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奇卡诺族裔文学研究

20世纪末，空前繁荣的奇卡诺/奇卡娜文学吸引了美国国内外主流社会出版者和研究者的目光。目前，奇卡诺族裔作家们的创作涉及民族身份问题、移民问题、政治与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种族化问题、阶级问题、性别问题、性行为问题、语言问题和宗教问题，更广泛的问题还包括爱、生与死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从主题到体裁，从文本到创作理论，以不同的文学研究理论，从不同的维度，国内外研究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奇卡诺文学的研究。

一 国外研究

从60年代的奇卡诺运动发展起来的奇卡诺族裔文学从70年代起就引起了奇卡诺文化教育组织和美国主流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注意，研究者们在1974年举行的“第一届全美奇卡诺文学与批评分析论坛”上关于奇卡诺族裔文学的历史、民谣、小说、诗歌等的分门别类的探讨揭开了美国国内奇卡诺族裔文学研究的序幕。在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了包含奇卡诺文学的选集，如2003年的《美国拉美裔文学》（Latino Literature in America）和《文学中的拉美裔声音：生平与作品（增订版）》（Latino and Latina Voices in Literature: Lives and Works, Updated and Expanded）, 2006年的《拉美裔繁荣：美国拉美裔文学选》（Latino Boom:An Anthology of U. S. Latino Literature）, 2010年的《诺顿拉美裔文学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atino Literature）和2012年的《劳特里奇拉美裔文学简史》（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Latino/a Literature）、《劳特里奇拉美裔文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tino/a Literature）。这些文学文本集在主流出版社的出版证明以奇卡诺文学为主体的美国拉丁裔文学成为了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7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者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在不断地扩大、深入并系统化。

1．奇卡诺文学中的抵抗伦理

关于种族、族裔性、性别差异、阶级、性行为等的不同文化构成了奇卡诺文学丰富的故事世界和作家们个人的文本伦理。奇卡诺族裔作家的小说、短篇故事、诗歌与戏剧传播特殊的意义、观点和伦理，需要读者做多方面的思考。在奇卡诺文学中，一种趋势是进一步将文本的独特意义与伦理升华至一般概念。马歇尔·冈萨雷斯（Marcial Gonzalez）、小乔斯·阿兰达（Jose Aranda Jr.）和胡安·布鲁斯－诺沃（Juan Bruce－Novoa）等三人已经证明“抵抗”准则曾经在奇卡诺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准则使人们认为文化互动是基于统治与从属两极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总是以冲突、争论与距离为背景。

“抵抗”领域在奇卡诺文学与文化研究里的主要观点之一是“边疆”。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瓦（Gloria Anzaldúa）的边疆概念是把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境描绘成“公开的伤”，在这里第三世界的人与白人摩擦并流血注1。“伤口”结痂后，它创立了一片“模糊”与“不断转型”的边疆土地。边疆是一个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摩擦的、人种混合的、勉强能让人感觉到而又充满暴力与冲突的空间。反对边疆霸权主义是传统的边疆伦理思想。奇卡诺文学中的许多作品与边疆研究都强调这种观点。约瑟·大卫·萨尔迪瓦尔（José David Saldivar）的《边界问题》（Border Matters）包含了许多奇卡诺人的作品，它“脱离了文学去研究民间故事、音乐和影视表演艺术中所表达的问题和代表性问题。这些作品挑战美国民族主义的霸权思想与大众文化”。玛丽·派特·布雷迪（Mary Pat Brady）在她的《已灭绝的陆地，时空地理学》（Extinct Lands, Temporal Geographies） 中也指出了奇卡诺文学对美国文化霸权与资本主义霸权的反抗。通过提出“不完全是地理学，而是完全不同的空间性概念”，布雷迪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成”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试图使用空间意义并使空间运用合法化。“空间运用”这个概念被用来归化暴力的种族思想、性别歧视思想、性行为思想和阶级差别思想等。同样，雷蒙·萨尔迪瓦尔（Ramón Saldivar）认为奇卡诺文学是美国主流文化一直试图控制、消化与溶解的，最具独立性的反抗与斗争的文化与文学形式。这些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奇卡诺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从奇卡诺文学挑战与抵抗美国主流文化与社会方面来说，这些研究者的观点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概念框架。安扎尔多瓦的专题文章指出，边疆形象不只是局限在文本和隐喻意义上，它也来自居住与劳作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那个真实的世界里的真实的人的努力。抵抗的目的就是把文学文本与现实行动等同起来，也就是说，不把文学文本看作是抵抗的代表，而文本本身就是抵抗与抵抗者。帕特里克·汉密尔顿（Patrick Hamilton）认为，根据认知方法，我们要把文学文本、现实世界与实际行为区分开来。我们应该把奇卡诺文学看成出发点来理解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和关系。也就是说，作家的文本知识寻求的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美国全国空间里的种族、民族、性别、阶级、性行为等差异的看法。读者用这些思想来与他们经历的世界进行互动与接触。除了抵抗，奇卡诺文学还提供了其他的框架原则：认知图式美学以及针对美国主流文化和社会的其他关系。这些文本的存在反映了那个从经验出发的民族与真实世界存在差异，并且影响读者对他们的存在的想象。

注1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2nded. , San Francisco: Aunt Lute,1999, p.25.

然而，抵抗思想的强化不利于奇卡诺文学研究。安扎尔多瓦在她的著作《边疆》中提出，站在河流对岸叫喊问题，挑战父权制与白人准则是不够的，这样只能形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生死决斗……两者都显现暴力特征。抵抗者反驳主流文化的观点和信仰，这是令人骄傲的反抗，但这些行为都局限在到底要反对什么，而且这些行为也依赖于她们所反对的东西。因为反抗的原因来自权威问题，这是从文化统治走向自由的一步，反抗不是一种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走向新的意识时，我们会离开对岸，离开两个生死搏斗者之间的已愈合的伤痕以至于突然发现两者都上岸了……或许我们会决定摆脱主流文化，把它当作失败了的事业一笔勾销，跨过边境线进入一片全新的疆土。或者我们可以走另外的路。一旦我们决定行动，而不是反对，其他可能的结果就有无数个。在跨越“对立河岸”这个比喻中，安扎尔多瓦明确指出了实际行动与变化的必要性，特别是对叫喊与挑战这种明显带有抵抗性质的行为的改变。尽管抵抗是通向解放与理解的一步，但它不是终极目标，从跨越中可能导致多种结果，抵抗或者摆脱是可能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阿尔弗雷德·阿特亚加（Alfred Arteaga）也赞同安扎尔多瓦的观点。在他的《奇卡诺诗学》（Chicano Poetics）中，他寻求把读者引导出他称为文学界内外“无意义的独白式冲突”。这两位作家都表述了这种观点：由于简单地站在对立面且骄傲地公然对抗，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族裔意识都下降了。他们两个都提出了新的“疆土”理论、“其他的路径”以及除了抵抗以外的文化互动概念。所以有必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来分析当代奇卡诺文学。

2．美国多元文化与奇卡诺文学叙事中抵抗伦理之关系辩证

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今美国是社会冲突的最大原因，也是文化发展的最大动因。多元种族的人越来越多，不断进化的非白人身份和族裔身份在美国已经挑战了“人种”一词本身的意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认为“人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它用来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如果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继续下去，到下一个百年之后，“混种人口将是社会的一种常态，美国人将会对种族歧视这样的概念感到困惑不解。因为极大的矛盾与含糊不清的种族概念，种族已成为美国四分五裂生活的一个特征”。

基于恐外逻辑与种族主义思想，美国各大媒体与政客近年来仍然对同性婚姻的邪恶与边境政策/移民政策进行攻击。他们臆想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自我（可能是异性恋自我与白种人移民自我）与同性恋“另类”或外国来的“另类”之间存在对立。这种逻辑主要集中在他们心理和实际的距离，是各党派极力制造的实际与心理的冲突和对立形成了这种距离。这种逻辑和叙事与抵抗伦理相匹配。

这种反动的观点来自一种美国大众的观念：同性恋和移民都完全不是理想中的美国民族“自我”形象。萨尔迪瓦尔和布雷迪认为奇卡诺文学中有同样的观点：奇卡诺文学与美国的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完全不一致。这两种观点表明了抵抗模式在当代文化研究争论中的弱点。和美国主流文化一样，抵抗总是站在反驳与公然对抗的立场上，像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那样，做出同样的假设。争辩的双方以各自为中心，告诉读者“美国人的”或“奇卡诺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或公民或非法移民”，事实上这些都是另类相互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人们就只能认为这是抵抗了。

关于奇卡诺文学的这些疑惑尽管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理论化，甚至于文本化，但他们所描述的问题与后果确实存在，并非虚构。事实上如果不是明显的抵抗伦理，那么由标准的二分法逻辑统领的其他领域已经受到人们的攻击。琳达·迈克多维尔（Linda McDowell）在描述地理领域时这样解释：“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二分法对如何构建地理学上的学术进行分类”，她还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地理学”的任务是“推翻与重建”这种原则结构，也就是我们将这些方法理论化，并在人与地方之间建立连接。在为她自己和其他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制定的任务中，迈克多维尔指出继续进行如男人与女人、公众的与私人的这样的二分法结构将成为地理领域中一个不断需要对付的难题。

在后殖民文学理论批评中，艾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amad）也反对“抵抗”，他认为这是政治行动的障碍。艾哈迈德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后60年代的理论，认为后60年代理论“制度化地规划了民权运动寻求的政治异见形式并用文本文化替代了激进文化”。对于艾哈迈德来说，后结构主义的兴起把“以阅读作为合适的政治形式中心延伸到了损害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帕特里克·汉密尔顿认为，在“第三世界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分类的观点中，艾哈迈德与其他抵抗批评理论一致。根据艾哈迈德的观点，关于“第三世界”的分类就是朝土著人方向颠覆传统与现代化两极观，以至于人们认为传统比现代化对第三世界更好，这是以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来保护最愚昧的地位。这种“颠覆”不是挑起两极化逻辑，就是以不同方向为由利用这种逻辑。在抵抗中，这种“第三世界”方法是限制文本选择与文本研究的方法。在文本选择方面，如艾哈迈德解释的一样，用英文书写的后殖民文学为大学提供了档案资料来构建“第三世界文学”的文本形式，但忽略了“许多以土著人语言写就的著作档案”。艾哈迈德还认为，许多理论家在这方面的资料看得很少。文化理论家们青睐的技巧是通过殖民主义的结论来看待“第三世界”文学文体，所以他们忽略了通过阶级、性别或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必要性得出的结论。艾哈迈德对后殖民理论的批评与美国多元民族文学和奇卡诺文学中的抵抗作用相匹配。

文化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抵抗伦理。它是把美国文化中的族裔性、种族性、性别与性行为取向等的主要作用作为研究焦点的一种方法。以上的批评促使劳伦斯·格罗斯堡（Lawrence Grossberg）号召大家改革这种理论。“文化研究需要走出压迫模式，走出压迫与被压迫的‘殖民模式’和压迫与反抗的错误思想，对于现代权力关系来说，这两种压迫模式都不恰当，也无益于创建同盟。”他也认为文化研究被两极化逻辑分裂开来。

当这些批评家号召只改变这种研究方式的时候，有些人对文化研究中有传统抵抗伦理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例如，多纳尔德·莫尔顿（Donald Morton）阐释了文化研究如何被利用来把文学降低到一种关系到我们对文化理解的文化实践之一。“与科学、体育、音乐或其他大众文化元素放在一起时，文学不再有特权”。莫尔顿的这个批评揭示了文学本身的问题的升级，也暗示了更可怕的后果。抵抗准则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它在文化中的地位被平均化，抵抗准则失去了它的独特之处。这些准则全都与美国主流文化相冲突。这样，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践，奇卡诺文学本身的作用就与抵抗原则少有关联，而与它在文化中如何起作用有更大的关系。其结果是，在文化研究里，“抵抗无处不在”；根据格兰特·法热德（Grant Farred）的观点，文化研究学者已经把抵抗的定义扩大到了它的极限，“在工人阶级和边缘化了的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抵抗。这种做法如此过分以至于有被压迫的群众反抗的地方就有抵抗领域”。这样，文学中的抵抗就成了一种空洞的游戏。

对于解决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有些研究者采取了极端的方法。以超验主义与人文价值为由，理查德· 若尔提（Richard Rorty）和弗兰克·法热尔（Frank Farell）等人把文化研究的重点当成了放弃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理由。若尔提悲叹由文化研究主宰的当前文学研究的状况是令人压抑的、反浪漫的、不受浪漫主义的热情的影响，无“社会希望”，无更好的未来视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文学研究重新聚焦到巨著中“鼓舞人心的价值”上来。所有的文学巨著都谆谆教诲永恒的“人文的”价值观。它们告诉我们人类经历的同样永恒的特殊的事物。作为批评家，我们应该探讨那些具有“鼓舞人心的”价值的伟大文学作品，因为使具体的文学文本“伟大”的东西是他们反映了这些人文的价值。但更极端的是若尔提把永恒的不变的人类价值当作文学与文化研究基础的方法，同样，法热尔提倡文化研究转移到文学如何去考虑来自世俗、令人满意的人类生活的经历和对生存非常重要的经历。“文化研究模式认为一切有代表性的东西与拥有老练的社会权力的政府有牵连……所以任何阅读行为都不能中立或局限于文学，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对这些权利行使过程的干涉，一种对这些文化代表性的确认或颠覆的行动”。

文化研究批评中的一些错误思想令人困惑。抵抗的优势已经被很多人注意到。小阿兰德（Arand Jr.）明确提出了抵抗伦理的一个标准，即对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者、异性主义者和其他的霸权基础提出挑战。通过对爱丽斯· 沃克（Alice Walker）、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奥德列·洛尔德（Audre Lorde）等的认可，小阿兰德指出了人们研究当代作家时对抵抗的动摇。他还发现，在这种抵抗思想传播的过程中，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 Hurston）、兹特卡拉－沙（Zitkala－Sǎ）和阿美利哥·帕雷迪兹（Americo Paredez）也得到了认可。和小阿兰德一样，W．劳伦斯·霍格（W. Lawrence Hogue）也引用了很多作家如莫里森、雷斯丽·玛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N．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amoday）和珀尔·马歇尔（Paule Marshall）等的作品，认为他们在如何定义“种族传统”方面是有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他还坚持认为这种种族传统和对种族传统的强调已经引起了一些白人组织对教育和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异类成分的抵制，他们甚至要求恢复到原来的以白人、男性和中上层阶级为主宰的霸权社会。霍格准确地预言对文化研究批评的讨论将让人们看到该看到的东西。正如阿克西尔·古普塔（Akhil Gupta）和詹姆斯·菲格森（James Ferguson）阐释的一样，抵抗可能“导致对已存身份的重新确定或加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促成了对过去状态的保持”。这样，根据霍格的观点，抵抗的优势导致了对它过去一直反对的那些霸权价值观和霸权态度的重新肯定。这种抵抗优势的后果已经超出了抵抗伦理下的学术方法所能承载的极限。“抵抗准则”和与之相伴的逻辑思想形成了对当代美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即把不同于美国白人文化的民族的经历隔离开来，并加大了它们之间的距离。这促使读者认为这些族裔的经历、文化和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相冲突，从来都不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一个分支，奇卡诺文学以“抵抗准则”为首不足为奇，因为抵抗模式的优势来源于60年代的奇卡诺运动。正如马纽尔·刚萨雷斯（Manuel Gonzales）所诠释的一样，“强调文化再生的奇卡诺运动鼓动了活跃的作家的兴起……决定了后来多年的主题选择”。奇卡诺文学批评与奇卡诺运动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是奇卡诺文学，就看此作品的文本是否包含一些具体的反白人的情感表达和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抵抗等重要元素。这些情感产生了奇卡诺“三大著作”的创作：托马斯·里维拉（Tomás Rivera）的《不相信地球》（Y no so lo Trago la tierra）、鲁道尔夫·阿纳亚的《保佑我，乌勒蒂玛》（Bless Me, Ultima） 和罗兰多·伊诺霍萨的《峡谷》（The Valley）。这些文本都假设一个奇卡诺空间作为生存的可选之地，这里的奇卡诺身份与文化是完整的，并有可能从美国社会独立出去。这让马歇尔·冈萨雷斯（Marcial González）宣称“有了边疆理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认为是抵抗行为”。但是，奇卡诺批评理论对边疆的强调，特别是作为一种阈限或种族混合空间，会导致另一种毁灭。如《边界问题》中的“接触区”（contact zone），作者把它描绘成“下等人冲突的特殊空间，双面型边境线，在此地，不同的民族从地理上曾经强迫自己分离而现在又相互商榷，建立新的关系，创立混种文化和多声美学思想”。这样，奇卡诺身份与文化又会完全被淹没在和谐中。这些研究者的态度表明，在奇卡诺文学批评领域，类似的反对文化研究的致命的弱点同样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抵抗模式鼓励人们把构建文学文本美学和社会政治行为或实际行为等同起来，这种致命弱点就是抵抗模式的产物。这种做法不仅有害于读者的文学阅读和阅读本身的意义的实现，而且有害于社会政治行为本身。为了避免这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分清文学与现实的差别，认识到文学是通过读者的思想并基于文本特别的美学来干预现实。正如弗雷德里克·路易斯·阿尔达马（Frederick Luis Aldama）所说的那样，奇卡诺文学中的族裔酷儿理论（ethnic queer theory）下的文学作品内容有别于现实，它们有关种族问题与同性恋问题的创作极具想象性质，人们也必须把他们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来探讨它们。文学文本自身有其特殊形式、文体、文风和故事世界，并且在故事构建的动态过程中文本反复向读者灌输它的观点和价值观，影响读者的信仰、观点与价值观。这些都值得我们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3．奇卡诺女性主义文学伦理研究

相比奇卡诺文学研究中的抵抗伦理的争论，奇卡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显现了一贯性优势与独特之处。抵抗伦理作用的争论焦点存在于奇卡诺文学与美国主流文化矛盾之间，而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以妇女为中心，探讨奇卡诺族裔文化如何培养了奇卡诺女性、奇卡诺女性如何受到族裔传统文化的压迫和白人主流社会的同性的歧视、如何从困境中自强不息并通过个人奋斗达到成功的尽善功利主义伦理思想。

奇卡诺女性文学批评伦理重视的性别（gender）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这也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全部出发点。通过对父权制社会的全面考察，她们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在当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无论在心理气质还是在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文化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批评的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对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区分。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The Second Sex, 1949）中论证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第一次将妇女的生物学属性和她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开，为后来女性主义对性别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开端。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Scott）也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她又分别阐述了社会性别的四个相关因素：第一，作品中再现的文化的象征意义；第二，对象征意义做出解释的规范性概念在宗教、教育、科学、法律、政治信条中的二元对立绝对化为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第三，与之有关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包括家庭与亲属系统、劳动市场、教育与政体等场所；第四，主体身份的构成与认同。这四个方面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社会性别概念清楚地表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绝不是自然而然的。尽管社会性别是维持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可以被改变乃至被消除。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女性主义者强调应该把性别（生物意义的男性、女性）同由社会形成的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加以区别。80年代以后，这一观点已发展成为一个分析范畴和研究领域——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强调女性的“本质”特征，诸如同情心、关爱、女性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承认性别的社会建构根源，研究社会生态学，关注社会的变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对发展的概念提出质疑，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毁灭》（Le Feminisme ou la mort） 一文中指出，从文化角度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局限性，它不仅带有霸权主义特征，而且与女性运动所强调的基本价值观不一致。女性运动的价值是去听取无权者的呼声，尊重差异性；而发展概念不重视个体，不重视社区层面，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她认为月经使女性与自然过程（月亮圆缺）保持有规律的联系，使女性能同他人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保持关怀的态度，做出敏感的决定。从女性的生理特征和对家庭成员的照料职责，女性发展了关怀的伦理（ethic of care），这一伦理原则对于重新界定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非常重要。通过长期以来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女性的性格与自然接近，女性的各种特征和伦理是由其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构建。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注重创立社会生态运动，试图将等级社会重新组建为平等的去中心化的生理和地理社区。它特别关注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以及在地球上持续性的生理与社会再生产中的女性的作用，希望改变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分类，使两性关系更符合生态环境的需求。它主张使人类的生活更接近自然，保留对土地神圣性的信仰，将原始的空间神圣化。奇卡诺女性生态主义作家维拉纽瓦曾在她的诗歌中把女人的子宫与地球做类比分析，认为她们的相似性是都具有生产性，它们一同受到雄性的毁灭。

女性主义批评试图通过性别的视角提高妇女的觉悟，因此它的政治性显而易见。在《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这本书中，米利特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利支配关系，它是人类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米利特从意识形态、阶级关系、教育体系以及文学艺术、生物学、社会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性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意识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清算，最后得出结论：性别与种族，与阶级和阶层一样，具有“政治的”属性。她认为合理的批评应该将文学放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考察。美国批评家伊莱恩·肖沃特（Elaine Showalter, 1941—）把女性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女性”（feminine）阶段（1840—1880年），在这个阶段女性作家模仿主流传统，争取选举权利和政治平等；（2）女权主义（feminist）阶段（1880—1920年），在此阶段，女性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色情与性服务，寻求平等、再生产的自由和工作平等，提倡少数族裔的权益，并进行抗争；（3）女人（female）阶段（1920年至今），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从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寻找厌女癖，而是开始从女性文本和女人自身来发现它，寻求阶级、种族、民族、性倾向平等与自由，也注重女性之间的不平等。他们更注重改变妇女在社会里的固定模式。肖沃尔特还确立了四种男女有别的模式：生物学上的、语言学上的、心理分析上的和文化上的差异，她强调男女体质上有区别，在言语上女人模仿男人，在艺术性地处理问题时男女有别，社会环境中所关注的问题有别，承认阶级、种族、民族和历史有别，女性中的决定因素有别。

以上这些白人女性批评家的有关女性与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给族裔女性文学批评理论指出了发展的方向。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Spivak）认为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权被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遮蔽和歪曲，她们的话语空间不存在，女性的真实需求没法表达，因此第三世界女性应凸显自己本真的生存需要，反对西方白人女性的主观化和不公正。卡斯蒂洛的“奇卡娜主义”（Xicanisma）与安扎尔多瓦的边疆理论是有关第三世界女性创作与奇卡诺女性创作研究的延伸。奇卡娜主义主张奇卡娜女人专门书写与研究奇卡娜女人的专属问题，而安扎尔多瓦的边疆理论提出了“新梅斯蒂萨意识”，即边疆文化具有混种、灵活性、多重性和聚焦奇卡娜人经历的特征，安扎尔杜瓦本人具有多重身份：女人、奇卡娜人、梅斯蒂萨人和同性恋者。作为奇卡诺族裔女性，她们需要跨越许多隐性的边界。为此，她提出了跨越文体界限、跨越男女身份界限、跨越种族界限、跨越同性界限、反对限制个人自由表达与基于人种、性别、民族与性倾向的霸权式建构思想。她的《边土：新梅斯蒂萨》（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1987）也使用了诗歌、故事、散文和论文等混合文体，并用西班牙语、英语与西班牙语混合以及纯英语创作。安扎尔多瓦认为边界不是此地与彼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简单划分，而是我们心理上、社会上、文化上所占据的领地，我们所有的人都栖息于此。她的观点使创作变成了奇卡娜作家表达自由与政治思想的工具。科林·勒耶认为这种跨民族研究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文学研究者们遵循的观念，关于边疆有色人种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有色人种问题的故事在告诉人们非正义的事件依然存在，也让读者看到建立平等社会的新视角。

多数女性主义者的批评把文学文本作为或隐或现的历史投影，她们致力于从文学文本中揭示出性别压迫的历史真相，以期引起妇女的警觉，提高妇女的觉悟，从而颠覆和对抗旧有的文化和性政治秩序，使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从父权制意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奇卡诺女性主义文学伦理批评研究反映奇卡娜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所诠释的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人性的完美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等朴实主义思想。这值得我国文学研究者发扬光大。

4．文本伦理研究

对奇卡诺族裔文学的研究，除了抵抗伦理与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外，文本伦理的研究更受研究者青睐。亚当·牛顿（Adam Newton）指出：伦理学与伦理一直是小说发展的一部分，“已经较为恰当地证实了小说的早期发展，作为叙事，它附属于故事文本，也是它内在的一部分。小说培养了人的鉴赏力……故事讲述者训练了人们阅读的技能，使他们能够正确评价人物和道德情形，并对之作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是说教形式的，它培养人们的伦理感，指导人们如何对陈述的人物与情景做出反应。文本的伦理通过故事世界、事件、人物行为以及他们与那个世界里的人物、情景、空间和地点的互动来定义。现代伦理批评理论过分地把外部伦理强加于文本。在这种情形下，伦理批评评判作品的好坏时，只依据作品所坚持的某些特别的伦理或道德立场。福克斯（Folks）主张运用外部伦理这种补偿性方法来分析作品，并认为文学伦理的基础是人们认识到存在道德行为共享。这种伦理知识是人类社会生存需要掌握的，而且文学的作用就是让这种知识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福克斯设想了一种文学必须反映的普遍“道德行为”。文学的这种道德行为作用成为了一种标准，批评家用它来判断文本是否值得人们进行文学研究。福克斯采用了“什么是人”这个普遍的假设。对于福克斯来说，被选用的具体的文本是伦理艺术非常重要的例证，它们让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发现在人类的视野、思维与情感中什么是健康的东西，并指出什么是不健康的东西。福克斯的伦理批评理论不仅仅决定什么文本值得阅读，也决定了对那些文本的批评。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会用伦理补偿性作用和道德补偿性作用评价文学，因为文本的伦理是通过美学思想形成的，具有特别具体的伦理价值和意义。包含故事世界、人物和事件的文本传播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或意义，而这些价值与意义不能用来作为判断文本的道德价值的标准。汉米尔顿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具有伦理性，但不是道德判断意义上的伦理，而是所有文本在它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有某种伦理意义，它们要求我们去判断、去评价、去思考它们所提出的特别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包括种族间的文化差异、族裔性、性别、社会阶层、性行为，甚至更多的内容。所以，文学伦理批评过程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和动态过程。

5．认知图式研究

认知图式研究方法是美国奇卡诺族裔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较为新颖的方法。该研究方法自1948年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在他的心理学著作中首次提出以来，认知图式一直得到人们的首肯并被广泛运用。他指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城市里完全迷路是很少见的事……但是一旦他们迷失方向，他们就会有焦虑感，甚至恐惧感。这告诉我们这种认知与我们的平衡感和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而读者对文本进行图式认知也就是通过作家描述的人物的活动、互动、事件等，把文本的故事世界和那个世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认知图式是大脑思维模式产生的空间关系。叙事空间的思维模式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些人物产生于这些空间……我们构建全球性视角……它能使我们确定事件。加布里埃尔·佐然（Gabriel Zoran）认为文本空间不只是作为背景存在于文本中的中立的东西，它是一种世界的图式，读者基于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相关的线索游历文本世界。这种横向结构被定义为诸如里与外、远与近、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等的关系，而纵向结构是上与下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读者的认知图式产生了文本世界中的方位解释。

认知图式在文学文本中的第二个运用通过类比进行，并对文本空间进行评价，研究文本空间如何反映现有的真实情况。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认知图式应用到了社会结构领域……我们的历史时刻……甚至是全球水平上或多元文化层次上的整个阶级关系。其结果是把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特质以及相关的作品视为“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原创性窘境……这使我们不得不作为个体嵌入到多维性的而又非常残缺不全的现实中”。图式和文本的意义在于认知图式如何直接反映一个外部现实。

文本空间的作用既不只是告诉人们故事世界里的事情，也不只是反映外部的现实情况。文学文本本身可以被看作是认知图式。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把文本作为一个空间来形成图式，而是与作为认知图式的文本进行互动。理查德·比约恩森（Richard Bjornson）阐释了过去的文学作品如何拥有相似的来源来激起个人创造假想空间的欲望……这些空间在作家们的掌控中，这种欲望驱使渴望成功的作家不断修改自己的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同时注意到了认知图式中被忽略了的、作家精心创作来达到某个特定目的的文本，这个目的可能和文本的意义或伦理相关。文本中的世界的图式是对文本中特殊的伦理定位的编码。作为读者，我们遇到的就是这种图式，它不是实际的图式，而是具有美学伦理意义的图式。所以，一个文本的故事世界不应该从严格的真与假现象意义上来处理，它的价值也不应该只局限于它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在文本如何体现知识方法上，它们通过不同的客观特征来把这种知识传播给读者。

在关注奇卡诺族裔文学文本如何对它的特定的世界与那个世界内在的伦理形成图式时，我们不仅可以知道那些文本所传播的既定的抵抗伦理，也可以了解到那些文本在构建中涉及的不同的文化和各种互动中完全不同的概念。文本对不同空间的描述也是文本伦理与价值的来源。这样的描述不只是简单的描述，它也具有伦理特征。

总之，文学世界是一个作家建构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形成和安排反映和传播特殊的价值和伦理。因为文学的这种本质，文学空间不能从现象或客观意义层面来处理。混淆文本空间和真实的社会空间就是肯定社会现实与文本空间的等同性，这样对二者都是贬低。文学空间的客观性是从文本和文本世界构建方式的一些客观方面来看，比如如何构建作品形式和如何构建文本世界。而构建文本世界时，人们又会观察场景与空间的描写方法，人物与场景和空间互动的方式。所以，故事的讲述方式，文本的构建方式，文本世界与空间的描述方式，人物与环境、空间互动的方式等都存在客观性。接触文本时，我们不能只处理客观空间，对客观空间做出反应，或评价客观空间。作为读者，我们接触到的是以客观形式存在的、由作者描述的主观性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接触的文本已经带有主观性。它由作家的主观观点构建，在假想的世界里和文本的安排上都具有特别的主观价值。故此，奇卡诺族裔文学文本中的假想与现实和美国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伦理关系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二 国内研究

在中国学者对美国多元文化文学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饱受精神与身体凌辱的黑人的文学、以华裔文学为代表的亚裔文学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学，而奇卡诺族裔文学在三年前只有零星的评论者问津。最近两年以来，有一部分美国文学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到了奇卡诺文学上。但相比国外的研究以及对黑人族裔文学和华裔文学的研究，国内学者对奇卡诺文学的研究正处于初始阶段。笔者通过网络百度学术搜索工具发现，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奇卡诺文学简介和叙事作品分析。

在文学简介方面，傅景川、柴湛涵（2007）探讨了奇卡诺族裔文学及其文化取向；吕娜（2009）对当代奇卡诺女性作家代表安扎杜尔、西斯内罗斯和卡斯蒂洛进行了整体介绍与研究。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教授在他的论文《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美国少数民族诗歌及其研究》中对美国的西班牙裔、墨西哥裔文学（即本书所指的“奇卡诺文学”）进行了较为概括的探讨；四川大学的任文对墨西哥裔女性文学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宏观介绍与研究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信息与新的研究方向，但他们都没有对奇卡诺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给本研究提供了良机。

关于奇卡诺族裔作家的作品研究，石平萍（2005）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西斯内罗斯的小说《芒果街的房子》中的主要女性人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以阿纳亚的作品为例，研究了奇卡诺族裔文学中的文化融合问题；胡兴艳、袁雪芬（2010）以冈萨雷斯的诗歌为例探讨了奇卡诺民族身份确立问题。在奇卡诺文学作品专题研究方面，李保杰的专著系统地研究了奇卡诺文学中的边疆叙事。该研究运用边界研究理论，通过纵横时空厘清了奇卡诺文学的发展史与地域文化差异；在奇卡诺人的土著文化、西班牙殖民文化和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杂糅基础上，该研究还通过对当代奇卡诺族裔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分析，探讨了“边界”概念的文化延伸意义以及这种延伸意义在当代奇卡诺文学叙事中的再现方式和这些方式在奇卡诺人文化身份认同中所产生的影响。王守仁对莫拉莱斯德的英语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与深刻的探讨。这些研究表明，国内的研究者鲜有系统地研究本研究者将要研究的奇卡诺文学中的伦理问题。他们大都倾向于宏观地研究奇卡诺族裔文学的发展和奇卡诺文化问题以及奇卡诺身份问题。奇卡诺文学文本的研究在中国正处于上升时期，研究者的研究没有系统化与深入化，而且，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面的研究处于空白。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在中国首先由聂珍钊教授于2005年提出并系统化。通过文学文本，它研究文学作者、作品和读者在文学创作和理解过程中的道德选择以及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伦理道德示范作用。该理论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诠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在最近短短的十年里，运用该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实践数不胜数，但他们的研究文本基本上聚焦在英国文学，美国族裔文学研究者也都集中研究黑人文学和华裔文学中的伦理思想，而奇卡诺族裔文学的伦理鲜有人涉及。本研究将专门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奇卡诺族裔文学诗歌、短篇故事与小说进行伦理上的尝试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