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纯文学与大文学的“双城记”

李怡

青果兄的著作《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即将付梓，来信希望我撰序，这让我深感惶恐，因为我从来没有踏足过沈从文研究，在这方面指手画脚，显然就会贻笑大方。但青果兄提其要而认为：他的这项研究搭建文学史与学术史交叉视野，阐述沈从文在文人和学者之间穿插位移的踪迹，以及治学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合乎李老师倡导的“大文学（史）”。这似乎打动了我，因为沈从文的选择和命运，的确引发了我对于“大文学”之于现代作家历史命运的感触和思考。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就是这部文学史将“纯文学”的评判方式公开标举，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潮流。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一起成为百年中国文学的重要经典，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从此为之一变。特别是沈从文，他在我们熟悉已久的“政治”逻辑之外另筑“希腊小庙”供奉人性，抗拒商业文明与都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讴歌自然人性，书写田园牧歌，以“文体家”的艺术品位营造自己的文学艺术理想，强调“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看虹摘星录·后记》），在那些沉浸在艺术梦想中的青年学子心目中，几乎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就是这位不相信“政治”的艺术筑梦人，恰恰在历史波诡云谲的变幻中，无可置辩地被卷入了政治的旋涡，而且是在政治的方向上获得了历史性的定位——“桃红色作家”。来自批评界的判断也是政治性的：“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当然，拉开历史的距离，这样的判断和定位都可以再审视，再掂量。只是，这样巨大反差的存在无疑又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现象：在现代中国，所有纯文学、纯艺术的幻想都很难独善其身，它们时刻都在接受现实世界的严峻检测和挑选，沈从文的命运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当然，除了历史或他者的检测和挑选，也有作家们自己的不断抉择和调整。例如现代中国“纯文学”旗帜最早的揭橥人是鲁迅，他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已经早早阐发了“纯美术”（即纯文学）的理想。但“为了人生”的鲁迅，在从小说到杂文的走向上，最后跳出了“艺术之宫”，融杂文学的传统和文体家的艺术于一炉，展开了全新的“大文学”实践。

就这样，“大文学”成为了认知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不仅解释了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而且帮助我们读解“纯文学”理想的源起和历史限制性。所以，从上世纪初年，“大文学”概念自日本引入中国开始，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历史演变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纳入到这一框架之中。有学者考证：“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经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这恐怕是‘大文学’这一名称见于学术论著的最早例证。稍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则将文字学、经学、史学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有将文学史扩展为学术史的趋势，故其‘大’主要表现为‘体制庞大，内容广博’。这里的‘大文学史’虽与第一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这一名称的提出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刘怀荣：《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在我看来，谢无量提出“大”，乃是有感于五四时期西方“纯文学”的定义无法容纳中国固有的写作样式，以“大”扩容，方能将固有的庞杂的“文”类纳入到新近传入的“文学”范畴。《中国大文学史》的出现，形象地说明了两种“文”（文学）概念的冲突，“大”是一种协调、兼容的努力。

那么，像沈从文这样的艺术梦想人是不是一生都陷落在“纯文学”的想象之中呢？其实也不是。联想到沈从文后半生跳出文学，转入文物工作这一重要史实，并结合他一生的趣味和追求，也依然如此。青果兄的著作为我们揭示了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文学与学术交织共生的“双城”现象，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与作为学术研究者的沈从文如何并存，如何互动，书中都作出了相当细致的考察与阐释。由于引入了学术史视野，一些沉默的史料开始说话，若干草蛇灰线逐渐清晰。原来沈从文的学术准备、积累与研究，和他的文学创作并行不悖：他取法、借鉴古代文物如绘画、雕刻等的巧思与性格，塑造出英华精粹的文学品质，他用文字供奉的“希腊小庙”沁润着工艺美术及其制作者的心灵之美；他从“文人”转型为“学者”也就不像习见观点所认为的那么突兀与悲情，反可称得上相当顺遂，他在这之后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可谓十分亮丽。因为其身份转型除了天地玄黄的时代压力，更有一份学术的自觉作了牢实的铺垫。从沈从文的整个生命史来看，这种转型或许就是恰当其时的。这也导致其后他结合文物进行古诗文研究，用“以物证史”的方法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方法。在困难时期，沈从文用古体诗形式撰写“诗化学术论文（兼批注）”，以古物学者的姿态走进当代文学史，并使其“文人”而兼“学者”的“抒情性”和“抽象性”得到统一。这说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沉淀着他的学术思考，他的文学活动其实建基于厚实的“文史之学”背景上。这种文学中“兼容”着学术乃至于美术、文字和书法，是对已有的沈从文研究进行了“扩容”才能发明的见解，这样的研究其本身也是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扩容”，庶几或近于“有将文学史扩展为学术史的趋势”。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双城”就不仅仅是兴趣“领域”的分野，在认知领域的背后，一定还有思想和情感的多样需求，以及思维方式和理论研究的多重走向，所以，真正的“双城”也可以说是并立在“纯文学”与“大文学”之间。青果兄以自己的发现再一次提醒我们留意于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视野和方法的一种重要贡献。

我愿向读者郑重推荐这一著作，并祝青果兄的文学研究由此进入历史的深处，带给我们更大的启示。

2024年7月18日于成都长滩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