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中医药学有数千年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年代里，中医药能够延续不绝，并不断有所发展，中医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是伴随着中医药学的产生而几乎同时存在的，师承教育包括家传、师承、私淑等方式，并且成为我国古代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官办医学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作为一种制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师承教育与官办医学教育方式的作用下，中医药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地推动着中医药学术传承的发展和壮大。

一、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纵观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师承教育是我国古代医学传承的主要方式，中国医学史上记载医学上有所建树的医家多数是通过师承教育方式学习医学知识的。师承教育主要包括师承授受、家学传承、私淑遥承。

（一）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

1.师承授受

师承授受人才培养模式与中医药学的学术特点相吻合，它在中医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大家，对中医药学的延续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国古代民间医学传授的主要方式，历久不衰。

中医师承授受人才培养模式的肇始与中医药的起源同步。秦以前的医学人才培养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我们需要依托教育和医学的发展历史探讨先秦时期的医学教育。原始社会没有文字，可以推断当时的教育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进行的。而后来文字的产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西周以前的医学教育大致分为朴素的经验传承和神秘的巫医传承两个阶段。至春秋战国，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影响下，医学人才培养的主导权下移到民间，进入早期的师徒传承阶段。

西周时期的医学人才培养只是简单的经验传授，很少赋予经验的解释，经验在传承的过程中由多数人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医食同源”过渡到“医圣同源”，才有伏羲制九针而有针灸、神农尝百草而有药物、黄帝论经脉而有医理等说法。伏羲、神农、黄帝等对医疗经验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个阶段是巫医传承，殷商时期的巫医结合促进了中国医学的传承。第三阶段是神秘的师徒传承，师徒授受的师承教育方式曾经是培养中医药学人才的主要模式，也是中医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相传雷公师从黄帝、岐伯师从僦贷季、扁鹊师从长桑君等，表明中医药学依赖师承教育方式，使先辈的丰富经验不断得以继承和发扬，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同时，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在漫长的薪火相传中日趋成熟。

秦汉时期人才培养主要以家传或师承的私学为基本方式。秦国的医生技术高超，良医辈出，以医缓、医和、医呴等为代表人物。秦统一六国后，较为完整地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医药学的优秀传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官医制度。设立了太医令、卫生保健职官、侍医等职。发展到西汉时期，中央政府的医职形成少府和太常两个系统。东汉时期发生了变化，此时汉代的医疗机构已逐渐形成，这一时期仍以师徒传承为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却没有政府主导的医学教育。尤其在两汉期间传承线索更见明晰。如仓公师徒之间的传承，郭玉师徒之间的传承，张仲景师徒之间的传承，华佗师徒之间的传承。西汉时，“太仓公者……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淳于意先后拜师于公孙光、公乘阳庆学习医学知识，其师不仅传之禁方、脉书，而且将药论相关的知识也传授给他，最后终成一代医家。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公乘阳庆、公孙光、杨中倩与仓公，仓公与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之间为明晰的师徒关系。《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涪翁、程高、郭玉之间也为师徒关系。《襄阳府志》记载，张仲景师承张伯祖。《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与吴普、樊阿、李当之间也构成师徒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教育模式也主要是父子相传和师徒授受。此时的医学知识比较普及，当时盛行服丹石，这需要医学知识指导，间接促进了医学的进步。《晋书·葛洪传》载，郑隐师承葛玄、葛洪师承鲍玄。《梁书·陶弘景传》记载：“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唐朝官学教育已经初步形成，史料上明确记载的师承教育很少，但是在民间，师承授受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直在延续，为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两宋时期，师徒传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宋代培养了一批中医药名家，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就是儒医高若呐。《宋史》记载：“若呐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张仲景《伤寒论诀》、孙思邈《方书》及《外台秘要》久不传，悉考校讹谬行之，世始知有是书。名医多出卫州，皆本高氏学焉。”高若呐对医学经典述其精微，补苴罅漏，开启了宋代研习医学经典之风，他也成为宋代研究《伤寒论》的第一家。据载，高若呐有两个弟子。《邵氏闻见录》记载：“康节先公曰：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以卫多名医故也。有申受者善医，自言得术于高若呐参政，得脉于郝氏老。其说谓高参政医学甚高，既贵，诊脉少，故不及郝老。郝老名充，居郑州，今谏议之疾非郝老不可治。”由此可知，申受师承于高若呐，同时与郝充也是师承授受的关系。另据《龙川略志》载：“有一举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尝学医于卫州，闻高敏之遗说，疗病有精思。”这表明，徐遁也是高氏的弟子，师承其学。

北宋的庞安时，弟子众多。《新安志》载张扩“少好医，从蕲水庞安时游，时同学六十人，安时独喜扩”。据现代学者考证，庞氏弟子有名姓者五人：张扩、李百全、魏炳、胡道士（胡洞微）、奕仲实之父。另外，有资料可查的师徒关系：严用和师从刘开，刘开师从崔嘉彦，此三人构成师承授受关系，且皆为名医；申受、赵宗古师从郝充；王硕师从陈言；王既师从宋道方；李氏师从杨介，等等。可见，师承授受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北宋时期仍备受重视，且培养了很多医学大家，推动了北宋医学的发展。

到南宋时期，中医药学开始以医学流派的形式进行继承与发展。在师承教育的基础上产生了医学流派，医学流派又充实了师承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医学流派更注重医技、医理的继承、创新、发展和传播。当时较为著名的中医学流派有：萧山竹林寺医派，于后晋天福七年（943）师祖高昙以妇科开道，经历了宋、元、明、清的师徒相传。宋理宗封竹林寺妇科医僧为十世“医王”，此后寺内更是名医辈出，医术流芳。永嘉医派，以陈言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为创始，以王硕的《易简方》为核心，其后有孙志宁的《增修易简方》、施政卿的《续易简方论》、卢祖常的《易简方纠谬》、王障的《易简方脉论》、徐若虚的《王氏易简方》等，使学派更加完善。南宋时期仁和（今杭州）人稽清，擅长正骨术，人称“稽接骨”，患者较多，招收几个学徒做帮手，学徒出师后又分别收徒，就这样师徒相授数十代，形成“三六九”伤科医派。此外，还有绍兴钱氏妇科、宁波宋氏女科、杭州陈木扇妇科以及郭氏妇科等各有独特学术特点的医学流派。这些流派皆源远流长，历经多个朝代的传承发展，有的至今仍有传人。这些医学流派留下了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是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范例。

金元时期，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仍体现在医学流派的传承中。这一时期中医学术流派的发展被认为是中医学进步的标志性成就。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被认为是这一进步的代表性人物。刘完素、张子和、朱丹溪三人是一脉相承的，属于“河间学派”，刘完素是开山鼻祖，张子和晚于刘完素30余年，朱丹溪约晚于刘完素170年，居四大家之末。刘氏认为“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而张子和是刘完素的崇拜者和私淑者，在刘完素之后的三大家中受其影响最大，对刘完素学说的普及、发挥最为得力。他的攻邪派理论是对刘完素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朱丹溪是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他的老师罗知悌是刘完素的亲传弟子。朱丹溪沿袭师说，吸纳他长，尤重相火为病，大倡“阳有余阴不足”论，治疗强调滋阴降火，开后世滋阴一派的先河。通过医学争鸣，形成了众多学派，如河间学派中的刘完素、罗知悌、朱丹溪、戴思恭，易水学派中的张元素、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形成了一个人才链条和人才群体。这种以学派为基础、以学术争鸣为动力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模式，不仅推动中医药学术不断创新、发展和繁荣，而且创立了师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要素。

明清时期，中医药学分科发展加快，临床各科均有不少成就。如温病学及其对传染病的研究方面，人痘接种预防天花成功，这是医学上的飞跃式发展。各家著书立说，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总结了几千年的用药经验和理论知识，对药物的鉴别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对国内外影响很大。此时的师承教育仍沿袭金元时期的模式，分散在民间，与各医学流派相伴而存在和发展。这一时期刊行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如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等。此时还有大批通俗的医书和医案等问世，对医学知识的普及与交流大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医家为了教授学生而将自己的经验编成讲义，如清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其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已经超越了教材本身，而成为重要的医学专著。这一时期也不乏学生对老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进行系统整理的著作，最著名的莫过于清代医家叶桂门人整理而成的专著《温热论》及《临证指南医案》等。

2.家传

家传是私学教育的一种方式。中国古代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制社会，具有很强的家族观念。古代很多技艺性较强的行业受其影响，强调技艺的家传。医学作为一门技艺，通过家传的方式传承中医药学技能，丰富了师承授受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医学非常兴盛，多以士族为著。范行准先生称其为“门阀的医家”，比如东海徐氏、馆陶李氏等，往往仕于历代而以医名。《魏书·周澹传》记载：“周澹，京兆鄂人也。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子驴驹，袭，传术。延兴中，位至散令。”明确了周澹父子的家传关系。《魏书·列传术艺第七十九》记载：“显父安道，少与李亮同师，俱学医药，粗究其术，而不及亮也。”如此，王安道、王显构成家传关系。《周书·列传第三十九》记载了姚菩提—姚僧垣—姚最、姚察的家传关系，褚该—褚士的家传关系；《南史·列传第二十二》记载了徐熙—徐秋夫—徐道度、徐叔响—徐文伯、徐嗣伯—徐雄的家传关系；《北史·列传第七十八》记载了徐睿、徐文伯—徐雄—徐之才、徐之范的家传关系。南北朝时期著名医家钱塘人（今杭州）徐之才，从他的五世祖徐熙以下传至他的兄弟，六代之中就有十一个名医。

隋代继续沿袭着南北朝以来的家传优良传统，但记载较少，《隋书》仅为许智藏一人立传，并记录了其学医的家传关系，即许道幼—许景—许智藏、许爽—许澄。

两宋时期，家传方式仍然是民间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通过这种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医生称为“世医”，据资料记载，宋代明确记载的医生有243人，其中有55人是世医出身。由此可知，宋代有很多名医乃世医出身。宋代有传承三世而达百余年之久的第一代新安名医世家。北宋末年的张扩就是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新安医家。张扩年少时师从名医庞安时，是庞安时的得意门生，因而得其倾囊相授。他著有《医流论》《伤寒切要》二书。《医说》记载了张扩的医学家传经过：“张扩常受业于庞安时，以医名京洛间……扩授其弟子发，子发授其子彦仁，果为彦仁之子承其家学，亦喜谈医。”到张杲时，他不仅继承了前辈医学精华，还潜心学医50多年，著《医说》。另外，我们熟知的还有孙尚父子三人、钱乙、刘翰、冯文智、杨介、赵自化等名家皆是世医出身。

明代在户籍的管理上十分严格，《明史·食货一》载：“毕以其业著籍。入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同时，《明会典·户部五》载：“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明会典·刑部九》又载：“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板籍者，罪同。”这等同于一旦祖辈入了医户，子孙也必须世代业医，妄改医籍将受到重罚。清代对户籍的划分也大体相同，但对于入籍条件和之后的政治待遇都有所提高。世医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医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造就了一批著名的家传世医：如明代医家李时珍，三代业医，家学渊博；新安张氏家族、槐塘程氏家族、歙县余氏家族等，皆是家族传承的典型。杨继洲汲取数辈经验编著而成《针灸大成》，薛己父子合撰《保婴撮要》，虞抟继承祖业而撰《医学正传》等，万密斋在继承家学基础上著成《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痘疹心法》等儿科著作，皆是家族传承的范例。

3.自学

古代，通过自学成为医生者也为数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种：因自身有疾病或家属患病而钻研医术；由于科举仕途不利或某种原因厌于仕途转为学医；受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如“为儒者不可不兼夫医”“为人之子不可不知医”等，继以留心医学。而在自习医学者之中，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者。他们可以通过直接阅读历代医学名著掌握医学理论知识，也容易融贯实践经验。

魏晋时期的皇甫谧，42岁时突然得了风痹病，请医生治疗效果不佳。于是皇甫谧萌发了自学医学的念头，由攻读四书五经转为研习医学。他躺在床上刻苦地学习有关医书，并集中精力研究针灸学。经多年努力，终于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

仁宗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得宋代书籍的印刷成本大幅度降低，宋代医药书籍剧增。据统计，《宋史·艺文志》就收载了医学著作500部之多。医籍剧增为文人儒士获得医学知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宋代开始，自习医书成为医学传承的另一种重要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师徒传授和家传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重要补充。因为师承授受强调“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学、自悟是师承授受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要素，自学成才成医者为后世师承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文人儒士皆可直接阅读各种医学著作，了解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宋代就有不少名医是通过自学而成才的。南宋绍兴（绍兴元年，即1131年）到乾道（乾道九年，即1173年）年间的名医王克明，“初生时，母乏乳，饵以粥，遂得脾胃疾，长益甚，医以为不可治；克明自读《难经》《素问》以求其法，刻意处药，其病乃愈；始以术行江、淮，入苏、湖，针灸尤精”，通过自学成为当时的名医。南宋时期的名医许叔微也是自学成名的典范，“……叔微自念家贫无力，惟医乃可，于是精意方书久乃通妙，人无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多声名益著”，从中可得知许叔微是通过刻苦自学而成名医的。

金元时期的张元素，8岁就去试童子业，27岁考进士，但因犯讳而被除名，遂发愤学医，立志当一位名医。经过多年刻苦自学，终成一代名医。他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学说，成为“易水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等医书，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等均为名医。

明清时期大量医药图书刊行，以歌诀体的中药学、方剂学、脉学和临床诊治读物为主，如《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等。从此，医学教育不再只限于特定人群，医学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深。如清代医家徐大椿，因亲属连年病死欲尽，便发奋学医，博览医籍，遂妙悟医理而悬壶于世。清代医家魏之琇，是自学成才中最艰苦的一位医家。他有20多年的时间是一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挤出时间自学医学，终成名医，著有《续名医类案》。

自学的方式促进了宋代医学的发展，但其弊端也开始显露出来。自学只能获得医学知识，缺乏师傅的经验传授，难以准确地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对此，沈括曰：“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中医学的传承不仅要有医学理论知识，还应有临床实践。只有两者结合才能领略中医学的真谛。

4.私淑

私淑，多为崇仰其学而未能得其亲炙，仍继承其术而加以滋广发皇者。此为中国古代医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孟子·离娄下》曰：“予未得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赵岐注：“淑，善也。我私善于贤人耳。”宋元时期，流派纷呈，各擅其长，私淑之风盛行，如金元大家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张从正、高雍、镏洪；刘完素、张从正的私淑弟子有葛氏父子；朱丹溪的私淑弟子有汪机、王纶、虞抟、徐彦纯、陈无咎等，属师承的又一途径。

（二）师承授受人才培养的择徒标准

师承授受是随着有特定技艺传授性行业的发展和需求而逐渐形成的，有“非其人则不授”的行业规矩，只有子女或被师傅认定具备特定条件者才有机会学习医业，在师承授受上依靠利益维系，恪守祖述的师徒关系（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传奇关系、政治关系、择优关系等），形成了中医药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特定培养要素约定。在漫长的薪传过程中，师承授受形成了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鲜明特征。

师徒传承在择师、选徒及教学方面皆有一定的模式。师父对徒弟的选择和考察都是十分严格的。明·徐一夔《始丰稿》中记载：“（程恒）其后游于五湖，有葛先生者，以医鸣，其术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间人称为神医。君闻而喜曰：‘是真吾师也。’乃营绍介为先生容。先生不许曰：‘吾术不以与庸夫，君弗为！’沮一日，躬执蛰币诣先生门下求见，以刺通。先生素傲院，不即出见，稍揽衣起，从户隙窥君。见君神采哗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见，尽以其术授君。”这是选徒时对其“才性”的考察，即是考察其是否有学医药的天赋。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师选徒不仅考察“才性”，也考察“德性”。《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而《医非人人可学论》中也记载：“故医者能正其心术，虽学不足，犹不至于害人。”

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提出医家“第一要”，即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将医生具有仁德之心作为根本指导思想。

（三）师承授受的教学方法

师承授受主要是在老师论经讲解、指导自学的基础上，学生跟随老师出诊。在论经讲解时，常常将经典著作与儒家经典并论。如《侣山堂类辨》记载张志聪的教学活动“月三、六、九晨，集及门，说《内经》及《伤寒论》”。在此基础上，强调学生自学领悟，而教师从旁适当指引。如明代名医汪机曾说：“夫师者，指引之功也，必须学者随事精察，真积力久，而于师之引而不发者，始得见其跃如者焉。”

中医师承授受强调临证，随师侍诊是师徒传授的重要内容，老师可以随时进行传授，通过直观或抽象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医药知识、临床技能。如罗知悌教授朱丹溪时，不满足于“敷畅三家之旨，而一断于经”的理论阐述，着重在临证时提高水平；朱丹溪拜师之时，师傅罗知悌虽已残年，仍老骥伏枥，再度接诊患者，“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朱丹溪）诊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某病，以某药监某药，以某药为引经”。

秦汉时期医学传承的特点主要为传授医术和传授书籍，除此之外，还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如《史记》记载仓公有六个学生，所传授的内容各不相同，学时也不同。教宋邑“五诊”，历时岁余；教姬北王太医高期、王禹“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以宜；携石、定贬灸”，类似于后世的经络、腧穴、刺灸课程，历时岁余；教冯信等“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主要是药物、方剂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教杜信“上下经脉、五诊”，历时两年有余。

（四）师承授受的教育内容

师承教育历来在传授医学知识的同时培养传统文化、相关学科知识和技能，如《物理论·论医》云：“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表明学医者，要先学做人。孙思邈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备急千金要方》）。《玄机启微》云：“医为儒者之一事。”《医说》云：“凡为医者，须略通古今。”以上诸论都强调医应通儒，习医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另外，在受术诵书、览观杂学的传承方式、方法、特点，以及选徒和因材施教方面同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均体现传统中医药教育教学的特色。

二、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古代官办医学教育是指由政府兴办，有相对固定的制度限制和相当的师资力量，并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学校式医学教育。有别于师承教育的官办教育有着稳定性、规模性、制度和管理具统一性的特点，是隋唐之后主要的医学教育方式，也是培养医药人才的一种途径。官办医学教育包括中央教育和地方教育两部分，以中央教育为主。但官办中医药教育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不仅培养数量有限，而且名医名家不多。

（一）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沿革

《周礼·天官》载，宫廷医生有食医、疾医、疡医之分，还建立了医疗考核制度，如“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一记载尽管并未说明是用于医学教育，但是可以推测，当时已有医学的分科和对宫廷医生的考核。

两晋南北朝时期，《晋书·挚虞传》载：“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医署用之，孔穴乖错……”可见，医署在西晋之初就已设置。《魏书·世宗纪》载：“严救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北魏承袭了西晋医署的设置。“太医署”的名称最早见于南朝刘宋年间，《宋书·礼五志》载：“太史、太医……诸署令……铜印、墨缓。”这与《通典·职官门》所载晋医署令“铜印、墨缓，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的待遇相同，这表明西晋医署和南朝太医署是承袭关系，唯名称稍异。

太医署设立之初，只是一个医政设置，并非教育机构。到了晋代，官办医学教育已初露端倪。《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说明此时已有医官教习的设置，这也是我国官办医学教育的开端。“宋元嘉二十年（443），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是古代中医药官方教育的标志，开中国正式由政府设置医学教育之先河。《魏书·官氏志》中记载，北魏官职中有太医博士之设，右从第七品下；有太医助教之设，右从第九品中。有博士且有助教，显然是为医学教育而设。北魏宣武帝发布了一个加强医师考核和普及医学的诏令：“可救太常于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瓷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救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可见，其要旨是要推行学校教育，这也为隋唐医学校诞生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医学校——太医署正式建立，官方医学教育得以正式形成。医学教育由太医署承担，太医署是医学教育的专门主管机构。署内设医、药两个科类。在招生、教学、师资、考核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唐代太医署承隋制，组织结构比隋又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能。不仅招生规模大大扩充，在分科、教材设定和考核制度等方面也有发展和完善。

隋代太医从八品，尚书、门下、中书等省医师，为从第九品。唐太医署最高官职太医署令，官阶仅从七品下。“丞二人，医监四人，并从八品下，医正八人，从九品下”。医博士正八品上，助教从九品下，而针博士从八品下，针助教、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并从九品下。

唐代在各州府普遍设立医学校，把医学教育推广到全国范围，这是我国医学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医学的兴起与发展。唐代在州府普遍设立博士、助教，传授医学并掌疗民疾。“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许多州相继设立了地方性的医学校。据史料载：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设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人。这些医学博士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生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

隋唐时期的医学教育在我国医学教育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不仅有中央政府太医署办的学校，也有地方府、州、县办的医学校。太医署不仅是一个医学教育机构，也是医疗、研究和行政机构，以医教合一的方式促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隋唐医药教育培养了大批医生，弥补了单纯由师徒传授、门户之见造成的知识局限、交流不足，为散在于民间和屈居宫廷的医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隋代巢元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公元605～616年间，任隋太医博士、太医令；官办教育有别于自成体系的师承教育，必须有相对规范的标准。隋唐政府创办的医药教育，在医术、医学教育各项规章制度等方面都逐步进行了规范，为后世开办医学教育提供了参照标准；隋唐政府在太医署的正规教育中设置药学专业，培养专门人才，有力地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初步确立了本草药物学的学科地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古代中医药官方教育从宋代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宋代官方中医药学教育有三点重要的改革与进步：一是分设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就医学人才的专门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二是规定判局要由“知医事者为之”（《宋史·志第一百一十七·职官四》），破除了以往判局不精通医学、不了解医药学学科和行业特点的陈弊，不使医学校的管理流于形式，对于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三是在国子监中设立“医学”，与太学等同级，共同从属于国家最高学政机构国子监，其学生应试得中后，资格与其他三学学生一样，可以出任各级官职。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基本上仿照太医局各项制度实行。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招生和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官，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神宗六年（1073），又命礼部立法，规定各级地方医学生数量。徽宗时期，地方医学教育也多仿照中央的制度，唯考试分量较轻。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各路并置医学谕一员，以本学上舍出身人充当。以上制度对地方医学生产生了激励作用。

元代承袭宋代大力发展教育的政策，设“医学提举司”专管医学教育，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元政府将人们从事的工作分为十等，医生位居第五，其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直接导致许多优秀人才步入医生行列。元代医官品秩普遍提高，达历代之最。元代地方医学教育首先得到恢复，在恢复中央医学教育的第二年，朝廷还派太医院副使王安仁悬带金牌到全国各地督查医学教育，凡未办学的当即开办。大多数县都设置了医学教育机构和专业教学人员。上州、中州设医学教授、下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均为专职医学教育人员。同时，还制定选择医学教授的标准与条例，因“各处学校，因循苟且，不能奉承。月试既未举行，课义亦皆卤莽……若非明立责罚，何以作新”，乃规定：各处医学校有旷课或“训诲无法，课讲卤莽”者，教授、学录、学正均要视情节轻重予以罚俸。

官办医学教育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至元代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从规模、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看，都已达鼎盛。从明代开始逐渐消退，至清末几乎废弛。

明代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中央教育机构，仿元设置医学提举司。复又将医政、医疗和医学教育混为一体，且仅根据太医院需要招收学生，教育规模大为缩小，从医者的地位、待遇有所下降。明代官方医学教育呈现出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地方教育重于中央教育。洪武十七年（1384），政府便规定府、州、县均设立医学。明代地方医学承担着本地区医政管理、医疗及医学教育三项职责。据不完全统计，从洪武二十八年（1395）始设四川、盐井卫军民指挥使司儒医到万历八年（1580）江西建昌府新设沪溪县并设立医学止的185年中，全国大部分州、府、县均已设立了医学校，地方医学教育在此时达到了高峰。

明清医官多为世袭，太医院所设的医学教习所学员大多为医官子弟。《明史·职官志》中说：“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所以弊端很多，政府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已大不如前。清代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阶级矛盾日渐尖锐，对医学教育又不够重视，所以清代的医学教育已不复历代的兴盛。鸦片战争后，由于清廷腐败，国力衰退加快，特别是西方医学传入后在我国开设医院与举办医学院校，官办的中医教育已徒具形式，在中医药人才培养上已基本不起作用了。

（二）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

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是我国的一块瑰宝。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于中医药教育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医药教育的核心。中医药学作为古代知识技能的一种，其传承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影响了古代中医药教育的价值取向。中医药文化贯穿于整个中医药教育过程，在儒家“仁学”思想的引领下，中医药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称为“仁爱之学”，医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拯夭亡”“救民疾”“解救含灵之苦”“济世活人”，因而医学教育强调培养习医者的医德修养，尊重生命。孙思邈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孟子认为“无伤也，是乃仁术”，历代医家皆以“医乃仁术”为行医宗旨，以“普同一等”“一心赴救”为行医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医术作为一种“拯夭亡”“救民疾”的手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观”“爱人”“利人”“贵人”的最高人生理想相一致。因此，“医乃仁术”“济世活人”“贵人”“爱人”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念，成为古代官办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

（三）官办中医药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

古代官办医学教育实行的是学术官守的管理制度及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招生制度上择生受到阶级等级性和门第观念的影响，注重学生的文化修养与家传经验，积极吸纳师承教育的经验与成果。教师管理上，历代教学机构中教师队伍职称、职责分工都非常明确，选取任教人员的管理比较严格，要求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临床经验。在担任教学任务过程中，对教师有相应的考核措施，习医成绩优秀者可以充任教师。专业设置与中医的诊疗实践紧密结合，按疾病的分类设置专业，与临床分科基本一致，按照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临床实践等顺序安排教学。教学上注重研读古圣医经，发挥印证前人之论，强化了中医思辨能力的培养，但也使中医教育中理论教学呈现空疏气象，出现了后世医家以太极论医道、以阴阳说生理的远离实际的务虚思想。实践教学强调“学以致用”，特别强调务实的实践教学和实践训练，促使学生诊治水平和实践效果得到有效的提高。习医价值取向尊经法古，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经、传、注、疏为正途的治学传统。教学内容上反映了中医药学术发展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教育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同时注重学生儒家理论的学习，开设培养人文素质、道德素质的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形成了一些特定方法，中医药学的考试管理制度较规范，特别注重学生实践考核，实行考核与奖惩结合。

（四）官办中医药教育的教学内容

隋代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分设四个科系：医师科、按摩科、祝禁科、药学科。分科教学，医师科课程规定必须先学习《素问》《神农本草经》《脉经》《甲乙经》等基础课，之后再学习临床。药学科主要有主药和药园师教授学生辨别各种药材的产地、良莠、药性和种植方法。

唐代在教学方面，基础课主要包括《明堂》《素问》《黄帝针经》《本草》《甲乙经》《脉经》，是各科都要学习的。并且重视分科的理论学习和专科的技术学习，同时加强培养实践操作能力和临床技术。医科是重点教学内容，其次还有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和药学科。唐代将《论语》和《孝经》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和科举的必考科目，无论在校学生还是参加考试的士子都必须修习。

宋代，学生除需学习传统的经典著作《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外，还需学习《脉经》《诸病源候论》《太平圣惠方》及在医学界流行的各种医药典籍。

元代的教学内容较宋代多了《脉诀》《圣济总录》《千金要方》。明代的课程设置与元代相同。

清代顺治年间，学生要学习《素问》《难经》《本草纲目》《脉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而嘉庆、道光、同治年间则学习《素问》《难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医宗金鉴》。

可以看出，历代医学校课程设置中，均以《素问》《难经》《本草经》《伤寒论》《脉经》等经典著作的教授为主，即博大精深的中医经典著作在基础教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除此之外，历代政府还注意吸收当代学术成果，扩充教学内容。如宋政府编制《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后，这两本书分别在当朝和元代被列为教材。明《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医宗金鉴》问世后，在清代陆续被列为教材。

（五）官办中医药教育的教学方法

1.注重经典传承

中医药学是一门经验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传承”是中医药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历代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注重传承性教育，主要表现在教学要求上，既注重经典医籍的学习，又重视实践训练、传承中医药技能。在官办医学教育课程中，历代都将《内经》《难经》《伤寒论》《脉经》等经典著作作为必修课，保证基础学习的重点；同时强调实践训练，并有严格考核。

2.分科教习

自官办医学教育正式形成以来，政府便实行分科教习。在完成基础课程的学习之后，根据各科特点分别选择教学内容，如唐代“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针科学习的课程有《素问》《黄帝针经》等；按摩科要学习除八疾、调利骨节、宣通血脉及损伤折跌治法；咒禁科学习咒禁五法及“拔除邪魅之为厉者”；药园局要学习《名医别录》《唐本草》。

3.注重实践

中医官办医学教育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并重，经常安排医学生为其他官学学生治病，既作为考核内容之一，更是加强实践技能的一项重要措施。从某种程度上说，古代中医官办医学教育的这几个特征与师承制的教育模式有相似性。强调学生自学领悟，而教师从旁适当指引。如明代名医汪机曾说：“夫师者，指引之功也，必须学者随事精察，真积力久，而于师之引而不发者，始得见其跃如者焉。”

（六）官办中医药教育的考核评价

官办医学教育始终将习医者的管理与考核内容结合在一起，历代习医者的考核制度颇为类似，都有明确的等级划分和奖惩制度。考核对象除习医者外，还包括任教老师。就考核内容而言，大体都包含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几项。另外，古代医学考核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光有“假令”（类似于今天的病案分析）一道，还往往令学生为指定人员临床诊疗，观其得失而定优劣。

唐代官办医学教育有着严格的规定，除入学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唐六典》载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注云：“博士月一次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即由太医博士主月考，太医署令主季考，年终及毕业考试则由太常丞主考。未能按期毕业的学生可留级跟读，但最长限定在九年内完成学业，否则即予以黜退，即“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考核成绩与选拔任用直接相关，“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唐会要》卷八十二载：“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制：自今已后，有以医术入仕者，同明经例处分。至三年正月十日，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选人，自今已后，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下放。”通七以上留者亦根据成绩高低予以安置，通常上选者可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

宋代的考试方法主要仿照唐代太学的办法。至和二年（1055）九月“诏：试医官，须引《医经》《本草》以对，每试十道，以六通为合格。”（《宋史·本纪第十二·仁宗四》）嘉祐五年（1060）明确了医学考试的内容、要求和规范，太常寺提出：“今详从神农本草于医药中最为切用，自来多不习懂，欲乞自今后每遇考试，于问义十道中兼问《本草》大义三两道。如虽通他经，于《本草》全不通者，亦不预收补。”神宗时期，制定了临床考核制度。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新法夭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政和三年（1113）中央医学稳定下来，实行“三舍法”，按考试成绩把学生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推行各地医学升贡制。地方医学考核方面，政府制定了《诸州县学及提举学事司试法》，州医学则由县学学生通过考试升入，考试的内容同县学补试。同时，学校考试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分补试（招生考试）、私试（月试）和公试（年试）三种。医生录用考试制度也逐步形成。

元代置医学提举司后，由该司“每岁出降十三科疑难题目，具主太医院，发下诸路医学，令生员依式习课医义，年终置簿解纳送本司，以定其优劣焉”。元贞二年（1296）要求太医、教谕、学正、学录每岁也要进行考核，医学教授要在三年内在所颁布的题目之内完成“医义三道，治法一道”，经考校才能按成绩参加晋升。延祐三年（1316）起施行医学科举制。

明代医学生每年进行四次考试，其成绩均记录在案。《明史》记载：“三年、五年一试，再试，三试，乃黝险之。”三年进行一次大考，决定是否录用，不仅医学生必须参加，而且已录用的医士（包括太医院医士）也要一同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方可录用，不合格者补习一年再试，仍不合格者，再补习一年三试。若三试仍不合格者，黜免为民。

清代凡入太医院的肄业生，均由太医院堂官每年分四季考试。每届三年，由礼部堂官到太医院主持考试，考试成绩用等第标明。

三、书院讲学式人才培养模式

书院教育是古代私学教育的最重要体现。书院始于北宋，它不仅仅是教学机关，更重要的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是其显著特色。医学教育的讲学式正是在我国古代讲学风气中形成的非常独特的医学教育方式，是古代医学教育中学术争鸣和研究探讨的重要形式。书院讲学介乎学校教育与师承教育之间而兼备两者之长，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书院形式开展医学教育，早在元代的历山书院就见端倪。此方式的最大特点是集讲学、研经、医疗于一体，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户之见，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规。元代文学家程钜夫《雪楼集·历山书院记》载：“再舍而谒医，若疾何复藏方书，聘定襄周文胜为医师，以待愿学者与乡之求匕剂者。”但实际上历山书院以教授儒学为主，并非专门医学教育机构。

明清时期的侣山堂是中国第一个书院式医学教育机构，《清史稿·艺术一》载：“明末，杭州卢之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参考经论，辨其是非。自顺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间，谈轩岐之学者咸归之。”此为中医医学教育民间授徒形式的一大发展。书院式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集讲学、研经、医疗于一体。他们不但精究医典，首创集体编注医经之先例，如《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集注》等，还精于临证和理、法、方、药。侣山堂培养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史可考、医术不凡者就有高世栻、莫仲超等19人。书院讲学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则是规模小、临床实践不足、教学内容不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