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郑和七下西洋与陆海丝绸之路的贯通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通道，是流动的文明之路。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了15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寻求从来没有中断过。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史无前例的规模走向海洋，促成了著名的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而贯通的汇合点即在印度洋。更重要的是，郑和时代的西洋观曾有具体所指：在亲历下西洋的马欢笔下，当时明朝人所认识的西洋具体指向是“那没黎洋”，即后来称为印度洋的海域。由此可以断定当年郑和下西洋的那个西洋就是印度洋，并非他指。鉴于迄今大多数学者仍以文莱为划分东西洋的界限，对郑和所下西洋的认识模糊不清，澄清下西洋即下印度洋，这对于下西洋的目的与史实的探讨至关重要。

百年以来，在郑和下西洋研究中，鲜见有将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就是印度洋的概念突出出来，把下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以致迄今郑和所下西洋即印度洋的事实常常被遮蔽了，乃至不时出现以郑和出使暹罗、日本、浡泥等国或王景弘出使苏门答剌为八下、九下至十下西洋之论。[131]事实上，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之初，西洋本是有特指的，就是马欢笔下所谓“那没黎洋”，即今天的印度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终极目的地是西洋古里，也就是以位于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里为目的地；此后历次下西洋，古里都是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与海域都是在印度洋的范围以内。以往学界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与南亚关系、中国与西亚关系、中国与东非关系出发，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作为郑和航海时代一个整体的印度洋却被极大地忽视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在2014年举办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及自古以来中国和印度洋世界的关系”会议是一个变化的重要标志，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拨开云雾，使印度洋成为有关研究关注的重心，这无疑是举办此次会议的成功之处。探讨郑和时代的印度洋与印度洋世界的中国印记，可以发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对于古代印度洋认识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并开辟了一个印度洋航海实践和认识的新纪元。

第一节 郑和时代明人笔下的西洋：“那没黎洋”

笔者曾撰写《释“西洋”：郑和下西洋深远影响的探析》一文，专门探讨“西洋”一词的内涵与演化及其意义。对于长期以来学界在东西洋及其分野认识上争议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有所介绍。西洋，在元代文献中明确出现，东、西洋并称。元初大德年间分西洋为“单马令国管小西洋”13国，“三佛齐国管小西洋”18国，从所列国家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前者大致属于马来半岛及沿岸一带；后者大致属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沿岸一带。这一区域在今天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境内，属于东南亚的范围。元末，西洋国所指是印度南部西南与东南沿海国度和地区。明初郑和下西洋后，“西洋”一词成了指代海外、外国之义，沿用至今。[132]郑和下西洋，自1405年起至1433年为止，前后七次，所历30—40余国，是历史上中国人大规模走向海洋的一桩盛事，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也极为深远。那么下西洋，西洋究竟指哪里？这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基本问题。[133]

明初永乐年间郑和开始下西洋，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是记载下西洋的三部最重要的史籍。这三部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曾跟随郑和下西洋，是亲历下西洋的明朝当时当事人所撰写的文字。其中，记述翔实、史料价值最高的是马欢《瀛涯胜览》。马欢是通事，懂得“阿拉毕[伯]语”，所至20国出自亲历，记载详细，因此《瀛涯胜览》格外重要。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关于各国的记载，也是20国，主要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作者在《自序》中明言：“凡所纪各国之事迹，或目及耳闻，或在处询访，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惟依原纪录者序集成编，存传于后。”[134]因此，巩书的价值主要是在书前的“敕书”和《自序》，非常重要。费信《星槎胜览》记载的国家比之《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都要多，共是45处，前集22，后集23。其中前集称国者14，后集称国者16，共30国。内容扩展到了非洲。费信亲历的是前集的22处，其他则是出自传闻和抄自前此的文献记载。

从当时明朝人的认识来看，郑和七次下西洋，下的就是现代称为印度洋的那没黎洋。那没黎洋的出处，就在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中。《瀛涯胜览》中出现“西洋”凡9处，下面结合巩珍《西洋番国志》、费信《星槎胜览》等第一手相关记述，将明朝人关于下西洋之初对于西洋的主要认识分为6点归纳如下：

1.西洋即那没黎洋，出处在《瀛涯胜览》的“南浡里国”条：

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番名那没黎洋，西来过洋船只俱投此山为准。[135]

南浡里国是位于今日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一个古国，其西部正是浩瀚的印度洋，可以参证的是巩珍《西洋番国志》“南浡里国”条：

国之西北海中有—大平顶高山名帽山，半日可到。山西大海即西洋也，番名那没黎洋。[136]

查费信《星槎胜览》中没有南浡里国条，但有两处“南巫里洋”之记载，一见之于“龙涎屿”条：

望之独峙南巫里洋之中。离苏门答剌西去一昼夜程。此屿浮滟海面，坡激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来集于上，交戏而遗涎沫。[137]

另一见之于“花面国王”条：

其国与苏门答剌邻境，傍南巫里洋。[138]

还有一条“巫里洋”的记载，是在“大葛兰国”条：

若过巫里洋，则罹重险之难矣，并有高头埠沉水罗股石之危。[139]

从上述史料看来，“南巫里洋”或“巫里洋”显然与那没黎洋紧密相关，其中前者即为那没黎洋的对音，仍然指印度洋。当然，明朝当时没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洋之名在现代才出现。按照马欢的表述，称为那没黎洋的，即今天的印度洋。之所以记载于南浡里国条，是因为“那没黎”即“南浡里”，是 Lambri或 Lamuri 的对音。南浡里是苏门答腊一古国名。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作蓝里，赵汝适《诸番志》亦作蓝里，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作喃哩，《元史》作南巫里、南无力等，皆是马来语 Lambri或爪哇语 Lamuri的对音。其地在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亚齐河（Achin River）下游哥打拉夜（Kotaraya）一带。[140]更确切地说，“西洋”是南浡里国西北海中的帽山以西的海洋。

帽山又称南帽山、小帽山，即今苏门答腊岛西北海上的韦岛（Weh Island）。英国学者米尔斯的解释比较清楚，他认为该山位于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 Atjeh 地区；帽山，即 Kelembak Mountain，位于苏门答腊北部 Poulo Weh 岛；那没黎洋，是沿着苏门答腊北部海岸和Poulo Weh 岛以西延伸的海域。[141]

概观当时印度洋上的海路网络，从帽山出发的有以下航线：[142]

溜山国：在小帽西南，过小帽山投西南行，好风行十日到其国。

锡兰山国：自帽山南放洋，好东风船行三日，见翠蓝山在海中。从锡兰山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古里。自锡兰国马头别罗里开船往西北，好风行六昼夜，到小葛兰国。自小葛兰国开船，沿山投西北，好风行一昼夜，到柯枝国港口泊船。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古里。

榜葛剌国：取帽山翠蓝西北而行，好风二十日至浙地港。

2.西濒印度洋的苏门答剌国是通向西洋的总路头，见《瀛涯胜览》中的“苏门答剌国”条：

苏门答剌国，即古之须文达那国是也，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头。[143]

《西洋番国志》中的“苏门答剌国”条：

苏门答剌国，即古须文达那国也。其国乃西洋总路头。[144]

查《星槎胜览》，其中“苏门答剌国”条没有关于西洋的记载。

苏门答剌国的地理位置在苏门答腊岛，西濒印度洋。马欢的记载说明，明朝人认为苏门答剌的地理方位很重要，是一个从海上通向西洋的总路口。

如上所述，苏门答剌（Sumatra）指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古国，非指苏门答腊全岛。《宋史》称苏勿吒蒲迷（Sumutra-bhumi）,《岛夷志略》作须文答剌，《元史》作速木都剌。《爪哇史赞》称为 Samudra,《马来纪年》称 Semudra，可能出自梵文 samudra，意为海，另一说来自马来文 samandra，是大蚁之意。[145]

3.南临印度洋的爪哇属于东洋范围，见《瀛涯胜览》中的“纪行诗”云：

阇婆又往西洋去。[146]

值得注意的是，阇婆即爪哇，这里的方位表明，在爪哇以西是西洋。

《星槎胜览》中的“爪哇国”条：

古名阇婆，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地广人稠，甲兵为东洋诸番之雄。[147]

费信更加明确了爪哇属于东洋范围，其西才是西洋。

爪哇（Java），或古阇婆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即苏门答腊与巴厘岛之间，南临印度洋。《后汉书》作叶调，唐宋称阇婆，《元史》中爪哇与阇婆并称。7世纪建立的以苏门答腊岛南部巨港为发祥地的室利佛逝王国，商业和文化发达，是当时印度以外的佛学中心，同中国、印度、阿拉伯都有经济与文化联系。9—10世纪室利佛逝王国版图扩及印尼西部各岛及马来半岛等地。13世纪末兴起于爪哇的满者伯夷王朝，在东爪哇兴建了密集的水利系统，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与对外贸易等空前发达，沿海城镇甚为繁荣。国势最盛时领有印尼大部分群岛及马来半岛南部，大体上奠定了现在印度尼西亚版图的基础。阇婆或爪哇古国名是梵名 Yavadvipa的略称，在唐代曾为苏门答腊与爪哇二岛的合称，至宋代始为爪哇专称。[148]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称爪哇“地广人稠，实甲东洋诸番”[149]。上引费信的“其国地广人稠，甲兵为东洋诸番之雄”，是沿袭《岛夷志略》之文。

4.作为郑和下西洋目的地的古里国是西洋大国，那里是西洋诸国大码头，见《瀛涯胜览》中的“古里国”条：

古里国乃西洋大国也。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其国边海，出远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国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150]

《西洋番国志》中的“古里国”条：

古里国，此西洋大国也。[151]

《星槎胜览》中的“古里国”条：

其国当巨海之要屿，与僧加密迎。亦西洋诸国之码头也。[152]

古里（Calicut）在《伊本·巴图塔游记》中作kalikut,《岛夷志略》作古里佛，《大明一统志》作西洋古里，皆指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德。坎巴夷，《西洋朝贡典录》作坎巴夷替。据伯希和考订此坎巴夷替城即是昔之 Koyampadi，今之 Coimbatore。坎巴夷替似为 Koyampadi的对音，即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西部之科因巴托尔（Coimbatre）的古称。其地在古里（今卡利卡特）东。向达《西洋番国志》校注古里国条谓当即 Cambay，而坎贝远在西北部，故应以伯希和说为是。狠奴儿，伯希和认为是 Honore的对音。即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向北199里的 Honavar，今名霍那瓦。[153]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记坎巴夷替为 Cambaet，是一大国。案语作 Cambay。[154]

5.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为其船队航海活动的主要范围，见马欢《〈瀛涯胜览〉 序》。该序文作于永乐十四年，明确指出上述航海活动的主要范围：

永乐十一年，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155]

《瀛涯胜览》中的“旧港国”条：

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等统领西洋大宝船到此。[156]

6.其他有关西洋的表述

关于“下西洋”官军人员曾出现一次；[157]

关于“西洋布”也曾出现一次。[158]

以上“西洋”凡曾出现9次，仅关于古里国的记载中就曾出现两次。在当时人看来，南浡里帽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番名那没黎洋”；苏门答剌“乃西洋之总路”；古里“乃西洋大国”，是自第一次起下西洋之目的地。这里反映的是明初下西洋当时当事人具体理解的“西洋”本义。

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云：“永乐七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159]陆氏的“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这句话，是对于明初人西洋认识的最佳注解。

总之，马欢《瀛涯胜览》所述“往西洋诸番”,[160]费信《星槎胜览》“历览西洋诸番之国”,[161]而巩珍所著书名《西洋番国志》，顾名思义，实际是将郑和船队所到国家和地区，包括占城、满剌加、爪哇、旧港乃至榜葛拉国、忽鲁谟斯国、天方国，一律列入了西洋诸番国，尽管其中的爪哇等国并不真正属于当时人所严格指称的“西洋”范围之内。换言之，在郑和七次下西洋后，人们开始把下西洋所至诸国都列入了“西洋”界限以内，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西洋”范围。此后，约作于正德十五年（1520）的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更进一步，将“朝贡之国甚著者”全都列入了“西洋”的范围。他所列入的23国，包括了广阔的区域，其中赫然列有位于东洋的浡泥国、苏禄国、琉球国。[162]于是“西洋”不仅极大的彰显，而且无疑前所未有地扩大到了包括东西洋，乃至海外各国之义了。

郑和下西洋使“西洋”一词凸显，“西洋”一词在此后广泛流行于明代社会。自郑和下西洋以后，“西洋”有了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西洋”，是郑和下西洋所到的印度洋，包括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西非红海和东非一带。广义的“西洋”，是一个象征整合意义的西洋，具有海外诸国、外国之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后期狭义的“西洋”受到明朝官方海外活动收缩的影响，张燮《东西洋考》以文莱划分东西洋界限，更深刻影响到后世的认识。这样一来，明朝人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对于西洋认识的延伸，遂使下西洋的初衷——下印度洋被遮蔽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应走出迷雾，澄清本源。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前期终极点及其后期中转地：古里

据以下所引郑和亲立碑记，下西洋历次船队的主要航行目的地就是西洋的古里。当时，西洋是有特指的：马欢《瀛涯胜览》记载“南浡里国”帽山以西，称“那没黎洋”，地理方位明确，即今印度洋；“西洋诸番”具体指印度洋国家。马欢书中“古里国”两度强调其为“西洋大国”，非比寻常，值得在此作更为深入地探讨。

郑和首次下西洋，就是以印度古里为终点，这明确记载在郑和亲立之碑记上。如1431年郑和亲自在长乐南山天妃宫立下《天妃之神灵应记》，总结历次下西洋：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163]

郑和在下面排列了七次下西洋的经历，排在首次下西洋第一个目的地的是：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

这里明确说明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以古里作为主要目的地。

郑和下西洋属于国家航海行为。无独有偶，郑和七次下西洋，七次必到古里，这明显是绝非偶然，而是经过整体规划的明朝海洋政策使然。古里，也就是今天印度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正如卡利卡特大学副校长古如浦在《卡利卡特的札莫林》一书《前言》所说：“[该地]是中世纪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个香料和纺织品的国际贸易中心。”[164]正是它吸引了郑和航行印度洋期间将之作为第一位的目的地。郑和在古里曾经册封并立碑，均见之于记载：

永乐五年，朝廷命正使太监郑和赍诏敕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及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宝船到彼，起建碑亭，立石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165]

古里之行在当时郑和使团随员的出使经历中，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特别。然而，古里的作用，又绝非仅为郑和船队主要目的地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将其放在整个印度洋范围内加以考量。

我们知道，第四次下西洋发生了重大转折，即郑和船队从古里航行到忽鲁谟斯，此后每次下西洋都必到忽鲁谟斯。从下西洋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古里，还是忽鲁谟斯，都是那没黎洋的大国。从以古里为目的地到前往忽鲁谟斯，意义在于下西洋目的地的延伸，是明朝海洋政策在印度洋的一次大的调整。换言之，忽鲁谟斯可以视为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以古里为中心开拓的新航线。

上述讨论已经说明，古里是当时一个西洋大国。到那里的航线是：自帽山南放洋，好东风船行三日，可到锡兰山，从锡兰山起程，顺风十昼夜可至古里。自锡兰国的码头别罗里开船往西北，好风行六昼夜，可到小葛兰国；自小葛兰国开船，沿山投西北，好风行一昼夜，可到柯枝国港口泊船；从柯枝国港口开船，往西北行三日可到古里。古里“远通坎巴夷国。西临大海，南连柯枝国界，北边相接狠奴儿国地面，西洋大国正此地也”[166]。古里是西洋诸国之码头，但是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后，郑和船队又转向了一个位于波斯湾的“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的西洋诸国之码头——忽鲁谟斯。于是此时的古里成为中国通往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中转站。

马欢《纪行诗》云：“柯枝古里连诸番”，所言不虚。到明末时，何乔远《名山藏·王亨记》甚至有“郑和下番自古里始”的记载。[167]

以下是郑和下西洋以古里为中心的5条航线，有关记载都证明了该地在印度洋航行和贸易的中枢地位。

1.古里至忽鲁谟斯国

马欢记：“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到。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处赶集买卖，所以国人殷富。”[168]

费信记：“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居，聚民为市。”[169]

此处记载从古里到忽鲁谟斯仅需十昼夜，而非马欢所记二十五日，大约是郑和船队日夜兼程航行之故。

忽鲁谟斯即 Hormuz,Ormuz的对音，今属伊朗，位于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霍尔木兹（Hormuz）海峡中格仕姆岛（Qushm）东部的霍尔木兹岛。原旧港为鹤秣城，边海一城，是中古时期波斯湾头一个重要海港。13世纪城为外族所毁，故迁至附近的哲朗岛（Djeraun），是为新港，仍名忽鲁谟斯。《郑和航海图》作忽鲁谟斯岛。此处“边海倚山”，系指旧港而言。[170]

2.古里至祖法儿国

马欢记：“自古里国开船，好风投西北行十昼夜可到。”[171]

费信记：“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垒石为城，砌罗股石为屋。”[172]

按：祖法儿（Zufar）,《诸番志》大食国条作奴发，《星槎胜览》《郑和航海图》作佐法儿，皆为 Zufar、Dhofar的对音，即今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尔。[173]

3.古里至阿丹国

马欢记：“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兑位，行一月可到。其国边海山远，国民富饶。”[174]

费信记：“自古里国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175]

按：阿丹国（Aden）即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此地居于中国、印度与西方之间，一直是阿拉伯半岛通商要地，东西方贸易中心，也是古代西亚宝石、珍珠的集散中心。

4.古里至剌撒国

费信记：“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垒石为城。”[176]

按：剌撒国（Lasa），据《郑和航海图》，位于祖法儿以西，阿丹以东。向达先生考订为 Ras Sharwein，陈佳荣等先生认为是阿拉伯半岛南岸，今木卡拉附近的 La'sa。[177]

5.古里至天方国

马欢记：“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到本国马头，番名秩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月，可到王居之城，名默加国。”又云：“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178]

费信记：“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179]

近年南京新发掘出土的洪保墓《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印证了下西洋的天方之行。[180]

按：天方国（Mecca），指位于沙特阿拉伯希贾兹（一译汉志）境内的麦加（Mecca）。后又泛指阿拉伯。麦加是伊斯兰教圣地，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曾是古代多神教的中心。610年穆罕默德声称在城郊希拉山洞受到安拉的启示，在此开始传播伊斯兰教，630年穆罕默德率军队攻克麦加并清除克尔白神殿中的偶像后，遂成为全世界穆斯林朝觐瞻仰的圣地。元代称天房，见刘郁《西使记》。《岛夷志略》作天堂。天房或天堂本指麦加的克尔白（ka'aba）礼拜寺，此寺又名安拉之居（Bayt Allah）。默伽国，《岭外代答》《诸番志》作麻嘉，《事林广记》作默伽，皆是 Mecca 的对音，即今位于红海东岸的麦加城，天方、天堂、天房皆指此城，今属沙特阿拉伯。[181]

郑和下西洋还在古里附近有一个重要的延伸，即开辟了横跨印度洋直航东非的航线。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中国船队和东非的直接通航，[182]是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扩张式发展。

郑和在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中明言：“[其船队]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183]其中，木骨都束（Magadoxo）位于非洲东岸，即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根据费信的记载：“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其国滨海，堆石为城，垒石为屋。”[184]

他还记有非洲东岸的卜剌哇国（Brawa）:“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顺风七昼夜可至溜山国；再延伸航行到卜剌哇国，二十一昼夜可至。其国与木骨都束国相接连。”[185]

卜剌哇国即今非洲东岸索马里之布腊瓦，当时异称为“比剌”。

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的有竹步国（Jubo）。[186]竹步国即今天非洲东岸索马里之朱巴。

从锡兰南端的别罗里（今 Belligame）或从南印度西岸之古里到非洲东岸卜剌哇（今布腊瓦 Brawa）或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 Magadoxo）之间的直达航路，船队沿非洲东岸南行，航线更延伸到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莫桑比克的索法拉。[187]

《郑和航海图》表明，郑和船队远航到达印度洋孟加拉湾、阿曼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阿丹），到达非洲东部，也就是印度洋的西部，最远到达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慢八撒）。根据向达先生研究，《郑和航海图》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本国地名约占200个，外国地名约占300个，比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外国地名多2倍。“十五世纪以前，我们记载亚、非两洲的地理图籍，要以这部航海图的内容为最丰富了。”[188]可以补充的是，这部航海图是15世纪西方航海东来以前的中国与印度洋最为丰富的历史图籍，是对印度洋海洋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

郑和为首率领的中国船队，定期前往印度洋各国，在以古里为终点或中转点的航海活动中，将中国的远洋航海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七下西洋的中国国家远洋航海活动，是15世纪末欧洲人东来以前最大规模的印度洋航海壮举，为活跃中国与印度洋各国的政治、经济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节 印度洋的整体视野：中西海陆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

为了探索郑和时期中国人对印度洋的整体视野，需要从明朝当时人自第四次下西洋开始每次必到的忽鲁谟斯说起。

在郑和亲立的两通著名的碑记中，都记录了忽鲁谟斯，并都在有关第四次下西洋记述中云：“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189]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记云：

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福建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碑记云：

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忽鲁谟斯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才开始访问的国家，乃至成为此后历次下西洋每次必到之地。两碑均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所立，时间是在宣德六年（1431）。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碑中提及忽鲁谟斯的时候，都是以“西域忽鲁谟斯”相称的。

巩珍《西洋番国志》卷前收有《敕书》三道，其中两道涉及“西洋”，也均与忽鲁谟斯相关，现列于下：

一、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敕书》：

敕太监杨敏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190]

二、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敕书》：

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191]

“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印证了明朝官方诏敕文书中的忽鲁谟斯，均与“西洋”相联系，在时间上一为“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一为“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永乐十八年，是1420年，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前；宣德五年，是1430年，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比对郑和等所立碑记，同样一个忽鲁谟斯国，至永乐十八年，也就是郑和初次下西洋15年后，官方文书中出现了西域和西洋两个地理方位定语，明显是将西域与西洋重合在了一起。进一步说，明朝人对于波斯湾头的忽鲁谟斯，显然已经出现了新的观念：忽鲁谟斯从西域到西洋，标志着西洋与西域的贯通。

忽鲁谟斯的意义非比寻常：郑和七次下西洋在第四次首次访问了忽鲁谟斯，而且还从那里派遣分船队远赴红海和东非。[192]除了那里是东西方贸易的集散地以外，更重要的，那里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往通路——所谓丝绸之路的陆路和海路的交汇之地。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明太祖时派遣傅安使团从陆路出使撒马尔罕的历史。明朝初年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中西交通大开，包括西域与西洋，陆上与海上。与郑和自海路七下西洋交相辉映的，是明朝曾派遣傅安六次、陈诚五次从陆路出使西域，海陆并举，堪称中西交通史上的盛事。明初傅安出使帖木儿帝国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傅安被帖木儿国王羁留，曾因此借机游历帖木儿帝国：“由小安西至讨落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剌思，还至黑鲁诸诚，周行万数千余里。”[193]历时6年之久的游历虽是被迫的，但明朝使团却因此远游到达了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讨落思）、伊斯法罕（乙思不罕）、设拉子（失剌思）以及今天阿富汗的赫拉特（黑鲁，即哈烈）等地，成为明朝从陆路向西方行程最远的使团。[194]直至永乐五年（1407）六月，傅安被羁留在国外13年后才回到中国。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傅安还没有回来，因此，也可以说当时的陆路丝绸之路是不通畅的，所以下西洋的终极目的地是古里，合乎逻辑的规划是从海路通西域。

不仅忽鲁谟斯是东西方陆海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地，就是下西洋首航的主要目的地古里也同样是西域和西洋连接的枢纽城市。在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称古里为古里佛。汪大渊指出其地是西洋的重要码头：“当巨海之要冲，去僧加剌密迩，亦西洋诸番之马头也。”[195]从马欢、费信、巩珍的记载也可知道古里是一个商业贸易聚集地。如果说下西洋去那里只有政治意图，那是无法理解的。费信《古里国》诗曰：“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路遗人不拾，家富自无欺。酋长施仁恕，人民重礼仪。将书夷俗事，风化得相宜。”[196]他道出了古里位于西域与西洋的连接点上，地位因此显赫。沈福伟先生认为，“下西洋”指通航印度洋固无疑问，所谓西洋也可指国名，就是南印度马拉巴海岸的科泽科特——古里的又一译名。[197]此说似嫌极端了些。事实上，古里与忽鲁谟斯完全相同，即同为东西方国际商业贸易中心，也同样在西域与西洋的交叉点上。可以认为，正是因为古里的这一特殊方位和特性，才成为郑和下西洋前期的主要目的地。

此外还有天方国。我们注意到，费信关于“天方国”的记载中也提到了西域：

其国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至。其国乃西海之尽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其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名为西域。[198]

费信《天方国》诗也谈及西域：

罕见天方国，遗风礼仪长。存心恭后土，加额感穹苍。玉殿临西域，山城接大荒。珍珠光彩洁，异兽贵训良。日以安民业，晚来聚市商。景融禾稼盛，物阜草木香。尤念苍生志，承恩览道邦。采诗虽句俗，诚意献君王。[199]

在当时下西洋的明朝人看来，西洋的尽头，也就是西域之地。由此可见，明朝人对于西洋与西域相连接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因此，下西洋是连通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洋之举，于此清晰可见。

值得注意的是，永乐十一年（1413），在陆上，陈诚第一次出使西域，主要使命是送哈烈等国使臣回国，回国上《西域记》,“西域诸国哈烈、撒马尔罕、火州、土鲁番、失剌思、俺都淮等处各遣使贡文豹、西马、方物”[200]。显然，出使西域的陈诚并没有远达忽鲁谟斯和天方国，这也就是说，明朝初年要前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的天方国，道路并不通畅，摆在明朝人面前的选择必然是海路。

永乐十二年（1414），在海上，郑和第四次统领舟师下西洋，前往忽鲁谟斯等国。这里想强调的是，在郑和遗留的两通重要碑刻《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和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是将忽鲁谟斯置于西域的。笔者曾著文考证“西洋”这一名词，注意到忽鲁谟斯冠以西域之地，而在七下西洋以后，也称为西洋的史实。[201]有关忽鲁谟斯的记载经历了从西域到西洋的认识过程，这说明了什么？下西洋时期郑和等明朝人的西域观提示我们，郑和从海路前往忽鲁谟斯，正是给古代中西丝绸之路划了一个圆圈。丝绸之路从陆到海，至此得以全面贯通。最重要的是，贯通的交汇之地就是所下的西洋——印度洋。

郑和的远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长期以来亚非人民泛海交往、和平贸易的重要发展。由于这次远航是国家航海行为，因此规模巨大，人员众多，远超前代，影响深远。

马欢《瀛涯胜览》卷首《纪行诗》云：

阇婆又往西洋去，三佛齐过临五屿。苏门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经此聚。自此分往锡兰，柯枝、古里连诸番。弱水南滨溜山国，去路茫茫更险艰。欲投西域遥凝目，但见波光接天绿。舟人矫手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忽鲁谟斯近海傍，大宛、米息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如何当代覃恩光。[202]

“曾闻博望使绝域，如何当代覃恩光”两行诗句，说明明初人马欢是将下西洋与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此前的忽鲁谟斯，一直是以西域大国见称的。此时由于郑和下西洋，改以西洋大国著称。我们由此看到的是通过郑和下西洋，明朝从海上取得了贯通西域与西洋的结果，也就是全面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此而言，下西洋也是一个凿空的划时代海上壮举。有人会说早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到达了波斯湾，在元代已有海陆并举。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张骞通西域之前民间丝绸之路早已存在，却无妨张骞代表国家行为的出使作为丝绸之路形成的标志。郑和下西洋也是同样的，是代表中国的国家航海行为，集举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人首次大规模远航印度洋是史无前例的。因此马欢《纪行诗》中才出现那样的诗句。

今天我们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积7491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拥有红海、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域和海湾。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将亚、非、欧连接在一起。古代世界大致可划分为三大贸易区域：欧洲，阿拉伯—印度，以及东亚贸易区。从地域来看，郑和七下印度洋，每次必到的是印度古里，将东亚贸易区拓展到了阿拉伯—印度贸易区；第三次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到达了非洲东部，而从第四次下西洋起直至第七次，他的船队都到达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因为那里正是与欧洲贸易的交接之处。印度洋是贯通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郑和下西洋的重要意义更在于此。

结语

总而言之，明初郑和出使海外，官私文书均称“下西洋”，但在明初当时人的观念中，“西洋”是有专指的，名“那没黎洋”，也就是今天的印度洋。因此，郑和七下西洋，主要就是七下印度洋。虽然在郑和下西洋后，影响所及，“西洋”已演变为泛称海外的一般名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明初下西洋的初衷是通航印度洋，第一个目的地是印度古里。明乎于此，我们面对的是重新评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

郑和七下印度洋促使中西陆海丝绸之路在印度洋上全面贯通，明代中国在与印度洋周边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与追求共同商贸利益的目的驱动下，形成了活跃的印度洋贸易网络，掀起了印度洋国际贸易一个繁盛的高潮期，为印度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始撰于永乐年间下西洋、成书于16世纪的民间航海指南《顺风相送》，记载了晚明中国往印度洋的针路，目的地包括罗里、傍伽喇、古里、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还有南巫里洋。[203]这是郑和下西洋的余脉。进一步说，15世纪初中国船队在印度洋长达28年的航海活动，是明代中国的国家航海行为。在马欢等当时当事人的记载中，所至之地，几乎均以“国”名之，当时中国人对印度洋的认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和准确。郑和七下印度洋，使明代中国的海洋大国走势乃至海洋强国形象，在印度洋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也为区域史走向全球化做出了重要铺垫。至今郑和下西洋传为世界航海盛事，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