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榜样

上篇写了《妈妈的棒喝》，其实，她给我更多的是学习的榜样，做人的榜样，是我童年的唯一偶像！

家道中落，维生艰难。老妈上小学没几年就读不起了，在家里帮我的外婆一起打金丝草帽贴补家用。

抗战结束，宁波又开始建设，有老板办起了“四明电话公司”。私人电话在当时的奢华与时尚，堪比今天的私人游艇。这家公司因此对接线生的招聘很苛刻：要家境好，文化好，教养好。

我老妈前两条不合格，“教养好”是软指标又看不出，看来与此事无缘了。好在很多富家小姐不愿打工，好在天一阁范家落魄了但还有人能担保（“荐头”很重要），也好在老妈模样端庄、应答大方。峰回路转的她终于捧上了“铁饭碗”，家中经济压力随之轻了不少。

挑战随之而来。当时的电话都是人工接驳，接线生天天跟四面八方的人打交道，要国语流利、口齿清爽、反应敏捷，而且对南腔北调的话也要能猜出八九，这是基本技能的挑战。

另一种是文化素养的挑战。接听电话时，接线生经常要问到人的姓氏，简单的赵钱孙李这样的大姓一说就知道了，但复姓、冷姓、僻姓就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了，不把一本《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简直难以上岗！

更有人品道德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环境与道德风尚可想而知，当时属白领阶层的年轻美貌的电话接线生，是社会上各色人等邀约、调戏、寻衅的对象。同伴中有喜有悲，有人成了富婆，也有人成了小妾，更有人被欺凌，也有误入歧途的。

我只知道一个结果：老妈不单独善其身，而且从接线生的“后台”走到了电信局的“前台”应对挑战。

她，作为第一批精选人才，在市区最繁华的中山东路邮电支局接办明码电报、长途电话的业务。这是当时整个宁波地区七县一市的主要对外窗口。

人生另一高度的新挑战，又随之而来。

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上还没有推广实施拼音字母。明码电报的每个字，都要用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字典》检码标明后才能拍发。当时，这工作由临柜营业员接收顾客电报时当场完成。顾客的字大多不好辨认不说，要在认出字后，立即找出对应的四角号码，这对于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老妈来说，无异于让业余登山爱好者去攀登一座专业人士才能征服的高峰。

有段时间，老妈“走火入魔”了，两眼直视无光，口中念念有词，如巫师作法一般。当然，这“词”不是咒语，而是四个单数一组的一大串数字。如：4379，2571，2293等等（我乱写的呀，找不到这种字典了，估计“横扫四旧”时卖给废品站了）。

苦战能过关，后来她自豪地说，这一个个电报纸上的文字，在我眼睛里已变成四字一组的数字了。在当年一张局级先进工作者的合影中，她是笑得那么神采飞扬！

其实，工作上的难事，都是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最难对付的是各色人等。当时的东门邮电支局是24小时通宵营业的，由于经济不发达，也由于价格与工资差距太大，打长途电话与拍电报的人比较少，单位允许值班职工在下半夜的时候可以睡觉，但有人敲门必须开门营业。难熬的是冬天的下半夜，刚焐热了被窝，常常就有人敲门，一夜起来三四次是经常现象。更讨厌的是一些来搭讪或纠缠的人，有事或无事赖着不走，这是营业场所，你又不能赶他们走，还得听他们的海吹胡侃。好在当时乱来硬闯的人比较少有，老妈她们见招拆招的都应对过去了。有一年我做东，请老妈当年的一帮老姐妹聚餐，听她们趣谈当时应对“混混”与“大款”的故事，让我笑疼肚子，足可写本《女孙子兵法》了。

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出击。老妈向着更高的目标进发，在上班加开会的空隙中坚持读书，考出了业余高中的文凭！

她的学习环境如何呢，当时家里住的是那种东西两边厢房的房子。我们租东厢房的前后两间，我和老妈住前面一间，横放一张大床与靠壁一张小床，外公他们住后间，中间房门是不关的。为省电，在中间房门靠我们这边的门框上，装了盏当时最节能的3支光小灯。由于工艺不过关，这灯一开，变压器就会嗡嗡作响。这灯下，就是妈妈的读书所在。

每每半夜醒来，我就会看到老妈肩倚门框低头看书的背影。她挡住了灯光，却挡不住那静夜更响的嗡嗡声。我往往不敢翻身，怕有响动惊吵了她，且将这嗡嗡声作催眠曲又酣睡了。这剪影就在脑海中永远停格了。

妈妈至今不知道，我还珍藏着她的那张毕业文凭。文凭形似奖状，但左边有骑缝印，盖着“宁波市联合职工业余学校”的印章，而颁发处的用印是“宁波市人民政府文教局”，三寸见方，很是大气。

人生多磨难。懈怠的时候，每每看到这泛黄陈旧的文凭，每每忆起老妈灯下苦读的剪影，又倍添前行的勇气！

（原载2012年6月6日人民网记者博客，

改于2012年10月15日，时为农历九月初一，妈妈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