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通过生活叙事来沟通代际

讲述者　　项飙

采访并文　第六声（薛雍乐　姚佳池　蔡依纹　智煜　谢安然）

（本文根据项飙接受第六声专访的回答整理而成。）

要讲清一个世代的特点，首要的一点就是了解它和其他世代之间的关系。

我出生于1972年，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父母辈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经历。对上一代人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前往乡村或偏远地区。而当我们这代人在1970年代末上学时，学校体系已经恢复了，我们得以完全投身于学业，不用遭遇中断。

同时，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也免于饥饿。当然，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地区还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但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比较严重的饥饿。

此外，我们这代人也得到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我们这代人在成年时拥有的机会在我们儿时是难以想象的，很少有人会以此为目标。但当我们在1990年代初从大学毕业时，正巧碰上了经济开放，机遇涌现。在我们这代人中，有些人年轻时就能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所以我们的生活经历了可以说是戏剧性的物质变化。

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态度大都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童年比较安定，没有挨饿，读书也是免费的。我读研究生还能得到一笔微薄的收入，毕业之后的道路也相对比较顺畅。虽然我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个人观感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对生活、对社会的态度，与我们的父母辈还有后辈相比都相对简单。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去了解其他年代的人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对社会是怎么想的。

年轻一代的新可能

我很羡慕年轻一代，特别是“90后”，他们通过互联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是在1996年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我已经很幸运了，当时在北京大学可以上网。记得当时我还得专门去校外的物理系教学楼，通过门禁，才能用上互联网。很多人要到20世纪90年代末或21世纪初才有机会上网。

而年轻人呢，他们是“互联网原住民”，世界就在他们的指尖，一点就通。所以他们可能还看不上我的英文水平，因为他们能说得更好。他们得到的信息也更多，比如对艺术的理解就超过了我们这代人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认知。

但是，他们也面临许多物质上的挑战。客观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那个年代要高得多。可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却相对少了，心理上承受的压力也更大。

很多人说年轻一代过于依赖家长——确实如此，但那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当年并不需要这种依赖。并不是我们更加独立，而是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只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就能独立生活，家长用不着帮忙。而如今，社会竞争太激烈了，年轻人必须倾尽自己的全部资源来领先一步，比如寻求家长和其他社会关系的帮助。

年轻一代也被社交媒体全面包围了。他们常常被情绪所裹挟，有时看起来有点过于敏感。我作为中年人这么说也许有点说教的意味，但在我看来，生活在于实践，在于脚踏实地、动手干活。当然，反省也是必要的，但这需要立足于现实的分析，理性地分析苦难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结构性的原因、如何去解决。而光靠情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知识和技术，更加考虑实际，更勇敢也更坚韧，而不是躲在自己小小的舒适区中不愿被打扰，在世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只想着维持自己的安乐是不可能的。他们需要拥抱变化，需要去理解世界，需要不断学习、争论，并且做出行动。

如何跨越代沟

虽然代际间缺乏交流的现象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但在中国这种缺失是尤其突出的。其实分析代沟本身也可以有极大的价值。如何理解如今的代沟？代际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社会哪个层面的变动带来的影响最大？……我认为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可以继续探讨研究。

如果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看待代沟，那生活中发生的种种现象就像是在自然条件下的实验：几十年前，你的父母也曾处于你的年纪，他们很可能像你一样有着青春期的梦想和困惑。你们是如此的相似，但为何因为25至35岁年龄差的存在，两代人现在却完全无法沟通呢？

我观察到，很多中国父母不跟孩子聊过去的生活和经历，这让我的一些外国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作为一个曾经研究打工者的学者，我注意到，在我这一代，还有很多比我还小的农民工进城后并没有稳定工作，有摆摊卖小吃的，有干木匠、做修理工的，还有做零工的。做零工的人需要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到广场、马路边去等人雇他去家里修个空调什么的，也许下午再接个活去修理路面。更不用说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工厂里做工人。可能出于尴尬和自卑，他们不太愿意将过往的辛苦详细讲述给小辈听。而即使他们愿意讲述，往往也缺乏描绘细节的语言。

但是，细节很重要。“爸爸妈妈在北京打过三年工”这种笼统的讲述对后人的价值有限。他们下班回宿舍吃什么？加班到晚上十点，末班公交没有了怎么办？这些细节不讲，孩子就很难真正共情，也无从得知父母是如何辛苦工作为孩子攒下学费的，更不会去理解父母的世界观，不理解他们对外界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包括为什么家长总要催婚、总在存钱。这种叙事的断裂，其实妨碍了年轻人去认知现实。

还有一种因素影响了代际的沟通。许多中国的家长倾向于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的家庭条件如何。父母打心眼里觉得不能让孩子失望，甚至到了为孩子而活的境界。他们着力隐藏现实阶级的鸿沟，为子女创造了一种幻觉，仿佛他们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享受同等待遇，而没有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的不美好和贫富差距的存在。

孩子被过度保护的结果就是，他们从小便失去了对现实世界的基本认知，而将日后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因素，比如天赋和努力，人们信奉“努力是进步的唯一途径”这样的信条。

但现实世界并非只靠努力就能获得理想的结果，一旦幻象被戳破，努力没有获得成果，年轻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巨大的幻灭感和迷失感，这对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年轻一代的生活被人工制造的繁荣景象和五光十色的社交媒体所裹挟，终日沉浸在虚拟的网络文化中，却对现实社会的运作知之甚少，他们不清楚每天吃的食物从哪里来，不知道是谁在打扫街道，以及为什么有些房子比别的贵。

如果一个人不能以这样具体的方式理解自己这代人的人生，那他更无法以具体的方式理解其他的世代，包括比他们更年轻的世代。代际断裂其实也是具体叙事的缺位：人们不以现实的方式来谈论生活。而非虚构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思考辅助工具，可以创造出一个反映现实、分享经历的新领地，从而突破代沟，实现跨代际交流。

跨代际交流在新冠疫情后的世界中更加重要，因为放眼全球，没有一个世代能免于疫情的冲击。我这一代人、比我年纪更大的人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老一代人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生命、衰老以及死亡。对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他们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女儿在德国的学校在疫情期间关闭了一段时间，重新开放时，学校不得不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措施：小朋友玩耍的时候，老师需要带着红牌在其中巡视，如果发现有小朋友欺负同伴，就出示红牌，要求其离开操场。这让我很惊奇，他们才居家隔离了两个月，就忘了怎么和其他小朋友相处，怎么文明礼貌地玩游戏。他们一起玩耍依然很开心，但却变得更加霸道，不再注意边界，也难以互相理解，所以老师不得不介入。

后疫情时代，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与他人共同生活。跨代际的对话与交流也有助于人们互相理解彼此所经历的改变。

亲爱的读者和作者朋友们，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不妨跟你的父母或者孩子合作，坐在一起写一篇跨代际的非虚构作品，甚至三代人共同写作一个故事。

你可以选择家庭中的任意对象，我举个例子：电视机。它贯穿不同代人的生活：对于祖父母那代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他们才拥有电视，父母这一辈则是逐渐适应了电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孩子们可能看都不看电视一眼。

从老一辈的角度，当年可以邀请街坊邻居来家里一起看电视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和尊严感。我记得小的时候，邻居家在买了电视后就变成了一个“迷你影院”，每当夜幕降临，街坊们都挤在他家看电视。那种经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他们可能都不想见到陌生人，也不知道该如何与陌生人聊天。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可以试着理解对不同世代来说，快乐和尊严分别意味着什么。

聚焦99%的枯燥

作为研究者，我希望看到的非虚构作品要有足够的信息量。个人情绪和感受当然很重要，但你需要注意它们与客观现实、经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写作者可能没法像学者那样把这些关系拆解开来分析，但他们可以把主观感受嵌入到一个更大的格局中。

我也希望能在作品中阅读到生活中的东西。每当从他人的作品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元素，我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眼前的文本产生了关联，并开始反思那段经历——由此，阅读引发了我的思考。

我个人不太喜欢情节很夸张的那种作品。中英文写作可能都有一种趋势，就是把非常个人化的感受放在突出的中心位置，首先要抓眼球，镇住读者，下一步最重要：要赚取眼泪，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动不动就“泪崩”。这很符合都市中产的情感定式：你看到别人受苦，然后共情一下。

这在西方媒体中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比如过去二十年，关于阿富汗的报道都是讲妇女、女孩的权益，很容易让人共情。但很少有人去研究土地关系、水资源分配、怎么收庄稼。妇女、女孩也是人，也要吃饭喝水，也要养鸡。此类事务是怎么在日常生活里组织起来的？写作者不感兴趣。

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打工者写出了情感充沛、细腻敏感的非虚构作品，赢得了许多赞誉。中产读者对他们的写作才华感到钦佩，但看不到大部分人辛苦的体力劳动的状态。写得有点像古希腊悲剧，一个英雄或者美人生不逢时，一个本来应该成为中产的成了打工的，这样的故事令人唏嘘，但是把具体的劳动过程变得很模糊。

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当前的生活状态是合理的、好的，而体力劳动则是要逃避的对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从文章中了解到这些打工者具体的工作情况，比如他们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工作要求有哪些、工钱是怎么算的……这些可能在文章中偶有提到，但人们似乎更感兴趣的还是生活的悲歌，缺乏更实质性的洞察。

现实是，99%的生活是枯燥的。但正是这些枯燥无聊的东西，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从这个结构中产生了不平等——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东西。

当然我并不是告诉写作者不要去写重磅事件，像死亡、事故。但还有很多生活日常及其长期影响需要关注，而不是去跟媒体抢新闻。把生活压缩成社交媒体头条、热搜流行词的趋势以及网络上日益难辨的真真假假，这些对人的思考能力会有很负面的影响。

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思维上，人们很容易对那种戏剧性事件做出反应，这本身也是人性的表现。对某件事情感到愤慨、触动或者同情，这些都很好。但真正能体现思考能力的在于从寻常中提炼出不寻常之处，于无声处听惊雷。

与学者相比，写作者有一个优势，就是更能抓住生活中的细微处，认真、深刻、执着地去进行描绘。而我们学者的工作是系统地观察社会，而大部分的生活既没有情节也没有起伏，不能算作一个故事，我们观察的方式就是这么枯燥。而且我们的写作方式也更讲求效率：用最少的字数传达最有意义的信息。

在此，我想斗胆给非虚构写作者提一个建议：人们都说写非虚构就是要讲故事，有完整的情节、清晰的人物以及顺畅的结构。但我在想，写作者是否也可以聚焦于社会上的某个议题进行写作，以话题为中心来组织内容？

这就联系到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传统而来的80年代报告文学，它们不讲完整的个人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群体的不同场景的拼贴。每一个场景都提供信息，最后产生一个完整的叙事。

比如夏衍的经典作品《包身工》，作者深入工人群体中进行参与式观察，描写了许多场景：一间宿舍挤十几个工人；房间里的厕所是什么样的；垃圾桶随意地放在床边；入夜工人们此起彼伏的呼噜声；狭小的宿舍充斥着因没洗澡而散发的异味……这里面没有故事，但细节诉说了一切。这种写作听起来很笨重，但不妨一试。

前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篇非虚构作品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不是第一篇展示骑手工作辛苦的报道，但是它的亮点在于作者描述了外卖产业的组织方式，比如外卖软件至高无上的权力、骑手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送单的压力、用户对骑手的评价对其薪水和考核的影响、小规模餐厅受外卖软件压榨的愤怒，等等。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产业的全景，许多不同方面的人群在这其中互相影响，有时甚至是在不经意间——比如顾客可能并不觉得自己站在外卖平台这一边，但他们可能也在无意中通过随手给骑手打分影响到了骑手的收入。

现在的写作还有一种过于注重视觉的趋势，力图让文字像电影一样展现画面，连学术写作也未能幸免，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在描述细节，诸如气味、氛围和触摸感上下大功夫，但读者读了二十多页仍未能找到主旨。

在非虚构写作中，也许我们可以期待一些新的东西。为什么总要用一些特殊的个人故事，用“震惊体”去博人眼球？既然读者都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有现实忧虑的社会公民，那何不直接一点，去回应读者关心的现实话题本身呢？

人物简介：

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