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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届政府组建时曾承诺给人民带来自由和繁荣，但是在接下来依然纷乱的3个月里，人们却看不到作为政府最高法律长官的帕尔默先生有什么作为。也难怪，正在白宫养病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还是对一切事务都充耳不闻，他唯一关心的还是他的国际联盟。

其实，帕尔默先生一直在谋划着，只不过人们一时还看不透罢了。在战争期间，国家曾颁布过一条关于控制食品燃料的法令，规定战时不得对煤矿业的生产有任何限制，这实际是鼓励生产，为战争提供急需物资，当时帕尔默就是严格执行了这条法令。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一年了，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要说明的是，当年哈斯廷参议员在宣布这条法令时曾经当众非常清楚地解释道：这条法令是劳工部部长威尔逊先生授权他宣布的，而且颁布这条法令并不表明政府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会禁止和平示威或罢工运动。帕尔默先生当时是政府要员，他应当完全清楚这一情况，但现在他对此却不置可否。（可能的原因无非这么几种：要么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解释；要么是他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种解释；要么就是有什么不可告知的情况左右他，总之只有他自己心中清楚了。）在这次煤矿业罢工开始的前一天，印第安纳州的联邦法官严令罢工领导人不得有任何扩大罢工行为的举动，否则将予以严惩。司法部长帕尔默严格地执行了这条命令并迅速采取了行动，这样一来，矿工们的罢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第二天虽然仍有大约40万矿工走出了矿场，但是他们群龙无首，由于联邦政府的法令，罢工领袖们退缩了。

关于哈斯廷参议员代表政府宣布食品燃料控制法令时对罢工及和平示威作出的不予禁止的保证，公众可能会毫无所知，但即使是某个报社老板知情，谅他也不敢把真相在报纸上公布，因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对罢工示威这些举动感到恐惧，他们担心这是激进分子爆发红色革命的前奏，政府对罢工活动的种种限制，也正迎合了民众的求安心理，试想哪家报纸还敢冒这样的风险与政府唱反调呢？很多媒体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表示支持一样，对联邦政府的命令大加赞赏，如《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就刊文说：“任何来自‘红色恐惧’或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危险并不可怕，我们相信，美国的普通警察就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他们。”帕尔默这个“战斗的贵格会教徒”受到鼓舞，他继续发威，擒贼先擒王，对罢工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追捕行动。为逃避追捕，罢工领导人乘船取道芬兰流亡俄国。人们将他们乘坐的“布福德号”轮船戏称为“苏维埃方舟”，并为此津津乐道，成为饭后茶余的谈资，这时并没有人关心政府是否有权力将他们（按当年政府对罢工和示威的保证他们应是无罪之人）与家人拆散，使其亡命天涯。老谋深算的帕尔默先生又有了新的打算，他决定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继续进行新一轮的搜捕行动。事后证明，他确实创下了美国历史上行政部门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纪录。

帕尔默的新打算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他要利用战时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与劳工部长联手出击。美国在战争时期出台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主要内容是：凡是身在国内的外国人，如果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如果与任何被怀疑是无政府主义或提倡用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发生联系的，劳工部部长有权将其立即驱逐出境。这个法案在战争期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现在帕尔默先生仍决定利用这一法案赋予劳工部长的权力，就未免有借刀杀人的嫌疑了。这一时期，他与劳工部长紧密配合，共同对社会主义政党里的外国成员进行大规模围捕并将之驱逐出境。他早些时候就派秘密特工混入了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充当内线，据说有一个还成了他所在地区的领导人。

一切准备停当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开始了。仅1920年新年当天及其后的几天内，被捕入狱的人数就超过6，000，这之中当然并不全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帕尔默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广撒网”。有一天，正当几十个城市的社会主义者按约定同时在各自总部举行集会时，被帕尔默先生派出的警察、特工和志愿人员迅速包围了各个会场。他们不管有没有集会许可证，也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将在场的人统统都关进了监狱。为了拿到这些人涉及违法的证据，尽管没有搜查证，也对他们的人身和集会的各个房间都进行了仔细搜索，凡是认为可疑或是想像中的证据，诸如印刷品、书本、纸张、人员名单、墙上的图片等，都收集起来。帕尔默除了指挥白天突然袭击式的围捕外，还连续几个晚上闯入不少社会主义者或是嫌疑犯的家中，将他们捕获。几千人在监狱里关着，没有任何让他们申辩的机会，有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的罪名究竟是什么，更不清楚要在监狱里呆多少天。还有更可笑的事情出现了：有一个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美国公民，也被误抓进监狱关押了很多天，甚至差点还被流放出国，后来总算搞清楚了，原来抓人时警察弄错了名字，张冠李戴，把这个与社会主义者压根就不搭边的人给弄进来了。不仅如此，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其恶劣条件也让人无法忍受。在底特律的监狱里，一个长30英尺、宽24英尺的房间竟满满地塞进了100多人，这么多人在狭小的空间里足足呆了一个星期，其境况可想而知。这种待遇甚至都被该市市长形容为“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在帕尔默的指挥下，警方对已被关进监狱的嫌疑犯还采取了进一步的防范措施。还是在哈特德福，当局不顾法律尊严，将那些前来探监的人予以逮捕关押；他们还把嫌疑犯的家人或朋友打来表示问候的电话，也当成这些人与社会主义政党有勾结的证据。总之为了寻找这些人的罪证，他们真是不遗余力。

帕尔默先生尽管费尽心机，但还是没有找到足够证据证明这些被关押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分子，为了向社会公众有个交代，不得已，只好在一两周后将大量囚犯释放出狱。后来据官方泄露出的内部消息说，这次全国性大规模搜捕危险分子行动收获甚微，警方缴获的武器只有3把手枪，至于事先官方曾宣称的社会主义分子藏有大量炸药、炸弹，预谋发动暴乱云云，更是子虚乌有，连个影子都没有见到。事实就是这样，但帕尔默办公室发布的消息却与此大相径庭，他通过报纸不断发布又获取新证据的消息，而且一再强调这些证据足可以证明社会主义分子正在威胁着国家安全，人们不应放松警惕。这其中的内情公众当然不会知晓了，只能根据帕尔默和官方的宣传导向，依然相信红色革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恐惧之心没有丝毫减弱，尽管这时国内钢铁和煤矿业的罢工数量和社会主义红色革命的威胁实际上都在逐渐减少。

为了对社会主义者继续穷追猛打，帕尔默先生又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了解相当一部分有产者的心理，就公开对全国2，000万自由基金的拥有者、900万土地的拥有者以及1，100万银行存款的拥有者提醒说：“你们要警惕了，社会主义分子发动红色革命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经济，他们会夺走你们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这下可不得了，那些拥有自由基金、土地和银行存款的人整日惴惴不安，唯恐哪一天自己的财产会付之东流。帕尔默先生向媒体公布设计好的宣传材料时，还特意附上一些留着胡子、模样凶恶的人的照片，他指着照片告诉人们这就是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并常常以煽动性的口吻询问人们：“难道你们希望这样的人统治美国吗？”他的招数很奏效，让人们心生恐惧的同时，更增加了对这些红色革命制造者的憎恨。这时不少政客也相继发表对社会主义者仇视的言论，推波助澜。一些政客说：“可以在任何五金器具店找到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合适工具。”还有的政客者甚至宣称说：“我对付红色革命者的原则就是不要理睬他们的SOS求救信号，让他们像遭遇海难的船只一样，任其沉没，或者干脆向他们开枪射击。”这个政客还心怀仇恨地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赶到石头船上，用铅来做帆。”大学里的学生们也受到社会气氛的影响，呼吁学校开除所有被挂上激进主义标签的教授，并且要求学校的老师人人都要进行效忠宣誓，否则也将受到诘问。假如你是个持有不够正统的政治和经济观点的商人，这时千万不要开口说话，你如果想保住自己的饭碗，最好学会如何保持缄默。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歇斯底里的状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实际上，当时美国的所谓“红色革命”威胁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只是人们的心理扭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