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身影——伯父百日祭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宁愿在脑海中、在心底里，永恒地保留着他在病榻上尚有一分清醒之际紧握我手的形象，保留着他要叮咛我千言万语却苦于无法开口的模样。

轻贴着他温暖的脸，感受着他艰难的呼吸，我的泪快忍不住了。

心中雪亮地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我最后的诀别。在出病房压住泪珠后，又回去紧紧捧住他颤抖不停地手，俯身想辨清他细若游丝的语音。

这声音曾深深地打动过一个漂泊者、一个苦旅者的心。

我第一次见到伯父，应该是在1977年的春天。当时，我从农村插队回到了城里，在宁波的畜产品收购站混了一个长毛兔生产辅导员的角色，于是偶然也有了在省内出差的机会。

我自小活得比较浑噩，外公、外婆说父亲老早死了也就信了。也想不起要问一下父亲的经历之类的问题。1966年“文革”时我读初二，要加入红卫兵却不允许，说我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

问外公，一声长叹；问母亲，语焉不详。这就明白了八九分——“组织”所言不虚。也好在自己活得浑噩，就找了一个“出路”：加入“劳动人民子弟红卫兵”。但心中始终存疑：我的父亲在哪里？到底有什么问题？

外公曾说过，你伯父在湖州，他知道你父亲的事。于是逮住一个机会，摸进了湖州一中伯父、伯母蜗居之处。30余年过去了，往事如烟，只记得坐在旧木房楼梯边的饭桌旁，听伯父慢慢地说父亲的事，来龙去脉，说王家几十年的沧海桑田。正是这娓娓道来的吴侬软语为我释疑解惑、为我抚平悲愤。我如听“故事”般地听伯父讲过去的艰难，茫然不知父亲的模样，本还以为到了湖州就能看到我的父亲，可见我对我父亲、对我家史的“无知”！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共和国这代人的悲哀！

那时候的伯父也就我现在这样的年纪，50来岁应当不老仍壮，但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满头的白发、孱弱的身躯，看上去格外显老。事后才知道，伯父也背负着所谓“右派历史问题”的重担，还背负着吃口众多、经济拮据的重担，然而伯父依然是那么的淡定从容，与伯母又是那样的琴瑟和谐。这沉稳的身影镌刻在了我心中。

在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大约是1981年初春，政治气候和物理气候都处于“料峭”之际乍暖还寒，我跟父亲还没有正常的往来，还靠伯父在中间转发书信。有天晚上刚吃完晚饭，伯父突然来了，他说在宁波开会晚上有空，他说你们结婚我没能来，现在有第三代了我要来看看，我是代表王家来的。听了，心里像吹进了一股暖风。伯父细心地看了我们的新房，又关切地问了女儿的情况、问了我工作与学习的情况。我拿出了当时自以为很得意、现在看来不值一哂的习作，请伯父过目，他频频赞许。他说我们王家是书香门第，官可以不做，书一定要读好，人一定要做好。现在想来，正是他的这种鼓励和嘱咐，增长了我不少写作和采访的自信，也使我走人生之路时更谨慎了吧。

不觉之间，夜深了，他要回住处，我推出自行车要送。伯父不肯，说外面在修路，车子不好推，坚持要自己走过去。我和妻子送出门口，看他翻过掘起土堆时十分艰难，又要去扶他却被他推开了。慢慢地，他消融在街头的夜色中。记得年少时读过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背影》，印象淡淡的，因为没有感受过父爱。而在这一刻，我的心弦被拨动了！伯父他为了什么？他的身体不好、腿也走不得路，他的各种工作也很多，为什么这样关爱我？这是亲情，是血脉相连的亲情呵！我在伯父的背影中慢慢地读懂“爱”这个需要大写的字。

与那晚有关的还有一个插曲。伯父说临时出来也没什么礼物，就买了一瓶可乐。说得很淡然，是呀，在今天一瓶可乐算得了什么。可我记得很清楚，可口可乐那时刚进中国大陆，商店里的标价是5元8角，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2元。我曾在橱窗外流连过几次，想给女儿买都不舍得。伯父让我们开了一次洋荤，于是有几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坐一起，将可乐倒上一小杯，像喝白酒一样慢慢品味。可乐瓶下面一截用的是一种黑塑料，给人感觉总还有一些可倒似的。终于有一次把杯子准备好了，却倒不出多少液体来了，成了我们家的笑谈。这是伯父在艰难时世中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呀。伯父当时在湖州有没有买给姐妹们吃过呢，我想她们不会有这样好的“待遇”的。

后来，日子好过了，时光就像江河之水一样飞逝而去，但伯父最初的这身影却越来越深地留在我脑海中了。

伯父远行了，我没能去送他，总存着一种深深的遗憾！

伯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法面对他离我而去的残酷！

今后，我到哪里再去找我的伯父诉说心事？在他的百日之祭时，写上这点文字，寄托我的一分哀思！

（写于2008年12月31日凌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