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对咳嗽的成因、症状及证候分类、证候转归及治疗等问题已作了较系统的论述，阐述了气候变化、六气影响及肺可以致咳嗽，并出现了讨论咳嗽的专篇——《素问·咳论》。①从成因来说，《内经》指出了内、外两个方面。外因主要是外感风寒，由皮毛而入，合于肺而为病。《素问·咳论》中云：“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胜负的变化对咳嗽也有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秋天本是凉燥的季节，如果感受了湿气，至冬天寒冷之时必会表现为咳嗽的症状。《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疟少气咳喘”。夏季暑热太过，灼伤肺金，则百姓易患疟疾咳喘等热病。《素问·至真要大论》：“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疮疡、咳”，“阳明司天，燥淫所胜……民病……咳”。说明当时已十分重视咳嗽与气候变化的关系。②从内因来看，寒饮入胃，则冷饮之邪，循胃口上膈，从肺系上干肺而致咳。从临床表现及证候证候分类来说《素问·咳论》详细论述了五脏咳与六腑咳的症状。③从病理转归来看，《内经》首先认为咳嗽是肺的病变，如《素问·宣明五气》说：“五气所病……肺为咳。”《灵枢·经脉》又说：“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但《素问·咳论》作为一篇论述咳嗽的专篇，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其他脏腑受邪，皆可影响于肺，而发生咳嗽。其传变规律是，五脏之咳，日久不愈则传于六腑，从脏腑表里关系相传。而五脏六腑之咳“皆聚于胃，关于肺”，认为胃为五脏六腑之海，而肺主气为百脉之朝会，故脏腑受邪，必聚于胃，并循肺脉而影响于肺。强调了肺脏受邪以及脏腑功能失调均能导致咳嗽的发生。对咳嗽的症状按脏腑进行分类，分为肺咳、心咳、胃咳、膀胱咳等，并指出了证候转归和治疗原则。④从治疗来说，则提出五脏之咳，应取腧穴，六腑之咳，应取合穴，有浮肿者，可取脏腑之穴而分治之。《内经》的论述，为后世对咳嗽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对咳嗽证治作了许多具体的论述。如《伤寒论》治疗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的小青龙汤。《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治表邪夹寒饮咳喘气逆的射干麻黄汤，治寒饮内停的苓甘五味姜辛汤，治虚火咳逆的麦门冬汤等，均为后世沿用治疗咳嗽的著名方剂。《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不仅拟出了治疗咳嗽行之有效的方剂，还体现了对咳嗽进行辨证论治的思想。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咳嗽候》在《内经》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基础上，又把咳嗽分为“风咳”、“寒咳”、“支咳”、“肝咳”、“心咳”、“脾咳”、“肾咳”、“胆咳”、“厥阴咳”等十种咳嗽病，并对这十种咳嗽做了症状的描述和鉴别，如“一曰风咳，欲语因咳，言不得宽是也，二曰寒咳，饮冷食寒，入注胃，从肺脉上气，内外合，因之而咳是也”等，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唐宋时期，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宋代《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收集了许多治疗咳嗽的方剂。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将咳嗽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所致的三类。至金·刘完素、张子和更明确地把咳嗽与六气联系起来，提出“风、寒、暑、湿、燥、火皆令人咳”及“嗽分六气，无拘以寒说”，进一步阐明咳嗽与自然界“六淫”的关系，而刘完素及李东垣尤重视湿邪的致病因素。王好古《此事难知》专门论述了“秋伤于湿，冬必咳嗽论”、“湿气所伤论”，阐发“秋伤于湿，冬生咳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秋伤于湿，上逆而咳”（《素问·生气通天论》）的经义。《丹溪心法·咳嗽》则将咳嗽分为风寒、痰饮、火郁、劳嗽、肺胀五种。

自隋唐以后，金元四大家对于咳嗽的病机分析及辨证治疗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如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说：“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指出了咳嗽与肺气、脾湿的关系。《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谓：“寒、暑、湿、燥、风、火六气，皆令人咳嗽”。张子和《儒门事亲·嗽分六其毋拘以寒述》则对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咳嗽分别制定了相应方剂，并提出：“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的论点。如谓“上半日多嗽者，此属胃中有火，用贝母、石膏降胃火。午后嗽者，多属阴虚，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知母降火”等，为咳嗽辨证论治提供了新的内容。

明代医家对咳嗽的辨证论治更有新的补充。王纶《明医杂著·论咳嗽证治》指出“治法须分新久虚实，新病风寒则散之，火热则清之，湿热则泻之，久病便属虚、属郁，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兼郁则开郁，滋之、润之、敛之则治虚之法也。”强调治咳须分六淫七情及五脏相胜，脾肺虚实。李梴《医学入门》首先出现外感、内伤分类，为后世对咳嗽的分类提供了借鉴。对内伤咳嗽中的火咳、郁咳、五劳虚咳及瘀血内阻等症的治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同时，在此时期结合脏腑生理功能并从其相互关系研究了咳嗽的病机。如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咳嗽》引《仁斋直指方》“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之说，阐发了肺肾对气的相互关系，为肾虚咳嗽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赵献可《医贯》进一步论述咳嗽与肺、脾、肾三脏的关系，并强调肾的重要，对于火烁肺金之咳，力斥寒凉之弊，力主用六味丸壮水制阳，认为“滋其阴即可以降火，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对后世医家多有启发。《景岳全书·咳嗽》对外感、内伤咳嗽的病因、病机、证候、治疗，论述颇详，说：“外感之嗽，必因风寒”，“咳证虽多，无非肺病”。提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而内伤咳嗽则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的见解。这对后世治疗咳嗽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张氏还对外感内伤咳嗽的辨证提出了若干要点，在治疗上则提出外感咳嗽以寒邪为主，治以辛温，但须根据不同岁气施治，而在“时气”与“病气”的关系上，又当以病气为主。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这些论述，都从不同方面大大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李中梓《医宗必读·咳嗽》在申明咳嗽“总其纲领，不过内伤外感而已”的前提下，对外感内伤的治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如‘五脏生成’篇所谓‘肺欲辛’是也。”一直为医家所重视。

喻昌《医门法律》对于燥的病机及其伤肺为病而致的咳嗽的证治，多有发挥，并提出《内经》“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当为秋伤于燥的见解，还对内伤咳提出“内伤之咳，治各不同，火盛壮水，金虚崇土，郁甚疏肝，气逆理肺，食积和中，房劳补下，用热远热，用寒远寒，内以先伤，药不宜峻”等治疗法则，并针对治疗新久咳嗽常见问题，提出六个条律，示人不可违反，防止医源性错误的发生，颇助临床参考。

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在论述咳嗽的病理时说：“盖肺不伤不咳，脾不伤不久咳，肾不伤火不炽，咳不甚，其大较也”。仅指出肺脾肾三脏是咳嗽的主要病变所在，并指出了咳嗽累及的脏腑是随着病情的加重，由肺及脾，由脾及肾的。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咳嗽》指出：“若因于风者，辛平解之。因于寒者，辛温散之。因于暑者，为熏蒸之气，清肃必伤，当予微辛微凉，苦降淡渗……若因于湿者，有兼风、兼寒、兼热之不同，大抵以理肺治胃为主。若因秋燥，则嘉言喻氏之议最精。若因于火者，即温热之邪，亦以甘寒为主……至于内因为病，不可不逐一分之。有刚亢之威，木叩而金鸣者，当清金制木，佐以柔肝入络。若土虚而不生金，真气无所禀摄者，有甘凉、甘温二法，合乎阴土阳土以配刚柔为用也。又因水虚痰泛，元海竭而诸气上冲者，则有金水双收，阴阳并补之治，或大剂滋填镇摄，保固先天一气元精”。这些论述，堪为治疗咳嗽的基本病律，至今对临床仍有参考价值，总之，由隋唐至明清，对咳嗽的分类、病机、治疗原则、方药等均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使有关理论及实践经验不断得到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