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应当是以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为基础的。但是战后很多美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导致出现了很多无法忍耐的表现形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黑人、犹太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徒突然爆发的愤怒之情。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一方内部或敌对双方群体忠诚和群体憎恨的情绪得到了膨胀，战后的和平环境又让这种膨胀情绪遭到否定，很多人转不过这个弯儿，于是就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宣泄非理性的情绪：既迫害那些受到怀疑的激进主义分子，也迫害那些被美国白人统治群体认为是外国分子或者是“非美分子”的人，种族矛盾也凸现出来。在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北方工业区高额工资的吸引，数十万黑人纷纷涌入，他们在各种制造工厂辛勤劳作。随着黑人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工作岗位可供他们选择，于是这股黑色潮流继续朝着从前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涌动，与当地的白人竞争公交车和公共场所，竞争着生存空间，慢慢地，在多个方面打破了种族调节的微妙平衡。这时的黑人普遍有一种激昂的独立情绪，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黑人，面对始终轻蔑他们的白人，他们坚定地认为：难道我们没有和白人一样应征入伍吗？难道我们没有为民主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战斗吗？难道我们没有通过辛勤劳动为国家作出贡献吗？他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作用，但是随着和平的来临，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尊严再次受到了贬低，这个社会似乎不属于他们，于是有些黑人内心由激昂的独立变为愤恨不平。这在当时那种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同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种充满暴力倾向的情绪一旦失控，就会让隐藏在人性表面之下的种族暴力激情爆发，这是白人们最为担忧的。他们可不想两面受敌：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非常令人心焦，黑人如果也变得无法控制……局面将不可收拾。

当时，美国社会里的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在很多公共场合受到严格限制。1919年夏天就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一天下午，天气闷热难耐，人们纷纷拥到海滩去游泳。那时海岸活动区域是有严格划分的，一部分区域只供白人使用，严格禁止黑人进入，黑人只能在另外的一个区域活动，水中有一条分明却又看不见的界限，这一点白人和黑人都是清楚的。有一个17岁的黑人男孩也在芝加哥海水浴场的密西根湖区域游泳，慢慢地这个黑人男孩有些体力不支，发现前面漂浮着一块铁道枕木，他顺势抓住了，不经意间就游过了那条黑白不得超越的界限，湖边的白人开始向他抛掷石块，一个白人男孩也向他游过来准备驱赶，不知是否石块击中了黑人男孩，只见他松开了手中的枕木，挣扎着游了几下之后就沉入水里，不见踪影，他淹死了。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消失了，无论如何都让岸边的黑人们难以接受，他们认为白人向男孩抛掷石块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于是心中积郁了很久的怒火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虽然这起事件并不大，但却像一根导火索，迅速点燃了种族仇恨的烈火，芝加哥的大量黑人（数量比10年前增加了一倍）成群结队地涌进白人居住区，他们聚众滋事、横冲直撞，烧杀打砸，发泄着最原始的怒火。黑人街区更是混乱不堪，到处都有人在打架斗殴、群伙行刺，还有的黑人为了防御而开枪射击，他们对街区的房屋、商店以及各种财产肆意破坏着，整个城市都充满了严重对抗和失控的情绪，暴力事件比比皆是。芝加哥这种内战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稍后秩序才算安定下来。这场内战的代价是惨痛的：有15个白人和23个黑人在街头混战中丧生，有537人受伤，还有1，000多人的房屋财产都被毁坏抢劫一空，他们成了地地道道无家可归、穷困潦倒的人。

事隔一年以后，类似的黑人骚乱又在塔尔萨发生了，同样造成了很多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于种族关系的紧张，哪个地方只要有黑人，就如同有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火药桶，令当政者寝食难安。一些演讲者和作家在鼓吹白人至上的同时，也极力夸大黑人对社会造成的威胁，如《颜色狂潮》（Rising Tide of Color）的作者就宣称说：“与德国人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相比，黑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更严重，他们的存在会给这个社会造成动荡和不安。”这些论调也成了加剧这种种族对立情绪的催化剂。

此外，美国白人对犹太人也是“另眼相看”，虽然没有像对黑人那么歧视，但也对这个民族存有偏见。犹太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群体，他们聪明、坚忍、执着，群体里充满了互相帮助的忠诚。犹太人中有不少都是著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或美国激进主义移民者，这对许多具有纯粹美国精神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容忍的，因此犹太人，尤其是“国际化的犹太人”也成了被怀疑和排斥的对象。亨利·福特在《迪尔伯恩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上发表言论说：“国际化的犹太人”对美国的威胁最大，他们不仅策划了对整个世界的征服行动，还为美国带来了无数的痛苦。为了给这种说法提供证据，他还牵强附会地把社会上出现的高额房租、农场劳动力短缺以及盛行的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民众厌恶的事情，一股脑儿地都算在了犹太人的头上，甚至还把穿短裙拿出来说事。福特的这番严厉谴责和攻击虽然夸张、荒谬，但反映出当时白人对犹太人的偏见和敌对情绪普遍存在：犹太人很难租到房子，因为白人房东不愿意接触他们；学校不愿意接收犹太人的孩子就读，在安纳波利斯还发生了一桩欺侮犹太男孩的丑闻；著名的哈佛大学竟然也围绕一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对阵双方各不相让，其议题就是该不该限制犹太学生的人数。总之，人们对犹太人避而远之。在这种不友好环境下，犹太人普遍感到很孤独，他们觉得仿佛有一道巨大的屏障横在他们与那些非犹太人之间，任凭你怎样努力都不易突破。不仅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是这样，即使在比较偏远和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很少的地区，犹太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各种责难不时会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心里很郁闷，想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们，难道这里的教堂可以不听从外国教皇的命令？难道天主教徒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而必须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才可以？难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非美”而不忠吗？他们虽然也很想为这个国家尽力，但是以白人为统治者的社会却怀疑和排斥他们。

对社会主义分子及红色革命的恐惧，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对像犹太人这样的“非美分子”的怀疑和排斥，给美国造成了一种不安和压抑的社会气氛。正是这种特殊环境为后来臭名昭著的三K党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土壤，并助其最终掌控了权力。

以佐治亚州的威廉·约瑟夫·西蒙斯上校为首在1915年建立了三K党，他们是受到历史上美国南部重建时期的三K党的启示（早期三K党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865年，当时在美国南部各州产生，其经费由大资本家提供。党旗是三角形，黄底红边，上有黑龙。党徒姓名严守秘密，集合时身穿蒙头的白色或黑色长袍），代表的是白人至上主义和伤感的南部理想主义。建党之初的5年间，这个组织发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几百名成员怀着“爱国主义”情绪在兄弟会中工作。但是到了192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西蒙斯把三K党的组织工作交给了一个名叫爱德华·克拉克的人。克拉克来自南方宣传协会，他接手三K党以后，凭借惊人的组织能力和如同商品推销员一般摇唇鼓舌的天赋，完成了很多让人无可挑剔的重要事情，例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工作，使三K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人数也不断增加。克拉克谙熟党的标志设计和故弄玄虚的言词以及幼稚可笑的仪式，都可以成为工具，诱惑那些潜在的成员，尤其是对那些生活在乡村存有偏见的人来说，使他们幻想成为生活在无形帝国中的骑士，激发他们去追求秘密探险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对所有注定要在单调环境里生活的成年人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因此，三K党徒的白色长袍和头巾、燃烧的十字形符号、党内秘密性质以及仪式上所使用的荒谬词汇等都出现了，还有刚刚被激起的人们对荒诞小塔的恐惧之情也都被他有效地利用了。经过一番努力，他清楚地知道，如今的时机对于三K党来说已经成熟了，不仅可以作为白人对抗黑人的力量、非犹太人对抗犹太人的力量、新教徒对抗天主教徒的力量，假如组织得好的话，三K党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盈利的组织。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克拉克居然还有着商人般的精明。

为了把三K党搞成一个盈利的组织，克拉克还设计出一套办法，总体来说就是以出售成员身份为核心，划分区域、确定负责人、按比例分配。他给各级人员都冠以迷人的头衔，其命名艺术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个身份为销售人员的成员的头衔是“克利格”；整个国家被划分成若干领域，每个领域由“王者克利格”领导；每个领域内又被划分成不同的属地，每个属地由“大鬼”领导；克拉克作为最高组织者被称为“皇帝克利格”；西蒙斯上校则被称为“皇帝奇才”。凡销售一个成员身份收取10美元，其中4美元装入销售者克利格的口袋；领域的王者克利格和属地的大鬼从其余的6美元中抽取少量佣金；剩下的就全部归亚特兰大的皇室国库所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假如一个销售克利格非常勤勉卖力的话，他可以收入很多，不需要害怕任何债权人。在那10年中，做克利格是个盈利的行业，因而也成了那个时期不少人热衷于做的事情。

三K党经常使用私刑、绑架和集体屠杀等手段对敌人进行打击，开始时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后来有关这个组织的报告不断出现，同时《纽约世界》又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晓的关于三K党的秘密，促成1921年国会对三K党展开调查，最终将克拉克这个皇帝克利格驱逐；皇帝奇才西蒙斯上校的位置也由一名牙医取代了。这名牙医叫希兰·韦斯利·伊凡斯，是得克萨斯州人，他自称是“最普通的美国人”，或许这个说法也符合实际，但此时他麾下的三K党却不再普通，由于其旺盛的销售网已经形成，三K党继续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发展壮大，以致到了1924年初，它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令人惊愕的近450万。随着三K党人数的急剧增加，他们开始涉足政治领域并产生重要影响，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控制了俄勒冈、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阿肯色、印第安纳、俄亥俄以及加利福尼亚等7个州。虽然三K党的主要据点是在西南部、中西部和太平洋海岸，但实际上它的触角几乎遍及美国各地，甚至纽约市犹太区、天主教徒区及混合区的门口都有它的踪迹。克拉克不愧是“皇帝克利格”，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把这支队伍打造得如此庞大，他的天才和好客精神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三K党是个很奇特的组织。虽然在理论上对“纯粹的美国精神”作了表述，如在他们的党章里描述兄弟会的目标时是这样说的：“联合美国所有的成年白人男子和土生土长的非犹太人，他们对外国的任何政府、国家、组织、宗派、统治者、个人或民族没有任何性质的任何臣服义务，他们拥有良好的道德和堪为模范作用的名声和职业……将他们联合起来是为了培养和增加对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在成员之间施行令人尊敬的三K党精神；为了一个可以实行善行的表率作用；为了保护家庭的圣洁和女性的纯洁，为了永久维持白人至上主义，为了在高尚的仪式中体现并忠诚地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为了用实际的奉献来保存、保护并且维持富有特色的制度、权利、特权、原则、传统以及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

但实际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时期，这种目标的内涵又有着不同解读，如在南部地区，“白人至上”是三K党的首要目标，而其他大多数地区的克利格们则把矛头对准了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各地三K党组织大部分都是不受亚特兰大控制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的头目不过是一些接受教育和训练都很少的白人新教徒社区成员。由于上面这些因素，他们的行为也就丝毫体现不出“崇高的精神哲学”了。印第安纳州某市的一个观察家曾这样比喻说：“只要看看他们游行时穿的鞋子，你就清楚那些所谓有影响的人是什么样的了，床单是遮不住鞋子的。”以诙谐的语言道出了这些素质低下组织者的形象。虽然亚特兰大的“皇帝奇才”伊凡斯对这种素质低下的状况很不满，并试图阻止，但是当地的三K党成员却依然我行我素，他们已不再满足于投票反对允许孩子们进入该教区的学校或是天主教徒候选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类事了，也不再认为在城镇的小山顶北部燃烧血十字这种向黑人们示威的做法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要干更大的事情，以三K党的秘密性引起更多的直接行动。

其后他们屡屡制造恐怖，让人们极其紧张不安。他们仇视黑人，随意抓人滥施私刑，如果有人控告一个黑人男子向某个白人女子求爱，这伙披着白床单的家伙不管指控属不属实，就把这名黑人男子诱骗到森林里“接受教训”——一顿鞭打或是其他惩罚；他们还任意抢夺黑人的财产，如果一个黑人女子的土地被某个三K党成员看中，而这个黑人女子认为对方出的价格太低拒绝出售，就有可能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出售土地，要么立刻滚开；另外一名黑人被打得直到他忍痛将自己的土地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名白人男子才算了事。

帕顿在《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杂志披露了一系列三K党在亚拉巴马州的残暴行为：一名黑人男孩遭到树枝抽打，尽管孩子苦苦哀求，但三K党成员还不肯住手，直到他的脊背上露出了一条一条模糊血肉；还有一名黑人女子遭到毒打后被抛弃在荒野，由于受伤无助最后感染肺炎而死去；路易斯安那州也发生了一起可怕的悲剧，5名男子遭到绑架后，三K党在他们身上缠上电线，将他们推进湖里淹死了。不仅对黑人是这样，对那些同情黑人的少数白人或是违反三K党规定的人，他们也加以迫害。如果在种族冲突中，一名白人男子对黑人表示了支持，他就有可能遭到绑架和毒打；有个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外国人也遭到鞭打，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原因仅仅是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还有一名白人女子因离婚而受到三K党成员的忌恨，闯进她的家中把她打得不省人事。三K党还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佣天主教徒或是将房子出租给他们。

三K党的暴行遍及全国很多地方，即使某些地方没有发生这种暴行，但他们的恐怖威胁也让人们不寒而栗。夜晚当人们看到身穿白色长袍的队伍在行进，看到山谷间燃烧的十字架闪耀出的火光时，就会在黑暗中相互耳语：“这次他们跟踪的对象是谁？天哪！今晚不知道谁又要遭殃。”三K党投入人们心中的阴影就像鬼火一样，恐惧和怀疑如影随形，从这所房屋蔓延到那所房屋。更可恶的是当地那些流氓恶棍也学会仿效三K党，如果他们想焚烧某个谷仓或是袭击某些贫民窟，他们就照着三K党的样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却又不用担心被处罚；住宅的围墙上经常可以看到用粉笔写的K.K.K三个字母，这也都是那些流氓恶棍们任意涂画的，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中，这个责任难道不该由三K党负吗？这一时期三K党带给人们的梦魇，就像红色恐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歇斯底里状态一样，无休止的恐惧行动使得恐惧永久存在，随之而来的则是愈演愈烈的残暴与罪行。

时间可以消磨一切，慢慢地人们的战时情绪也淡化了，三K党的势力也从鼎盛开始走向下坡，直至在很多地区完全消失。在极少数地方，这个组织虽然存在，但也不过是受利益分肥者控制的政治小集团。三K党历史基本完结，可是在数百万人的心中，它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