓及电流音叉等，将所要研究的单字或语句，很忠实的画在烟熏纸上，这叫做 ‘记音’。第二步是根据烟熏纸上所画的浪线，推断所研究的单字或语句中的音高的起落”。“这两步工作，我在《四声实验录》中已大致说过。本文的目的，在于将第二步的推断方术加以更充分的说明，并将我自己所造的 ‘声调推断尺’介绍于世，故于第一步的 ‘记音’工作略而不论”。从行文风格、叙述方式等方面来看，很容易让人推测该文是作者根据自己在国外时的“听课笔记”整理而得，并非纯粹是作者的个人创作。

(6)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通过古文字证据、相关史料，论证了象在古代中国由北向南迁徙以至于最终在中国绝迹的过程。这类论文既可以看作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也可以看作是历史学论文，这也是那个时期许多论文的普遍特征。当然，许多学科在那个时期尚未明确地分化出来，或者虽有分化但各个学科之间尚未泾渭分明。

(7) 徐中舒《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跋》对《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石本进行考证，介绍了一些文献对《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著录情况，涉及文字学，但也可以认为该文是一篇版本考证类的文章。

(8) 王静如《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说，“我们知道凡研究一种语言必先知其音读，然后才能渐进以他语比较而求其语根，虽然西夏文是一种死文字，死语言，材料是那样的缺乏，可是我们仍然不能离开第一步跳级而进去求那不可靠的结论。所以我得想出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再从其同异之中求些通例，渐渐扩张到汉译音的大部分，那么西夏文至少有五分之一可以读了。再据以求语根，或不致大误……如果我们着眼到西夏汉音的方言性或他的时间性，再拿藏音比较一下，就好像有一线的曙光似的”。具体研究程序为：拿西北方音和藏译音进行对比，其中相合者再拿其与日本译自唐末 (第七世纪) 北方音的“汉音”来对比，从而推测某些西夏文读音的音值。

(9) 高本汉 (著)、王静如 (译)《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附国音古音比较》说，“在我的《中国音韵学》里面，关于古音全部的考定，已有详细的证明，此地不必重复叙述了，现在我愿意给他一个简单的说明和他演变成他的一支方音——北京官话的几点暗示”。高本汉在《中国分析字典》(汉语版) 里有篇很长的引论，引论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赵元任翻译的《论谐声》，第二部分就是王静如翻译的这篇文章。该文主要包括《广韵》声纽表、韵目表及其说明，后面还附有一篇《国音古音的比较》(这个附录是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演讲稿，这个“比较”主要指《广韵》音到今音的演变规律。这个附录是赵元任在高本汉“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不是王静如的译作)。

(10) 董作宾《甲骨年表：关于甲骨文字三十年来发现研究的总记》对1899—1930年期间的甲骨文字的发现、研究情况以编年的形式进行综述，其论述材料多是从《五十日梦痕录》、《殷墟卜辞自序》、《铁云藏龟自序》、《铁云藏龟序》、《殷墟书契前编自序》、《日本甲骨之收藏与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等论述中摘出来的。

(11) 高本汉 (著)、王静如 (译) 《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并非原文直译，内容并有意译、删节，还有王静如对其所做的评价。高本汉的这篇文章由他著的《〈左传〉真伪考》引发而来。佛儿克 (A. Forke)和马伯乐 (H. Maspere) 曾对《〈左传〉真伪考》一文的方法和观点有过批评，这篇文章算是高本汉对他们批评意见的一种反驳和辩解。佛儿克认为中国自古就是文言分离，文言按照文体可以分为“诗文体 (《诗经》)”、“散文体 (《书经》、《易经》)”、“哲文体 (《论语》、《孟子》)”、“史文体 (《左传》)”等，认为文言里不能有方言的存在，高本汉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马伯乐分出了另外一套名称的六种文体，认为文言里没有方言的不同，只有文体的不同，高本汉认为这种意见也不正确。高本汉认为，古代语言里不仅有文法的不同，词汇的不同，也有读音的不同。高本汉坚持自己在《〈左传〉真伪考》中的观点，《左传》文法的某些特点可以用方言来解释，文法特点仍然是考古书真伪的标准之一。

(12) 王静如《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名词语源试探》把中国、暹逻 (泰国)、西藏、缅甸等周边使用的语言称为中台语系、藏缅语系。通过对比汉语、台语、猓莫语、西藏语、蛮语、缅语等语言中的“你”、“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音，列出它们的国际音标，寻找其中的对应规律，探测其中某些音的来源与演变。该文从每个字所归纳出来的具体的结论都较为零散，文章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一言以蔽之”的系统结论。

(13) 赵荫棠《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说“这篇文章讲的有对的地方，是诸位先生与环境之所赐，绝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功；若有错误的地方，是我运用材料的不当，还望读者加以指摘与批评。我知道一件学问的真象，决不是一个人的研究便能成功。它与抒情的文章单靠个人的沉思与默想，是大不相同的”。经过艰苦的考证，该文认为“所谓《三教经书文字根本》与《大藏字母切韵要法》者，实产于康熙三十八年与四十一年之间”。该文最后结论为：“字典所载《字母切韵要法》，从实质讲，它是近代的。从形式讲它是《五方元音》以后的产物。它的前身是《大藏字母切韵要法》，与之孪生的有《三教经书文字根本》。这两书俱是佛门的产品与《禅门日诵》是有关系的。佛门的产品能以直达内廷，因为清初二帝之崇佛。原书与作者淹没之故，因为它不为世人所周知，又无人敢泄露其秘密”。

(14) 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从多个方面证明了知彻澄娘的音值问题，从梵文字母的译音证明，从佛典译名的华梵对音证明，从藏译梵音证明，从现代方音证明，从韵图的排列证明，中外各家的主要观点是知彻澄娘读作舌尖后音或者舌面前音，罗常培认为他更倾向于读舌尖后音，从音理上说可以用〈t〉 t的演变公式。

(15) 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主要包括：契丹文字制造之记载、辽庆陵哀册之发见及其考订、文字考释及推测、论契丹大小字女真大小字及西夏字之构造、大金皇帝都统经略使郎君行纪碑文为契丹大字说、辽金史籍所载通契丹大小字者、已识大小字表。该文部分内容可以与王静如的《西夏研究·引论》互参。关于契丹大小字，王静如说“当辽太祖建国之五年，因慕中国文化乃制有文字，号称 ‘大字’，此后皇子迭剌更制 ‘小字’，自此始弃刻木之约”。字表等内容对契丹文字与汉字篆、楷对照。有些字尚难考定，“不能知其字意而自样式观之，则其受汉文之同化当甚深也”。

(16) 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认为士、王、皇三字均像人端拱而坐之形。关于这一点，该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汉画像中像士字之人及像皇字之冠、铜器之花纹及铭文、旧石器时代洞壁绘画、原始民族所做之偶像，该文还推论到了人类文明是一源还是多源的问题。

(17) 赵元任《方言性变态语音三例》主要举例分析了成系统的音位变体，对临时的音位变体没有做过多的说明。调查材料主要包括：发育未全的北平话、发育不全的常州话，分析了未成年人的发音在“环境语”的影响下有着不同的表现。

(18) 丁声树《诗经“式”字说》文末附有《适之先生来书》。该文在学术界影响颇大，是丁声树先生为数不多的古代汉语语法论文中的佳作。

(19) 胡厚宣《卜辞同文例》主要包括：一辞同文例、二辞同文例、三辞同文例、四辞同文例、五辞同文例、六辞同文例、八辞同文例、多辞同文例、辞同序同例、同文异史例、同文反正例。该文类似于“异文对比”，对甲骨文不同片段进行对比，“文字相同”的部分称为“辞同”。“序”是指文字线性组合的顺序，“史”指“掌贞卜之史官”。文末附甲骨片段数副。

(20) 张政烺《说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在最后说，“史篇故可以为寿，而说解者亦可读寿为丑，于字例之条皆所不背，故可作一结论曰：《史篇》原文谓召公寿，说解者误以为召公名丑也”。该文亦可以看作文字考释类论文。

以上举例，窥豹一斑。对语言学论文做出一定的摘要、释要，是梳理语言学原始文献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程序，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完基础性工作之后，我们就需要做出更高层次的史论研究。

五 《集刊》语言学研究总结

以上主要介绍了《集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民国时期的《集刊》简述，二、《集刊》语言学论文统计分析，三、关于学科分类和《集刊》编辑情况的相关说明，四、部分语言学论文释要。这四部分内容的内在联系表现为：“民国时期的《集刊》简述”概括介绍了《集刊》的大体情形，其中，涉及编辑安排等情形在“关于《集刊》编辑情况的相关说明”中加以介绍。具体到语言学学科方面，先是有个“《集刊》语言学论文统计分析”宏观概括，然后是“关于学科分类的相关说明”给出一定的补充说明，“部分语言学论文释要”从微观方面对一些论文做出一定的举例阐释。

民国时期的《集刊》上的语言学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20、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这些语言学论文主要有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也体现出了语言学发展中的三大矛盾。

第一，从论文的统计比例看，“语音研究”方面所占比例较大，这在此前的学术界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前的语言学研究称为“小学”，主要是为“解经”服务，甘做经学的附庸，沿袭传统，注重实用。然而，语音方面的研究大多数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当然，推广“共同语”是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实用功能之一)，很难说具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主要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已。自清末开始，中国人非常注重实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通过实用的学问来改变积弱积贫的状况。语音研究很难说能够产生直接的实用价值，这与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潮流似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注重语音研究还体现出了语言学向“自然科学”转向的努力，同时也是语言学“去人文化倾向”的一种表现。自此以后，语言学与传统小学渐行渐远。此后的语言学研究中虽然还依然存在着部分“考释类”论文，但它们不再具有明显的“解经”倾向，不再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现代语言学上的语音研究能够为经学提供的服务确实非常有限。

第二，《集刊》上专门的语法学论文数量极少。语法学是赵元任的一个研究领域之一，赵元任是史语所的核心研究人员之一，但是，赵元任并没有在《集刊》上发表过语法学方面的论文。这说明语法学在当时的官方学术层面遭受冷遇，或者可以理解为史语所的部分研究人员并不热衷于语法学研究。陈寅恪是《集刊》的重要编辑者之一，陈寅恪本人并不热衷于语法研究。陈寅恪曾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题，其中就有关于“对对子”的题目，并且他排斥有关测试语法知识的考试题，这种倾向可能是《集刊》上的语法学论文较少的一个原因。语法学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语言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语法研究作为“民间学术”如火如荼，堪称近代学术的一大亮点，与《集刊》的情况恰好相反、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点儿都不冷清。比如说，陈望道等人组织的“文法革新讨论”影响就非常大，在当时非常热烈；当时，吕叔湘、王力等人的语法研究也是热火朝天、形势喜人。

第三，中国语言学自古有着深厚的“文献”渊源，语言学、文献学的界线一直都存在着诸多的模糊之处，而西方语言学一般都不存在如此的“麻烦事”。这从《集刊》里的“考证类”论文中就能够看出来，“考证类”论文的归属也是一件“麻烦事”。中国语言学的这些“麻烦事”其实从“国立中央研究院”开始时没有单列语言学研究所就能够体现出来，那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兼顾”语言学罢了。在台湾，2004年“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独立出来、正式成立，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精力从此便从“文献”中移开了，这也许是对当时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现在主要从事语音、语法、语义等研究，不再专门研究古文字等内容。在中国大陆，时至今日，古文字学有时偏向于历史文献学，有时寄寓于语言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说台湾的那种“分化”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也不能说大陆的这种“结合”显得更加高明。现在，中国语言学依然包含有“文”，不仅仅是“语”。对此，我们可以认为文献问题是中国语言学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不是简单地剔除它就能够解决的；我们也可以认为文献问题不是中国语言学的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中国语言学原本就可以包含有文献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