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费老晚年更进一步认识到个人自主性的作用。1993年费老撰写了《个人·群体·社会》一文，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探索做了总结与梳理。费老认为他早期学术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只见社会不见人”，即过分重视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而忽略了个人的主体性。费老以“文革”中的个人经验为例，说明相对于社会这个实体，个体的人同样也是一种实体，个体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模塑，有时甚至是“社会的对立体”。这种“对立”与“反叛”也就成为社会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费孝通，1999a：485）。费老认为，我们每个人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行动，也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我们每个人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也同时在创造新的历史。因此，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该民族中个体的集体自觉。显然，作为社会精英，该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担当更大的责任。

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不仅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且是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的一种历史责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实际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正确完成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孝通，2001：67）。

费老指出，这种“文化自觉”既不是“文化回归”、“坚守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这就是文化的自觉和自新。自新，就是自我更新，从传统的基础上来自新，而不是从零开始”。费老预言21世纪将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原有的西方中心论引导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已无法体现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费孝通，2001：377），新的“文化自觉”的风气将逐步在世界各地形成。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丧失这一历史机遇，“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费孝通，2001：70）。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一文里，费老对此有明确表述：

在就要结束这篇讲词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争取文化选择的自决权问题。在人文重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接受外国的方法甚至经验，但所走的路要由自己决定。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相应的，在我们这些以文化自觉、文化建设为职志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来说，也要主动确定自己的学科发展方向。（费孝通，2001：410）

费老一生的学术追问，是紧扣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且围绕“文化主体性”而展开的，他所期望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使中华民族成为自身发展的历史主人。中国文化中存在重视协调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中国文化讲王道，主张以理服人的德行，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权。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支撑其一直延续下来的力量就在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强大凝聚力。

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承担起引领社会走向“文化自觉”、“文化自决”的历史使命，并继往开来地努力创建现代中华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有关自身文明与他者文明的认识，从而达到世界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进而达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9a，《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

——，1999b，《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

——，1999c，《社会研究的程序》，《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d，《社会变迁研究中都市和乡村》，《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1999e，《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

——，2001，《费孝通文集》（第15卷），群言出版社。

——，2006，《中国绅士》，惠海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清媚，2010，《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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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2] 这种认识开始逐渐被学界所接受，包智明、陈占江的文章所提出的“费孝通问题”便说明了这一点。

[3] 《福利供给秩序中的权力与士绅参与——重温费孝通“士绅”研究》。

[4] 《文化自觉的三个命题——试析费孝通的问题意识》。

[5] 《回归传统文化 重建道义秩序——儒家思想与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再造》。

[6] 《克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7] 见《从自然意志到理性意志：差序格局的嬗变》。

[8] 《文化自主性与边区的现代化——费孝通边区开发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