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的“叛逆”：中国新金融变革史
- 洪偌馨 董云峰
- 4字
- 2021-01-08 09:55:47
2013年以前
第一章 引子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一
1991年初冬，美国人伊瑟尔·森卓维克，从纽约，经旧金山、香港、天津，一路辗转到了北京。
那时纽约到北京还没有直飞的航班。森卓维克在2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北京之旅：
“北京机场很小，和我想象中中国首都机场应有的规模相去甚远。央行派人接机，进京的道路为双向两车道，路上几乎没有民用车辆。倒是有不少卡车、自行车和驴车。出租车很少。进京途中，路边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来正值收获季节，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储大白菜。”[1]
森卓维克的身份是纽约联储银行执行副总裁，作为美联储代表，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加入国际顾问专家组（IAP），支持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开发建设。
CNAPS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项目，是为商业银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与央行之间的支付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的系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核心支付系统。
在当时，中国的支付系统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以同城现金交易和低效的跨行异地直面交易为主，异地支付的结算能拖上30天，大笔资金要被冻结待结算。
直到1990年年底，整个金融系统已安装的大中型电子计算机仅有130余台，小型机及超级微机1600余台，ATM不过400余台——当时美国银行业ATM总数超过8万台。[2]
那时候银行柜台大多还处于手工阶段，除了算盘和钢笔，就是成堆的账本；在券商营业部，堆满了人工来不及处理的股票交易单据，要等交易所收市后逐笔汇总对账结算，动辄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互联互通的实时结算。诸如美联储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Fedwire早在1970年就实施了，德国和日本的系统分别于1987年、1988年实施，英国和中国香港的系统也在1996年实现了落地。
没有现代化的支付系统，就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也无法真正发挥中央银行的功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央行着手设计新的支付体系。
与森卓维克一同加入的专家组成员，来自英格兰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日本银行和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他们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时全额结算系统的设计者和实施者。
专家组主席是时任央行副行长的陈元。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是CNAPS项目中方人员和国际专家之间的重要纽带。包括CNAPS在内的中国金融电子化建设，则贯穿了陈元在央行任职的10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992年，在引入世界银行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之后，央行正式启动CNAPS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世行每年对中国的援助贷款高达数十亿美元。
世行方面负责该项目的是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沈联涛，他在项目启动不久后赴港，先后出任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香港证监会主席，后来还成了中国银监会（后与保监会整合为银保监会）[3]首席顾问。沈联涛是马来西亚人，父亲沈芷人是一名传奇华商，早年与邓小平等同批赴法留学。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设实施进行国际招标，最终，中标方为日本NTT DATA公司，而项目的建设直到1996年才动工。
为加快脚步，2000年年底，央行改变战略，决定“调整定位、借鉴吸收、完善需求、以我为主，加快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建设”。
此后，大、小额支付系统的项目承接方换成了国内的一家软件公司，央行清算总中心则派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学习掌握支付系统的设计开发方法和经验。
2002年10月8日，大额支付系统成功建成上线，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时代的来临；此后清算总中心又相继建成了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全国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
它们所构成的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奠定了后来中国移动支付以及金融科技引领全球的基石。
二
当代中国的金融科技建设，不可能绕开央行金电系统。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其业务是从事全国手工联行对账工作。
1970年，核算工厂一度迁至四川省旺苍县，直到1975年迁回北京，也是从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同时启动了“全国大中城市银行核算试验工程”。
在20世纪80年代初，银行业开始了联机实时处理的尝试，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的6家储蓄所进行联网。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来自国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和技术，逐渐被大规模引进、吸收和推广。
1984年，央行将核算工厂改为电子计算中心。
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进，1988年8月，央行宣布成立中国金融电脑公司，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主要任务是从事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化项目的规划、建设、管理、协调工作。
建立现代化的支付系统，需要依托现代化的通信网络，指望地面通信线路解决金融系统的全国联网问题并不现实。1989年5月，中央批准人民银行建设中国金融卫星通信网。
这一任务落在了1990年5月成立的央行清算总中心肩上，同时推进的还有电子联行系统。
全国金融卫星通信网以北京沙河为主站，在全国各地建设小站。如今的清算总中心主任贝劲松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当时主站周围都是农田，交通很不便利，需步行3公里才能搭乘公交车到城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只能在沙河单位食堂用餐，睡在集体宿舍。建设卫星小站的任务更加艰巨，建站技术人员要转战全国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罗盘、带着频谱仪，到达目的地后马上架天线、找卫星、调试室内单元，效率最高时一天可建一个卫星小站。”[4]
1990年6月，央行将中国金融电脑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金电公司由此而来，原电子计算中心则被成建制并入。
金电公司独揽全局的情形没有持续多久。1991年，央行决定成立科技司，剥离金电公司的政府职能；之后又将清算总中心剥离了出去。
从此，金电公司主要承担电子化项目建设与实施、电子化资金管理等职能；清算总中心则专门负责支付清算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和管理。
科技司最初的名字是金融科技司，筹备组负责人叫印甫盛，他还是首任清算总中心主任，此前则担任金电公司总经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早年曾在辽宁省朝阳柴油机厂做技术员，在1984年参与创办了四通公司——中国最早的民营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网（四通利方）的源头。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努力下，金融科技进步奖被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系列；当年10月，金融科技司召开了中国金融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
在太平洋对岸，1992年，美国参议员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纪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俗称“信息高速公路”战略。
中国决策层同样对新兴技术表现出了极高的重视度。1993年6月1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来到央行清算总中心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发表了《实现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讲话。陪同考察的陈元在多年后回忆道：
“他把金融支付发展政策摆到国家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提出构建非现金支付体系、大力发展银行卡、建设全国统一的银行卡市场等设想。他指出，金融电子化是实现我国金融管理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有利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金融电子化建设的最大阻力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不统一。”[5]
这次考察之后没过几天，刚刚挂牌重组的电子工业部召开全国电子工业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在全国组织实施涉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的金桥、金卡和金关工程，即中国金融科技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三金工程”。
其中，金卡工程是一场涉及各类卡基应用的社会信息系统工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跨系统、跨地区、跨世纪的电子货币系统，在当时全国400个城市基本普及金融卡的应用。它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银行卡的跨行联网通用，并为后来银联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三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1993年年初的中国。当央行的金电系统以北京为大本营披荆斩棘之时，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同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金融科技热潮。
当时，刚刚履新招商银行副行长不久的万建华，有一天饭后散步，在蛇口商业大街看到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ATM（自动取款机），却惊奇地发现ATM显示屏上蒙着厚重的灰尘，银行卡插卡口则挂着零星的蛛丝。
这一幕给万建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后来出版的《金融e时代》一书中写道：
“它独立一隅，基本上沦为一个尴尬的摆设。作为银行管理人员，我们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会有多少人使用这个‘自动’的‘取钱机器’呢？”[6]
在创办银联之前，万建华在招行工作了8年，是招行早期金融科技战略的主要推动者。
万建华与招行的缘分颇深。1986年，还在央行任职的万建华，抱着金融改革的热情，提议并参与推动了招商银行的组建。1993年初，万建华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接受招行首任行长王世桢的邀请出任副行长，之后升任常务副行长。
那会儿，招行还只是一家地方小银行，但对科技却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视。
一个被老招行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创立初期的招行经费有限，办公楼都是租借的，却不惜重金建起了规模可观的培训中心和电脑中心。
也就是从1993年开始，在王世桢、万建华等人的带领下，招行踏上了快速崛起之路，并在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兴行”战略，并率先推出了集本外币、定期活期、多储种、多币种、多功能服务于一身的“一卡通”。
1999年，招行启动了国内第一个网上银行体系“一网通”，全国所有分行同时推出了网上个人银行、网上企业银行、网上支付、网上商城、网上证券的五大业务种类。
2000年，招行又很早推出“手机银行”服务，通过全球通GSM网络，用户可以在手机界面直接完成各种金融理财业务。
从那个时候起，招行就初步确定了将虚拟银行发展成为客户服务主要渠道的思路，而同期其他银行根本还没有将虚拟银行上升到战略高度。
同一时期，在与深圳隔海相望的珠海，工商银行在那里搭建了一条更加硬核的金融科技创新之路。
工行在当时与招行所面临的痛点并不一样。招行主要针对经营地域有限、网点数量不足的痛点，通过产品和模式创新，以虚拟银行实现弯道超车；而工行这种国有大行的挑战则在于，网点遍布城乡、人员规模庞大、管理难度很高，工行迫切需要搭建起一整套的现代化银行系统，实现集中统一的数字化管理。
为打造自主研发能力，1996年6月29日，工行正式成立软件开发中心，来自各地的行内科技精英齐聚珠海，组建了一支数十人的小团队，总行科技部副主任纪梅丽出任软件开发中心总经理，开启了一段金融科技创业史。
1997年，工行软件开发中心启动了“CB2000系统”的开发，这是工行自主研发的超大规模银行应用软件系统，在当时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
1999年，工行启动数据大集中工程，也就是“9991工程”，这同样是中国金融系统数据集中的开创性工程。尔后工行建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南、北数据处理中心，实现了全行经营数据的集中。
工行软件开发中心由此在金融业声名远扬，其所在的珠海唐家湾，则一度成为中国金融科技重镇，多位领导人曾莅临考察。
这一时期，姜建清在上海滩声名日盛，是工行内部公认的帅才。1999年6月，姜建清从上海被调入北京，不久后正式成为掌门人。而在20年前他初进银行业之时，他的想法是做一名电工。
鲜为人知的是，姜建清曾于1994-199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正值美国互联网大爆发，早期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随之兴起。这段并不算太长的留洋经历，深深影响了姜建清，也影响了“宇宙行”的航向。
四
当金融圈在信息化、电子化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中国互联网行业尚处在萌芽期。
直到1994年4月，一条带宽64K的国际专线，宣告中国成为第77个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
1995年，从中科院下海创业的张树新与丈夫来到硅谷，第一次接触到E-mail、BBS，回国后旋即找银行借款创办“瀛海威”，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为了向公众推介互联网，张树新在中关村南大街零公里处竖立了一块著名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瀛海威因此声名大噪，却也给很多出租车司机造成了困扰，他们不知道“信息高速公路”究竟是哪里的一条路。
也是在这一年，作为杭州市优秀青年教师的马云，因为一次翻译任务去了美国西海岸，偶然间接触到了互联网的新世界。回国后，马云很快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辞职，凑足2万元准备创业。
与同时代其他互联网创业者不同，马云从一开始就想着通过互联网做生意。在连续数年的摸索和折腾之后，马云终于看清了属于自己的使命。
1999年2月20日，在杭州湖畔花园风荷院16幢1单元202室，马云对围着他的十多个合伙人说：“我们要做一个中国人创办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互联网公司。”不久后阿里巴巴网站上线，其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这群合伙人里，有一位在浙江财经大学当过老师的女性——彭蕾，她的加入纯属偶然，她因为丈夫孙彤宇（后来的淘宝网创始CEO）一路追随马云，从学校辞职入伙成了“随军家属”。
至于后来的蚂蚁金服[7]CEO胡晓明，那会儿还在建设银行湖州分行上班，与科技圈尚无交集。
同样在瀛海威横空出世的1995年，在距离杭州150多公里的宁波，丁磊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辞去了宁波市电信局的工作，南下来到广州，进入一家外资软件公司，两年后他创立了网易。
在丁磊创业风生水起之际，他的一个名叫马化腾的网友终于按捺不住，离开了效力多年的通信公司，于1998年与同学张志东一起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之后又吸纳了三位股东：曾李青、许晨晔、陈一丹。
彼时，张小龙独立开发的电子邮件客户端软件Foxmail已经颇有人气。但这个免费软件并没有解决张小龙的财务窘境，他差点开价15万元将其卖给了当时的金山软件CEO雷军。
那一年《相约一九九八》响彻街头巷尾，刘强东离开外企，拿着1.2万元积蓄扎进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柜台开始创业——售卖刻录机和光碟。这个柜台名叫“京东多媒体”，这便是“京东商城”的前身。
而BAT的另一位主角李彦宏，那会儿正在硅谷的一家搜索引擎公司工作，他并不安于稳定、优渥的生活状态，反而满脑子想着回国创业。1999年，李彦宏带着自己的专利技术启程回国，筹建百度。
对中国互联网行业而言，那是一段筚路蓝缕的岁月，而时代最终没有辜负这群年轻人的理想与热血。
那时候他们未曾想过，科技与金融之间，将会上演如此激烈而深入的碰撞。
不过，在互联网发展更领先的大洋彼岸，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早在1994年就发出过预言，他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将银行比作恐龙，认为银行客户将在未来流失到其他高科技金融服务提供商。这应该是最早的关于科技企业颠覆金融行业的言论。
对此，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沃特·道兹发表观点称，“银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被兼并，而是银行能否跟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来的信息技术将决定美国银行的命运”。
1995年，比尔·盖茨登上《福布斯》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榜首，成为信息革命的最佳代言人。同年，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诞生了，这是最早的互联网银行雏形。
五
在新千年即将到来之际，互联网浪潮愈演愈烈，促使金融业深度思考科技革命的影响。
“这是一个对金融服务业极富挑战性的时代。不仅如此，我们将目睹一股持久的强风席卷而来，或创造，或毁灭。在这等变革面前，我们在市场、服务、技术等领域都毫无退路可走。”[8]
在1999年年末出版的《美国银行业的科技革命》一书开头，姜建清引用了刊登在《银行家》杂志上的这段话。彼时，刚刚执掌工行的姜建清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金融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深层影响研究》。
也是这一年，在招行内部的一次培训中，万建华发表了题为“21世纪初叶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及策略”的演讲，他在开篇提到：
“对银行业而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并继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产生着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商业银行正经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9]
但在当时，流传最广的依然是比尔·盖茨的“恐龙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世界首富大放厥词罢了。那时网上银行浪潮席卷全球，金融机构看上去掌控了金融科技的主导权。
但有极少数人真正听了进去，其中之一便是王世桢的继任者马蔚华，他从1999年起做了14年的招行行长。马蔚华后来见到盖茨本人还戏称，那句预言让他十几年没有睡好觉。
万建华从招行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2001年，他领衔受命，从深圳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负责组建中国银联，担任筹备组组长。
彼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科技行业哀鸿遍野。新浪、网易和搜狐上市不久就遭遇血崩，而成立不久的阿里和腾讯，更是经受着生死考验。
最艰难的时候，阿里的账面资金只能维持半年多，马云被迫收缩业务并大量裁员，几乎所有的海外员工都被裁掉了；而马化腾几乎走投无路，差点把开发出的OICQ软件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深圳电信数据局。
但这些互联网公司最终活了过来，借着中国经济起飞的大势，成长为参天大树。
尤其是阿里和腾讯，更是跻身全球前十的互联网巨头，并且以支付为起点，一步步踏上新金融舞台的中央。
在此期间，工行在股改上市之后登上全球银行业王座，招行成长为有着“零售之王”美誉的全国性银行，银联更是崛起为同VISA和万事达分庭抗礼的卡组织巨头。
这些金融机构都足够优秀，但面对阿里、腾讯们的闯入，一度无力招架，至今依然焦虑。好在，大象起舞仍然可期。
对姜建清、万建华和马蔚华们来说，他们曾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最后却不得不见证新生势力揭竿而起。
一代人努力缔造的金融科技传奇，终究还是成为下一代人习以为常的环境。
这是每一代人都必须接受的残酷。没有人永远屹立潮头，但总有人正乘风破浪。
一个比过往任何时代都要精彩、盛大的新金融时代降临了。
附录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