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哈莱姆文艺复兴

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哈莱姆文艺复兴是黑人文学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集中体现，有来自黑人内部的动因。黑人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黑人文学创作的向前发展、黑人紧随美国社会发展步伐、黑人种族意识的提升都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文化的好奇，部分开明的白人作家对非裔作家的认可和支持，黑人文化资源成为美国文学走向独立的活力源泉等因素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发展。20世纪初期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人类学文学思想的盛行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

一 历史背景

就非裔美国人所处的社会背景而言，哈莱姆文艺复兴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等诸种力量交错作用的产物。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继续推进，大众消费成为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20世纪20年代整个国家逐步实现了城市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裔美国人也加快了向北方城市的大迁移步伐，大量非裔美国人涌入北方城市争取教育、就业机会和经济状况的改善。有数据显示，1915—1929年期间南部农村的非裔人口减少了150万。进入北方城市生活的非裔美国人，一方面实现了地理生存空间的变化，另一方面具备新的自由观和机会观的非裔美国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城市新兴的非裔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更改南方农村的生活方式并思考种族文化和种族意识等问题。可以说，非裔美国人的城市化使得非裔文化出现了转向的契机，他们从南方种植园文化被移植到北方工业文化之中，一种全新的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非裔文化亟待形成。大迁移过程中他们的希望、奋斗、失望、成功等事实造成了他们在物质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变，这都成为非裔美国文学必然书写的内容。

然而，北方城市白人对黑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始终没有消除，尽管黑人在美国内战后获得了解放并在南方重建时期在法律上确立了自由的公民地位，再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量黑人参军为美国国家利益战斗又在战后迅速填补了城市工厂的劳动力缺口。但是，20世纪初期城市白人面对黑人“蜂拥而至”的现实，还是采取了躲避和隔离策略，大量的城市开始形成黑人聚居区。当然，除了来自白人的压力外，聚居区的形成也满足了黑人的内部需要。突然从南方农村“拔根”来到城市的黑人并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文化氛围，聚居区的教会、俱乐部和杂货铺为黑人生活提供了便利，黑人之间共通的种族情感也有效地帮助他们躲避了种族主义的歧视。除此之外，聚居区还有着相互保护、信息流通、共享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聚居区强化了黑人的种族意识。来自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职业的黑人在聚居区逐步发展起来一种新的种族认同感，而聚居区的黑人生活现实与城市其他区域的白人生活的巨大反差又激起了黑人对现状的不满，共同的苦难历史和当前的困难处境使得黑人群体认识到形成共同意识的必要性，并加深了黑人的种族认同感。

城市黑人聚居区的独特生活体验、参战的经历、黑人接受的高等教育、黑人经济状况的改善等一系列因素都催生了黑人强烈的种族意识，极大地拓宽了黑人的视野以及对种族问题的认识。种族意识觉醒的城市黑人极度渴望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以展示黑人种族的自尊和自信，塑造全新的黑人形象。新黑人决意扭转黑人在种族冲突时普遍存在的自卑、顺从、依附、被动等精神状态。同时，城市黑人意识到自身处于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之中，如何保留和维系黑人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实现身份认同，如何吸收和借鉴主流社会文化以适应城市生活环境成为新黑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教育的黑人开始力争成为“言说的主体”，而不再是“失语”的被言说人。从布克·T.华盛顿、费雷德利克·道格拉斯、马库斯·加维到W.E.B.杜波依斯等黑人运动领袖人物的政治主张、思想的转变，新黑人的崛起促进了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发展。就文学根源来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两位黑人作家——保罗·劳伦斯·顿巴和查尔斯·W.切斯纳特，他们的作品开始有意识地挖掘黑人民间文化，重新审视种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反映黑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歧视与障碍。顿巴坚持用黑人的方言土语进行诗歌创作，探索了黑人作为书写对象和黑人英语作为创作语言的可能性。切斯纳特则更多关注黑白种族在交往互动中因肤色问题导致的摩擦冲突，想要纠正被白人主流文学歪曲的黑人形象，试图扭转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杜波依斯出版了《黑人的灵魂》，这是一部由14篇论文、随笔、短篇小说和杂文组成的文集。书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双重意识：美国黑人既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黑人。无论对黑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还是对黑人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影响深远。布劳利（Benjamin Griffith Brawley）对美国黑人历史和美国黑人文学的系统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出版了《美国文学与艺术中的黑人》《早期的美国黑人作家》等著作，重新阐释了很多人们不熟悉的、被白人主流知识话语所“遮蔽”的历史和文学成就。这使得他们能够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并被新的知识体系所接受，发掘和阐释黑人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中所做出的贡献。

哈莱姆文艺复兴与20世纪初期美国白人对“他者文化”的兴趣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对人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和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主流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给“人”这一主题带来的虚无感和幻灭感，开始质疑、否定和反思西方文明，而他们对于未来则充满了迷茫和困惑，企图从异国他乡寻求救世良方。此时期的美国文学也极力渴望摆脱欧洲文学传统，大批白人作家致力挖掘美国本土的文学资源，包括黑人文化在内的本土文化成为新的关注对象。爵士乐作为美国黑人文化的典型代表，因其具有强烈的原始音乐节奏和富于变化、随意真实、即兴自我表现等特征得以在美国大受欢迎，并且20世纪20年代也被称为“爵士乐”时代。开明和意识敏锐的白人作家开始关注黑人文学反映黑人民俗、歌舞和宗教信仰等特征。以范·维克藤和尤金·奥尼尔为代表的白人作家不仅大力支持、鼓励黑人作家的创作，而且在创作中大量引用黑人材料，推动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文学的好奇和兴趣。奥尼尔创作的《琼斯皇》《上帝的孩子长着翅膀》等作品都着重表现黑人问题，戏剧经过舞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戏剧展示出的黑人“原始性”“异国情调”等特点吸引了困惑中的白人作家，崇尚“原始主义”成为主流文学的重要兴趣。白人开始关注黑人，出现了“黑人文化热”现象，一个重要的体现是主流出版商开始关注并大量发表黑人作家作品。这样，一方面20年代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文学层出不穷，主流文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另一方面哈莱姆文艺复兴与之相呼应，共同促进了美国文学的独立，只是它起到的作用当时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重视。

20世纪20年代盛行的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人类学和哲学实用主义对新兴黑人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帮助黑人文化取得了合法性地位。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家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家哈里斯·卡伦就曾大力宣扬“民主不是消灭差异，而是保留差异”^[1]，每一个民族群体都应该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宗教、公共制度和祖先文化。文化相对主义大师博厄斯极力驳斥文化低劣论，他认为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形态跟文化生产环境密切相关，并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可以去判定文化的优劣，是历史推动了不同种族迈向文明之路。只有通过交流，异质文化才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包容，文化的交流是消除种族歧视和实现种族平等的基础。文化相对主义坚持的种族平等观点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利依据。

二 运动宗旨

哈莱姆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松散、缺少统一组织的文化和思想运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因而，有评论家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并不存在明确的运动宗旨，也没有核心的美学价值观，更谈不上对美国黑人美学构建有何贡献。就连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精神领袖阿兰·洛克在《新黑人》中也坦承，“美国黑人之间的纽带并不是共同的意识，而是共同的处境和相同的问题” ^[2]。但是从老一辈运动领袖的政治思想和新一代文学创作骨干力量所秉持的创作观中，还是可以梳理和总结出一些共识或根本宗旨。

第一，反对种族歧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都肩负着揭露种族歧视现象、证明黑人的智力潜能、提升黑人种族意识、争取种族平等的使命。黑人从被迫踏入美国之始就遭受着白人种族的歧视，被看成可以随意买卖的私人财产和劳作工具。早在1903年，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就明确提出“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问题”^[3]。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就是黑人自身要对这种种族歧视提出抗议，抗议是黑人获取社会平等权利的保障。文学和艺术作品是表达抗议、证明黑人智力潜能的重要途径，图默的《蔗》、赖特的《土生子》、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费舍的《避难城》和休斯的《大海》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家们对种族歧视现象的强烈抗议。休斯更是宣称自己的作品具有“种族性”，接受属于自己的“美”，鼓励黑人作家在反对和抗议种族歧视时表现出黑人的战斗精神。此外，对黑人民间文化的整理和开发是提升黑人种族意识的策略之一。1925年，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出版了《美国黑人灵歌集》，首次全面系统地对黑人传统文化的象征——灵歌进行了考察，详细追溯了灵歌的起源、沿革、特点和社会意义等。女作家赫斯顿则利用自己人类学专业知识，整理和挖掘了被忽视的黑人民俗文化，并先后出版了《告诉我的马》《骡子与人》等著作，其中对黑人的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都做了田野调查和总结。

第二，文艺作品都强调新黑人的自我定义，包括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表达、自我发展、自我指导、自我独立方向等。在黑人作品获得公开出版机会之前，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过很多黑人题材，但是他们对黑人形象的书写因受到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而均具有片面性、不完整性。因此，在20世纪这样一个黑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新时期，真实书写、展现黑人生活和塑造新黑人形象的任务就必须由黑人自己来完成。只是，黑人作家们对于自我定义的理解差异很大。杜波依斯就建议黑人作家应该“停止或抵制塑造滑稽可笑的黑人，书中应该把自身较好的一面，优雅、善良、整洁、有教养、和蔼可亲的黑人奉献给读者”^[4]。这种理念受到了福塞特、拉森等一大批作家的拥护，她们的作品主要将中上层城市黑人作为写作对象，力证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同审美情趣和价值观。但是休斯、赫斯顿等作家却认为塑造新黑人形象并不等于塑造完美的中产阶级黑人形象，新黑人形象应该是真实普通的黑人群众，他们身上的人性和个性才是需要塑造的。

第三，文艺作品都坚持书写美国，但角度是基于黑人种族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立场是表现黑人对美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洛克认为，“新黑人意味着把美国精神建立在种族价值观上，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黑人要想成功必须通过充分分享美国文化和制度”^[5]。在文学创作中，黑人在美国生活所遭遇的压迫历史、现实的处境和对理想种族关系的构想都成为重要的书写内容。黑人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参与和见证了北美大陆的建设和发展，在美国独立战争、南北内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导致美国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大事件中，黑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牺牲与贡献在美国历史中长期遭到“遮蔽”，黑人作家有责任让真相浮出水面。20世纪20年代的新黑人，不论是来自底层社会还是中上层阶级，强调黑人种族身份的同时也认可美国身份。他们视非洲为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坚持黑人文化传统和文化个性。美国是黑人现在和将来生活的国家，他们希望带着种族尊严、自豪感、自信心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作家们一致认为新黑人形象的塑造不是为了加剧黑白种族矛盾，而是应该试图去缓和或消除紧张的种族关系，让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得到更多的认可和更广泛的欢迎。正如杜波依斯所言：“我们想要成为美国人，完完整整的美国人，拥有美国公民应该拥有的全部权利。”^[6]洛克也指出，“我们的目标正是美国制度和美国民主的理想”^[7]。

三 主要议题

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黑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黑人文学创作和黑人文学批评活动中，对黑人文学的发展与性质讨论极为活跃。新黑人知识分子坚信文艺作品能架起黑白种族沟通的桥梁，通过文艺作品会加深两个种族间的相互了解，展示充满活力的黑人文化和真实的黑人生活。这些新黑人围绕黑人文学的功能、黑人文学的读者、黑人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塑造、黑人文学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激烈讨论。

其一，关于黑人文学的功能。出现了“艺术或宣传”的激烈争论，黑人内部对此问题自始至终都没达成统一认识。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运动领袖坚持黑人文学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宣传。杜波依斯虽然未曾否定文学需要具有艺术性，但是他坚持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应该主要表现种族问题，任何没有政治目的的黑人文学都是颓废的。1926年，杜波依斯发表论文《黑人艺术的标准》（“Criteria of Negro Art”）明确提出，“所有的艺术都是宣传，将来也如此，黑人文学就得用来宣传黑人的群体，并获得广大黑人群体的爱”^[8]。另外一种观点则是以洛克和约翰逊为代表，他们坚持认为当前纯艺术作品过少，黑人作家应该更多去关注艺术本身，作品应该是自由的、纯艺术的表达，只有实现了艺术的基本目的才能使作品充满活力并维持健康的生命力。约翰逊为此也发表文章来强调“没有宣传和抗议”^[9]的艺术。当然，两派观点都未走向绝对化的极端，他们都承认艺术作品既有政治宣传功能，又有艺术审美功能，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要将哪一种功能摆在首要地位而产生了不同意见。

其二，关于黑人文学的读者问题。越来越多的黑人在接受了识字教育和经济改善之后，也能像白人一样接触、购买和阅读黑人文学作品，逐渐壮大的黑人读者和已有的白人读者构成了黑人文学作品的双重读者群，这成为20世纪黑人作家必须面临的新问题。识字、阅读和写作一直是黑人族群努力争取的基本权利之一。黑人到美国之初就被奴隶主强制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18世纪中叶开始，南方各州盛行“识字即违法”的法律条文，不仅黑人接受教育是触犯法律的行为，就连宗教人士教黑人识字也是被禁止的。早期的黑人文学作品主要采取奴隶叙事，黑人作家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是黑人群体，但由于大部分黑人无法阅读也没有途径阅读，所以早期黑人作品几乎没有机会被阅读和出版，黑人女性更是成为被遗忘的沉默客体。随着黑人获得人身自由和教育机会，20世纪城市化的黑人开始有了书写的激情，而由黑人读者和白人读者构成的“双重读者群”问题成为黑人作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有些文艺创造者认为压根不存在什么黑人文学，自己是美国人，作品的读者理所当然是白人。而有些人认为黑人文学创作目的就是提升黑人种族内部的种族认同感，他们的文学主要是面向黑人。此外，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黑人作家都受到了白人的经济资助，在某种程度上黑人作家的创作主题、创作内容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白人资助人的影响、束缚、限制，这导致很多黑人文学的首位读者变成了白人，只有在白人资助人的同意下才有可能得以出版面世，所以这一时期的黑人文学还需要考虑白人读者的接受品位。

其三，关于黑人文学中的黑人形象塑造问题。批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逆来顺受的黑人形象是新黑人作家们的共同体认，但他们对究竟该塑造什么样的新黑人形象却各持己见。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应该利用文学的虚构性来塑造想象中被适度美化的中产阶级黑人形象，还是采用现实主义塑造下层阶级真实却并不完美的黑人形象。以杜波依斯、福塞特、拉森为代表的作家致力于塑造城市化的中产阶级新黑人形象，努力表现黑人的正面形象，通过塑造有教养、受教育的少数黑人精英来力证黑人和白人的相似性，这样才能扭转白人对黑人低能、原始、野蛮的偏见，提升黑人的种族形象。而赫斯顿、休斯等年轻一代的文艺家则坚持将下层黑人作为书写对象，展示黑人生活最真实、哪怕是不那么光彩的“黑暗”面，在此基础上表达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对美国国家制度的抗议，展现黑人民间文化的丰富性和强大生命力。休斯曾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黑人都不是那么理想化，他们生活的场景也不是那么奇异，故事的情节也不那么甜甜蜜蜜，作品追求的是一个特定环境的真相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

其四，关于黑人文学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关系问题。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黑人文学与美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定位与美国主流文学的关系也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部分黑人作家认为黑人文学创作观深受白人主流文学思潮的影响，黑人文学创作在写作技巧、叙事策略和主题选择上也都在追随着主流文学，黑人文学就是一味对白人主流文学的借鉴与模仿，根本不存在独立的黑人文学。哪怕有所谓的黑人文学，也没法和主流文学的审美价值相提并论。比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原始主义与异域情调，对于白人来说原始主义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先锋艺术的表现形式，这对决心追求现代化黑人艺术图景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原始主义风尚马上对黑人也造成了吸引力，对于黑人而言原始主义滋生了一种市场环境，能够帮助黑人作品赢得观众，并鼓励了资助者。部分黑人作家倡导黑人文学与美国主流文学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20世纪的多元文化思潮使得黑人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文化同化观念，他们意识到保持种族文化个性是美国文化多元性的体现。很多黑人艺术家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种族“有才华的十分之一”精英分子所肩负的使命，即通过艺术创作提升种族自豪感和树立种族文化自信心。

其五，关于黑人的民俗问题。哈莱姆文艺复兴缺乏组织性，没有共同的核心美学价值观，因此黑人内部对黑人文学的发展充满着多重甚至异质的声音，如何在作品中表现黑人民俗也是当时的争论话题。以阿兰·洛克为首的运动领袖十分重视黑人的民俗文化，并将其视为美国黑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并先后发表了《祖先的艺术遗产》和《黑人灵歌》两篇重要的文章。在洛克看来，美国黑人是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黑人传承了“非洲人高度风格化的艺术”^[10]传统，同时洛克还强调美国黑人的民俗并不等同于非洲原始文化。它是在20世纪美国国家制度下美国黑人既追寻遥远的非洲文化之根又吸收了白人文化成分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杂糅”，是美国黑人在美国现实中独特经历的产物，是美国黑人强大创作力的体现，也是美国生活的精神财富。然而，在当时很多黑人并不认可洛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致力塑造新黑人的时代，谈论黑人的民俗文化是一种羞耻。原因是黑人民俗起源于奴隶制，是黑人低贱地位和卑微历史的表征。更加重要的是，在20世纪现代语境中，民俗文化与现代化差异巨大，民俗文化中包含的大量方言土语、歌谣、谚语和传奇故事都与现代语境格格不入，被视为“落后的”“与时代脱节的”，需要被淘汰以适应新的文化语境。黑人民俗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对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城市黑人的生活、性格和心理的书写。查尔斯·约翰逊却敏锐地察觉到黑人民俗文化对于美国文学的重要性，他声称“这里的生活充满浓厚色彩，不能忽视它为美国文学提供的巨大源泉”^[11]。杜波依斯虽然格外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作用，但是他也意识到了民俗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积累了黑人今天所拥有的丰富素材，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有技巧地利用这些素材的艺术家”^[12]。

其六，关于黑人文学的城市美学问题。城市化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历史语境，大迁徙的浪潮和城市化黑人生活是这一时期黑人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如何在文学中表现城市黑人生活和城市化历程呢？是反映居住在贫民聚居区的城市底层黑人生存困境还是表现在城市化中成功改善经济条件跻身中产阶级的黑人生活？哈莱姆社区究竟是黑人文化艺术中心、黑人知识分子的天堂还是纽约城市的一个黑人贫民窟？这些关乎黑人文学的城市美学问题也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和争论焦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哈莱姆意象也出现巨大差异。老一辈的艺术家认为应该描写城市生活的积极面和光明面，这有利于种族自豪感的提升，改变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休斯、麦凯等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则坚持要书写真实的城市下层黑人的生活，揭露城市的黑暗和真实。比如詹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就将哈莱姆视为文化之都，“哈莱姆不仅仅是黑人在纽约的一个聚居区，它有新建的公寓、平坦开阔的道路，是纽约城最美丽、最健康的部分”^[13]。可以说，约翰逊对哈莱姆的描写代表了很多年轻黑人对哈莱姆的想象，哈莱姆是城市的象征，是美国黑人的经济、文化和艺术之都，是黑人实现“美国梦”的希望之地。然而，许多作家也看到了哈莱姆黑暗的一面，休斯、麦凯等作家都注意到了黑人在以哈莱姆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中的挣扎和艰辛，年轻的妓女、梦想破碎的青年、被异化的冒充白人的混血儿等都成为城市书写的对象，他们不能充分参与到城市生活当中，哈莱姆成为黑人的虚假天堂和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