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拓者朱琏的激情与执着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中医、针灸的支持与鼓舞，带给朱琏很大的信心和勇气，使她充满革命的热情及对针灸事业执着追求的激情。战争年代，她敏锐地注意到：针灸有着疗效好、节省药品、预防效果好等特点，是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当她用针灸治好了自己的坐骨神经痛，便对针灸独特疗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尤为深刻地认识到针灸医学的博大精深，在用针灸服务人民健康的同时，运用科学方法和观点，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整理和研究它的合理内容，并加以发扬光大，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于是她排除各种困难，不顾他人非议，坚持不懈，把自己毕生时间和精力都贡献于中西医结合的新针灸学事业，积极开展针灸的科学研究与医疗实践，倡导并组织创建了国家第一个针灸医疗和研究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

一、以针灸之术，救人民疾苦

战争年代，医疗条件极为艰苦，针灸成为朱琏等人治病的重要手段。从一次治疗的奇妙，到更多次针灸疗效的显现；从一个人的治愈，到一传十，十传百，接受针灸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据朱琏回忆：“在华北农村为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针治，当时她的病症是头痛、心慌、想吐。她患双目失明、两耳半聋已10多年了。我为她针两侧足三里和两侧太阳穴，入针后，她不呻吟了，伸手摸我的头和手，高兴地说：‘你是位女医生呀！好❶。’”“有一位老贫农，患慢性支气管炎，身体很弱，常因咳呛，黏痰吐不出，发生胸痛，咳时遗尿和遗粪，非常苦恼。有一天夜间，因黏痰吐不出，发生痰阻塞，即将窒息，生命处于危急之中。当准备为他抽痰的时候，我用指尖交替按压他的两个三间穴，不到两分钟，听到他喉部痰声开始松动，接着爽快地叹了一口气。当掐到5分钟时，患者已能咳嗽。后来继续掐其三间穴，患者连续吐出两口黏痰，呼吸道立刻通畅❷。”以针灸之术为人民解除病苦，使朱琏感受到极大的欢欣、鼓舞与快乐，同时，朱琏也感到大力推广、发展针灸沉甸甸的责任。

1945年，朱琏从延安回到一别六年的太行山区，任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兼边区医院院长。她开办训练班，培养针灸人才，把在延安学到的针灸医术传授给医院医生，为部队战士和群众治病，深受他们的欢迎。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朱琏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哈励逊医院院长。1949年2月，为了给解放区培养医生，在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的支持下，朱琏在平山县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并兼任校长。学校分4个短期训练班：医生班、妇婴卫生班、助产班、针灸班。各班都开设针灸课，由朱琏负责主讲；还教授生理卫生、细菌、解剖、病理、诊断、预防接种等课程。当时的针灸班有70多名学员，其中有中医50多名。训练的目的，除了在业务上要求积极提高以外，还要求学员要树立献身于农村卫生事业的思想。训练班在董必武主席的推动下，工作进展顺利。在短时间内即培养出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农村医疗骨干，有效地解决了当时缺医少药的困难。1949年3月14日，朱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与针灸术》，向全国解放区人民介绍针灸疗法。

二、著新针之书，传针灸学术

朱琏在针灸医疗与教学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讲义资料，对针灸理论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与体会。在华北卫生学校任职期间，学员纷纷提出需要书籍来学习，朱琏便组织成立了一个由彭庆昭等人组成的编辑组，与他们一起研究讨论、整理资料、参阅古籍、审定穴位，将她原来训练班的讲义整理成书籍初稿。后因种种原因朱琏将出版一事搁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朱琏来到北京，董必武督促其将此书出版，后又有很多人不断催促其出书，她才下定决心，将初稿修订、充实、审阅，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终于1951年3月付梓发行，定名为《新针灸学》，后又被朝鲜、越南、苏联等许多国家翻译出版。

《新针灸学》是“运用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探索提高针灸技术与科学原理的第一部重要著作❶”，也是针灸研究史上的一块丰碑，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朱德亲自为该书题词：“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高其技术与科学原理。”董必武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其中提到：“朱琏同志是学西医的，她用科学方法研究针灸术多年，很有心得，想把这番心得写成一书问世，我鼓励她这样做。”毛泽东在1955年与朱琏的一次谈话中，提到《新针灸学》一书。主席不仅将该书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❶。”

《新针灸学》出版后，引起社会对针灸的广泛关注，给从事针灸工作的中西医人员以很大鼓舞。《新针灸学》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在1952年12月日本东京汉方杏林会出版的《针灸杂志》和《汉方杂志》上，以首页刊载着：“针灸医学，在世界上今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法国召开了十六个国家的‘针灸竞技会’；一件是针灸大本营的中国，在北京出版了《新针灸学》的书，应该引起对针灸素有研究传统的日本医学界的注视❷。”又如法国一位研究中国针灸二十多年的老教授，给卫生部马海德写信，说到法国医学界针灸研究者制造了多种针与灸的仪器，他认为《新针灸学》给他们的启发很大❶。

三、拓建所之路，奠针研基础

朱琏心系针灸事业的发展，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谈“我与针灸”，充满了对针灸的无限热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祖国传统医学，关注针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琏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副局长，当时有不少中央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找她针灸治病，她的家成了不挂牌的针灸门诊部。由于朱琏行政工作很忙，随着找她针灸治病的人逐渐增多，她个人的力量难以满足患者的需求，1950年妇幼卫生局成立了妇幼卫生工作大队（大队部设在北京赵登禹路租的一家私人院内，共有3个小组），专设针灸小组。针灸小组开始只有许式谦、洪瑛、王雪苔、戴玉勤、徐文生等人。

1951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马健行撰写的《中国针灸术治好了“精神分裂症”》的文章，该文登载了朱琏和她的学生许式谦治愈原燕京大学学生杨秀容顽固精神分裂症的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与巨大反响；次日该报刊登《针灸治愈“精神分裂症”的经过》一文，详细介绍了治愈的过程；2月17至18日该报又连续两日刊登朱琏《针灸疗法的重要性及其原理》的文章。经《人民日报》报道后，想要针灸治病的人更多了，妇幼大队针灸组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后又临时在西四羊市大街❶开设了一个门诊部，最初只有9人，后增至13人❷。患者非常多，来自全国各地，挂号预约到半年以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急诊先看的方法以解燃眉之急，但这仍不能满足群众看病的需要。成立专门机构来扩充医疗力量、提升就诊条件、培训更多针灸医生、开展针灸科学研究，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朱琏和她的同事们除了治疗大量患者外，还进行了建所筹备工作。

1951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又登载《群众迫切需要推广针灸疗法》，文章提到：“针灸疗法自本报介绍后……这一疗法的热心倡导者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妇幼卫生局朱琏同志近日来每日平均收到各地读者来信约四十封。前往请求治疗的每日亦达四五十人……各地来信的内容，充分表露了群众对针灸疗法的拥护，他们非常热切地盼望着新中国的医学界对这具有悠久历史的针灸学，给以应有的重视……”同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针灸疗法座谈会，参会人员有卫生部领导，研究过针灸的中西医专家高凤桐、许英魁等27人，此外，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朱琏在会上作重要发言，强调“针灸有着很好的疗效与优势，需要大力实践”“应继承发扬中国国有文化传统衣钵”“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验证针灸治病的疗效”等。到会的中西医专家也分别对针灸疗法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有的专家提出“希望组织一专门针灸研究的机关”。卫生部贺诚副部长在总结中说：“针灸疗法有很长的历史，应非常重视，而它在民间使用的很广，但到今天还不能是我们医学界所公认的，是因为过去没有将其用科学的知识来研究它、证实它……也必须有这些办法才能使针灸得到科学的证明、承认与推广❶。”这次座谈会委托朱琏负责指导此后针灸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有效推动了针灸疗法实验所的筹办。

由于当时中医在医学界受到长期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因此成立针灸研究机构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董必武的支持、帮助及朱琏等人的迎难而上与不懈坚持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得以建立，之后实验所坚持医疗实践，坚持科学研究，为我国针灸医学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