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海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1]
夏继果
摘要 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影响，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发生了诸多转变，“新海洋史”正悄然形成。第一，新海洋史的研究视角由陆地本位转向以海洋为中心，即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第二，新海洋史的本质特征是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或者说流动的网络）来研究，这与以前通常仅把海洋当作交往的通道有着重大的不同。从空间上说，新海洋史的研究对象包括作为通道的水面（即“网线”）以及沿岸的港口城市和岛屿（即网上的“结”）；从研究主题来说，涉及远程贸易、移民和离散社群、思想文化交流等方面；从研究特色来说，所关注的是人在这种网络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网络运行的机制。第三，新海洋史把近代以来的海洋史视为西方融入既有的海洋网络、与当地人不断互动的历史进程。这一特色在近年来的印度洋史研究中充分体现出来。
人类关于海洋的著述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在苏美尔人的创世神话中，在印度教和佛教的宇宙论中，在荷马史诗中，海洋都占有重要的地位。[2]有关“中国海洋史”的记载也可以上溯至久远的年代。然而，真正的海洋史研究的兴起却是在20世纪。西方有学者把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称为海洋史研究的开山鼻祖（the founding father of oceanic history）[3]，而中国的海洋史研究却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4]进入21世纪以来，或许受到联合国缔约国文件中“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种提法的影响，海洋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了重大发展，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也出现了郑和下西洋、海洋政策、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海洋社会经济史、海疆和海权这五大热点。[5]与此同时，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全球史思潮的影响，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也发生了诸多转变，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种全球史的转向。[6]
一
首先是研究视角的转变。在传统史学研究中，海洋被视为陆地的边缘，海洋本身并没有被当作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场”来加以观照；而全球史影响之下的海洋史研究（下文称之为“新海洋史”）从海洋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海洋也因此由边缘变成了研究的中心。
长期以来，历史学研究以陆地为本位，并依此构建起世界历史的学科框架，中外史学界概莫能外。这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尤为明显。例如，吴于廑先生的不朽名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探讨了古代时期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分立以及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这种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7]该文在我国世界史编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只关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这些陆上的人类活动空间，并没有提及海洋在古代世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受这种“陆地史观”的影响，历史学家常常忽视、贬低海洋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认为，“生活在船上如同生活在监狱一样”，甚至还不如生活在监狱，因为“监狱中的人有更多的空间、更好的食物、通常有更多的同伴”；有人把渔民与农民对立，认为渔民只收获不耕种，无异于商店扒手。[8]甚至布罗代尔也曾怀疑海洋的作用。在他看来，16世纪的地中海贸易中，粮食是最主要的商品，但其中只有1%是通过海上交易的，其他用于地方性消费或者由陆上交易。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得出这样的“结论”：“16世纪的地中海首先是农民、佃农、地主的世界……目前也好，长远也好，农业生活都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相比之下，其他问题都不值一提了。”[9]
进一步说，在“陆地史观”主导下所撰写的一些所谓的“海洋史”其实不过是“海洋周边陆地史”。这在地中海史的研究中是非常明显的。例如新近翻译出版的《地中海史》共分为33章，其中前几章的标题分别为：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早期，伊斯兰教，中世纪的意大利等[10]。这种地中海史其实是一个又一个地区的历史，之所以纳入地中海史的框架之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上或近或远地处于地中海的周围。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也属于此类。由于对长时段的过度重视，他的视野远离地中海沿岸，越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进入黑海及其腹地；甚至克拉科夫、马德拉这样一些地方也都在该书的记载范围中。他之所以得出前述“结论”，也与这种陆地本位思想密不可分。2013年出版的《海洋：一部文化史》的作者约翰·麦克对这种倾向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海被描绘成舞台的背景，而陆地是剧情真正展开的舞台……海本身的特性，人与海互动的性质，在海上发生或因海而发生的联盟，那些缔结、巩固或撕毁的和约，所有这些在这种历史著述中都是见不到的。”[11]与地中海史类似，很多所谓的大西洋史不过是欧洲和北美的关系史。艾莉森·盖姆斯在《大西洋史：定义、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指出：“很多历史学家所写的大西洋史很少以海洋为中心，海洋与其研究主题没有关系……就大西洋史来说，应当区分大西洋周边史和大西洋的历史。前者是多不胜数的，而后者则要少得多。”[12]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注全球联系与交往历程的全球史兴起。作为人类联系与交往的便捷手段，海洋在全球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球史的鼻祖威廉·麦克尼尔在发表于1995年的《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一文中指出，人类最初的文明的兴起，与海上的交流和互动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非常早的但我们无法说清楚的时间……印度洋及毗邻海域的沿海水域就成为运输和交流的极为便利的媒介。……如果苏美尔的传说是令人信服的，那么世界上第一个文明的开拓者们就诞生于这一广阔水域……”而地中海上的交往“激发并支撑着米诺斯、腓尼基—迦太基以及希腊—罗马文明的兴起。在最初，借鉴埃及和叙利亚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接触大多是通过海上完成的”。[13]
受全球史的影响，一些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由陆地本位的视角转向以海洋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即从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陆地看海洋。在他们的研究中，海洋不再仅仅是陆地的延伸，而是被当做与陆地相平行的舞台。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下文简称《伟大的海》）是这种海洋史的代表作。作者在该书的开篇明确指出：“本书是地中海的历史，而不是其周围陆地的历史。”[14]近年来，更有一些学者强调“海”（sea）与“洋”（ocean）的区别，提出应重视“海史学”（Thalassography）的研究。2013年出版的《大海：海史学与历史学》对此有较为全面的阐发。“海史学”与“历史学”（historiography）相对应，“历史学”是一般的史学研究，而“海史学”则是专门针对海的史学研究。“海史学”从地方的语境中探索全球史的研究手段，用微观的方法探索大规模的框架，为此，它强调贸易、交通、交流和网络的作用。“当我们言及海史学时，必然是把海放在中心，陆地放在边缘，在地理上和概念上都是如此。” [15]著名大西洋史学者威姆·克洛斯特的《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视野：研究一个混杂交错的世界》一文通过比较大西洋与加勒比海，认为对加勒比海这样的狭窄之海的研究更容易产生突破。因为从表面上看，海与洋的区别只是大小之分，但是转向一个更小的规模便是转向一种不同的史学：洋的研究是宏大叙事，而海的研究则是微观史学，后者更容易开展相互关系的研究。[16]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史已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评价：“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水（watery）。”[17]而艾莉森·盖姆斯在倡导开展大西洋史研究时更是激情四射：“撰写大西洋史需要极其乐观、无畏，相信跃入大洋不会以这样的悲剧而告终——为百慕大神秘三角增加一块残骸，相反会让你拥有一片新的、意想不到的学术沃土。投入伟大的海洋吧！”[18]
历史研究常常伴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变，时代变了，人们的关注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原来被认为边缘的地区就会变成中心地带。“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控制并改变观察历史的视角”，视角改变后，虽然“历史没有改变，但历史学的形态却改变了，从而在固有的历史当中观察出了新的意义”。[19]海洋史研究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变正是伴随着今天的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
二
关注海洋本身的“新海洋史”的本质特征是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来研究，这与以前通常把海洋当作交往的通道有着重大的不同。
西方历史学家论及1500年之后的历史的时候是比较重视海洋的，但他们又常常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编年史学家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的影响。他提及英格兰的扩张时仅仅“把海洋视为殖民扩张所经过的水路，关注点在于对水路尽头的描述，而不是对水路表面的特性和构成进行评估”[20]。在这种历史叙事之下，海洋仅仅被描述为各大陆文明间联系的大通道，落脚点仍然在于陆地上的风云变幻。与之相较，新海洋史关注海洋本身，把海洋当作互动区进行研究，或者说，视海洋为一个流动的网络。从空间上说，所研究的对象包括水面上的交流通道（即“网线”）以及沿岸的港口城市和岛屿（即网上的“结”）；从研究主题来说，包括远程贸易、文化交流、离散社群等；从研究特色来说，所关注的是人在这种网络形成和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网络运行的机制。下文就其中几个重要的方面予以详细说明。
第一，港口城市、岛屿及船上社会。
新海洋史研究关注海洋本身，很显然，海面不可能脱离陆地而存在，在强调海洋重要性的同时，如何做到海陆融通是海洋史研究顺利发展的关键。事实上，中外史学家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中国著名海洋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就指出：“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地区、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21]全面关注这些构成元素，便于海陆融通的实现以及海洋互动区的构建。需要指出的是，海洋史对沿海地区的关注与传统的“陆地史观”不同，“陆地史观”把这里视为“农业文明的海上延伸”，[22]关注的是这里与内地的联系，而海洋史中的沿海地区和港口城市注重其与外部的联系，特别是在海洋网络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
可以说，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就是这样一部海陆融通的海洋史。该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互动”的视角，其“序言”中，阿布拉菲亚明确指出：“我的主题是关注地中海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统一的商业、文化甚至（在罗马时期）政治区域的进程，同时关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强大的分裂因素（如战争和瘟疫）是如何结束这些统一的时期的。”[2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该书分五个阶段讲述公元前22000年至公元2010年的地中海人类史，在每个阶段，贸易、文化交流和帝国等因素把地中海编织联系在一起，而每个阶段的起止标志就是这种联系的形成与破坏。它所关注的是地中海本身、地中海岛屿以及一些沿海城镇。所涉及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城镇有休达、热那亚、威尼斯、杜布罗夫尼克、叙拉古、迦太基、亚历山大、科林斯、萨洛尼卡、士麦那、阿克、特拉维夫，等等。它们连接起地方性的或泛地中海性的贸易网络。该书对这些港口城市的叙述是颇具特色的。例如，在提及威尼斯时，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其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等“陆地性”内容，而是威尼斯给整个地中海贸易网络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东地中海统一性的重建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等“海洋性”问题。除港口城市外，一些重要的岛屿在《伟大的海》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如克里特、塞浦路斯、西西里、萨丁岛、马略卡岛，等等。
因现存资料稀缺，关于船上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但需要提到的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朝圣者伊本·朱拜尔记载了乘船回归故里的经历，留下了地中海船上社会的珍贵资料。1184年，他与其他穆斯林一起，登上一艘热那亚船，同行的还有基督教徒2000人。因是长途航行，船上出售许多商品，就像“一个货品供应充足的城市”。船被风吹到一个被拜占庭占领的城市，乘客从当地人那里买到了肉类和面包。按照热那亚海商法规定，如果在旅途过程中有乘客去世，船长就可以把其财物据为己有，因为“死者的真正继承人无法获得这些遗产，我们都感到这很有趣”。朱拜尔的这次航行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即穆斯林和基督教朝圣者共同搭乘热那亚船只。[24]这个例子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作为互动区的地中海世界，港口城市、岛屿及船上社会除了在贸易中的极端重要性之外，那里还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共生的重要舞台。举例来说，人们往往从圣战、十字军东征的角度来解读中世纪的地中海史，但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发现，三大宗教间的互动共生是该时期的主旋律。从发现于开罗的戈尼萨文书可以得知，950—1150年，生活在穆斯林中的犹太人可以在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内自由活动，与欧洲商人也有广泛接触。在穆斯林统治下的开罗城，三大宗教间在建筑艺术、语言文字、教育和节庆等方面互相借鉴，真正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西里岛自古以来是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是多元文化共存之地。进入中世纪以来，在被信奉天主教的诺曼人占领之前，这里曾先后被拜占庭和穆斯林所统治。诺曼国王罗杰二世（1130—1154）是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典范，被誉为“跨越东西方”的国王，甚至有学者认为他所缔造的“是一个和平与快乐的国度，他本人就像和平的缔造者所罗门一样”。他执政时期，每个族群都有相当的自治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自己的法庭审判跨宗教案件的自由。进一步说，甚至在十字军的占领区，也可以看到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友好相处。叙利亚北部一位叫吴萨麦·本·孟基兹（1095—1188）的阿拉伯酋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与一位西欧骑士的关系：“他与我关系甚密，我们经常见面，以至于他开始称呼我为‘兄弟’。”[25]
港口城市在印度洋史的研究中同样具有突出的地位，其中包括苏拉特、卡里库特、亚齐、穆哈、开普敦、霍尔木兹、巴士拉，等等。举两个例子说明。亚丁凭借基础设施、安全保证、船只维修水平等在10—13世纪成为富裕而强大的城市，把印度洋贸易与红海和地中海的贸易连接起来，东非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维持着其船舶中心的运转。马六甲在15、16世纪主导着印度洋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像东南亚的许多港口一样，马六甲靠贸易生存，征收商品价值3%—6%的交易税。这里的官方宗教是伊斯兰教，但民族和文化背景却各有不同，如古吉拉特人、泰米尔人、中国人、阿拉伯人、爪哇人，等等。葡萄牙商人道咪卑利士（Tome Pires）曾在这里发现了84种语言。到1511年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超过10万人。[26]
不仅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度洋史学者开始从事印度洋岛屿的研究。埃默里大学的罗克萨尼·马加里提撰文指出，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段，印度洋完全可以被称为“岛屿的大洋”（an ocean of islands），即“由地理学的、地理政治学的岛屿所构成的地理历史学实体”。10—13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段，那时，印度洋形成了一些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体，它们大多以岛屿为基地，对于远程贸易、移民、知识网络和宗教朝圣起到重要作用，而这些交往模式是印度洋世界的重要特征。在互动的框架下研究这些岛屿，思考它们在该时期印度洋整体性形成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7]罗克萨尼在文章最后进一步指出，“关注岛屿可以揭示印度洋的各组成部分运转及互相联系的机制”。[28]
港口城市、岛屿及船上社会已成为当今海洋史研究的一大热点。[29]如果把某一海域视为一个缩小的“全球”，我们可以进一步把这些地方视为更小的“全球”。在这里相对静止的表象之下，发生着频繁的经贸活动；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群体密切接触，共存互鉴，创造着新的文化。成功地解剖这些“麻雀”，可以为全球史研究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方法，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第二，思想文化交流。
传统上，人们从功能的角度，强调海洋连接了不同的陆地空间，便利了贸易、军队调动、思想文化交流，等等。对于前两者，学者们着墨较多，但新海洋史却越来越重视海洋在思想文化交流方面的功能。
以印度洋为例。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印度洋就编织起贸易和人口流动的网络，使得从东亚到东非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联系。在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就通过这个网络传到东南亚各地。后来，伊斯兰教也凭借此网络传到东非海岸、印度以及中国港口城市，渐渐地在印度洋周围广大地区扩散开来，那里的穆斯林不仅有阿拉伯人，还有东非人、古吉拉特人、波斯人、中国人、东南亚人，等等。今天，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印度洋网络的存在应该是其重要的成因。商人凭借税收、贸易联系这样一些诱惑在传播伊斯兰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商人、朝圣者和学者的不断往来推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社会建立起互相联系。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健康的穆斯林一生中应当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这样，麦加成为印度洋世界交流的会合点。在阿拉伯半岛西部的麦加和吉达之间，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讨论政治和文化，交易商品，其中有香料、纺织品、咖啡、中国瓷器，等等。[30]伊斯兰教不仅带给印度洋的部分地区以共同的宗教信仰，还有共同的语言、法律体系、货币政策。以至于14世纪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每到一处，都可以遇到相似的文化上的和语言上的地标。关于伊斯兰教迅速传播的原因，人们往往从阿拉伯的军事征服中来寻找，印度洋网络的研究可以部分地校正这种看法。
第三，移民与离散社群。
移民和离散社群是海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移民，可以以印度洋研究为例来说明。首先是自愿移民。印度洋的发展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移民，他们互相学习语言、习俗、宗教、技术，交换商品。例如，澳斯特洛尼西亚人（Austronesian peoples）从印度尼西亚跨印度洋到达东非以及西印度洋的岛屿，特别是马达加斯加岛。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其语言和文化习俗，例如耕作技术和宗教信仰。在马达加斯加，他们与来自东非的人一起，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其次是奴隶贸易，或者说强迫移民。印度洋奴隶贸易呈现出多样性、多方向性；奴隶进出口于很多地方，包括东非、南亚次大陆、阿拉伯城市国家以及东南亚；奴隶可以担任多种社会角色，如家仆、耕农、商人、妾、士兵、政府官员等，总的来看，印度洋的奴隶主要是妇女儿童，其中大多人所从事的不是种植园工作。[31]提到奴隶贸易，人们通常会想到大西洋奴隶贸易。与之相比，印度洋奴隶贸易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与移民研究相比，离散社群的研究相对薄弱。“与移民研究最为关注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统计等方面的问题不同，离散社群研究关注更多的是大范围移民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侨民区及其后代与母国和寄居国之间的关系问题。”[32]照此理解，离散社群所关注的似乎主要是移民的结果。在印度洋，离散社群的形成主要是由跨文化贸易推动的。印度洋的航行主要依赖季风，在季风交替风向期间有一个中间期。在这种中间期内，商人与当地人家庭住在一起，常常是多次回到同一个家庭，与该家庭从事贸易。商人常常通过婚姻（通常是暂时的婚姻）成为该家庭的一员，从而加强了经济联系。
第四，人在网络中的作用。
杨国桢先生指出：“海洋发展的历程，是人与海洋的关系不断协调适应的历程；也是人类社会海洋活动的个体、群体、区域社会、国家之间在用海、争海上从竞争到合作、从冲突到共处、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反复协调适应的历程。”[33]可见，他特别强调“人”在海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笔者之见，关注人本身是全球史的一大特色，新海洋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以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为例。他关注的焦点是互动，在他笔下，真正的“人”成为地中海的主角，而不再是布罗代尔笔下的“环境”。“在塑造地中海史方面，人类之手是非常重要的，而布罗代尔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本书关注把脚趾伸向地中海的人，尤其是跨海航行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直接参与跨文化贸易、宗教及其他思想的传播，同等重要的是，有些人还参与了海上航路控制权的争夺”。[34]这样，人类是如何感知地中海的，就成为《伟大的海》的中心内容，而该书的副题“地中海人类史”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粗略概括起来，《伟大的海》所涉及的人类群体主要有商人、传教士和朝圣者、军人、游客。其中对商人的关注尤其值得注意。阿布拉菲亚评价布罗代尔“精通自然环境而不是人类的活动，在他的笔下，甚至贸易史都近乎变成了商品史”[35]，《伟大的海》所关注的是“从事贸易的人，而不是他们所运送的商品”[36]。在进行商品交流的同时，商人们还交流着语言、思想、宗教、疾病，在各种文化和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伟大的海》中不仅有人类群体，而且包括具有明显时代特色的鲜活个体，例如，12世纪历经事业沉浮的威尼斯商人罗马诺·马里亚诺，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朱拜尔，13世纪到14世纪初旨在统一地中海的三大信仰的天主教传教士雷蒙卢尔，等等。
人与海的互动存在着多样性（diversity）和易变性（changeability）。阿布拉菲亚正是从这里出发寻找地中海的统一性（unity）。布罗代尔认为，自然地理特征塑造了地中海地区人们的生活，赋予地中海史以统一性。然而，“这种寻找统一性的做法却始自一种误解，即误解了地中海对于生活在地中海海岸及其岛屿、跨越地中海海面的人们意味着什么”。[37]从人类的层面来看，首先是存在着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上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又不断受到来自海面上的外来因素的影响，因此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在这种不断交往、不断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地中海被编织在一起，形成“五个地中海”，从而使地中海具有了统一性。这样看来，是“人”赋予了地中海以统一性而不是自然环境。在这部正文长达648页巨著的最后一段，阿布拉菲亚指出：“因此，地中海史的统一性存在于其纷乱的变动性之中，虽然这看似矛盾……”“在我们的星球上，地中海或许是互动最为强劲的地区，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海域”。[38]
第五，网络运行机制。
全球史不仅关注交往和互动的具体表现，而且关注支撑交往和互动的内在机制。对于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来说，这种机制更具有借鉴的意义。关注互动的海洋史学家也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在地中海史研究者看来，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网络的运行得益于一系列地中海规则的形成。
中世纪地中海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拉丁西欧三大势力争夺的对象，在这里没有一个势力是独霸的，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把其法律施加到整个地中海，不同法律的共存在所难免。但是，在地中海的网络之上，不论是人员还是物品都是在流动的，跨越政治边界和法律边界的事每时每日都在发生。要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就需要有共同接受的规则。规则的制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合单独一个国家的商法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签订双边的合约，制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在基督教世界，不论是拜占庭帝国还是拉丁西欧，这些法律主要来自罗马法，典型例证其一为拜占庭帝国于600—800年汇编的《罗得海法》；其二为12—14世纪在阿拉贡王国的土地上编纂的《康梭拉多海法》，它实际上是从13世纪开始流行于地中海地区的海事习惯法和法院判决的汇编。出于这样的共同法律基础，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的双边关系处理起来比较便利。1082年，拜占庭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签署《黄金诏书》，给威尼斯人很多特权：他们可以在除黑海和塞浦路斯之外的拜占庭帝国属地上进行贸易，免除各种税收；他们在金角湾旁得到了小块土地，包括一座码头、一座教堂；皇帝维持君士坦丁堡作为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纽带的地位，它可以从地中海获得香料和奢侈品，从黑海获得毛皮、木材和其他北方商品。该诏书成为意大利各城市此后为寻求海上帮助而与贸易合作者谈判的一个模本。[39]类似地，7—9世纪之间，伊斯兰教法的编纂使得商业规范和实践在伊斯兰世界得以统一。然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却有着重大的不同。穆斯林法律主要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被视为神法。渐渐地，在交往的过程中，两者相互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原先的土地上，穆斯林法学家的观点受到了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和《罗得海法》等罗马—拜占庭法的影响。与此同时，穆斯林商法也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1世纪晚期，“康美达”这种新型的远程海上贸易（通常在中东、非洲或西班牙之间）经营方式在欧洲海岸城市流行开来。它最早是穆斯林的一种商业惯例，于8—10世纪传播到拜占庭，包括南意大利的港口城市。“康美达”其实是一种合伙协议，一方合伙人提供资金但待在家里，另一方合伙人则专门从事航行；通常来说，前者可获得四分之三的利润，而后者获得另外四分之一的利润。[40]
在这种互相交流、借鉴的基础上，通过合约来协调规则变得方便可行。从12世纪开始，随着意大利以及后来的阿拉贡的扩张，这种双边合约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准确。一些合约是两国谈判的结果，是某种势力均衡的结果，但某些规则是所有合约共有的，并不受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被地中海所有国家心照不宣地接受的大量通则：它们规定战争与和平的界线，管理商人的旅居和港口的交易，便利在和平时期赎回俘虏，等等。[41]正如《亚洲的地中海》一书的作者弗朗索瓦·吉普鲁所言，中世纪的地中海是“通过对法律的共同尊重联系在一起”的。[42]
三
早期的海洋史研究忽视西方兴起之前各海域的历史发展，因而实质上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开拓史。著名的太平洋史家奥斯卡·斯佩特（Oskar Spate）明确指出，“这是太平洋的历史，不是太平洋人的历史。那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太平洋’的概念，后来这片大洋有了边界和轮廓，而这毋庸置疑是欧洲人的功劳”[43]。而新海洋史深入研究前近代的海洋网络，视近代以来的海洋史为西方融入既有的海洋网络、与当地人不断互动的历史进程。
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新海洋史注重对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洋史研究。关于古代地中海、印度洋的研究前文已有提及。同样，关于古代太平洋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进展。远在近代以前，太平洋盆地就是一个频繁互动的场所。澳斯特洛尼西亚人遍布所有适宜居住的太平洋岛屿，在大多岛屿上，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粮食作物和家畜，包括芋头、薯蓣、香蕉、面包果以及狗、猪和鸡。他们的后代，即通常所谓的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不但互相间有交往，而且与东亚人、东南亚人、南美人互动。萨摩亚、汤加和斐济的岛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通婚、互访、结盟、战争。一些密克罗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与来自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台湾、冲绳、琉球群岛甚至日本的商人进行交易，这种交易是频繁的，甚至是定期的。在太平洋的另一岸，拉帕努伊岛的岛民与南美海岸的人们，特别是秘鲁人，保持着零星的联系。公元400—700年间，甘薯从南美传到太平洋岛屿，很快传遍波利尼西亚，并传到新喀里多尼亚和瓦努阿图。甘薯成为太平洋岛屿的美食，并且对于新西兰的毛利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新西兰不太适合热带波利尼西亚农作物的生长。[44]
其次，新海洋史注重具体研究欧洲人融入既有海洋网络的过程。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印度洋史的研究中。如前所述，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交往网络；欧洲人并没有推翻这样一个全球体系，而是努力去理解、去适应，最终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起初，香料把欧洲人吸引到印度洋世界的市场。但即使欧洲人参与香料贸易，建立贸易公司，他们的成功也有赖于与当地人的互动。例如，葡萄牙帝国以及后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特别有赖于当地劳工维护军事工事、修建船只、充当翻译和代理商，等等。即使在葡萄牙人占领的果阿或荷兰人占领的巴达维亚，欧洲人只占不到10%的人口比例，在其他地方比例更小。琼·格尔曼·泰勒（Jean Gelman Taylor）认为，巴达维亚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特征。当地妇女凭借对当地市场、语言和风俗的知识，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荷兰人到来后，其中有人与荷兰男性成婚，并对荷兰丈夫及其家族产生影响。由于疾病带来的高死亡率，东南亚妇女的寿命往往长于荷兰男性，尽管如此，一些杰出的寡妇始终维持着与荷兰和亚洲亲属的联系。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上，17、18世纪的巴达维亚形成了所谓的克里奥尔语社会（creole society），孩子们把马来语作为第一语言，亚洲食物、亚洲装束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征。当然，欧洲人也给印度洋注入了新的全球动力。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与臣民和当地人谈判，从而赋予印度洋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特性。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好望角、斯里兰卡、巴达维亚等地拥有殖民地，它不仅从事贸易，在香料种植园使用外来劳工从事生产，而且还强迫人们在各殖民地间流动，从而增强了相互联系。但无论如何，近代以来，印度洋世界的古老网络、传统地方社会仍然维持着强大生命力。例如，在桑给巴尔，英国人试图用满载制造品的蒸汽船代替三角帆船贸易，但是，以三角帆船为核心的非正式的经济体制仍然保留，其货物有粮食、地毯、松香等；三角帆船能够到达蒸汽船不能到的地方，包括东非海岸，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港口。[45]
历史学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演进。如果说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所体现的世界观反映了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切，那么，针对海洋区域、强调交往进程的新海洋史无疑折射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需求。新海洋史对于全方位、立体化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对于历史学科的发展是非常有助益的。“历史的海洋性元素对人类——不仅西欧人还有阿拉伯人、日本人和美洲土著人——产生了总体性影响，最终使所有人之间建立起联系”，“人类与海洋的互动是世界历史的根本性成因之一。” [46]
（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15世纪地中海史研究”（批准号15BSS003）的阶段性成果。
[2] Michael Pearson，“Oceanic History，” in Prasenjit Duara，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eds.，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y Thought，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Ltd，2014，p.337.
[3] Michael Pearson，“Oceanic History，” p.338.
[4] 张丽、任灵兰：《近五年来中国的海洋史研究》，《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118页。
[5] 万明：《海洋史研究的五大热点》，《国家航海》第七辑，2014年5月。
[6] 本文主要以地中海和印度洋的研究为例来探讨海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其他海洋涉猎较少。
[7]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8] Michael Pearson，“Oceanic History，” p.341.
[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80页。
[10]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地中海史》，殷亚平等译，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11] John Mack，The Sea，A Cultural History，London：Reaktion Books Ltd.，2013，pp.19-20.
[12] Alison Games，“Atlantic History：Definitions，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11（3），June 2006，p.745.
[13] ［美］威廉·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14]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London，Pengu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xvii.
[15] Peter N.Miller，ed.，The Sea：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ix，5 .
[16] Wim Klooster，“Atlantic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s：Analyzing a Hybrid and Entangled World，” in Peter N.Miller，ed.，The Sea：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pp.60-83.
[17] W.Jeffrey Bolster，“Putting the Ocean in Atlantic history：Maritime Communities and Marine Ecology in the Northwest Atlantic，1500-1800，”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1），February，2008，p.20.
[18] Alison Games，“Atlantic History：Definitions，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 p.757.
[19] 李红岩：《“海洋史学”浅议》，《海洋史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0] Jonathon Raban，The Oxford Book of the Se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转引自Michael Pearson，“Oceanic History，” p.341。
[21] 杨国桢：《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第291页。
[22] 杨国桢：《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第4页。
[23]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xvii.
[24] Ibid.，pp.312-315.
[25]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311.
[26] 参见Thomas Anderson，Teaching the Indian Ocean as World History，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11.1/anderson.html。
[27] Roxani Margariti，“An Ocean of Islands：Islands，Insularity，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Indian Ocean，” in Peter N.Miller，ed.，The Sea：Thalass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p.199.
[28] Roxani Margariti，“An Ocean of Islands：Islands，Insularity，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Indian Ocean，” p.219.
[29] 笔者惊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史学者关注此类研究。例如，厦门大学鲁西奇教授在《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发表了《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
[30] 参见Thomas Anderson，Teaching the Indian Ocean as World History，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11.1/anderson.html。
[31] Ibid..
[32] ［美］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载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62页。
[33] 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7页。
[34]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p.XXX，XVIII.
[35] David Abulafia，“Mediterranean History，” in Jerry H.Bentl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ld History，p.499.
[36] David Abulafia，“Mediterranean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in History and Theory50 （May 2011），p.223.
[37] Ibid.，p.221.
[38]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648.
[39] David Abulafia，The Great Sea：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p.285.
[40]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41] 参见Dominique Valerian，“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in Peregrine Horden and Sharon Kinoshita，eds.，A Companion to Mediterranean History，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2014，pp.86-88。
[42] ［法］弗朗索瓦·吉普鲁：《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的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圈》，龚华燕、龙雪飞译，广东省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3] O.H.K.Spate，The Pacific since Magellan，Vol.I，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9，p.ix.转引自Michael Pearson，“Oceanic History，” p.340。
[44] Jerry H.Bentley，“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89 （2）：215-224，April 1999，p.219.
[45] 参见Thomas Anderson，Teaching the Indian Ocean as World History，http：//worldhistoryconnected.press.illinois.edu/11.1/anderson.html。
[46] Daniel Fnamore，“Introduction.（Maritime） History：Salting the Discourse，” in Daniel Finamore，ed.，Maritime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New Perspectives on Maritime History and Nautical Archaeology，Salem：The Peabody Essex Museum，p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