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
一、塔尔图暑期研讨会
20世纪50年代初 期，在苏联语言学界，人们对结构语言学、控制论还未有统一的认识，甚至怀疑能否将它们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例如，当时出版的百科全书中，控制论和结构语言学被定义为“伪科学”。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全苏联范围内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结构符号学研究中心：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后来改称为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斯拉夫语结构分类研究室）和位于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塔尔图国立大学俄罗斯文学教研室。
塔尔图大学俄罗斯 文学教研室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科学集体，其创始人是Б.Ф.Егоров， 成员有Ю.М.Лотман, З.Г.Минц, И.А.Чернов及一批大学生。他们的 兴 趣主要集中在诗学篇章的分析方法，以及文化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研究上。Лотман从1960—1961学年开办“结构诗学”讲座，一直持续了 很 多年，很受学生欢迎。1962年《结构诗学教程》交付出版， 1964年出版发行，并成为后来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代表刊物《符号学系统 丛书》的创刊号。
1962年，由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和科学院控制论研究中心共同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了《符号系统的结构研究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召开是科学界的一件新生事物，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这次大会：П.Г. Боготырев, ВЯЧ.ВС. Иванов, В.Н.Топоров, Л.Ф.Жегин和А.А. Зализняк等。大会报告涉及了很多研 究方向： 语言符号学、逻辑符号学、机器翻译、艺术符号学、神话学、交际中非词语系统的语言描写（譬如，道路信号、纸牌算卦的语言等）、聋哑人交际符号学、宗教仪式符号学等。
莫斯科研讨会召开后不久，塔尔图大学俄罗斯文学教研室的学者Чернов来到了莫斯科，与研讨会的参加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带回去了一些会议报告的提要文集。这本文集在塔尔图这个小城的大学里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强烈的反响。这本小册子到了Лотман的手中，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亲赴莫斯科，提议以塔尔图大学为基地，就符号学进行广泛的合作研究。莫斯科方面表示赞同。
1964年8月，在Лотман的倡议下，30名来自莫斯科、塔尔图及其他城市的学者，其中主要是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集聚在塔尔图大学的体育活动基地—恰艾利库，研讨人文科学，主要是与符号学相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共同的科学信念和意识形态取向，以及力求寻找某些统一的运作方法及范畴概念的追求，把这些学者联合到一起。这次为期十天的聚会被称为“第二模式系统暑期研讨会”。他们同时还决定，会议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每次研讨会出版一期论文专集。
暑期研讨会的主要特点：
（1）自发、自愿的组织形式。研讨会没有正式的组织者，参加者都是自愿的。固定参加者主要有：莫斯科语言学派的代表Б.А.Успенский, ВЯЧ.ВС.Иванов, И.И. Ревзин, Ю.И. Левин, А.А.Зализняк等，代表列宁格勒文学流派的塔尔图学者Лотман, Б.Ф. Егоров, Чернов,В. Топоров等，还有来自列宁格勒、里加、维尔纽斯及其他城市的语言学者。每次的与会者人数都有增加，主要是通过与会者介绍和引荐。Р.О.Якобсон参加了第二期塔尔图暑期研讨会，当谈到对这次研讨会的印象时，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大家知道，我一生出席了无数次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国际学术会议和各种研讨会，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类似暑期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组织工作。与会者很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会议没有任何组织—报告和发言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进行，讨论和争论也都是自发的。事实上，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铁腕在指挥着会议的进程，这就是十分优秀的无与伦比的组织者—Лотман。”（Успенский, 39）
（2）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在近十天的共同生活中，与会者沉浸在一种十分和谐、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创造了一种脱离外部环境的纯学术氛围。这样的氛围消除了“生活”与“科学”的界线，讨论随时随地可以进行；有时候会议报告变成了讨论，个人发言变成了与会者之间的对话。所有这一切使得每一位学者都能及时听到不同的观点，同时又能尽力保持学术上的个性。Лотман在一篇题为《关于暑期研讨会的冬季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思维的个性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不让科学的统一性扼杀了科学发展中的个性。符号学派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使学者的个人特点得以保持。”（1993:40-42）与会者可以毫无顾虑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观点，无须顾及个人的职位和职称、能力的大小和专业范围的宽窄，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学者，把他具备的品质、学术道德、学者风度，展示给其他的与会者。这形成了这个科学集体的一种独特的道德风尚和人文氛围。在这里没有个人崇拜，没有高低等级之分，一个普通学者可以反对甚至批评像Якобсон这样的学术权威。
（3）与会者的年轻化。在Якобсон参加第二期研讨会之前，所有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是Лотман（时年41岁）。这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同时又都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换言之，他们既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又有广泛的科学兴趣，都是多面手。如Иванов —赫梯语专家，Топоров —巴尔提语和印度语专家，Лекомцев—越南语专家，Зализняк和Успенский—斯拉夫语专家。同时，他们都对结构语言学感兴趣，每个人在这一领域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课题：Иванов和Топоров研究神话学，Иванов 和Лотман研究文学语言，Успенский研究绘画语言。他们对符号学的研究都直接依赖于结构语言学的研究，并且是其自然的逻辑上的继续，也就是说，在相应语言的研究中使学者们感兴趣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还有更具有共性的文化机制的实现及其途径。
从1964至1974的十年间，共举行了五次暑期研讨会（1964、1966、1968、1970、1974）。最后一次还冠以“全苏第二模式系统研讨会”的名称。从1964年开始，由塔尔图大学出版的《符号学系统丛书》成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代表性刊物，总共出版了25期，最后一期出版于1992年。
由于这样的研讨会是在暑假期间进行，并一直都是在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塔尔图大学所属的体育训练基地举办，后来就简称“塔尔图暑期研讨会”。第一期塔尔图暑期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当时全苏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有代表性的，并对此后几十年的苏联人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派—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
二、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
众所周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在语言学流派上的传统差别早在20世纪初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莫斯科形成了“莫斯科语言学流派”（它的后继人是布拉格学派），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Ф.Ф.Фортунатов。历史上著名学者Н.Дурново,Н.С.Трубецкой,Р.О.Якобсон,А.А.Шахматов等都与莫斯科及莫斯科的科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莫斯科学者主要是新派语言学的继承人，主要创建了语言学构想，同时，他们也研究文学，把文学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
而在彼得堡（列宁格勒），一直在唱主角的是诗学语言理论研究会（Общество изучения теории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其代表人物是Веселовский。列宁格勒学派对语言学本身并不感兴趣，但拥有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并有颇多建树。许多著名学者，如：Эйхенбаум,В.М.Жирмунский,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Пумпянский, М.М.Бахтин,Фрейденбург, В.Я.Пропп, Ю.Н.Тынянов, Гуковский—每个人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思想。这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繁荣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
Лотман和 Минц 都是文学理论家，就其出身和所受的文化熏陶来讲，他们都是列宁格勒人，属于列宁格勒学派。Лотман对此毫不否认，他明确指出，塔尔图人实际上都是彼得堡（列宁格勒）科学流派的学生和继承人，这一学派与许多形式主义者和许多单独的自成体系的学者联系在一起（Пропп, Жирмунский, Гуковский, Фрейденбург）。塔尔图人倾向于较复杂的研究对象， 直至文化现象—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他们力图综合地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分析文学作品。他们常常超出设定的研究范围，甚至涉猎到文化学中的研究层次。
如果说莫斯科学者是多少研究些文学的语言学家，塔尔图学者则是多少研究些语言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莫斯科人和塔尔图人之间的这种研究层面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和划分是相对、互补和相互对立统一的。他们彼此都有兴趣去探讨对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因此各自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例如，与文学理论家的交流引起了莫斯科语言学家对篇章和对文化内涵的关注，也就是对篇章的使用条件的关注；而与语言学家的交流促使文学理论家把语言作为话语的发生器，作为篇章生成的机制去研究。这样，长期以来各自独立的两个传统学派—莫斯科语言学派和列宁格勒文学派—在塔尔图暑期研讨会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学术环境中进行了“学术接触”，发生了“共生现象”，产生了“合金化”，形成了新的流派—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正如Успенский所述：“如果说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取得了某些成就的话，那么，这恰恰应归功于这两大学派的‘共生’和结合。”（18-29）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科学研究宗旨及主要学术思想如下：
1． 符号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二次模式系统”（Вторичнаямоделир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
“二次模式系统”这一术语是Успенский提出来的，其理论依据源于该学派对“符号”与“语言”的关系、对“模式”与“系统”的关系等概念的独特的界定。
首先必须区分普通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знака）和语言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а）。前者源于莫里斯，后者源于索绪尔。由此可以区分出符号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或流派：一种是把单个的符号作为研究对象，即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符号与所指的关系；可以研究符号的结构，区分肖像符号和象征符号，研究从非符号到符号的变化过程，在这一层次上可以称作符号的语义学、句法学和语用学。在第二种情况下，学者研究的重点不是单个符号，而是把语言作为利用某些主要符 号的组合传递内容的机制。在索绪尔之后，语言被看作是话语的发生器。话语有两个意义：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独立内容的符号；如果话语的内容是由构成话语的主要符号的意义和语言规则决定的话，还可以被看作是主要符号的连续性系统。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以广泛和深入研究结构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前提，试图继续并超越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及语言的“瞬时与历时”研究的路线：既要研究具体的符号系统，又要分析研究符号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实际使用。学者们首先关心的是符号系统、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而不是符号本身。在这里符号系统已不是狭窄的字面意义，而是指“能进行模式化的系统”，换言之，就是可以建立能在认识过程中再现事物的“模式”的系统。学者们已不再从“表达”和“被表达”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符号，因为符号获得了双重概念：表示其解释系统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表示语言外现象。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为其他符号系统解码，另一方面，它又是与符号系统以外现实的连接环节。因此，必须区分世界的语言模式化。语言通常被理解为“一次模式系统”—是现实世界的一般模式化。构筑在语言之上的符号系统是 “二次模式系统”，它是现实中某些方面的具体模式化。用语言中心论的思想来理解符号学，语言既是“一次模式系统”，同时又是“二次模式系统”的基础。由此引申出对符号学系统性的进一步理解，即“符号学是有关模式的理论和分析方法，而不是对模式化本身的研究”。符号学系统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系统，它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创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从它发展的初期就是作为认知科学出现的。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对世界进行模式化，也就拥有不同的二次模式系 统—这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科学思想的基本点。从这一点出发，符号学的任务是研究所有形式的“二次模式系统”的结构关系、组合机制，进而探讨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具有共性的“二次模式系统”的特点和规律。
2． 符号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化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认为，对符号学问题的任何研究，无论其研究目的多么具体，其宗旨实质上只有一个：就是建立通用的文化理论。他们认为，符号表现出的不是“事物”，而是文化内涵，事物只能通过交际空间赋予它的文化底蕴才能被认识。符号学是人类文化的元语言。这样一来，语言的核心概念逐渐被一个新的文化概念所取代，即文化是人的时间–空间概念的符号系统：如果说语言是记载人的观点的一个点，文化就是这些观点赖以存在的地点，是它们的“家”。
在广义符号学中，文化可理解为是一种交际，即人与世界之间形成的某种关系系统。这一系统，一方面，规范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决定着他如何使世界模式化。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另一种情况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一种交际对话的方式出现：社会对个人行为做出反应，并以一定的方式规范个人行为，个人再对社会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最有趣的是发生冲突的情形。交际过程的参加者用不同的文化语言参加交际，也就是说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同一种话语时，便会发生深刻的文化冲突。
在文化符号学的命题下，文化被 理解为是处理和组织从外部世界得到的信息的机制。在特定的文化机制下，某种信息显得特别重要，而某种信息可以忽略不计。同样，在一种文化中不相关的信息，可能会在另一种文化语言中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同样一些话语在不同的文化语言中会得到不同的解读。这种情况与自然语言中的情形十分相像，在自然语言中，有些信息对一些语言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另一些语言来讲却无关紧要。例如，在印欧语中，讲出任何一个物体都要涉及“数”的问题：“一个或几个”，而对汉语、越南语、印尼语等语言来说，如果不强调它的数量意义，这些信息都是可有可无的。
就其构成而言，文化是各种相对较局部的语言的总和：包括艺术语言（文学、绘画、电影）、神话学语言等。这些语言的使用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尽管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最典型的特点仍是由它所属的那种文化所决定的。
鉴于对“符号”“文化”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将文化符号学作为总的研究对象。在这一研究中形成了以不同学者为代表的两大研究主线：文学和文化历史。
在文学研究中，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把篇章作为文学的语言载体，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即把篇章符号学视为研究目标和对象。这一概念的提出比西方的类似概念要早得多。
传统的结构主义认为，篇章是一个瞬时组织的封闭系统，现代符号学的结构–符号分析则把篇章看作是历时的直接记忆，看作是与篇章外记忆的联系。篇章是由具有复杂的内在联系的许多方面和层次构成的，而各种各样的篇章的交织，构成了统一的符号空间。因此现代符号学研究把篇章看作是一个基本概念：它只是一种功能，而不是固定的客体，因为篇章可以是一篇独立的作品，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可以是整个文学，甚至是整个文化。篇章语义成分之间存在着各种可能的联系，从而构成了多层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有瞬时也有历时，有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一个组分与其他组分的关系，有对过去状态的记忆，也有对未来的潜在预感，有作者也有读者。篇章就是所有这些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交叉点。这样一来，篇章就成了文化的一个载体单位，表现“社会与现实”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成了思维的生成结构、新鲜信息的发生器。正因为篇章具有保存信息的能力，所以它获得了记忆，同时失去了终结性：可以随时解读，而且不是解译符号形式，而是与其“交流”。
学者们认为，篇章作为文化最起码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单位，它是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连接环节。Лотман在《文学篇章结构》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有关文学篇章符号的问题。按照他的理论，篇章中应提供不同的思想和交际“主线”，以便在各种结构层次上传递信息，或者说，以便实现多层面交际。Лотман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篇章的解读问题，把文学篇章研究引入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应该说，这是Лотман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关于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探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此之后，全面系统地研究“篇章”概念成了20世纪语言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在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科学研究中，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作品，如神话、宗教、民歌、绘画、雕像等都属于文化符号学的另一范畴—文化历史。Иванов和Топоров在对古代艺术与文化符号的研究中，提出了有关“存在通用符号系统”的假设，并在比较历史外部环境及界限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是从更广泛的非人文科学的渊源中产生出来的”的设想。他们对民歌、神话学和宗教的研究对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Иванов和Топоров的西伯利亚神话学研究、Е.М.Мелетинский的斯拉夫和印欧符号学研究、Т.М. Судник等的斯拉夫–巴尔干民歌研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典范之作。
总体上讲，在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中形成了两大 研究方向：（1）Иванов和Топоров为代表的“原型学”研究，即定位于语言学、文学和诗学篇章的符号学注释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独特的复杂的分析方法，开创了人类文化学、人类语言学和诗学研究的新方向。（2）Лотман 和Успенский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提出了文化篇章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可能的文化模式思想及分析文化本身的特点及界限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大方向上学者们主要把目光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空间符号学、行为符号学、文化的符号机制、把文化作为符号系统加以分析、把文化作为历史形成的符号学 的总和来研究，以及用各种语言实现的交流等问题；研究还涉及了诸如集体的记忆、创造一种统一的元语言系统作为建立通用文化的前提、作为各种文化相互对话的基础、作为个体创作和认知发展基础的机制等问题。
三、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在语言学发展中的作用、现实意义及深远影响
纵观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学派在俄语语言学及世界语言学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和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并继续产生着十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它独特的“中间环节”作用：它首先把俄罗斯语文学中的两大流派—莫斯科语言学派与列宁格勒文学学派联合到了一起；把人文科学和精确科学联合到一起—把数学、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的方法运用到语言学分析中；把语言文学与文化学联合到一起；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传统与符号学结合起来；把东方和西方结合起来—把俄语符号学与西方的符号学研究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多层面和空间的“对接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拥有特别的科学研究空间和优势，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科学流 派。
学术思想的解放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精神。他们第一次公开反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当权者意识形态；第一次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等论点提出疑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科学方法和科学道德规范，坚持认为，在 文化、意识形态和宗教领域，符号具有人为规定的性质，现代符号学是唯一能走出神秘的“文化自觉”困境的科学思维方式。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寻求内在的自我解放的方针、认识某一种文化的属性的能力、爱护文化并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能力，以及表现及评价这一文化的能力—所有这些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学术流派做过把文化学和文学历史与社会政治历史结合起来的尝试。莫斯科—塔尔图学派开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先河。
对科学真理孜孜不倦的求索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品质。初期，该学派提出了用语言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在任何可能存在语言的地方寻找语言。譬如，Зализняк描写用纸牌算卦的语言，并力图分离出基本的语义成分（区别语义特征），这些语义特征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而得以实现：同一张牌，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不同的意义，这种转变机制颇值得研究。此后，他们逐渐专注于艺术语言的研究。他们认为，假设我们不知道或不懂某种语言，我们就无法阅读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书，同样，不掌握艺术的特殊语言，就无法理解绘画、电影、戏剧、文学的真谛。学者们相信，把握文学作品的结构将为我们打开掌握文学信息的通道，因此，在不拒绝研究内容的同时，应主要研究那些意义上的联系，分析语义结构特点。
广泛的研究兴趣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风格。他们不断吸纳新的研究对象，拓宽研究范围，探索许多特殊的符号学问题，如民族学、历史学、神话学等。这种探索的结果促进了交叉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语言文化学、文化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这样，符号学便成了连接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一个中枢学科。此外，寻找新的不同的符号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对确定符号学研究方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强大的研究能力和多产的研究成果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科学活动的特点。虽然该符号学流派是在西方符号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独特的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首先表现在把重点放在语言上。与此同时，在符号学研究中，他们关切和尊重民族文化的特点，自由运用文化的时空体系的概念，把文化看作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完整的符号学系统，把周围的一切都吸收到这一系统的研究范围中。这一切对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氛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毋庸讳言，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是20世纪俄语语言科学成长的摇篮。它培养造就了一批非常出色、非常优秀的语言学家，他们成了现代语言学研究各个领域的带头人和中坚力量，为20世纪后期俄语语言学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Лотман是语言文化学研究的带头人；Иванов—20世纪杰出的俄语语言学家，他实现了人文科学与精确科学的结合；Успенский—著名的文学史料学家，成功地把语言学、神话学、文学和民族历史结合在一起；Ревзин—是把数学方法用于语言学的先驱。还有许多现代著名语言学家，如：Ю.С.Степанов,Зализняк, Т.М.Николаева, Толстая, Е.В.Падучева等都在普通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和俄语语言学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活跃在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语言学界的极大关注。符号学研究比较发达的几个西方国家，如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同行，在塔尔图暑期研讨会举办初期，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并一直跟踪研究这一新生符号学派的科学活动。例如，意大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对苏联形式主义研究的兴趣的增长，开始相继出版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译著：1964年在《MARCATRE》杂志上就报道了“苏联符号系统结构研究研讨会”的情况，1967年翻译并发表了Лотман的文章《苏联文学理论研究的准确方法》，第一次在西方国家出版了苏联结构–符号学派的文选，其中包括1962年那次研讨会的论文提要。在随后的年代里，意大利学者相继把该学派的代表性作品翻译并介绍给西方读者：1993—1994年用意大利文发表了Лотман的最后两部作品—《文化与断裂》和《探索之路》。意大利学者Маргерига Де Микель曾自信地说：“意大利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著作传播最广的国家之一。”（236-245）在德国，从60年代末开始有关苏联符号学的出版相当活跃，Лотман的著作、文摘、专题采访等不断出版发表。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用德文出版该学派其他成员—Успенский, Иванов和Топоров 等学者的著作。德国学者О.С.Асписова说：“我敢说，世界上任何国家也没有像德国那样认真地研究莫斯科—塔尔图结构–符号学派。”（276-293）在法国，1964年人们第一次用法文在杂志上发表Лотман的作品，1973年出版他的第一本译著。50年代末、60年代初，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成初期就与美国学者有着接触和联系。Якобсон出席第二期塔尔图暑期研讨会，更 是把苏联符号学派、布拉格语言学派与美国语言学的相关学派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关注和研究苏联符号学的发展，成了美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70年代末，在由苏联科学院和美国科学社会委员会组成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双边委员会下面，专门成立了符号学分会，举办了三次美苏符号学研讨会：第一次于1980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由时任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的Г.В.Степанов和美国的VINNER共同担任主席；第二次于1983年4月在美国的布朗大学举行，苏联派出了以В.Н.Ярцева为首的代表团；第三次于198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苏方主席是Ю.С.Степанов.
事实上，西方语言学界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表现出极大兴趣和关注，不仅翻译出版了该学派大量的论著，而且非常严肃认真地研究该学派的理论观点，评价这一现代学派对世界符号学乃至世界语言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尽管由于各个符号学派的研究宗旨和方向的差别，对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理论的接纳评价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承认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对其研究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学者Laferriere在给Лотман的著作撰写书评时曾写道：“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参加者的著作的价值之一在于，他们把一个领域的方法论表达方式用于另一个领域，从而避免了在单个学科中进行多余的专业化处理。”（28-33）Baran指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关于文化和文学历史的论著的具体成果已经成了英美斯拉夫学者科学成就的一部分。没有Лотман, Минц, Топоров等人的著作，在当今想要研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勃洛克的创作是不可能的。”（246-275）匈牙利学者Границ指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关于文学篇章结构的学说对匈牙利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很大。”（309-339）1995年在巴黎大学出版了一期Лотман专刊。Sherer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写道：“现在，当我们回顾Лотман的丰富遗产时，我发现，我对他的思想，特别是70年代形成的科学思想的坚信，没有丝毫改变。”（Балаховская:294-308）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成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史。有人认为，随着该学派中许多学者在第三次移民浪潮中移居国外和Лотман于1993年的去世，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式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它已经完成了在语言学发展中的历史使命。但无论如何，这一学派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对俄语语言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为世界符号学以及语言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需要提及的是，对于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我国语言学界，包括我国的俄语学界了解甚少，对其有代表性的论著也少有译文（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见附录）。与西方几十年的跟踪研究相比，我们在这一领域可以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本文的目的仅在于引起我国语言学界同仁对这一学派理论研究成果的关注和兴趣，以期能借他山之石，使我国语言学研究尽快接近或同步于世界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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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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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ЕВИН Ю.И.: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этика, семиотика». М. 1998.
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в 3-х томах. 1-й том: «Статьи по семиотикеи тип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Таллин,1992. 2-й том: «Статьи по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VIII-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Таллин.1992. 3-й том: «Стать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Теория и семиотика других искусств. Механизмы культуры.Мелкие заметки». Таллин.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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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外语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