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

1．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的集大成者，第一个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中国管理思想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十七岁弃学从商，在许多洋行中担任过位置较高的买办，并成为其中的“打工皇帝”。曾以商股代表的身份参加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的活动，在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机器织布局、湖北汉阳铁厂等担任过总经理等高级职务并成绩不俗，人称“千手观音”，曾造就了“汉冶萍”（汉阳、大冶、萍乡）这个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体。他一生主要从事经济活动，有丰富的经营工商业的实践经验。著述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等，集中反映了他的管理思想。戊戌变法期间，《盛世危言》曾被清廷勒令印发给内外臣僚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张之洞评价此书“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均读过此书并深受影响，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郑观应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商战”和“以商立国”。他于1873年在《救时揭要》中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商战”理论和“以商立国”的口号，成为近代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特有的经济范畴，在近代管理思想领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归纳为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两种形式，把军事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称为“兵战”，将经济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称为“商战”，认为一国实力最终取决于商战中的胜利，“兵战”只不过是“商战”的辅助手段，两者关系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他将兵战称为“有形之战”，认为它在反侵略斗争中只能治标；将“商战”称为“无形之战”，认为只有“商战”才能解决固本的问题。反侵略必须标本兼治、有形之战与无形之战并举：“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备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他的“以商立国”口号的提出，将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二，倡导运用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作为从洋务派分离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比其他人更能看清“官办”、“官督商办”这种官僚垄断管理体制对近代企业发展所带来的阻碍作用，指出它们具有效率低下、资金匮乏、质量粗糙等缺陷。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能有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郑观应从孟子“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出发，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倡导对民族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经济自由的发展政策，最大限度地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时要注重企业管理手段的多样性，追求企业赢利，因此要充分运用企业成本的管理手段、收集和利用市场信息和加强企业产品营销工作。他建议设立“议院”，即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意机构，并“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建议设立一个与六部平行的“商部”，并由受过西方影响、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知识和了解的开明官吏主持其事。

第三，培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郑观应认为“商战首立人才，办事首在得人”，中国之病因“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面对近代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匮乏，郑观应把培养经营管理人才作为重要工作，采取多种办法。首先是在企业内部设立学堂，实行学用结合。其次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挑选和培养管理人员。另外，为弥补本国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不足，他还积极引进外国经营管理人员。

第四，重视税收的作用。一是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进口货与出口货的税收比率，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保护和刺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二是根据商品用途不同分征不同的税收。三是要求消除“厘卡”（临时性的商业附加税），为民族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在郑观应“商战”思想的影响以及各种有利因素的刺激下，一部分官僚、买办、商人、地主和爱国华侨等纷纷投资办厂，1895—1913年间，平均每月有两个商办厂矿问世。民族资本企业开始成为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主体。

2．张謇

张謇（1853—1926），本名吴起元，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清光绪时状元（42岁），曾与袁世凯作为参谋一起参加朝鲜战争。后弃官从商，是我国近代立宪派、实业家、国民政府第一届实业总长、著名的“状元实业家”。他一生创办了33个企业和16个垦牧、盐垦公司，形成我国近代较早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他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以“棉铁主义”为中心、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案，对实业发展中的国民经济管理问题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各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他从企业积累中抽出巨额资金办博物馆、戏剧院、慈善机构、兴修水利、搞垦牧、办地方自治事业，把南通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模范县、“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梁启超评语）、“理想的文化城市”（内山完造评语）。其成绩不仅得到国内报纸、舆论的赞誉，而且也引起了国外人士的极大关注，美国、欧洲、日本的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南通参观访问。同时他也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如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以及中小学等普通教育事业与警察学校、纺织学校等大批的专门教育事业。他把实业与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认为“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实业为教育之母”。著述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蔷謇自订年谱》等，其中《张季子九录》一书反映的经营管理思想十分丰富。

张謇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制度管理。他一贯主张企业商办、私营，建立一套健全的管理制度，要求严格控制官办企业数量，对商办企业实行政策奖励补助，股息分红应视企业的盈利状况而定，反对给予官方特殊利益。在企业内部，他亲自撰写《厂约》以及25个章程、195条规矩，对自己和董事进行明确的职责分工，具体规定了奖罚措施、利润分配等。

第二，资金管理。针对近代大量实业无法筹措到足够的发展资金的情况，他提出了系统的资金管理思想：首先，必须建立现代银行金融机构以积累资金；其次，应该建立股份公司以积累社会资金；最后，认为借债消费、借债经营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然要求，“用己之财则己之善，用人之财则人之善，知其未必善而必期其善，是在经营之致力矣”。

第三，成本管理。张謇认为不能通过闭关自守等消极办法，而应该通过降低成本的积极办法抵制洋货，同时要获得利润也必须降低成本。他的具体做法有：科学的成本计算制、生产要素消耗的计划统计、节约开支、提高企业的机器设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

第四，供销管理。为实现“入乃不竭出乃不噎”的目标，他认为应该选择有利供销的厂址，重视供销效率、杜绝积压，控制原料的质量与价格，因为“熟货之良梏，视乎生货之优劣”。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目标管理的思想。他创办的大生纱厂的经营策略之一是“土产土销”，即以通州附近所产棉花为原料，纺成纱后再回销给附近农村织户，以确保原料及产品市场的稳定，此为该厂初期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五，人事管理。他主张“为事务求人才”，这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要杜绝人浮于事的弊端，二是要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放到适当位置上以发挥其作用。他提出用人之道在于“责任专，薪水重，上有纲纪，下无壅隔”。他的具体做法有：实行岗位责任制，将物质待遇与工作成果相适应，实行考工制，扫除衙门习气、建立新型人事关系（如明确规定将旧时称呼“老爷”改为“先生”）。

第六，生产管理。他认为每天要有生产指标，避免浪费和窝工；主张对职工实施专业技术培训，并强化必要的纪律约束。

第七，企业集团化管理。针对自己企业的不断创建与发展，他产生了实行集团化统一管理的想法，提出了“进求实效”的管理思路，即实行经理制。各分厂应及时将经营情况汇报总管理处，总管理处再将各厂情况通报各厂，以进行生产竞赛。在创办大生纱厂以后，他根据棉纺织工业的需要，先后开办了一系列相关企业：为解决原料的来源问题，他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专门种植棉花）；为解决棉花、棉纱的运输问题，他办了大达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问题，他办了广生榨油厂；为解决下脚油脂问题，他办了大隆皂厂；为解决下脚飞花问题，他办了大昌纸厂；为解决员工吃饭以及织布需要的面粉问题，他办了复新面粉厂；为解决众多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他办了懋生房地产公司；为解决机器制造和维修问题，他办了资生铁冶厂；为解决金融问题，他办了淮海银行；为解决技术管理人才缺乏问题，他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和南通纺织专科学校，从而在南通形成一个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具有“托拉斯”性质的资本集团。1922年，总资本额高达三千余万元，以致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洛克菲勒”。

第八，企业文化管理。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张謇在企业文化中形成了“伦理人”（道德人）的人性假设。他号召企业员工“振奋精神，励精图治，力图进步”，就是希望用道德精神来弥补规章制度的不足。在实践中，他更是身体力行地提倡“仁、义、礼”等规范。在企业的外部经营活动中，他主张以诚、信对待顾客和同企业有往来的人。他的管理权威从来都不是靠资本和股份，而是靠他的状元头衔、人脉资源和治理才干。

第九，外部关系管理。张謇拥有企业家与官僚的双重身份，这使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来自官僚、政府的干扰破坏。但是与其他企业家不同的是，他的官僚职能是服从于企业家职能的，尤其是在官与商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利用自己“通官商之邮”的条件，从中斡旋，保护企业和商人的利益。张謇创造的这种既有官僚政府保护，又始终保持私营企业独立性的“绅督商办”型企业模式，适合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显示了它蓬勃的生命力。

此外，张謇还极力向实业界推荐“科学管理之父”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并在自己的工厂中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移植西方生产方式。他个人生活十分简朴，却将所积财富悉数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的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却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充分展现了他的眼光与胸怀。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产业危机，以及企业家理想主义造成的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导致他把企业从一台获利机器改装成福利机器、“本小事大，急进务广”思想造成的多元化经营失控、个人权威过大事无巨细都得过问和基层负责制缺失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多种内外原因造成张謇商业帝国的陡然衰落。总之，瑕不掩瑜，这位状元资本家成功将《论语》和算盘相结合，以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典型代表。毛泽东说“中国的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胡适评价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3．周学熙

周学熙（1866—1947），字辑之，号止庵，安徽东至人，中国近代北方实业的开创者之一，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历任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按察使等官职，辛亥革命后两次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并曾代理农商总长。他曾先后集资创办滦州煤矿、中国实业银行等15个近代大型企业，形成了一个以水泥、煤炭、纺织为主，包括自来水、机械、玻璃、金融、保险等多元经营的综合性企业资本集团，长期雄踞华北，时人将其与张謇合称“南张北周”。他所创办经营的启新洋灰公司，不仅从日本商人手中抢走水泥市场、以超过90%的份额垄断性地控制了中国市场，而且销往国外，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周学熙具有士大夫与资本家双重身份，其主要管理思想有：

第一，注重企业的规模化经营。“以雄厚资本，而办伟大事业，所谓实地经营之机关也。”他对企业利润采取多积累、少分配的政策，又将资金在其所办各企业间互相流通，并自设金融机构（几家银行及信托公司），加强企业联合，使其集团具有垄断的色彩。他将自己创办的所有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实业总会处，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集轻工业、重工业、金融保险业于一身的综合性资本集团，其资本额至少已达四千余万元。

第二，注重应用新技术和新设备。他在许多企业更添新设备和进行技术更新，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和改进产品质量。

第三，重视健全销售网络。公司从1923年起按地区设有批发所，分别在相应营业区域内负责推销、收款、调查市场情况和预测销货数量。

第四，着力组织联合经营。与其他企业进行联营，划分销售区域，规定生产规模和产品规格，以求得共同发展。

第五，注重人才培养。他极力主张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创办高等工业学堂和实习工场，教育中注重新知识与旧道德的合理结合，造就了一批化工和机器制造业的技师，以及纺织、印刷、制皂、陶瓷、火柴等行业的技工。

第六，重视银企关系。他认为“实业之能否发达，则以银行能否设法辅助为断”。他极力主张自设银行，使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在集团内部融为一体，使银行成为支持企业发展的后盾。

第七，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他在企业内提倡“尚勤、尚实、尚公、尚廉”的作风，成立各种文化学校、文化补习班、俱乐部、文化团体，组织职工参加各种文化学习与活动，培养企业精神，树立企业形象。

总体来看，周学熙的企业集团继承和发展了官督商办制度的合理内核，创造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形成了“官为扶持、商为经营”的特点。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在当时是最为有效的。尽管其中的“官为扶持”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取的（周学熙与袁世凯关系很好，袁世凯称他是“当代奇才，嗣后以一切工业建设相委”），不平等竞争以致形成畸形垄断，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但是对于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4．荣宗敬、荣德生兄弟

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他们创办的荣氏企业集团包括茂新面粉公司（1902）、福新面粉公司（1912）和申新纺织公司（1915）三个子企业及其附属企业在内的几十家民族资本工厂，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厂和棉纺厂，和张謇同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在全国民族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荣氏家族是中国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工业集团，名列近代中国工商界四大家族之一，也是少数几个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毛泽东曾评价：“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邓小平曾评价：“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荣氏兄弟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勇于开拓，急于扩展。荣宗敬办企业求多求新，曾提出：“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荣德生曾经提出“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况吾国人口众多，而工业生产落后，产品不敷供应，仰求外洋，近年失业者增多，无法找到工作，如此一想，非扩大不可。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虑，实皆不明余志也”。正是在这种对国情、市场深入了解的前提下，他们快速地扩展着企业实力。在企业开拓扩展的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战略是借款办厂。他们借款的目的就是开办新厂，认为只有经营的扩大才是偿还债务的最好途径。在中国近代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中，荣氏集团是举债务较多的，到1932年借入资本在荣家企业各系统所占的比例大多超过一半以上。不过，这导致荣氏企业在资金、技术、原料等方面离不开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在发展过程中又始终摆脱不掉被压迫被束缚的地位，企业的盲目扩充又加深了这种恶性循环。在企业开拓扩展的具体形式上，他们又主张收买兼并旧厂，因为这可以达到节约企业资金、减少管理开支、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等目的，这表明了其经营眼光和谋略是深邃的，在当时也是资本先天不足的民族企业尽快扩展实力较为可行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海尔“激活休克鱼”正是采取收买兼并旧厂的做法。

第二，敢于竞争，抢占市场。荣氏兄弟十分重视市场问题。市场需求、市场价格、原材料、劳动力等，凡同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市场问题，他们都很注意了解、研究，并千方百计地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荣宗敬提出的“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的口号成为荣氏集团在市场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在产品销售方面，他们主张抓质量管理、创名牌和拳头产品。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原材料产地办厂以便迅速占领、控制麦棉原材料市场；预先囤积大量原材料以防止外商掠夺；禁止棉麦出口以抵制外国资本掠夺；在特殊情况下，大量采用外国廉价棉麦作原料。

第三，重视人才，加强培训。首先，他们千方百计广罗人才到自己企业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并给以生活上的种种优厚待遇及工作上的信赖和支持。其次，为培养提高人才，大办教育事业。除了派人去西方粉纱业先进国家学习，更重视因地制宜就近培训各厂中下级管理人员。1919年创办的公益工商学校，不仅成为荣氏培育员工的摇篮，同时也对外招生，经济学家孙冶方、导弹先驱钱伟长等都曾就读该校。他们以脱产、不脱产、长期、短期等各种形式举办在职人员培训班，这种训练班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

第四，集权管理，强化控制。在当时的企业中，荣氏兄弟已经注意到组织结构的建设。荣氏集团实际上由三个公司组成，在三个公司中实行较高层度的集权管理，总公司将资本、原材料采购和市场销售活动都集中控制，下级工厂仅为“只管工务”的生产单位。

5．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生于厦门集美，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华侨领袖、“橡胶大王”，在东南亚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毕生倾资兴学（创办厦门大学以及110多所中小学）、支援祖国抗战、为促进祖国统一富强而奋斗的著名教育事业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为侨居地及东南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华侨实业家，去世时的挽联为“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中，他把自己的管理思想概括为“诚、信、果、毅”四个字：

第一，“诚”是陈嘉庚企业的价值观念。他所极力倡导的“诚”，其核心内容是忠诚国家，真诚服务社会。他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的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他还反复强调，企业应该以振兴中国经济为己任。陈嘉庚的“诚”，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的前途、祖国的命运、公众的利益紧密结合了起来。这种爱国、爱社会的价值观启迪、培养了全体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激励并增强了企业的同心力和凝聚力。

第二，“信”是陈嘉庚企业的道德规范。他将“信”作为公司调节、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主要道德规范。首先，在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中，他坚持以“信”为道德准则，来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他的格言是“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其次，在企业内建立和坚持“信”的道德规范，以获得企业全体员工的理解和支持，上下团结形成相互信赖、相互合作的融洽氛围。作为管理者要讲信用，要积极自觉履行对职工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作为员工也应确立“信”的道德信念，自觉完成本岗位规定的职责，积极承担职工应尽的义务。最后，从经营服务上确立“信”的道德规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顾客关系，不仅要注重生产品质优良的商品，也要诚恳谦让地为顾客提供一流服务。

第三，“果”是陈嘉庚企业的竞争精神。他认为，在商战中，“当存有竞争之心，乃有进步之效。……不可不时存优胜进取之念是也。”他多次说：“动作迟慢，事事输人，商战中必为败兵。”他强调在善于预测行情和掌握有利时机的基础上进行果断、果敢的竞争精神，而不是轻举妄动随意冒险。他强调作为实业家要“智勇双全”，要敢于打破常规，善于创新，出奇制胜，“人弃我取，人争我避”。

第四，“毅”是陈嘉庚企业的经营风格。他认为企业竞争变幻莫测，失败在所难免，但绝不能因为失败而丧失信心和勇气，而应该具有前赴后继的顽强毅力。他强调，要办好一种实业，就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这种实业的内行，下决心花功夫认真钻研和掌握这种实业的有关知识，精通其内部事务和外部联系，熟悉其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摸清竞争对手的底细，深入了解市场行情和各种情报信息，这一切都离不开“毅”字，即对实业的专心致志、坚持不懈，“业如不专，艺必不精”。同时他还强调，经营实业要有重点，做出决策选对目标之后，绝不可任意更换、轻易变动，而必须锲而不舍、精心经营，“好多便不精，好博便不纯”。

6．穆藕初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玥，字以行，上海浦东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纺织学和经济管理专家，与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为棉纱业“四大天王”。1909年赴美国学习，获农业硕士学位。1920年被北洋政府聘为农商部名誉实业顾问，1922年任“太平洋商务会议”首席代表赴美国檀香山开会，1927年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尽管他一再担任官职，但他一生主要成就是在办实业方面。他不仅创办并成功经营了许多企业，而且在率先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并且结合中国情况加以推行和改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我国民族工业改革的先行者”、“中国近代推行科学管理的先驱”、“中国管理科学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穆藕初也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早期实践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的企业家。他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率先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并注意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企业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他首先在归国后创办的第一个工厂德大纱厂（1914）实行科学管理法，在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1917）和豫丰纱厂（1920）同样采取科学管理，其中厚生纱厂一时成为华商示范工厂。他的实业报国计划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成效明显，引致当时企业纷纷仿效。他的著述有《植棉改良浅说》、《藕初五十自述》、《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译著）等，其中《藕初五十自述》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管理思想与实践。

穆藕初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倡导学习与推行西方的科学管理。他认为应该将西方科学管理原理有步骤地用于改造企业中的传统体制，以形成适合当时国情的经营管理体制。在企业推行科学管理时注意尽可能地“中国化”、民族化，他要求各种技术名词、操作要点，都要翻译成中国工人易懂易记的条文；西方的度量衡也要换成华制，使工人“直捷痛快，易于取法”。他结合经营管理实际，将科学管理的应用归纳为纪律化、标准化、专门化、简单化和艺术化五个原则，将科学管理的目标归纳为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总结出当好经理人员的8条标准：会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决疑难、度量大、有事业心、懂得爱惜机器、恰如其分、节约花钱、善于把握机会，后进一步简化为“5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会利用机会。从此来看，他是中国引进科学管理并灵活运用的第一人，他的三家工厂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设备最领先、管理最先进的棉纺织企业。

第二，重视改革企业的行政组织体系。穆藕初在其企业内，建立直线职能制的企业组织机构；废除工头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起用工程师、技术人员参加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管理；制定企业内部和各车间的生产、财务、劳动等规章制度，保证行政体系的顺利运作。他将传统的流水账改为复式记账法，这是西方财务制度在中国的第一次引进。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报表的格式与内容，使工厂的耗材、工时、产量等数据可以及时反馈，一目了然。他还制定《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

第三，注重科学实验，引进国外的先进适用的机器设备。他建立植棉实验场，培养优良品种，把培育出的良种直接用于生产。他多次引进适用于我国原料进行生产的美国全套纺织设备。

第四，重视人才和人才培训。他认为，“缺乏人才，并缺乏独树一帜之人才”是我国实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他不是一般地提出人才问题，而是从科学管理制度建立的意义上提出人才问题。他不仅重视技术人才，更重视管理人才，把培养和任用各种必要的人才作为推行科学管理的当务之急。他提出了选择管理人员的标准，必须具备“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还必须有“妙应时机、发在机先的预见性”。他对旧中国“任人唯亲”、“任人唯名”、“任人唯财”等惯例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才应该具备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个方面，企业管理工作者应该从“人”入手，对人要“各称其才以用之”；提出“兴实业”必须先“谋实学”，举办各类技术、业务培训班，并设立奖学金，资助青年出国留学。

第五，重视企业计划与运筹管理。他不仅注意到企业的内在逻辑即企业表现为机器、厂房、劳动力等要素的集合，而且注意到企业的外在逻辑即企业是综合了社会中各种经济资源关系的有机体。

第六，强调销售管理。为了保持产品畅销，一要立足于新优产品的研制，二要预先掌握市场变化趋势。

7．范旭东

范旭东（1883—1945），名源让，字明俊，湖南湘阴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提倡科学救国，是民族实业家中依靠科学技术从无到有艰苦创业的典型。

范旭东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提倡艰苦创业精神。青少年时期就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范旭东在创业的过程中不仅知难而进，而且锐意创造。1914年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之初，他独自一人到荒凉的塘沽海滩借了两间土屋做实验，经过艰苦努力，在国内率先掌握了用再结晶的方法生产精盐的技术，精盐纯度达90%以上。

第二，提倡科技兴企。他广招各种科技人才到企业中来，对他们委以重任，并为他们提供能充分发挥才能的条件，包括侯德榜等一批留学欧美的博士都在他的企业工作。他还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专门的科研机构。他在追求最先进机器设备和技术时十分注意在消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引进。他还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仅1938—1948年间，他选送出国的科技人才就达二三十人之多。

第三，提倡灵活运用竞争策略。他的企业的主要产品是盐、碱、酸三大类。盐的市场历来被盐商盐官垄断，官商勾结、阴谋诡计、黑恶势力充斥其中；而碱和酸市场则被外商垄断，这些对手更不好对付。然而范旭东不仅在这几个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战胜了这些竞争对手，为企业发展开辟了道路。1926年8月，他生产的“永利纯碱”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毛泽东在范旭东死后写了挽联“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并将他与张之洞、张謇、卢作孚一起称作“不可忘记”的四个人。

8．刘鸿生

刘鸿生（1888—1956），字克定，原籍浙江定海，早年在开滦煤矿公司任经纪人。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他陆续创办了鸿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一系列企业，成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在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曾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水泥大王”和“火柴大王”，是民国时期少见的实业巨子。他还曾担任过国民党治下的招商局总办总经理、烟草火柴专卖局局长等职务，与四大家族关系微妙。

刘鸿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教公会创办的教会大学。由于品学兼优，他被美国校长卜舫济博士看中，希望送他去美国学习神学，学成后回国传教，做一名职业牧师。但刘鸿生婉拒了校长的美意，结果被校长点名开除。中断学业后，刘鸿生四处求职，在英商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做了一名产品推销员，但当时上海市场并没有开平煤的份额。刘鸿生工作起来十分卖力，熟悉业务后他向经理提出几条建议：第一，保全老客户，开辟新客户，必须勤跑勤访，逢年过节送点礼品以增进感情。尤其是烧炉师傅，别看是普通师傅，用煤权其实在他们手里，他们说煤好煤就好，他们说煤坏煤就坏，而且在他们社交圈中也多是烧煤工人，可以帮助开辟新客户。这种做法和现代营销学中将商品的购买者和使用者、决策者和影响者等区分对待的理念非常吻合；第二，按质论价，以前卖煤不分等级，好坏搭配，都是一个价，用户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不如把传统煤分成煤块、煤屑等几个等级，分级出售，保证质量。这种做法和现代营销学中的产品细分、市场细分等概念十分吻合；第三，保证按时供应，要嘴勤腿勤，及时掌握用户需求，并做好调运计划，既不能让用户积压太多煤，也不能让煤脱销。这种做法和现代营销学中的客户关系管理理念十分吻合。

由于出色的业务和经理的赞誉，年仅21岁的刘鸿生就被总公司任命为开平矿务公司上海售品处经理，全权代理开平煤在长江下游华商中的销售。刘鸿生采取薄利多销、补贴佣金、赊销甚至跌价销售的办法，很快将一些小型煤矿挤出市场。拥有技术支撑的刘鸿生最终改变了长江下游数千年烧柴的习惯，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开平煤的销量一下子跃居第一。由于头脑灵活，1918年“一战”结束时，30岁的刘鸿生已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了。

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刘鸿生将目光转向实业，最终选择开办火柴厂。1920年，“鸿生火柴厂”在苏州成立，定名为“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在经营火柴厂的过程中，刘鸿生在技术、设备、人才等关键点做足了功夫。例如，设备和原材料从国内外多方选购，既保证了质量，也可以避免受制于人。高薪聘请日本技师传授技术和培训工人，还聘请留美化学博士担任总工程师并攻克日本技师保密的技术，甚至将糊火柴盒的工作外包出去。火柴厂生意红火后，1923年刘鸿生又创办了华商上海水泥公司，1927年与陈光甫创办大华保险公司等。新中国成立后，刘鸿生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兼上海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53年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年初将价值两千多万元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在经营企业的几十年生涯中，刘鸿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营经验，也形成了一套近代企业的经营思想，在企业的投资环境、市场竞争、人才使用、内部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第一，投资环境论。刘鸿生十分重视投资环境，他曾明确指出：“工厂之创立与发展，须适应经济环境之条件。”他所指的投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企业投资要有良好的经济地理环境，例如针对水泥这类笨重物资，如果从海外远道运来费用很高，价格必贵，如果国内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成本和价格双低，就不怕和洋货竞争；其次，企业投资要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包括金融支持、税制改革和整顿交通。

第二，市场竞争论。即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主张“谋定而后动”的企业战略决策；实行同类企业合并，以增强企业的实力。他在1928年8月的《告全国火柴同业书》中开列了同业合并的诸多好处：可以减少对内竞争，避免自相残杀；可以调剂生产数量，减少各自库存，适应需求；可以直接大宗订购原料，压低原料价格，省去通过洋行进口的佣金；合并后的公司规模宏大，有能力聘请专门技师，改良产品与洋货竞争；合并后各种经费可以通盘筹算，符合经济原则；合并后的新公司承担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主张“联合制胜”的市场竞争策略，还要采取“联夷制夷”、“联华制夷”的策略与外资企业竞争，并最终将日本小野田生产的龙牌水泥挤出中国市场；重视和提高产品的质量。

第三，人才使用论。包括用人唯贤、用人所长和广招人才三个方面，认为“缺乏经营管理能力以及缺少训练有素的人才，是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办好一个企业，首先得物色好专门人才，没有人才，不可冒昧从事”，主张“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重视并厚待人才”的人才竞争策略，在大中华火柴公司设立专门的考工科以加强对工人的管理。对于职员的使用和管理，方法主要是“待遇从优，管理从严”。除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金，还能获得高额“花红”和“职员特筹”。但是考核特别严格，还采取担保和保证制度，新职员需有担保人并且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他并不依赖外国专业技术人员，更加注意培养本国技术人员，指出：“客卿可用，在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也应当用，但只有立足国内，致力于本国人才的发掘、使用和培养，以解决人才来源问题”。

第四，企业管理论。即企业家要成为通才，刘鸿生每当进入一个行业，都务必将其吃透，四处求教，甚至通宵不眠研读有关资料文献，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都非常了解。他还精通英语，可以和外国技师交流；加强投资管理以确保投资的有效性，主张“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投资策略，一生创办众多企业以求“东方不亮西方亮”，甚至将子女安排到不同强国留学；成立财务收支中心以加强财务管理，力争降低企业成本，甚至为了减少银行的制约和费用，他还创办了中国企业银行；加强营销管理，以打开产品的销路；加强统一管理，使企业的运转更加有效，例如1930年在上海建造8层的企业大楼，将下属各个主要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到大楼中以加强集团管控。刘鸿生指出：集中管理有人才集中、财用经济、办法统一、分工精密四大优点。

9．吴蕴初

吴蕴初（1891—1953），字葆元，上海嘉定人，化工专家，著名的化工实业家，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成功研究廉价生产味精的方法，在我国创办了第一个味精厂（天厨）、氯碱厂（天原）、耐酸陶器厂（天盛）和生产合成氨与硝酸的工厂（天利），成为实力雄厚的“天”字号化工集团。他大力支持学会活动，资助清寒优秀学生上大学培养成高级科技人才。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

吴蕴初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艰苦创业，争创名牌。创办企业、敢为人先是他的一贯思想、作风。他认为：“办事业必须走在别人前面，要办别人没有办过的厂，才有意义”，“无论创办何种事业，最初的三五年，即使不预备失败，亦预备吃苦”。天厨味精厂刚刚创办，就面临着日本的“味の素”牌味精的竞争和扼杀企图，吴蕴初研制出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天厨佛手”牌味精，与日商展开竞争，最终不仅战胜了日本味精，而且在国际上取得了专利权，使我国工业产品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1926年，天厨味精获得美国费城国际展览会金奖，让国人士气大振，被认为是国货战胜日货的经典案例。

第二，重视经营管理的创新。吴蕴初为了摆脱外商对盐酸的控制，创办了天原化工厂，使天厨味精厂的原料自给自足，此举还填补了我国电解食盐工业的空白。为解决天原厂耐酸陶器的自给，开办天盛陶器厂，生产用于液氨、硝酸和各种耐酸的陶器，再次填补了空白。为了解决原来使用的电解槽身不耐盐酸腐蚀的问题，吴蕴初自制花岗岩槽身90多只，创造了我国民族企业自制化工重要设备的先例。

第三，实行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吴蕴初在创办的企业中试行了股份制，每年分红两次。并实行企业职工持股，使公司员工都成为其股东，调动了职工们的积极性。

第四，注重科研和人才培养。1928年，吴蕴初建立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除研究化工产品外，还接受委托承担研究课题；最先对饮料品、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等进行分析研究，还做过活性炭的试验以支持军工生产，以及利用松香和生漆作耐酸耐氯材料的研究等。为培养化工人才，1931年他出资成立教育基金会和奖学金，资助清贫学生上大学和奖励成绩优异的学生，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捐办了理化教室。这一举措为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人才。

10．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近现代史上颇负盛名的实业家，他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曾是长江航运首屈一指的民族资本企业，人称“中国船王”，他以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社会试验，使北碚成为四川境内最先进的地区，毛泽东认为他是“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但他依靠自学和实践，不仅成了一名有很高经营管理能力的实业家，而且能对经营管理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在包括“宜昌大撤退”（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内的抗战初期抢运中，民生公司因先后有117人牺牲、76人致残、30艘轮船抗战有功受到嘉奖，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卢作孚的管理思想中，最有特征的、在他的成功中最有意义的是他的决策、组织制度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思想：

第一，决策思想。从卢作孚决定走创办实业的道路开始，他就面临一系列的决策。首先是选择哪一种产业最合适，经过仔细分析，他选择在川江经营航运业；等到实力壮大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整个长江航道乃至辽阔海洋上与外国轮船业进行竞争。到1949年，他创办的民生公司不仅经营了沿海大港口城市的航运，而且也开通了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等地的航线。

第二，组织制度建设思想。他强调“管理的主要方法为建设秩序”，并且提出了建设组织秩序的五条原则：必须按照事业的范围或事业的性质划分部门；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必须层层负责、层层节制并有可信的管理方法；实行上层机关管理下层机关的原则；以组织秩序监督个人秩序。上述原则在他于1945年所著的《工商管理》一书中得到明确的表述。具体实践中，民生公司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了许多创新，例如针对其他公司船期混乱、客货混运、服务落后的弊端，进行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同时稳定运价、建立信誉。卢作孚为公司设计了很多基本管理规则，从经理须知、船长须知到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实际的工作方式、程序。从早到晚、从开船到靠岸，所有工作都规定得很详细，分工明确、责任到位，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现代航运企业。

第三，企业文化思想。在1926年6月刚刚创办公司时，他就制定了公司的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了完全实现上述宗旨，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倡导高尚的精神价值观，宣传“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重视个人价值，培养职工对公司的忠诚感，宣传“职工困难、公司解决，公司困难、职工解决”，但他本人却过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倡导企业职工之间的相互了解；重视职工培训。卢作孚的做法使民生公司职工的技能、文化素质发生了显著提高，从而使民生公司在社会上享有“社会大学”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