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隋唐帝王之谜(2)

学者指出，其实李渊出身于北周军事贵族，富有政治、军事经验。虽然他举兵反隋时已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雄心勃勃、英勇干练的领导人物。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称他“身怀经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论贵贱都表现得谦逊有礼，在当时颇得人心。他策划了太原起兵，并成功地引导唐军进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渊又利用自己与旧贵族和官僚的关系，网罗了一批周、陈、隋朝的宗室贵戚在新朝中央供职。在经挤上实行租庸调法与均田制，前者在开皇旧制的基础上扩大了纳绢代役的范围，后者对抑制土地兼并和保证农民获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可说明李渊不仅在整个反隋建唐的战争过程中功不可没，而且在他统治的武德时期也颇有作为，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为人宽简仁厚，有政治军事才干。在辅佐李渊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有显著军功，决非实录描绘的是荒唐无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没有李世民那样高，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边疆防御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连战胜窦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战功表现得不太明显。

既然李渊不是昏君，李建成也并非是无能之辈，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书在刻意掩盖事实，那么玄武门之变也决不会是一场正义全在唐太宗这一边的战争。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已经说过：“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越之故，实有争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陈先生的话可谓一针见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李世民想抢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双方明争暗斗。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政变。立长不立贤是古代社会的传统，建成身为嫡长子，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不见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继承皇位，本无可争议。建成无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却是蓄谋已久地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为如果通过正当途径他是无法登上皇位的，只能用杀兄戮弟逼父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按例杀掉建成自己当上太子，事变应该结束，但唐太宗并不满足，杀建成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他先把李渊架空，二个月后干脆连皇帝也抢了过来。至于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抢皇位，主要是李世民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恶名而已。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态度也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争暗斗的过程之中，李渊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如果光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他似乎更加青睐李世民。太原刚刚起兵之时，他就对李世民说过，事成之后，要立他为太子。杨文干造反时，他也许诺李世民，等讨平杨文干后，“立汝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说：“武德六年之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觉得唐朝建立后，秦王李世民权力过重，威胁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议乘早将他外放为官，李渊不但没有听取，反而擢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开馆延四方学士，从而导致了李世民周围聚集了一大帮心腹。玄武门之变时，李渊似故意在太极高泛舟海池，并不急着去阻止儿子间的争斗。当大臣劝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时，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许多人认为李渊从一开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后他其实是放手让李世民与其兄弟一争高低。

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初唐的实录并不可信，李世民在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这段历史尽力加以粉饰，从而使自己的即位显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认为，高祖其实是倾向于李建成的，因为他默许李建成增募长林兵以加强长安的力量，又眼睁睁看着李世民的两个最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被革职而不闻不问。李元吉被派往抵御突厥人之时，随身带走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和精锐的士兵，对于这件事，李渊也并无反对意见。作为一位封建帝王，嫡长子继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从没有动摇过。除非建成身上出现什么问题，否则废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建成也很有军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职务时，建成统率左三军，李世民统率右三军，建成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亚于李世民。相反，李渊对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经不满地说：“这个儿子带兵的时间太长了，在外面专制独断惯了，周围的一帮读书人教了他许多坏点子，已经不是我原来的儿子了。”

除了以上两种相反的看法之外，还有人认为李渊并没有什么倾向性。眼看着两个儿子争权夺利，他只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面空许诺李世民，要立他为太子，一方面又对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诸多阴谋视而不见。

玄武门之变的结束是以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终的，但史书对这一过程记载十分简略，因此李渊禅位十分让人产生联想。

有人认为当时的唐高祖已年迈花甲，精力不足，当上皇帝之后，安逸的宫廷生活消磨了他当年带兵打仗时的锐气。宫中妃嫔众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关中各地巡幸、打猎，好不快活。然而由于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灭亡的过程还记忆犹新，他虽不愿再为朝政而日理万机，但也不想断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把大权交给才华横溢的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坐享奉养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经确立，做皇帝只是早晚的问题，对高祖来说，让位比不让位要保险得多。持这种观点者还称赞高祖主动禅位是明智之举。

也有人认为高祖的让位是被迫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夺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门只是达到目标的第一步，即对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让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缓和舆论，李世民先让高祖当傀儡皇帝二个月，之后演了一出内禅剧。所谓内禅，无非是将高祖软禁后逼其退位的代名词。而李渊的确害怕李世民像隋炀帝那样为了夺取皇位最终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只能选择禅位的形式。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三十四年，其间的前十四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治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太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两位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李勣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点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奭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她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