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汉语新诗阅读中的语言障碍：以“病句论”为例

在今天，对当代汉语新诗的质疑，甚至只需要按“是否合乎语法”就可以简单而确定不疑地进行了。2000年，海子的大学同学、江苏省委党校法政教研部教授刘大生在网络上发表《病句大走运》一文，称：“然而，读完了诗集中的一百四十多首诗之后，我的情绪更坏了。除了字里行间还能显露一点当年小冬子（引者注——冬子即海子在大学时同学们对他的昵称）的灵气外，从头到尾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连篇，哪里像冬子的文笔？哪里像一个有深厚法学功底和哲学功底并担任新闻理论编辑的大学教师的文笔？”他还以海子的《天鹅》为例，从句子的逻辑、语法等方面指责海子的诗句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什么叫“生日的泥土”？什么又叫“黄昏的泥土”？这只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当她们飞越”在时态上是过去时呢还是过去完成时呢？中国人可以不管，但若要翻译成外文时，则不能不管。可惜，最优秀的翻译家恐怕也无能为力。第三，“美丽吹动的风”中的“吹动”一词完全是多余的。任何风都是动的，不动还叫风吗？所以，“美丽的风”就足够了，不需要画蛇添足，搞成“美丽吹动的风”。如果要想进一步赞美风，可以在美丽后面加上温柔、善良、潇洒、细心、体贴、敏感、酷等等词汇中的任何词，都比“吹动”好得多。(1)

该文一经在网络传播，引起众多关注和争论(2)，刘大生本人也获得了超出其法学专业领域的名声。如果刘大生的观点仅仅代表的是一种局外人未经推敲的意见，尚不足为据，但要害是，刘大生的意见惊人地同一些当代新诗的研究者的观点一致：

新诗当前的主流体裁是病句诗，它是新诗的真正的癌症，病句诗通篇都是隐喻，用所谓的象征手法做成无数谜语……让新诗合乎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写诗者不是神，他没有权力改变语法，没有权力破坏句子的语法结构，他不可能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的交流方式，而自创一套话语方式。

该文作者甚至祭出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不可能存在”的大旗：“打破语法规则的惟一后果，就是私人语言的泛滥。私人语言的泛滥的后果就是人类重新退回‘前语言’社会。”在这通批判之后，论者嘲讽当今的汉语诗人把今天的作品想象成未来的“经典”：

到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病句，都以写病句为荣，最好人们交流都用病句。那现在这些‘诗人’就成了‘诗仙’、‘诗圣’了。多么荒唐、多么不切实际的投机心理！(3)

“病句论”很容易引起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基于“病句论”对诗歌进行批判是代价最小、同时也是效果最显著的。凭借每个人都自以为掌握的汉语语法知识或感觉，人人都可以对当代汉语新诗投以鄙夷的目光。可以说，正确地评价当代汉语新诗，首要的困难不仅仅是如何评价这些诗歌本身，而是如何同这类普泛的意见和观点进行争辩。

实际上，这类意见和观点经不起认真的推敲。首先，从“语法分析”而不考虑“深层语法”这类问题的时候，现有的“语法”及其体系本身并非永恒的。语法同语音、词汇相比较，虽然是语言中变化最慢的一个层次，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从不变化。现有的“语法体系”本身并非绝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的语法事实和语法规律的表述系统，即用来表述已知的语法事实和规律的框架，不是企图揭示语法构造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4)。我们不能用已知的，或者说不完全归纳出来的理论体系，去彻底否定那些在此框架之外产生的句子与表达。日常生活中，我们讲出一些不那么符合语法规则系统的句子进行交流和表达，也是常有的事。“病句”只是某一规则系统下的参照物，但从语境的使用角度看，“病句”即使产生了，只要能完成有效的交流，那就意味着它在这个语境中并不是一个必须去掉不可的错误；而且，在某些时候，“病句”在语境中还必须存在不可，根据语境，或者在语境的情急之下，使用一些“病句”，反而有可能比斟词酌句、符合语法规范的句子，能起到更佳的表达效果。在这个时候，“病句”又能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呢？按照这种思路，即使某些诗歌中出现“病句”，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也并不是不可以被原谅和被理解的。其实，维特根斯坦本人已经指出了规则／语法的任意性，他反诘性地拆解了那种把语法规则看成是对事实确定不移地一一指称的观点：“若有人说‘我们的语言假如没有这样的语法，就不能表达这些事实’——那他应该问问自己，‘能’在这里是什么意思。”(5)显然，即使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看，语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不是关于事实本身的唯一性表达，区别仅仅在于，语法规则被普遍地接受了，它的公共性与真理性，只能在这一接受的层面上、使用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和肯定。一旦整体的语言游戏发生改变，那么语法规则的改变也完全可以想象。

进一步看，维特根斯坦的“不存在私人语言”这个判断，也不是否定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个体所使用的语言建立在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约定”中，任何私有的感受和想象中的新的语言，必须建立在原有的语言或者说理解的基础上，个人特殊的理解，必须同这类先在的理解至少保持着一种可以翻译的、可以沟通的关系(6)。“病句”虽然从某一阶段的语法规范来看，是一种“错误的”句子，但这“错误的”句子之所以是“错误的”，从前提来看，即是它同原有语言系统产生了一种变形性的联系。因此“病句”和所谓的“私有语言”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反，它同原有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同时也是紧张的关系。而正是这种“紧密又紧张”，使得诗歌语言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其独特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或恢复了日常语言的表述能力，乃至于解放了日常语言的固有范畴。

如果进一步结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来关于“文学性”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以“病句”这类最大众化的标准来衡量当代汉语新诗的做法，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以假装无知的方式去进行理直气壮的诋毁。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病句”的产生，可能并非是对语法的刻意漠视，更多地是一种尝试达到“陌生化”的努力时所产生的效果：“由于从惯常的用法中偏离了出来，文学语言得以不同于日常性的普通语言。”(7)俄国形式主义深刻地指出了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就在于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性使用。唯有这样，诗歌的语言及其表达效果才能不断推陈出新，才能造成不同的阅读效果。至于这些写作的真实效果是否尽如人意，是可以再讨论的，但若由于其效果的晦涩或者并不那么良好，而以“病句”为依据对此大加鞭挞，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面对当代汉语新诗的写作和阅读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一个诗人可以摆脱“陌生化”的意识进行创造性的写作。

尽管这类判断如此经不起推敲，但它却较大量地占据了对当代汉语新诗的谈论空间。在这种披着“常识”外衣所做的推理基础上，所有关于当代汉语新诗的贬低性言论得以扩张、在不同层面上肆无忌惮地进行，不但降低了普通读者对当代汉语新诗的鉴赏和评价能力，甚至倒过来，严重地影响了一些当代汉语新诗写作者自身的判断能力，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当代汉语新诗自身的写作实践活动，严重地影响了对当代汉语新诗历史位置的评价。为此，需要通过对当代汉语新诗自身的历史脉络及文本分析，呈现出当代汉语新诗的生命力所在。而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转型——朦胧诗的产生谈起。因为朦胧诗的发生，说到底，首先就是一次语言的突破性转型与革命。要想理解当代汉语新诗，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朦胧诗的语言转型，理解它的必然性，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理解当代汉语新诗的内在发展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