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耳濡目染，志在岐黄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由于家境贫寒，我们兄弟6人与父母共8口人住在不足12平方米的一间平房里。先父只好长期住在北平平民医院内，在学龄时期，我得于先父对我的宠爱，每年寒暑假期间常与其一起住在医院的宿舍里，从而减轻家里拥挤的烦恼。有时清早我看到许多贫困的病人围在中医眼科门诊候诊，好奇心使我走进室内，看到先父在神奇的“压葫芦”底部，装入中药水丸，兑入适量的白开水，使水丸溶化，将此药葫芦扣在患者的病眼上，十余分钟后，当患者感到疼痛较甚时，用长钝针在葫芦底部放气，把药葫芦拿下，眼病立即好转。先父告诉我说：此药葫芦可以治疗暴发火眼、内外障眼和其他一些常见的眼病，不同的眼病，可以用不同的水丸与热水混合后，利用其气，将药葫芦拔在病眼上，药物蒸发后，药到病所，病随药愈。当我在候诊室听到病人议论用此方法治疗眼病很快就好了时，我欣然地感到骄傲，有这样一位受病人称赞的父亲，我惬意地笑了。此后，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长大以后也当一名为穷苦人治病的大夫。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北京全城沸腾，人人喜出望外。感叹前两年我和两个哥哥轮流排队买混合面的苦日子不会再来了。一次，我家邻居一个6岁的男孩得了“白口糊”（走马牙疳），如不及时治疗，不仅满口牙齿会烂掉，而且会危及生命。我的母亲着急地对我说：“人家孩子的妈妈来求医，你赶快去医院告诉你爸爸想想办法。”我急忙到了医院，把详情告诉了父亲。晚上，父亲把配好的中药散剂无偿地赠给病人。待痊愈时，邻居全家到我们家来感谢，说：“陈大夫送来的药救了我们孩子的一条命啊！”那时，我虽然只有10岁，却正式地对父亲说：“我现在还小，要好好地读书学习，不然看不懂中医书，怎么当大夫呀？”我当时的成绩中等，贪玩，不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孩子。自知理亏的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当一个为穷苦人治病的好大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北京“物价一日三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不再会有了。但是我们兄弟6人全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6个孩子上中小学，的确感到难以维持生活。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从小就想当个中医大夫，现在就学中医吧。”我当时高兴地答应了。1949年6月，我13岁时，拜师京城名医、原北平国医学院董事、北平平民医院中医科主任陈世安先生门下学习中医。先师首先让我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2年后，让我以《医宗金鉴》为蓝本，重点通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四诊心法》《杂病心法》《妇科心法》《幼科心法》等。在此基础上通读《内经知要》《温病条辨》《神农本草经》原著。当我对《内经》原文不理解而请教先师时，先师结合病证解释后，又耐心地教导我说：“看书要静下心来，心浮气躁难以读懂医书之理，要多读几遍，多看各家注解。”随后，我跟老师抄方，进入临床。先师诊治风热感冒时，让我背诵银翘散；诊治风热咳嗽时，让我背诵桑菊饮。这时我感到自己背诵的医书，在临证时真的用上了。经过一年四季跟师诊治感冒与热病，加深了我对《伤寒论》和《温病条辨》的理解。

1954年，我加入了北京中医学会，成为预备会员，同时参加“中医讲习班”，随后考入了北京中医进修学校。3年系统地中医理论学习，使我对中医学的整体论、内因论及辨证论治的理论核心内容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1957年4月我加入“报恩寺中医联合诊所”，担任中医师，不仅跟师进一步学习，而且受到原北平国医学院院长孔伯华先生的弟子刘学文和唐泽丰的“中医汇通学派”的指导，唐泽丰多次带来他在20世纪40年代跟师孔伯华先生的临证医案，使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进一步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各大学派均有独特的学术观点。8年的中医学习与初步的临床实践，使我真正地进入了中医的大门。此时，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今后的学习，尤其是临证看病，审证求因是艰难的。我暗下决心，要在临床实践中苦读中医古籍10年。

勤求古训，勇于实践

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下，我参加组建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医院。这是一所基层的西医综合小医院，其中设有中医科、针灸科。我和先师都在中医内科工作。虽然我已经能独立诊治病人，但是始终没有停止向先师学习。先师每日诊病，门庭若市，而我一天没有几个病人。但这并没有使我气馁，而是促使我更加认真地跟师学习和努力研读古医籍。

1959年冬季，北京市麻疹流行，麻疹合并肺炎死亡率极高，尽管西医使用青链霉素，但是病儿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先师认为：“麻疹不出致使疹毒阻肺，治疗关键在于透疹宣肺，使毒邪外出则安。”我和先师经常一起在麻疹合并肺炎病房中会诊，采取中药治疗，获得良效。由于病人多，医院实施24小时值班制，我每日往诊病人家中数十次，用中药治疗麻疹合并肺炎，使死亡率大幅下降。几个月麻疹合并肺炎的防治工作使我认识到：看书学习固然重要，但在临床实践中的学习更加重要。

1960年，我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全市很多人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当时运用健脾益肾中药治疗取得良效受到当地政府的赞扬。说明中医理论必须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才能显示出它的活力。

1961年，我因饮食不节，起居无常，罹患化脓性阑尾炎，经上级医院外科主任确诊后，要求立即手术。此时，我想到以前曾以大黄牡丹汤加减方治疗急性阑尾炎取得良效，虽然没有治疗过化脓性阑尾炎，但仲景在《金匮要略》一书中记载：“肠内有痈脓，薏苡附子败酱散主之。”我决意自己用中药治疗，处方为：薏苡仁、败酱草、冬瓜子、蒲公英、紫花地丁、桃仁、甘草。服此方一剂痛止，二剂身安，三剂痊愈，状如常人。

1962年，我从事中医门诊工作5年后，求诊者日益增多。本院外科术后病人亦要求我会诊，如深部脓肿术后，新肉不生，形成凹陷，我采用外科消、托、补三大法则之补法为主治疗，一周后新肉迅速生长，痊愈出院。再如丹毒高热病人不能来院者，我到病人家中往诊，一般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的方药治疗，多在一周内痊愈。我在门诊多以治疗内科热病、妇科、儿科疾病为主，同时仍坚持学习《外科正宗》《外科证治全生集》等专著，以适应病人之需求。

1963年，在北新桥地区住着一位72岁高龄的“支饮”病人，西医诊为“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合并心衰，经住院治疗病情未减，出院在家，求余往诊治之。仲景先师以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治疗虚证之“支饮”病证，而此时病人已心衰，动则喘促不安，仰卧及坐起时面如白纸，心悸汗出，有欲脱之势。思之良久，以扶正祛邪法治之。仿仲景方，用西洋参、生黄芪补元扶正，以炒白术、茯苓、山药健脾祛痰，重用薏苡仁化饮祛邪，每日服3次。山药粥频服。半月后可下床行走，月余可骑自行车出行。

1964年，我的长子一岁半，因罹患“腺病毒性肺炎”住儿童医院治疗半月余，因呼吸衰竭合并心力衰竭，医院多次下病危通知，无奈只好将患儿接回家中。症见：身热已退，唯鼻翼扇动，昏睡，哭而无声，呼吸微弱，口唇紫绀，尿少，脉微细欲绝。证属邪阻心肺，正气欲脱。在先师指导下，急拟西洋参、藏红花、桃仁、杏仁、川贝母、麦冬、五味子、生甘草、蛤蚧尾。用滴管从口角处滴入，每日6次，每次10滴，3日后患儿睁开双眼，尿量增多，仍哭声细微，大便稀少，脉沉细弱。继以前方加山药进服。7日后诸症悉减。前方加白术、生黄芪，每日仍滴6次，每次增至15滴，调理月余痊愈。在此一个多月内，我被迫阅读《幼科心法要诀》《幼幼新书》等多部儿科专著，备感“临证用时方恨少”，特别是哮喘病篇，使我终生受益匪浅。至1969年，由于勤求古训，勇于实践，疗效不断提高，每日求诊者日渐增多。

全面继承，不断创新

没有全面的继承，创新就无从谈起。中医学术必须不断创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中医药学是在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中华文化和科技生产力的实践中造就的，具有其独特的系统科学理论，在新世纪里，中医学必须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并辅以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主持中医科研工作时，亲自建立中医院急腹症病房，在收治“石淋”（肾结石）病人中，一般肾结石直径在1cm以下者以清热利湿、通淋排石法，2周左右均可排石；肾结石直径在1.5cm以上者，则必须采用“化石法”，尤其是肾结石在肾盏部位者。在前贤各家学说基础上，我提出“以石化石”法，重用鱼脑石、滑石、芒硝等，获得良效。有一例病人因双肾结石被切除一个肾，另外一个肾结石直径在1.8cm以上，无奈求助于中医治疗。我采用“以石化石”之中药方为主，治疗数月，结石从中间断裂成两块从而排除。至今许多经中西医排石疗效不佳者我以此法治之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病房收治的急性阑尾炎患者，则以《金匮要略》中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加减化裁治疗，对化脓性阑尾炎则以薏苡附子败酱散为主方治疗。但对于反复发作的“肠痈”（慢性阑尾炎），则广泛吸取各家经验，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自拟“五子汤”（冬瓜仁、瓜蒌仁、甜瓜子仁、薏苡仁、桃仁）治疗，亦有良效。并通过多年临床实践的总结，自拟“肠痈通用方”：马齿苋、蒲公英、桃仁、丹皮、薏苡仁、冬瓜仁、生甘草，治疗肠痈屡用屡效，从而免除病人手术之苦。

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还主管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此期间，医院西学中医师以“中药剂暴露疗法”先后收治了800余例烧伤病人，其中对于深Ⅱ度病人进行植皮治疗，除1例因大面积深度烧伤（面积到98％）的病儿因气管黏膜脱落窒息死亡外，均治愈出院。在治疗过程中，为防止败血症的出现，从病人入院第2天起均服用我自拟的清心泻火、凉血解毒的中药汤剂，连服3天，无一例出现败血症，均平安度过了烧伤高热期，为日后的治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经验在全国烧伤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得到了高度评价。另一位西学中医师在先师的指导下，用中药石灰、大黄配成制剂，用注射器注入淋巴结核瘘管内，使多年不愈的淋巴结核患者得到了根治，此项成果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我在主管医院中西医结合工作期间开展的“中医急腹症病房”“中西医结合治疗烧伤”“中药石灰、大黄治疗淋病结核”三项科研工作中突出中医特色，1971年被评为“北京市卫生系统科技先进工作者”。

1979年至1981年，我奉调至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负责中医工作。在此期间，我对全市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进行了调研，了解到在中医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尚有诸多困难，必须做到不跟风、不随流、不盲从，坚定地走符合中医自身发展的道路。

1981年2月，我被调到北京鼓楼中医医院担任业务院长（其间巫君玉任院长，他1983年调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依据上级指示，“要把鼓楼中医医院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而不是西医综合医院和中西医结合医院”。鼓楼中医医院前身为煤炭部职工医院，后改为地方西医综合医院，1974年成为中医医院，但实际上只有中医、针灸、骨科3个中医科室。我认为，要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首先要有中医用中药来为患者治病，要有中医的病房，要有24小时值班的中医急诊室，要有一定数量的突出中医特色的科室，要以中医科研为龙头，中医学术为基础，否则只能是不伦不类的“中医院”，中医并不能真正得到发展。

在此期间，我作为业务院长，身体力行，1981年首先建立了北京市第一家中医男科门诊。1982年在市卫生局直接领导下举办了第一期“中医急症理论学习班”，为北京市培训了50余名中医主治医师以上的从事中医急症工作的人才队伍。1983年3月1日，创立了北京市第一家“中医急诊科”。在科研方面，我主持立项“药膳‘合雀报喜’治疗男性不育”的市科委科研课题，通过对40例男性不育患者的临床观察，服用1个月的药膳，有效率达84％。证实药膳不仅对人体有补益作用，而且使80％以上的患者精子数量上升，其中2例服药膳后其妻受孕，1例经染色体检查证实精子染色体中间断裂（其妻所生2女婴均因此夭折）。服药膳1个月后复查：染色体中间断裂已消失。证明中药不仅可以改善精子活动功能和生发精子，亦具备修复受损的精子染色体作用，此结果于1984年见报后轰动了全市乃至全国。此外，鼓楼中医医院肠道门诊、肝炎门诊、肾病门诊全部由中医师接诊病人，设置了50张中医病床。

1984年，我在重庆召开的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上宣读了“开展中医急症工作的经验介绍”。同年在病房内开展了中风、关格（肾衰竭）、真心痛（心梗）的中医诊治，院内制剂室研制了生脉饮肌肉和静脉给药制剂、增液汤静脉给药制剂，成功地用中药抢救了大面积心梗病人，研制了中药离子交换后保留灌肠治疗水肿病晚期（肾衰）病人，取得良效。陈氏“麝香止痛酒”局部外涂，使心梗病人心前区疼痛得到快速缓解。“痛经丸”使治疗妇科痛经病人得以迅速止痛。“解毒益肝丸”治疗慢性肝炎疗效显著。“鼻通丸”治疗鼻渊病（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三才降糖丸”治疗消渴病均取得良效。特别是“定喘擦剂”治疗哮喘有快速止喘之功，与西药氨茶碱对比，其肌注止喘效果优于氨茶碱，静脉给药与氨茶碱效果相似，从而为中医急症增加了新药，且该药为外用剂型，简便易行，安全有效，外擦后30分钟即可缓解症状，60分钟后两肺啰音减少。长期应用配合内服“定喘散”，2年内大部分病人可以得到根治。该研究成果于1987年获东城区科委二等奖、北京市卫生局科技二等奖、国际自然医学科学研讨会优秀论文铜牌奖。1984年，我担任“北京热病组”副组长（组长为董建华），1986年获卫生部乙级重大科研成果奖。1984年，由于男科病人过多，我在总结治疗经验的基础上，研制了“生精赞育”系列药，如“温肾增精丸”“益肾增精丸”“滋肾增精丸”“清肾增精丸”“活血生精丸”“通肾丸”“液化丸”“固肾丸”“阳痿灵”（胶囊）等市级批准的内部制剂，治疗男性不育病中的少精病、多精病、弱精病、死精病、无精病、滞精病、凝精病、畸精病、损精病等病种均有显著的疗效；对精浊、阳痿、早泄、遗精亦有较好疗效。其中治疗精凝不育病（免疫性不育）之“抗体平”至今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无论男女均有良效；“液化丸”治疗滞精不育（不液化）有效率在90％以上，仍居国内先进水平。以上中药治疗无精不育病（无精子症），特别是小睾丸无精子症，提示有可喜的效果。1987～1988年，《中外妇女》杂志、《健康报》公开发表《无精子症不是绝症》一文，使无精子症患者看到了曙光。值得提出的是，通过对鼓楼中医医院男科门诊病历抽查，95％以上的无精子病人均未按要求坚持服药，未按要求节制性生活、禁忌烟酒及辛辣食品。另外，各种环境污染造成男子生育能力的持续下降，特别是睾丸的自身病变至今仍有增无减，给治疗无精不育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近30年的临床研究表明，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如何提高该病治疗在21世纪仍然是医学界的一个难点，有待于进一步突破。

容纳百川，自我发展

自古就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文明共存于世界之中，中医学与西医学正是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而生。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各有其特点和自身发展规律，这一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两种医学可以相互补充、借鉴，但不能相互替代，一切违反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方法都是不科学的。

几千年来中医学汲取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医学经验与药物，可以说是容纳百川，使之融化于中医学体系之中，成为中医学的一部分。如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药物，一定要按照中医学的理论观点，分析总结药物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归经等，方能成为中药。又如国外传入中国的“性传播疾病——梅毒”于明代弘治（1488～1505）末年首先在广东被发现并记载，当时成为“广疮”。依据中医的整体理论体系，按病证的特点“形似杨梅”，定名为“杨梅疮”，治疗以轻粉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北隆化县老中医盛子章用“三仙丹”“清血搜毒丸”治疗全县1000多名杨梅疮病人，30天内治愈率达100％。

再如西医病名“乙脑”，中医名称则有多发于干旱天气的“暑温病”。如果不把“乙脑”融化于中医理论体系之中，不立中医病名，那么辨证论治就会迷失方向，其治疗效果轻者事倍功半，重者患者将有生命危险。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以“气厥”病辨证治愈1例西医称之为“脱髓鞘症所致多发性硬化症”；董建华则以“温热病”治愈此病；中医专家胡荫培又以“解毒”治愈1例煤气中毒诱发的脱髓鞘症均取得良效。说明运用中医理论，以中医病名为纲进行辨证论治，均可取得奇效。

2004年9月，我赴香港讲学，遇到“轮状病毒”感染的腹泻病人，辨证为暑热内蕴、寒邪直中所致“腹泻”病，用中药治疗后腹泻立即停止，轮状病毒感染至今西医尚无特效药物，而中医则依据中医的诊断，然后辨证施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佳效。

2003年广州、北京等地“疫毒肺”（SARS）大流行，中医按照“温病”进行了辨证论治，收到了良效。遗憾的是在这一场瘟疫大流行中，中医却忽略了自身的病症结合、辨证论治的规律，至今没有确立“SARS”的中医病名。

我在1981年建立男科以来，近30年的临床、教学与科研的实践使我认识到：男性不育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病证的极为复杂的疾病。它涉及到内科病种中的心病、肝病、脾病、肾病、肺病；外科病种中的痈疽、痔疮；皮科病种中的湿疮，以及性传播病证等。为此，男性不育病证是一门系统科学，是男性学的轴心部分。尽管病因、病机、治法、用药十分复杂，但是我运用中医学的“肾命学说”，把男性不育分为阴阳两纲，精、气、水、火四目。其病因尽管极其复杂，无非是人体“精气不足”而致不育。治疗此病，其大法无非是调和阴阳两大物质的偏虚偏亢，用药无非是滋添人体的津液（真阴、元阴之精、万物生长之源），点燃人体生命之火（水中之火、肾之动气、生命之火、万物生发之火）。在治疗各种病证中，运用传统中医五行学说的理论，如治少精不育，在滋肾阴、益肾精的基础上，加用补肺金之阴精的南北沙参等药物，补其母而壮其子，同时加用补脾阴的石斛等药物以生金而达到补其祖而壮其子之功，以此类推加用补心阴之麦冬、补肝阴之白芍等，以达到补曾祖、太祖之阴而生肾阴肾精之效。因为肾受五脏六腑之精气而授之，五脏阴精不足必将导致肾所藏之阴精不足。为此以五行配五脏之相生之法治疗肾阴精不足的少精病取得良效。此法在其他病证治疗中均可运用，如女性孕后死胎病证，我用此法治疗2～6次胎停育者均获良效。以男性不育症为例，虽然辅以现代医学诊断，但始终应把精液常规检查、内分泌检查等各项检验都融化在中医理论之中。在诊治男性不育病证中均以中医病名为纲，以辨证论治为目。如按少精病、多精病、多精病、弱精病、死精病、无精病、滞精病、凝精病、畸精病、损精病等诊治男性不育。只有建立中医病名，才能有专病专方。滞精病（精液不液化），中医认为其主要的病因病机为“阴虚液少”，其治法多为育阴增液使滞精液化。为此研制了育阴增液的“液化丸”成药，治疗滞精不育病（不液化病）有效率在90％以上。合并精室湿热者加清热药物，精脉瘀阻者加活血药物。对免疫性不育症，依据中医理论体系，其主要病机以“气滞血瘀”为主体，方用理气活血中药使精子凝集状态化解而获痊愈。

总之，中医学要存“容纳百川”之胸怀。但一定要把现代科学的成果以及各种检测手段的数据融化在中医理论之中，以此不断推动中医学自身的发展，才是“容纳百川”的根本目的。

科教育人，著书立说

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医男科事业，我们先后与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原冶金部检测中心等多家科研单位开展了多项跨学科合作研究，开展了对患者内分泌激素测定、微量元素测定、精子运动电脑自动分析测定、临床常用药物动物实验等观察项目，先后证实“生精赞育丸”系列药可促进实验小白鼠生殖系统功能，并改善棉酚所致实验动物生育力损害状态，提高患者及实验动物睾酮等性激素水平，改善精液中锌、锰、铁、镁、钙等元素水平，对少精病、弱精病、死精病、无精病、滞精病、凝精病、畸精病、损精病等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又通过不同证型患者激素水平和精液微量元素测试，探索了上述实验指标与中医证候的关系，丰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

近年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合作开展了精子冷冻蚀刻复形膜和精子超薄切片电子显微镜超微结构观察、精子超微弱发光等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的高科技检查项目。首次证实，陈氏“抗体平”具有改善精子膜蛋白颗粒分布、促进受损精子膜恢复正常的作用，对揭示中药治疗男性不育的机理有很大意义，使中药治疗男性不育的研究开始进入亚细胞乃至分子生物学水平。

我多次被邀请赴美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及香港、台湾等地区讲学、巡诊。国内各大报刊（港澳地区、台湾的《中国时报》《大公报》《商报》等）以及美、日、法、德、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络均做过专题报道，先后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北京电视台、亚洲电视台等做专题采访和专题讲座。

为了使中医事业后继有人，我在完成繁重的临床与科研任务的同时，十分重视年青一代中医人才的培养，不仅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代培了3名硕士研究生，并培养了2名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的台湾研究生，还带出了一批全面掌握中医男科疾病诊治规律、能系统进行有关科研项目研究的本院中青年中医。根据国家和北京市中医局的师带徒计划安排，先后带出6名弟子。我不仅在有关中医理论方面循循善诱，详细讲解，而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临床经验传授给学生们。在繁忙的临诊之余，定期定时批改、检查学生的学习笔记，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鼓励他们不断总结老师的经验，掌握国内外学术方面的最新动态，大胆开展科研项目的研究，参与学术专著的撰写工作，独立完成新课题和学术论文，并在有关国际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当场解答专家们的问题，锻炼了他们的能力。在我的学生中现已有2名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先后担任了中华中医药学会男性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性学会中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医男科学会常务委员、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男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男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职务，并有1人先后当选东城区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分别获得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东城区优秀医务工作者等称号。

我在国内外医学杂志报刊公开发表文章200余篇，如“药膳‘合雀报喜’治疗男性不育40例临床观察”（1984）、“生精赞育丸治疗无精子症66例临床报告”（1987）、“无精子症并非绝症”（1988）、“生精赞育丸对男性不育患者血浆睾酮水平的影响”（1991）、“男性不育证治纲要”（1991）、“调和阴阳治则在男性不育症中的应用”（1991）、“‘抗体平’治疗免疫性不育的临床研究”（1991）、“生精赞育丸治疗棉酚所致男性不育的临床观察及动物实验”（1992）、“中医药在急症中的应用”（1990）、“定喘搽剂治疗哮喘”（1987）、“脑中风的中医药治疗经验”（1985）、“肝硬化腹水的中医治疗”（1997）、“肝癌的中药调治”（1999）、“肾为人体生命之本论”（2002）、“中医药治疗‘非典’的科学性”（2003）、“论消渴病的中医治疗优势”（2004）等。我还先后撰著了《中医男科学》，主编了《中医男科丛书》《男性性功能障碍》《男科新论》《男科临证新探》《家庭药膳500例》《糖尿病药膳》，与他人合编了《中国实用男科学》《燕山医话》等专著。

我虽已年近八十，但仍在忘我地勤奋工作，坚持日常门诊，解除众多患者的疾病痛苦，始终实践着古人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训诫：“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务必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谓苍生大医。”并以“医以民为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陈文伯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