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知机论

学习研究《伤寒论》，须要讲求方法，得其门而入，才能事半功倍，窥其要妙。子贡说过：“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每一门科学，前面都有一堵墙，必须想方设法，寻找门径，才能穿墙而进，一览无余。《伤寒论》这堵墙很厚，怎样才能进去？我不遗余力地为之上下求索。在晋人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启示下，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皇甫谧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以为汤液。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在这一启示之下，我认识到了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要想登堂入室，必须从《伤寒论》的方证大门而进。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也是打开大门的一把钥匙。

《伤寒论》的“方”，叫作“经方”。经也者，来源于《汤液经法》之谓也。它经过西汉公乘阳庆、太仓公淳于意、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等人的继承发扬、临床实践，把“神农学派”一支留传于世，而使《汤液经法》免于亡佚。经方的特点是药简而精，神奇非凡，效如桴鼓，乃是“神农学派”的精华结晶。

至于证的含义，所涉甚广。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外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概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

自《伤寒论》问世以来，医坛学子无不一口同音，攻读其辨证论治而已矣。对此，余大声疾呼，是则是矣，论其义则隘矣，犹未尽仲景之传也。我认为证的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见微知著”。中医学亦不能例外。所以，《伤寒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不得混为一谈。宋代邵康节先生说：“知机其神乎”？知机的学问，则属于《伤寒论》的神品。

张仲景在“原序”大加赞叹“秦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反映了景仰高风，见贤思齐，志在千里的伟大怀抱。他望侍中王仲宣而预知其四十当眉落，眉落则死的一段史话，反映了仲景有“知机”的学问，并说出了中医之机不能离开色、脉之诊。从色、脉之诊参悟，久而久之，鬼神通之，出神入化，而独领机先。

不要把“知机”当作玄学来看，更不要视为难以做到的畏途。古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道出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经天纬地的客观存在，则亦何难之有耶？

《伤寒论·辨脉法》云：“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又未知何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阳反独留，形体如烟熏，直视摇头者，此为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习者，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为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以上之文论五脏命绝之机，乃是决死生预后的方法。辨证为易，决死生则难。五脏气绝之先，所露之机，短期即应，而亦有长期方验的丝毫不爽。

北京石桥胡同有一童姓男，48岁，患肺结核，皮肉林立，咳嗽多痰，余诊之为“阴痨”。《医宗金鉴》云：“阴痨细数形尽死”。为之配制“琼玉膏”“百合固金汤”，稍见起色，其友曹群欣然来告。余曰：药力不可恃也。方今隆冬，少阴得气之时，天水相连，肺金未至于绝。来年入夏，火气用事，灼肺流金，端午节前恐难免也。童姓果死于阴历之五月初四日。曹君对余曰：中医其神乎？能决死生于百日之外，非设身亲见则吾不信也。

《伤寒论·平脉法》云：“二月得毛浮脉，何以处言至秋当死？师曰：二月之时，脉当濡弱，反得毛浮者，故知至秋死。二月肝用事，肝属木，脉应濡弱，反得毛浮脉者，是肺脉也。肺属金，金来克木，故知至秋死，他皆仿此。”

马连良的“借东风”艺惊四座，脍炙人口。东风是借来的吗？《金匮要略方论》云：“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诸葛亮知天地之机，察阴阳之理与六气之常，所以他预知“甲子日东风必降”。东吴一把火，烧了曹操的八十三万人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战船”。其中的“知机”之学，起到了军事上的决定作用。

辨证知机是一门可以学会的科学。所奇怪的是，中医本身则视之为粪土，而以西医之学代替中医。不到几年之后，必然是宪法上有中医，社会上则无中医。

至于辨证论治的方法，我认为当分两步走：第一步叫作继承，首先要记住张仲景的原话，做到脱口而出，背诵如流。比如六经为病之证、误治救逆之法、随证施治之方，这些内容必须熟烂于胸中。因为胸中有了理法，有了分证，才能有感而通，一拍即合。这种学习方法虽然是按图索骥，照猫画虎，近于临摹，但毕竟迈进了仲景的辨证大门。唐诗上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可以记，也可以不记，而无关紧要。至于“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对比来讲，虽然枯燥乏味，但不能轻视，必须牢牢记在心头。只有记得住，才能用得上，才能做到凭证知辨。

第二步叫灵活运用，指的是在大论的方、证归纳与分析研究之下，经过锻炼陶冶，“十年磨一剑”，达到了融会贯通，会之一意，建立起来自己的辨证观，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伤寒论》这部伟大著作，迄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发生过无数次的改革与创新，最能撼动医坛的一次，则为唐本《伤寒论》的问世。《伤寒论》自从太医令王叔和撰次整理，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医学名家，都未曾提出什么意见。到了公元682年，唐代大名鼎鼎的医学家孙思邈先生，独具慧眼，看到“证”之下而无方的奇怪现象。当时的《伤寒论》证之下不载方，读之非常蹩脚。从医理上论，则不能一气呵成，从逻辑上讲，则是岂有此理，从临床应用来讲，则破坏了辨证论治的完整体系。

为什么证之下不载方？我想张仲景的著作与王叔和的撰次都不会这样地蠢笨。但是，孙思邈先生在《千金要方》中夹叙了一句话，叫“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这句话必有所指而决不空发，很可能在当时出现“证易得而方难求”，以及秘密不告的历史现象。唐本《伤寒论》对于伤寒学来讲，有三大贡献：

1.指出太医用凉药治疗风寒的错误

他批评了“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

2.指出“旧法方证”相离的错误

他说：“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仓卒）难悟。”

3.推出方证相连的新措施

他认为：“今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须有检讨，仓卒易知。”

总之，孙氏对《伤寒论》的贡献，既维护了仲景治疗风寒（桂枝、麻黄、大青龙）的开手三法，又扭转了“证”下无方的缺陷，毅然打破了江南诸师对经方秘而不传的私有垄断行为。

“方证相对论”的提出在国内外影响为大，日本江户时期的古方派著作《类聚方》，以及国内众多的归类诠释方法，大都是在唐本《伤寒论》启迪之下出现的。到了宋朝治平二年，朝廷命林亿、孙奇等人对《伤寒论》进行校勘，亦采用了唐本“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正确意见。

张仲景以《阴阳大论》与《汤液经法》起家，继承发扬，整理提高，写出了旷世巨典《伤寒杂病论》。学会了“辨证论治”，乃是初级的阶段，达到了形似；学会了决死生、处百病，可以预知的炉火纯青，才可以说达到了神似。张仲景在原序开头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此乃辨证知机之训，画龙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