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业化之路

史学乃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是这样。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1在欧洲，只有史学、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2而且，史学还孕育了其他一些新的学科，因而有“母学科”（mother-discipline）之称。3但是，史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学科，又是相当年轻的，与众多后起的学科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在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中，史学长期没有独立的身份，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爱好者。换言之，史学长期只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个学科。史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或学科化（disciplinization），最先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进入20世纪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理念、专业规范和专业技艺，大多也是在专业化过程中或专业化完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自上古便有史籍留传，而史之为学，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古代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记录上层当权者的言行，所谓“君举必书”，“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4但记史不等于治史，史官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他们所留下的记述，自然就不能算作史学论著，而只是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5在史学的形成中，司马迁和班固厥功甚伟。清人钱大昕评论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6不过，在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史学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汉书·艺文志》梳理古代学术源流，依循刘向、刘歆父子把《史记》归入“春秋”的先例，将多数史籍列在“春秋”名下，而未专设史学一目。7三国时魏人荀勖作《中经》，把书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史籍归入丙部，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东晋人李充整理各类书籍的目录，调整了乙、丙两部的位置，将史籍置于经书之后。到梁元帝时，已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目。8这反映了魏晋时期“经史”分离、史学独立的实际。9《隋书·经籍志》依例而行，用经、史、子、集“总括群书”，以史部居次，进一步肯定了史学地位的上升。《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著作817部，共13264卷；若包括亡佚书籍，则卷帙更为浩繁。10从东汉到唐初，民间史家也为数众多，富有文学修养的文人撰史成风，即便官书正史，也多由文人主笔，史官的地位随之下降。从唐朝开始，国家控制正史的编纂，官修国史成为定制。唐宋是古代史学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个时期，不仅史书的纂修富有成绩，而且在体例与理论上也有新的变化，专业技艺和规范随之发展。但严格来说，修史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古代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在内涵、范式、材料、方法和旨趣各个方面，均有许多的不同。

及至清代，史学的专业技艺和治学规范又有新的进展。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清人章学诚颇为推重，赞许其著作“寓意深刻”，对史学的原理、原则有着独到的思考。11梁启超则径直称章学诚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12在一定意义上，章学诚的思想昭示了史学专业化的前景。他张扬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强调史家要有独立见解，称治史重在阐释历史的意义，即“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13不过，章学诚的言论既不见重于当世，也颇受后来学者的贬抑。14相对而言，清代学者的治学实践，对史学的专业化是一种更直接的推动。梁启超对清代所谓“正统派”的学术特色做了总结，推许这些学者的专业意识，肯定他们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的建树。梁启超认为，这些学者“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并重视比较研究；对前人学说加以“明引”，以“剿说”为“不德”；为学喜相互商讨辩难，在争鸣时则“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文体贵朴实简絜”。15照此说来，清代前期的史学已初步具备专业主义精神。16不过，中国史学并未在清代完成专业化，这个进程的最后几步，是民国时期在欧美史学的推动下走完的。

欧洲史学起源于远古的传说和歌词，到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出现整理史实、组织叙事、探讨原因的意识、规则和技巧。17不过，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史学一直笼罩在哲学、文学和神学的影子里，虽然编年史书为数不少，但治史的规范和技艺，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史学的学术特性尚未形成。史学和其他知识门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尤其是与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神学纠缠不清。18世纪的伏尔泰仍把史学视为哲学；到19世纪，英国史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还有心与时髦小说家一争高下。18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曾说：“历史学已有各种叫法：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种神学的例证，一种哲学的面相（phase），一个文学的分支。”19史学名号繁多，归属不定，正说明它在学术上还没有取得确定的身份。作为史学主体的史家，不仅不具独立的职业身份，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史学当作政治、道德或娱乐的工具。

在欧洲史学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法国和德意志的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博学时代”的法国学者，在史料、领域、方法和学风各个方面，都对史学的发展大有推动。20英国史学史名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特别推崇德国的巴托尔德·乔治·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称赞“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21利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是功不可没。他不仅发展了尼布尔考订史料的方法，而且构筑出一套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事实的确定性、细节的精确性和当时人记述的权威性，反对将个人情感和偏见掺杂在历史解释之中。这样就使史学同传说、文学及哲学彻底分家。兰克的主要著作《教皇史》以“客观叙述”和“资料丰富”而闻名，22而兰克的学术也成为19世纪史学专业化时期欧洲史家的典范。及至20世纪初年，德国史学界围绕卡尔·兰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的《德国史》展开讨论，对兰克的史学范式发起挑战。兰普勒西特本人主张打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模式，拓展研究视野，向社会科学靠拢，以建立“新的历史科学”。23这种呼声在德国受到正统派的压制，却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响应。随后，多国史学界出现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

欧美史学的专业化，受到很多有利因素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地位，是在现代大学里取得的。在大学教育的发展中，知识专业化的趋向随之而兴，史学也因缘际会地汇入了这一潮流。知识的专业化，与职业学者队伍的形成同步行进，而大学教师正是其中的主力军。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史学的专业化，意味着历史学家由绅士学者向教师学者的逐渐转变”。24大学历史教师增多，自然与专业历史课程的设置大有关系。在19世纪以前，欧洲大学的历史教育并不独立，通常只是其他课程的附属物，如在法学课程中讲授法律史，在神学课程中涉及宗教史，在哲学课程中添加世界史，专门的历史课程则相当少见。从19世纪初开始，欧美一些大学设立史学教席，纷纷开设单独的、正规的历史课程，为学者提供了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位，职业史家遂得以登台。他们成立历史学协会，创办专业刊物，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学术会议，确立专业的规范和标准，行使专业评价的权利，形成有形或无形的专业共同体（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25这表明，专业史家不仅成为受雇而取酬的职业人员（不同于以往作为官员的书记官或修史者），而且结成基于身份意识而彼此认可的专业圈子。26同时，专业史学还着手解决代际传承的问题，形成了专业训练的体制和方式。19世纪30年代，兰克汲取此前辩论会和讨论课的经验，起初在他家里与有志于治史的年轻学人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后来逐渐发展成正规的“史学研讨班”教学模式，着重训练学生解读中世纪史料和进行历史分析的技能。随后几十年里，从兰克的“史学研讨班”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活跃于欧美多国的史学界。19世纪下半叶，这种学术训练模式也传入其他国家，遂成为培养史学后进的有效方式。27

专业史学的成长离不开原始资料的发掘和利用。欧美第一代专业史家可谓生逢其时，18世纪以来，公私档案等文献资料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保管、整理和公开利用档案的制度。在宗教改革时期，大量教会掌握的手稿和文件流入市场，激发了民间收集和整理史料文献的热情。建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一开始就很重视手稿的收藏。19世纪欧洲诸国相继设立国家图书馆，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各种私人手稿。1821年法国创办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1838年英国设立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同一时期，欧美多国的史料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呈突飞猛进之势。德意志的亨利希·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发起编辑《德意志史料集成》；美国学者编辑、整理和出版大量联邦和各州档案及历史人物的文集。公共图书馆、档案馆不断增多，利用愈益便利。这些机构不仅开放其收藏，而且设有专门基金资助学者前来研究。

史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也开始具备整套的专业技艺、专业规范和专业标准。欧洲古代史家大多擅长叙述和描写，这与文学技艺没有根本的差别；史家固然也大量利用文献材料，但对材料缺乏鉴别考订，其中往往混杂传说和逸闻，穿凿附会之事也司空见惯。16世纪以后，治史者的方法论意识趋于增强，法国人冉·波当在1566年推出《史学方法指南》。28及至18、19世纪，批判地处理史料的方法不断完善，原始材料的核心地位得到确认，“如实直书”的写作原则大行其道。另外，古文书学、年代学、考古学、金石学、校勘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学科迅速发展，为治史提供了不少辅助工具。1786年，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对梵文的研究取得开创性进展；1824年，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公布了破解象形文字的成果；1837年，罗林森（Sir 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的楔形文字研究也有重大突破。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史家兰克、德罗伊森等人，对于历史研究方法也有较多的思考。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史学史的反思和史学方法的讨论蔚然成风，有关书籍纷纷问世，广为流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E. 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指南》（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年）、夏尔·朗格卢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夏尔·塞尼奥博斯（Charles Seignobos）合写的《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8年）。29随着史学专业主义的兴起，专业评审的机制和专业准入的规则也逐渐成形，学术共同体掌握和行使学术评价的权力，有权威来判定何为规范的研究，何为有价值的成果，何为可靠的历史知识。

在20世纪初年，欧美史学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渗入中国，直接推动中国史学专业化的完成。在此之前，专攻史学的人为数不多，一般学者都兼通经史文艺；即使主攻史学的人，通常也没有固定的研究领域。随着现代大学陆续建立，学者被纳入大学体制，职业性的学术于是有了存在的依托。同时，政学分离、学术独立也成为一种呼声，为学术的专业化做了舆论的铺垫。30据钱穆观察，“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31这种令他颇为不满的状况，正是学术专业化的征象。各大学竞相仿效欧美经验，纷纷设立历史专业，为职业史家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大学）的历史专业渐具规模。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各类史学刊物也相继创刊，成为展示专业化史学的平台。在大学执教的史家，便有条件从事陈垣所主张的“窄而深”的研究。32这种“窄而深”学术，正是专家之学，需要细分领域，运用专门的技艺，采纳专业的规范。梁启超、何炳松等当时有影响的学者，对新的史学方法和规范多有思考；33欧美一些重要的史学方法论著作，迻译为中文以后，很快就拥有众多的读者。34各大学历史学系也纷纷开设史学方法论课程，讲授内容大都取自伯伦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著述。35

在早期的大学历史教师中，不少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欧美学术对中国史学专业化的影响。这些人将他们在海外学到的知识、方法和制度引入中国，积极参与对“旧史学”的改造。自欧美学成归国的胡适、蒋廷黻、陈寅恪、傅斯年、雷海宗和张荫麟等人，都是建设中国“新史学”的生力军。他们在史学理念和方法上深受欧美史学的熏染，致力于打破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重考证而轻阐释的治史方式，开创了以历史事实为研究对象、借助一定的理论观照以阐释历史意义的新范式。36另有陈垣、顾颉刚、吕思勉等成长于本土的学者，或多或少也受欧美学术的影响，吸收不少外来的观念和方法。顾颉刚在1929年写道：“我们这班人受了西方传来的科学教育，激起我们对于学问的认识，再耐不住不用了求真知的精神，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了。”37顾颉刚开辟“疑古”路径，自称受郑樵、姚际恒、崔述等本土先贤的启发，而他所用“假说—求证”方法，无疑是间接地取自欧美学术。38顾颉刚的史学理念也带有欧美印记。他倡导扩大“学问的对象”，主张各种题材价值平等，提倡用民间资料考察“社会心理”，借助民俗学来探究古史，极意“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39除欧美史学外，晚清民国学者对日本史学也颇为关注，经日本学者改造的欧美的知识和概念，以及日本的教科书编写体例和历史分期法，也对中国史学的范式转变发挥了显著的作用。40

20世纪中期以来，专业史学在世界各地都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欧美史学经受科学主义史观和社会科学化等多种思潮的冲击，理论观念不断变化，研究领域大有拓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专业团体和学术刊物数量大增，论著数目愈益庞大，历史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规模、方式也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崛起，从总体上重塑了史学的面貌。在领域方面，治史者不复以政治史为中心，而把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疾病、情感等，以至于与人类经验关系不甚密切的植物、矿物、动物、星球和宇宙的演化，都逐渐阑入考察的范围；由此产生许多新的课题，无论人的外在经验还是内在经验，也无论精英人物还是普通人，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在材料方面，除文字史料外，实物、声像、图像等一切包含过去信息的物品，都成了有价值的史料。在方法方面，研究者大多具备多维的方法论意识，着意采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路径，自觉地向相关学科取法，丰富自己的“分析范畴”，并注重对研究领域加以“概念化”。

当前，欧美史学不仅具备越来越完整而丰富的学科路径，而且愈加强烈地张扬专业主义精神。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欧美史学的变化和动向大多传递到中国史学界，并引起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效法，专业主义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中外史学的专业化和专业主义都呈过度发展之势，专业史家画地为牢，脱离生活，疏远大众。一方面，其他原本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不再直接取法于史学；另一方面，史学论著的价值大体上依靠同行来认定，而不太考虑社会接受的程度。于是，史学演变成一个在专业圈内部循环而过度专业化的学科，不仅限制了史学对公共生活的介入，而且阻碍了社会思想对史学的关注。41史学的社会信誉因之大为削弱，在整个知识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趋于下降，尤其是在资源分配和学生来源方面，也越来越落后于许多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无怪乎，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史学危机”的惊呼不时回荡在不少国家的史学界。42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又使专业史家面临新的思想考验。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兴起于欧美的庞杂而强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性发起全面的挑战和解构，塑造出多种“另类”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力图改变理解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后现代主义史学（有人称作“后结构主义史学”）只是其中一股小小的支流。对于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专业史家所秉持的史学理念和规范，后现代主义者大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史学经典原则中那些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说法不过是欺人之谈，写出的历史绝非存在于过去而由史家发现并揭示的真相，而是史家强加于过去的“特定叙事结构”，是出于话语需要和情节安排而做的建构或发明。而且，在历史学家和过去世界之间横亘着语言这个庞大的“不透明体”，因而作为“语言制品”的历史知识，并不是过去世界的镜像，而毋宁是语言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一个世界”。43总之，历史并不是关于过去真相的确切知识，而是对过去的“文本化”，史学在认识论上同其他虚构性写作没有根本的差别。44后现代主义者还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专业史学的方法论基础，不承认治史者能运用特殊的技艺从过去留下的痕迹中准确地了解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根本不是事实的实体，它仅仅是虚构的想象”；历史思想的关注点也不是“理性讨论与经验研究法则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叙事的诗学与修辞特征”。45

起初，欧美史学界普遍把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视作奇谈怪论，毫不留情地将它拒之门外。据说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例证：《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以后，美国史家几乎要把它的作者海登·怀特赶出专业共同体。46及至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专业史家醒悟过来，感到后现代主义正在溶蚀史学合法性的基础。1994年，法国学者罗歇·夏迪埃（Roger Chartier）不禁感叹，史学来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一个认识论危机的时代，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就是近年来对历史学所做的很令人担忧的诊断”。47另有学者则“义愤填膺”，对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点加以情绪化的反击。澳大利亚学者基思·温德舒特尔在1996年著书，指控后现代主义者正在对历史进行“谋杀”。48英国老派史家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对后现代主义者更有“切齿之恨”，称其史学观念具有“威胁性”和“破坏性”，实为“荒谬”而“没有意义”的“登峰造极之异端邪说”；然则正是这种“无意义的虚无主义”的“病毒”，正在感染年轻一代历史学者。愤怒之外还有强烈的担忧。美国有学者感到，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念“瓦解我们的权威，瓦解我们事业的神秘性，甚至瓦解我们工作的目标”。49

当然，为后现代主义拍手叫好的欧美史家也不乏其人。英国学者帕特里克·乔伊斯谈到，“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并未对历史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仅仅是为把重新思考什么是客观性放置于首要地位而提供了材料”；“在我们当前激烈论争的情形下，在我们这个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新秩序中，为了捍卫真理，历史需要后现代主义，我们比以前更加需要后现代主义”。50他断言，后现代主义将继续存在下去，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回归”。51同样来自英国的彼得·伯克也用后现代的口吻说：“新文化史学家不拒绝历史方法的有效性，只是他们与几百年前的历史学家对结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所有的结论都是暂时性的。”52较之英国，美国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兴趣，不少人按照后现代主义提示的路径进行研究，成为“后现代史学”的先锋。据说，这是由于美国社会具有更强的多样性，而学术的多样性乃是社会多样性的一种反映。53像乔伊斯·阿普尔比这样的“新史学”名家，对后现代主义也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她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史学的大部分观点，但并不否认这股思潮对史学观念所起的正面作用。早在1998年她就写道：“我们现在意识到，语言、逻辑和社会强制要求（social prescriptions）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学术的。我们已经将我们的写作当成技艺、文化制品和权力媒介来看待。”54她所论及的这种观念变化，显然同后现代主义思潮颇有渊源。

在今天的欧美学界，后现代主义早已成节后黄花，不过它还是在学术和思想的园地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即便保守的史家也受到一定的触动，开始对自己的专业特性加以反思。诚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很难说是一个自足的流派，然则它的许多成分已悄然融入当前欧美史学的理念和研究实践。例如，后现代主义对“进步”和“解放”神话的抨击，在当前史学关于革命的破坏性、发展的负面效应以及各种人类苦难经历的研究中得到呼应；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质疑，在文化史、记忆史和情感史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主张，已经成为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并在各种对“中心论”和“例外论”的声讨中产生回响；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社会文化建构性的强调，早已贯彻到后殖民史学和性别史的研究之中；后现代主义者惯用的“解构”策略，也成为史家处理史料、史事和成说的主要手法。目前，在欧美通行的学术语言中，诸如“想象”、“发明”、“建构”、“表现”、“差异性”、“不确定性”等经过后现代主义浸染的词汇，都成为不可或缺的表达元素。

对于长期奉守现代理念的史家来说，姑且不论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后现代主义，即便是提到它都可能产生某种“思想反胃”的感觉。他们不仅痛斥后现代主义史学理念，而且也往往高估它给现代史学造成的威胁。其实，后现代主义并非铁板一块，除声称“文本之外无一物”（there is no outside-the-text）的极端派之外，不少后现代主义者属于温和的一脉，有些人甚至不肯承认自己属于后现代主义阵营。诚然，他们宣称过去不可知或不必可知，反对将文本化的历史等同于过去实际，并且把历史著述视作如同小说一样的虚构，但是他们大多并不否认过去实际的存在，也不主张抛弃证据观念、不讲论述的基本逻辑。此外，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力图打破现代史学的理念和范式的同时，也带有某些建设性的意义。他们对现代史学的质疑，有助于治史者重新思考史学的特性和旨趣。他们的言论提醒史家，要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书写与“权力”的紧密关联，重视差异性和多样性，将眼光投向那些以往“未得到表现”或被判定为“不可表现”的人和事。这无疑有助于激发史家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关注，启发选题的思路，发掘非传统的研究题材。他们对史料和事实的传统观念的解构也警示治史者，必须更加慎重地审查史料，厘清其中的添加因素，避免落入史料“制造者”留下的“陷阱”。

从总体看，中国史家对于后现代主义尚无十分强烈的感受。虽然书架上后现代主义著作的译本不断增多，讨论后现代主义史观的文章也不时见于报刊，但是后现代主义这头“公牛”似乎还只是在中国史学的“瓷器店”门外窥探。中国史家在一瞥之下，对它的面目看得不够清晰，对它的习性了解得也不够真切。因之无足为怪，一些号召抵制和反击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言论，大体上是出于对后现代主义的不解或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