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旗人史地学探究

绪论

一、选题

1.选题的由来及意义

中国史地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是对史地学最精炼的解释。“究天人之际”即言观察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文地理。“通古今之变”即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历史学。古人从观察自然和自身的过去中总结出经验规律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指南。因而传统意义上历史和地理学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四部分类法中地理类也归入史部。从古代的《禹贡》、《山海经》、《穆天子传》、《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早期著作算起，中国史地学已经发展了数千年。清代是中国史地学集大成阶段，史地成果有传统的官修全国性地理志著作《大清一统志》以及史地研究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日下旧闻考》等。清代西北史地学较前代尤为繁荣。随着西北统一而来的中国疆域拓展及鸦片战争以来的边疆危机刺激着王朝士人的神经，西北史地一直是清朝学人的学术热点，由此产生了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汉族士人著名者。在学术史领域，清代西北史地学，尤其是道光以降的西北史地学成为清史和史学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赞誉为“道光间显学”，称张穆、祁韵士、何秋涛为“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1]然而研究者们似乎忽视了对史地学，尤其是西北史地学做出较大贡献的清朝统治阶层的一员——旗人群体，尤其是蒙古旗人。

蒙古旗人群体主要分布在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中。“八旗蒙古”，既是清代八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蒙古民族中的重要成员。八旗蒙古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天命六年（1621），史书上开始出现蒙古牛录（niru）的记载，[2]天命七年（1622），出现蒙古旗（gūsa）的记载，[3]至少在天聪三年（1629）已有蒙古二旗。[4]嗣后，由于蒙古归附日众，皇太极遂于天聪九年（1635）于八旗满洲之外，以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7830名为主干，合以原隶八旗满洲之下的一部分“旧蒙古”兵丁，编立了八旗蒙古。[5]

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八旗汉军统称为旗人。旗人的政治地位相比民人要高，嘉庆帝曾言：“八旗为本朝根本。”[6]有清一代“不分满汉只论旗民”。清代蒙古旗人以其特殊的身份优势和政治地位多为朝廷治边。蒙古旗人因传承其祖先的民族记忆和语言天赋产生了对边疆向往的心理。很多人通过科举或从征入仕，位至将军、参赞大臣，戍守边疆，保家卫国，为维护中国边疆稳定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不仅从实践上保卫国家，还在学术上有所创见，其中的一些人注重实践经验的总结，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大量的历史、地理学著作，繁荣了中国的史地学。以往对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的学人们往往关注魏源、龚自珍、祁韵士、徐松、张穆等汉人士大夫，但忽略了影响祁韵士、徐松走上治西北史地之学道路的学术奠基人松筠。博明、拉锡、法式善、和瑛、壁昌、松筠、柏葰、崇彝、延清、升泰、奉宽等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著作在西北史地学术史研究中同样受到了忽视。因此对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学贡献的梳理研究尤为迫切重要。

本文将以蒙古旗人的史地学作为研究对象，探析蒙古旗人史地创作与历史事件、时代思潮、清朝官方政治方略、自身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蒙古旗人史地学放在满、蒙、汉民族文化交流中考量，以此探讨民族意识与文化的关系。同时，也为下一步探讨包括史地研究在内的蒙古旗人的文化贡献做一些方法上的实验。

2.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及界定

（1）我们这里所说的清代是指从1644年清军入关开始，到1912年清帝逊位为止，考虑到延续性，本文中亦包含部分民国时期的蒙古旗人及其创作。[7]

（2）蒙古旗人，是清代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八旗蒙古的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如前所述八旗蒙古创立于后金末年，脱胎于隶属满洲的蒙古旗分。八旗蒙古编立之后，满洲旗分内仍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故蒙古旗人既包括八旗蒙古人（也就是八旗中属于蒙古旗分的旗人），也包括满洲旗分中的蒙古人（属于满洲旗分但是先辈是蒙古旗分后被抬旗入满八旗的人或具有蒙古姓氏被编入满洲旗分的旗人）、内务府旗人中的蒙古人。

恩华《八旗艺文编目》有言：“清初编八旗时，凡为满人、蒙人、汉人者，固编入满、蒙、汉各旗。然当时每因故或后来之改定，不尽依原籍编制。故编中凡称满洲、蒙古、汉军，一以著作者所隶之满、蒙、汉各旗为定，初不敢以其籍而强指也。拘墟之诮，所不敢辞。”[8]

本文依恩华所言，不以旗分划分，而以研究对象是否具有蒙古姓氏和源自蒙古部落为依据，旗籍是否隶属蒙古旗不作为绝对单一标准。

（3）史地学，是研究一定空间区域内历史和地理状况的学问。本文研究的蒙古旗人的史地学内涵稍广，不同于传统的史地学和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而是既包括历史学（含金石学），亦包括历史地理学。

其中历史学是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传统历史学的内涵也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前身——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历史地理学是现代概念，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它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与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传统沿革地理历来是史志体史书的组成部分。因中国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故本文将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为一类统称史地学。研究资料范围基本上等同于四库全书的史部一类。《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回疆则例》这类在当时不具有历史意义的政书在研究中因其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也被归为史地学类。

本文尤其关注蒙古旗人的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史地学是研究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的学问，那些以研究边疆地理为主，以地系史的著作才是边疆史地著作（边疆这一概念参见马大正先生的《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边疆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地理概念）。边疆史地研究所指的地域涵盖西北边疆（今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内外蒙古地区）、西南边疆（今云贵川民族地区）、东南海疆以及东北地区。

二、研究现状

1.旗人历史学

祖先出于西北游牧地区的蒙古旗人对西北的历史比一般的满洲、汉军旗人和汉人要更为熟悉。他们与边疆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加之蒙古旗人出任边疆大员的比例较高（理藩院、边疆大员的蒙古缺较多），他们对一些蒙藏问题的认识比其他群体要更为丰富、深刻。因此清代蒙古人，尤其是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疆史地研究）著述较多，贡献较大。清中期边疆危机出现后，边疆史地学兴起。对于晚清边疆史地学学术脉络梳理，学者主要关注魏源、龚自珍、祁韵士、徐松、张穆等汉人士大夫的研究，但忽略了博明、拉锡、法式善、和瑛壁昌父子、松筠、柏葰、崇彝、延清、升泰、奉宽等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著作。为此对蒙古旗人的历史、地理学贡献的梳理研究尤为迫切重要。

对蒙古旗人历史、地理学术贡献的群体研究至今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吴丰培著，马大正整理的《吴丰培边事题跋集》[9]中对部分蒙古旗人的某些边疆史地著作，尤其对有泰、升泰等关于西藏地区的著述做了简要的评介。学界对蒙古旗人史学贡献的研究非常薄弱，仅有对某部具体学术著作的零星研究，多数为介绍性的文章。王钟翰的《书〈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后》[10]介绍了崇彝的生平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主要内容，并校订了原稿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讹误脱漏，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祁龙威从翰林院清秘堂故事，释《清秘述闻三种》书名之由来，并从科举制度变化反映出清代的兴衰，评估其价值。文章对《清秘述闻》的内容和体例并未进行研究[11]。还有的研究仅把《清秘述闻》作为统计史料应用，如冯建民的《清代乡、会试考官的地域分布状况研究——基于〈清秘述闻〉的统计》[12]。

对蒙古旗人舆地学贡献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边疆史地方面。受关注较多的为和瑛、松筠、柏葰、国璋等人。

2.史地学研究

和瑛与《三州辑略》

学界对于清中期边疆史地学者和瑛与松筠的研究最为丰富，学者主要关注和瑛的《三州辑略》。最早对《三州辑略》进行全面研究的是吴丰培先生。他认为“此书为新疆地方志之一，仅次于《西域图志》和《新疆图略》，与《伊犁总统事略》前后之作”[13]。可见此书之重要地位。吴先生还认为此书独具编修特色，二十一门类中“农制、流寓、艺文三门最有特点”[14]，为以后的其他志书开创了一个先例：“官制……较诸《新疆图志》中仅记自道员而止，则为详备。流寓一门则属创设……均属戍边之员，暇当增补，以完宿愿。艺文一门……收了罕见之作。”[15]贾建飞的《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和郭丽萍的《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都认为《三州辑略》在编目上参照官修志书的规范并加入农制、流寓、艺文三类，开地方志编修之先河。

高近和靳焱对现存《三州辑略》不同版本（抄本、刻本）的内容，尤其是将不同版本《三州辑略》的“艺文门”作了对比，认为新疆大学图书馆的十卷本《三州辑略》抄本是最完整、价值最高的史料。[16]新疆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张雁翔利用文献学的方法，追溯该书关于哈密史料的来源，并阐述了该书在文献史中的价值、地位。[17]徐玉娟的硕士学位论文《〈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研究》讨论了《三州辑略》中关于吐鲁番的史料，通过与清代西域方志的比较，探讨其史料的来源、特点、不足和影响，认为《三州辑略》补充了《大清一统志》、《回疆通志》、《西陲总统事略》等官修史料的不足，也成为晚清边疆史地学资料的重要来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8]

松筠

对松筠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的编纂过程。这方面研究较为系统，但研究参考的史料和松筠的其他著作不丰富，因此研究不够全面、深入。

白·特木尔巴根《松筠和他的〈厄鲁特旧俗纪闻〉》[19]对松筠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作了梳理，对《西陲总统事略》中的《厄鲁特旧俗纪闻》内容作了简要介绍，没有分析松筠的编纂研究方法和评价该书的价值。

贾建飞《论松筠与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20]认为松筠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奠基人，其组织徐松等编撰的《西陲总统事略》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在其影响下掀起了一股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但对松筠的著作以介绍为主，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对比。刁美林《徐松为〈钦定新疆识略〉作者补证——兼谈清人的著作权意识》[21]从徐松为戴罪之身、道光帝的权术、徐松为松筠幕宾三个方面对徐松为《钦定新疆识略》真实撰者这一学界公认的史实进行补证，并初步探讨了以徐松为代表的清代学人的著作权意识问题，但未论及松筠对该书的补充以及《钦定新疆识略》与松筠其他著作的关系。

国璋

对晚清时蒙古旗人国璋的地理著作进行研究的有蓝勇和姜丽蓉两位学者。

蓝勇的《近代三峡航道图编纂始末》[22]探讨了近代意义上的三峡航道图的编纂过程，认为近代多数三峡航道图在测量技术和编纂体例上既运用了西方的测量技术，又延续了中国编纂方法和体例。作者在文中专门介绍了《峡江图考》的版本和体例。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三峡最早的航道图——峡江图考》[23]中对国璋的生平、《峡江图考》的内容及编纂过程作了介绍，并评价了该书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和水利上的现实意义。姜丽蓉的《三幅重庆府治全图的比较》[24]介绍了包括国璋的《重庆府治全图》在内的三幅重庆府地图（另两幅为张云轩的《重庆府治全图》和刘子如的《增广重庆舆地全图》）的年代、大小、范围等基本信息。这份资料被蓝勇征引，并在《古代重庆城市地图与重庆经济文化发展研究》[25]中用较少的篇幅讨论了三幅图的共性和历史价值。但几篇文章并未对国璋地理著作的影响以及目录特征、国璋杭阿坦家族的家学渊源与蒙古旗人的思想特点做深入的分析。此外，还忽视了国璋的另一部自然地理著作《教种山蚕谱》和反映其地理学思想的《江北舆地全图——题识》[26]。

柏葰

延边大学研究生全莹、王阳阳的《清代后期柏葰在朝鲜活动述论——以〈奉使朝鲜驿程日记〉为中心》[27]发掘了清朝派出吊祭使柏葰前往朝鲜谕祭朝鲜孝显王妃的史料。其毕业论文《〈奉使朝鲜驿程日记〉初探》对柏葰《奉使朝鲜驿程日记》[28]的内容作了介绍，并评价了其史料价值，但是未能深入分析柏葰对待朝鲜的态度，也未对蒙古旗人对中央藩属的认知与官方和传统汉人士大夫的进行对比。

杏芬

李鼎霞的《〈京师地名对〉及其作者巴哩克杏芬女史》[29]简略介绍了江苏蒙古才女巴哩克杏芬的生平及著作《京师地名对》，指出该书具有民俗价值。森田宪司的《杏芬〈京师地名对〉索引》[30]为此书编制索引，具有文献学价值。两篇文章都未考虑到蒙古旗人对汉文化的接受和改造，以及杏芬独特而细腻的女性视角对北京史地学的贡献。

三、既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1.蒙古旗人史地学者的族属辨别和资料考证不足问题

辨别族属是民族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对蒙古旗人著述的研究而言，首要的难点就在于辨别族属。现有的研究中往往出现族属混淆的问题，如把一些满洲旗人或汉军旗人误认为是蒙古旗人，其中尤以玉并和多隆阿、成多禄研究为最。《八旗艺文编目》著录《香珊瑚馆诗词》时，小传写得极为明了：“玉并，字珊珊，不言姓氏，蒙古三多六桥之簉室，早亡。”簉室者，妾之谓也。然而《蒙古族汉文诗选》中以姻亲关系为据，不究其族属，认为三多妾是蒙古旗人，此不能不谓有失严谨。孙玉溱的《清末蒙古族文人成多禄》延续《八旗艺文编目》的错误，把汉军旗人成多禄当作蒙古人。《成多禄集》中自言其为汉军镶黄旗人，并非蒙古八旗。

究其原因，一些学者未充分掌握史料，尤其在作家族属或著作认定上没有查阅清代典籍、笔记，而是抄录后人的目录且未加考订与辨伪。目前已经刊行的蒙古族作者的著作名录一般出自朱永邦和赵相璧，而两位学者所编目录中清代蒙古旗人部分基本照录了民国初年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朱永邦的《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家简介》和赵相璧的《历代蒙古族著作家述略》中另有少数误录者，如满族诗人成多禄和镶蓝旗满洲人佛喜等。《八旗艺文编目》是朱氏目录的一个直接来源，但在选录时疏于考辨，遂有误录。

此外，还由于部分学者是文学史研究者，对八旗旗籍的概念和民族关系缺乏清晰的认知。《八旗艺文编目》有端静闲人所著《带绿草堂诗集》，传曰：“闲人氏韩，汉军人，蒙古库掌和顺室，祭酒法式善母。”法式善生母本赵氏，汉军旗人。韩氏乃法式善伯母，亦为汉军旗人。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四所收《先妣韩太淑人行状》，对其身世述之甚详，朱永邦所编目录却因其是法式善母而将她称为蒙古人。《八旗艺文编目》中提到了乾隆朝蒙古族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博明。博明系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明安台吉的后裔，著有《西斋诗草》、《西斋诗辑遗》三卷、《西斋偶得》三卷。嘉庆朝铁保所辑《熙朝雅颂集》收其诗27首。或许因为博明隶属八旗满洲的缘故，《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诗选》、《蒙古族文学史》以及孙玉溱等的《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著作目录》中漏掉了这样一位著名的蒙古族文人学者。《略谈博明的〈凤城琐录〉》一文[31]根据博明隶属于八旗满洲而视其为满族人。另外亦有一些研究对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认识不清，把隶属于外藩蒙古的那逊兰保、赛因诺颜部亲王那彦图认作是蒙古旗人。

2.研究深度问题

如前所述，目前还未见到关于蒙古旗人史地学研究的专著，发表的论文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而言，也是不多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但并不系统深入。因而蒙古旗人史地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在研究角度上，学者往往从文献学和学术史的角度切入，并未深入探讨蒙古旗人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取向，以及他们与汉人士大夫的互动。如贾建飞认为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中心仅在北京而忽略了在边疆任将军或办事大臣的蒙古旗人，这低估甚至抹杀了蒙古旗人这一群体对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重要贡献，故笔者将从这几个方面着笔加以补充。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1.研究方法

还原历史的原貌，客观评价人物著作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正确的理论、原则、思维方式、手段以及途径。蒙古旗人史地学研究需要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统计学、民族学、心理学、目录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蒙古旗人的生平史料、族属考证需要历史学严谨的考证和民族学的理论，而这些都建立在广泛搜集资料的文献学和目录学以及电子检索技术基础之上。同时挖掘蒙古旗人的史地学著作，对其特点进行归纳，需要历史文献学和计量统计法。考察蒙古旗人史地著作的文化特征及分析其产生原因则要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论。在讨论民族意识和文化的关系时要运用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知识。在运用资料的过程中本着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避免任何割裂史料和时代背景、断章取义、先入为主的现象。

2.思路

本文主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梳理蒙古旗人史地学的成果，考订蒙古旗人作品的目录和现存作品，对重要学者的旗籍世系进行考证，并对他们的生平事迹进行钩沉，为学术界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

第二，对蒙古旗人史地学的阶段特征进行考察，理清其学术思想渊源，探寻蒙古旗人史地创作与历史事件、时代思潮、清朝官方政治策略、自身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三，探究蒙古旗人中史地研究世家的特征及形成原因。

第四，分析蒙古旗人史地学，特别是边疆史地学兴盛的原因，考察蒙古旗人史地学的影响（通过与汉人士大夫史地学特点的对比），评价其贡献。考察蒙古旗人史地学的总体特征及其与蒙古、满洲民族属性之关系，以此为基础思考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关系。

研究的第一部分将阐述蒙古旗人史地学的分期与时代特征，并考察其与时代背景、学术思潮、官方政治和个人、家族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蒙古旗人史地学创作者的时空分布及社会网络，以满、蒙、汉文化交流和地方化的视角探讨蒙古旗人中史地研究世家的地域性、学术特征和产生原因。

第三部分重点关注蒙古旗人边疆史地题材著述兴盛的原因，评价和总结蒙古旗人史地学的贡献及影响。

结论以蒙古旗人的史地学研究状况为基础讨论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关系。

五、创新点

1.题目

本文旨在探究清代蒙古旗人史地学著述的问题，此题目至今没有学者关注并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同时，本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前人尚未深入讨论过，对清代学术史亦有着重要的影响。蒙古旗人的史地学研究是探索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及八旗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案例。本研究的一个视角，就是试图从蒙古旗人的学术兴趣取向的嬗变出发，探寻在满、蒙、汉三种文化的互相交融影响之下，蒙古旗人的民族意识与汉化的关系。这对于理解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对当今民族识别政策和民族文化建设都有意义。

2.研究角度、理论

从视角上来说，本文并非单纯的学术史描述，而是深入分析蒙古旗人这一群体及其学术创作与历史背景、文化环境及内心的边疆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对蒙古旗人民族意识和创作意识层面的探究。这需要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引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32]进行分析。

3.资料

从资料上来说，除了常见的清人笔记和档案、实录、政书之外，本文利用了大量前人并未使用过的资料，如倭仁的《莎车行记》、壁昌的《叶尔羌守城纪略》、凤凌的《四国游记》、盛元的《南康金石志》等游记、方志、金石方面的资料。资料的拓展丰富让本研究更具有实证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