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80年代以来的新诗创作
第一节 “决心与政治抒情诗为伍”
——广义的政治抒情诗创作
一 历史的延续
1976年4月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新时期诗歌拉开了序幕，但诗歌沿袭几十年形成的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因此，新时期初期的诗歌作品还是以积极地配合政治运动为主要特征，胶东诗歌也概莫能外。从内容上来看，这时的诗歌大多以批判“四人帮”和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题，以197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烟台地区工农兵诗集《胶东春蕾》为例。这部诗集共收录诗歌69首，其中直接从字面上表达对“四人帮”的憎恨和对革命领袖的爱戴的诗作就有27首，约占整个诗集的39%。这类诗歌经常把对“四人帮”的揭批和对领袖的歌颂结合在一起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如这样的诗句：
反党集团“四人帮”，
阴谋要把航线改；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英明果断除祸害！
孙国林《华主席掌舵咱划桨》
有的则将胜利归功于领袖的英明领导，如：
毛主席呵毛主席，
我们前进的哪一步，
不是您率领我们出征！
我们所取得的哪一次胜利，
不是您指导我们冲锋！
尹其超《夜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有的表达对毛主席深切怀念，如：
啊！哀思如潮涌，
悲泪似泉流，
脚步千斤重，泰山压心头，
伟大领袖毛主席，
何时再出现在这窗口？……
林敏《路过毛主席的窗口》
这些诗中，明显地存在对领袖毛主席或华主席的个人崇拜。应该说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心理，但同时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特征的遗留，是深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是长期封建文化积淀的反映。
除此之外，表现火热的生产与建设生活是另一主要内容。在这里，一些较好的诗篇善于捕捉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场面，表现齐心协力、干劲十足的广大人民的精神状态，如王常滨的《工地一家人》：
老汉劈石儿推车，
山顶飘来女儿的歌，
老伴挑着热茶来，
儿媳地头正广播……
大干快上无闲人，
家门挂把大铜锁。
有的则巧妙地选取独特的具象，将战斗精神、献身祖国的情怀和生活新气象融于具象中，使激情的抒发不再空泛，使诗歌具有了耐人琢磨的诗意美，如于洪仁的《老主任的镢头》、王润滋的《红礁石》、钟诚的《最美的照片》等。
另外，表现军民鱼水情也是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诗作通过军民互助互爱或共同庆祝胜利的生活场面来表现这一主题，如王润滋的《海边，警报响了》、滕锦平的《老哨兵》、李日君的《不老松》、相德忠的《军民联欢会》等。
有些诗歌还延续了“战歌”的政治意识与创作思路，诗人从时代的政治动员中获得了战斗的精神，获得了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生活中随时发现战斗的工具、随时激发战斗的情怀，如尹其超的《锋利的车刀》：
锃明瓦亮一身钢，
猛冲猛打浑身火，
小小车刀威力大，
叱咤风云有气魄。
……
嚓！嚓！嚓！
铲除修正主义滋生地，
呼！呼！呼！
巧栽社会主义好春色。
文化大革命加新钢，
阶级斗争淬硬火，
战斗的利刃永不卷呵，
来，三寸锈迹一刀车！
这种革命到底、战斗不息的壮志豪情与怒目圆睁的革命斗志，让人想起“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领袖教诲，让人似乎回到了营垒分明的阶级战场，让人分明又嗅到了浓烈的火药味，这其中浇铸的政治意识与阶级意识无异于又将文学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文学的独立地位仍是没有恢复。
从艺术面貌上来看，这一新的历史开端期的诗歌不可能立即挣脱长期形成的诗歌模式、风格和语言的规范，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倾向还严重存在。如诗歌的开头习惯于描写自然景物，“春风吹，太阳暖”,“青松翠柏搭彩楼”, “浪花轻打着岸边的礁石”, “云在飞，风在刮”等是常见的诗句。诗歌的结尾常常要表示革命的信念和对领袖的忠诚，如“铁心跟定华主席，/继续革命阔步走！”、“紧握钢枪上哨位，/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永战斗！”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之后，胶东诗歌还在原来的道路上艰难地向前推进，其步履是缓慢的。
二 时代的变异
80年代初，胶东诗歌终于经过艰难的蜕变，稳稳地踏在了孕育它的坚实的大地上，它迈开了现实主义的大步昂首向前。但和当时整个诗坛相异的是，多数胶东诗人既没有放声痛哭，也没有强烈批判，而是一往情深地唱起了新时代的颂歌。这种时代颂歌一直贯穿整个新时期的胶东诗坛，成为永不退潮的潮流。这一点倒似乎为我们透露出一些胶东文化的正统性与保守性。另外，一位胶东文学的研究者认为：“万里海疆陶冶着胶东人的性灵，使得他们的心胸一般说来是开阔的。所以，乐观、爽朗、豁达也几乎成了胶东人最为通常的性格”, “这很可能是道教的‘放浪形骸’在积极的一面影响着胶东人的性格，使他们偏向于乐观”。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乐观，就可能更多地敏感于生活的美好而忽略现实的残缺，由此高唱颂歌就自然而然了。一位胶东的代表诗人就这样说：“我想，人生已经够辛苦的了，何苦还要用咸涩的泪水去浸泡它呢。我主张还是多写点鼓劲的东西好。”事实上，任何“主张”都不是有意为之的理性意念，而是长期的文化积累的明朗化与观念化。因此，以乐观的情怀写“鼓劲的东西”确实是胶东诗坛最为突出的特点，其渊源来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氛围。
在这些颂歌中，政治抒情诗是最值得关注的。它的创作者包括很多在胶东最有影响的诗人。如宋协周，他于1983年出版的《声情集》中几乎全部是政治抒情诗，而且诗人满怀自信地说：“政治抒情诗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转折时期，显示出难以估量的生命力。”他的政治抒情诗大致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首先，从诗的主题来说，这些政治抒情诗有强烈的政论色彩，都是阐发一定的理性认识，表达诗人对现实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观察、感受和思考。诗的主干是理念，情感内容和生活具象都被限定在阐释理念的范围内。如宋协周的《您又来到我们山东……——致少奇同志》。整首诗作几乎没有形象的刻画，少奇的姿容是“开朗而镇定”，步履是“严谨而持重”。最终通过少奇的经历与贡献，诗的结尾总结出的历史规律是：
恩格斯有言：
历史的灾难总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十年浩劫，
补偿的是严肃的拨乱反正！
中国无产阶级光明正大地剖析了自己，
失误和挫折反而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其次，诗人以敏锐的政治意识与巨大的政治热情，及时关注和表现国际国内的政治活动和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事件，来发挥文学的喉舌作用，新闻的及时性成了其附带的特点。如1979年11月6日，当诗人正在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就迫不及待地创作了《春天的花絮》；当党的十二大正在召开的时候，他于1982年9月1日与4日分别急就了《共产主义的旗帜高高扬起——欢呼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与《礼花一束——献给党的十二大》；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之计，他吟唱了《春华秋实今昔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当中国女排力敌群雄，他慨然而唱《拼搏之歌——献给中国女排》。
这样创作完成的政治抒情诗，起到了为当时的政治运动和政治需要鸣锣开道的现实战斗作用，诗歌的政治色彩相当浓厚。这样的诗作一度产生过极大的轰动效应，并且具有强烈的历史认识价值，拥有某种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但由于过分依存于现实政治，对现实政治所采取的是仰视而不是平视、更谈不上俯视的态度，这就使诗歌的历史认识价值往往胜过自身的艺术价值。甚至等而下之，因过分注重对现实政治的歌颂与肯定，往往使诗人的视野流于短视甚至狭隘，造成诗歌艺术魅力难以持久的缺陷。
另外一位以政治抒情诗见长的胶东诗人是朱相如。他的第一部诗集《月与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其中第一辑“林海晨眺”是广义上的政治抒情诗。他的第二部诗集《穿越苍茫》由华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其中第一辑“抵达彩虹”是比较典型的政治抒情诗，第二辑“梦萦丝雨”是广义的政治抒情诗。但和宋协周相比，他的政治抒情诗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就以其典型的政治抒情诗来分析。
第一，从主体意识来看，朱相如热切地注视着政治的方向与主流意识形态，注重诗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作用，但并不仅仅把对时代命脉的关注局限于重大的政治事件、亦步亦趋地为政治路线摇旗呐喊，而是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他善于以平凡的英雄来弘扬献身祖国、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他写了“把生命的意象/具体化为共产党人的一只标尺”的焦裕禄，也写了“冈底斯山上的那棵常青树”——孔繁森，但写得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普通英雄。这里有献给“5·23”四烈士和其他公安干警的组诗《走进橄榄绿》，有献给破灭“3·13”大火的消防战士的组诗《英雄的绿，春天的绿》，有写给好厂长马恩华的《走近一座雕塑》，还有献给周安吉老师的《请让我为你献上一面红旗》、献给劳模赵金兰的《焊花灿烂》。可以说，这是胶东的英雄情怀与平民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朱相如的政治抒情诗不免带有一定的理性阐释，如他叩开中共一大会址——静静的上海兴业路76号时，被激起的是他对革命历程乃至人类历史的深刻思考，他深深地认识到今天的绚丽彩霞是来自千百万先驱的热血，他深深地体味到“有了起点，才有生命的立足之地”、“有了滴水，才有长江大河”（《静静的上海兴业路76号——访中共一大会址》）。但他的政治抒情诗不仅注重政治体验，而且注重人生体验，尤其注重人的内心情感体验和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他把自己的情感与人生体验灌注在他对英雄情怀的仔细品味和深情的赞美与缅怀中，他渴望在自己的诗中复活英雄，让英雄的音容笑貌浮现在自己的诗篇中。为此，他徘徊在烈士生前的训练场上，他观赏了烈士龙飞凤舞的字体，他揣摩着烈士激情澎湃的诗句，他把烈士的灵魂铺展开来，然后奉献上一曲哭的思念、爱的赞歌！（《依然的你》）在诗中，激涌着的是诗人浓浓的情意，仿佛诗人已经把自己的血肉融汇在对英雄的歌颂中。因此，他的政治抒情诗以情取胜、以情动人，真正地回归了诗歌抒情的本位，并且因为加入了深深的人生体验，感情的抒发是深沉的，因其深沉又格外感人。这就告诉我们，对于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诗人的人生体验要饱满。不仅仅是感情的饱满，而且是诗人自身的主体感的饱满。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感人至深的诗作，才能摆脱政治抒情诗易于情感枯干的通病。
第三，曾经因为政治在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所扮演的老大角色，人们一度反感政治。仿佛政治就意味着歌功颂德、就意味着妥协屈从、就意味着作家主体的丧失。因此，在新时期，有关政治的内容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成了大家鄙视的题材，一度独标诗坛的政治抒情诗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一落千丈。但通过朱相如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我们发现，对于优秀的诗歌作品来说，重要的不是什么样的诗体，重要的是拥抱现实，重要的是“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克的斗争”（胡风语），即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点去发掘客观题材的动人之处，去捕捉日常生活中普通景物的非凡意义，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到发现与个人化感受。在这一点上，朱相如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就以他纪念抗战的诗作来说。自从抗日战争胜利以来，有关的纪念文章浩如烟海，但能平中出奇、别具一格的恐怕寥若晨星，但朱相如的《另一种美丽》就为我们留下了别样的美丽。这首诗的创作冲动来自《胶东风云录》的一段记载：“胶东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山冈部队’，把插着樱花的宣传品通过各种渠道送进日寇据点，或用日本乐器尺八吹奏家乡歌曲，对鼓荡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瓦解日军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就从这段记载出发，他瞄准了美与丑、善与恶在精神和心灵上的生死搏斗，然后把这种生死搏斗的导火索交给樱花与尺八，让“重瓣樱花开放成了一粒粒炸雷”，让尺八“炸飞了心灵上那些钢铁的禁忌”（《另一种美丽》），从而将重大、严肃的政治主题表现得从容、优美，实现了诗人个人风格的凸显，使诗人的主体没有被巨大的政治事件与英雄业绩所压迫，真正地实现了作家的创作，让人感受到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其他政治抒情诗大多也都能做到视点独特，如《九岁的诗》、《十月的阳光》、《依然的你》等。
另外，刘昌庆也创作了一些政治抒情诗，其诗集《仰望星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辑的多数诗篇是政治抒情诗。但与60年代经典的政治抒情诗相比，刘昌庆的政治抒情诗摈弃了激情式的感情抒发方式，而是在感情表达上节制、内敛，融汇着冷静的沉思。如《梅兰芳》一诗，意在颂扬梅兰芳大义凛然、坚守民族气节的人格精神。但面对这种使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伟大精神，诗人没有慨然高歌，而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落笔，由梅兰芳蓄须明志引发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赞美梅兰芳的浩然正气之外，抒发出深沉凝重的人生感慨：“唱腔，醉倒了一部/《世界戏剧史》/可最抒情最震撼人心的音节/竟是没有声响的/那些日子。”整首诗的感情状态是含而不露、寓浓于淡的，并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哲理性的反思。
刘昌庆的政治抒情诗也不再以强烈的政论色彩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斗争活动。政治人物、重大社会事件只是其取材的特征，诗歌的立足点回归了形象的塑造，诗人要赞美、弘扬的伟大精神是通过感人至深的形象来实现的。如《雷锋》对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怀念都寄托在对螺丝钉的形象刻画中，整首诗自始至终都围绕着螺丝钉的形象展开，写“一颗/金光闪闪的螺丝钉/拧在草绿色的‘解放’车上/平凡得辉煌”。诗的结尾对雷锋精神的呼唤也是通过螺丝钉的形象来进行的，没有任何直接表现雷锋精神的诗句，完整地体现了形象艺术的创造过程。除了这种整体上用形象来传达情思的构思方式之外，刘昌庆还习惯于在诗的结尾用形象升华精神、酿造意境，如《周恩来》的最后一节是：“革命胖胖的/他却很瘦/终于瘦成了抒情中国/一根琴弦/弹响万古风流”；《红嫂》的结尾是：“你，瘦瘦地/一棵蒙山柴/心中，仍储存着/半个世纪的热能”；焦裕禄被幻化为“……一棵棵泡桐/枝枝叶叶/在人们怀念的泪光里/常青着”；冼星海“终于流成了精神高原上的/另一条黄河”。对于政治抒情诗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抽象的概念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并且，概念和形象的结合应是自然天成的。在这一点上，刘昌庆为我们提供了可学习的艺术经验。
卢永璋、贺宗仪也创作了一些政治抒情诗，卢永璋的诗集《山情水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的第一辑“长河奔突”全部是政治抒情诗，贺宗仪的诗集《激扬集》（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的下编·新诗的第一辑“一捧红玛瑙”中多数是政治抒情诗。这两位诗人的政治抒情诗共同关注革命前辈与当代英雄，他们都真诚地歌颂毛泽东、周恩来等伟大领袖，卢永璋写了《毛泽东的一行诗》、《纵读“三·五”缘》，贺宗仪写过《毛泽东》、《周恩来》。其次，他们都善于从当代楷模身上把握时代精神，卢永璋在《朱彦夫》中突现顽强坚韧的生命意志，贺宗仪在《致张海迪》中赞美“充满活力的心”。从革命历程中获取新的奋斗精神也是两位诗人的共同视角，卢永璋的《再读长征路》、贺宗仪的《长征》同是以长征为题材，表现长征精神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深刻关系。
还应提到的是庄永春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百年小平》（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诗集为纪念中国第二代领袖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诗集在序诗、尾诗之外，还有篇幅不等的七十三个诗章，号称“一万行抒情诗”。这种鸿篇巨制在20世纪抒情诗史上极其罕见。从内容来看，诗作回顾了邓小平从青年到老年时期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的政治业绩以及情感生活、动人小事，突出的是邓小平的活跃思想与独特个性。在这些客观呈现的同时，诗作洋溢着诗人自身的情感脉动。这种以抒情诗的形式为历史人物作传的尝试，一方面让人倍感新鲜，另一方面却带来阅读的疲倦，因阅读抒情诗所必需的激情状态难以持续很久。在艺术上，诗人圆熟地运用了具象与抽象、抒情与叙述、议论相互融合的手法，充分地诗化了政治性题材，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