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近现代医学史

一、中国近代解剖学史略

中国医生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医生们更注重辨证施治、取类比象的方法，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的影响，解剖实证被忽视了。明清之际，中外学者在介绍解剖学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影响不大。中国的解剖学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1．教会医院的解剖教学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殖民活动，各教会团体也纷纷派传教士来中国，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建立教会医院。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传教士医生感到需要培养助手和进一步扩大西医的势力，于是各地教会医院陆续开办了医学班，讲授解剖、生理等西医课程。

1843年11月，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生D. J． 麦高恩（D. J. Macgowan）在宁波建立了一所医院，不久他感到教会医院不应只限于内外科治疗，还应该传播西医知识，更利于扩大影响。于是他在1845年募集了2000卢比的资金，购置了书籍、解剖图谱和模型以及其他教学器具，开办了一个医学班，招收了几位学生和当地开业医生教授解剖、生理学等课程。他还借用月湖书院（Moon Lake College）的讲堂，举办过一次“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的讲座，但听众却多为凑趣者，影响也不大。¹

1859年11月，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J. Kerr）在原广州“眼科医局”的基础上建立“博济医院”。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由嘉约翰和黄宽主持。学校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黄宽执教。当时解剖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死亡病人的家属不愿意让死者被解剖。因此，尸体解剖的机会很少，解剖教学主要利用动物标本和解剖模型。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² 此后，博济医院又陆续对几例无亲友的死亡病人的尸体做过解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苏州、北京、天津、厦门、奉天（今沈阳）、登州、高雄等地的教会医院都办有各种形式的医学校或医学班，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教学者多由传教医师兼任，也无完整的教材、教具，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尸体解剖的开展更是寥寥无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医学班已不能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于是各教会团体出资兴办独立的医学院校。如美国圣公会于1880年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苏格兰安立甘会于1884年在杭州建立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91年，美国监理公会女子部在苏州创立苏州女子医学校。1899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建立广东女子医学校（后称夏葛女子医学院）。1906年，英美五个教会团体与伦敦医学会在北京合办协和医学校。1910年，英、美、加等国的八个教会团体在成都合办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此外还有齐鲁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二十余所。这些医学院校的建立使零散、不系统的解剖教学活动转变为系统、正规的解剖教学，无疑对解剖学的教学有很大的促进。

2．解剖教科书的编译

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出《全体新论》 一书。该书介绍了人体的骨骼、韧带和肌肉，描述了脑脊髓、神经系统和各种感觉器官、泌尿生殖器官，还着重描述了心肺的功能，此外还配有插图和说明。该书次年出版后影响颇大，曾数度再版，合信还根据广州总督的建议，把插图编成中国式的手卷，单独印刷出版。³在日本也有该书的中文版发行。1875年，同文馆教习英人J．德贞（J. Dudgeon）出版了一本二十页的《解剖学图谱》。188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系统的解剖书《全体通考》，共十六卷，由中国政府出资，同文馆印刷。该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摘译《大英百科全书》中的解剖学历史；第二部分译自霍尔登的骨骼学；第三部分译自格雷的解剖学；最后是图集，六百余幅，由中国艺术家木刻印出，图集可以单购。1878年，柯为良（D. Osgood）翻译了《格氏解剖学》共六卷，印行八百册，于1887年全部售完。⁴ 1889年，经H. T．惠特尼（H. T. Whitney）修订后出第二版，1905年出第三版。《格氏解剖学》是我国早期影响很大的解剖学教科书，为多数医学校所采用。

随着解剖学教材翻译的增多，解剖学名词翻译的混乱问题逐渐显现，这对于教学和学术交流极为不利。为缓和这一矛盾，许多译者在书后列出词汇表，以便查对。如合信将他所译的医学名词辑成《英汉医学词汇》（1858）。1878年，柯为良在翻译《格氏解剖学》时也专门编辑了一册解剖学词汇。1884—1887年，德贞编辑了六卷本的《医学词汇》，其中三卷都涉及解剖学名词。德贞在书中详细地列出了所用的解剖名词，并将其与日文名词、合信和柯为良翻译的名词作了对照，他还收录了中国医书中的解剖名词以及《康熙字典》中涉及人体的词汇。此外还有J. C． 汤姆逊（J. C. Thomson）的《英华医学名词》（1889）和惠特尼的《英汉解剖生理词汇》（1890）等。关于如何恰当地选用名词，译者间看法不尽相同，德贞与柯为良还为此论战一番。⁵ 为了解决医学教科书中医学名词的统一问题，中国行医传道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1907年确定中文名为“博医会”，以下均采用“博医会”）在1890年成立了医学名词委员会。委员会成立之后首先注意的就是骨骼、肌肉、脏器等解剖学名词。因为解剖学是西方医学的基础，没有准确、清晰、简洁的解剖学名词，显然就无法完整、正确地翻译西医书籍。名词委员会花费了很长时间从英语大词典和《康熙字典》中寻找适当的字，如将clavicle 译为“髃”,fibula 译为“腓”,scaphoid译为“足舟”,phalanges译为“趾”等。⁶ 传教士医生还注意到翻译名词中要把准确、简洁作为标准，并对翻译欠准确的词做了校正，如：以前将gland译为“核”，后认为译法不准确，因此借用日文译名“腺”来表达；cell曾译作“珠”“轮”等，后来也是采用了日文译名“细胞”。⁷传教士医生在医学名词翻译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他们也生造了许多名词，一直未被中国学者接受。显然，医学名词的翻译和标准化这项艰巨、复杂的工作，是传教士医生们难以完成的。

除传教士医生编译的医书之外，早期西方医学传入的另一途径是我国留日学者翻译的医学书籍。早期影响较大的是丁福保。丁氏编译的《新撰解剖学讲义》《组织学总论》和《胎生学》等，对介绍近代解剖学的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徐云、万钧和孙祖烈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实习法》也是国人较早编译的解剖学教材。

3．中国解剖学科的建立

1871年，清政府聘请英国传教士医生德贞为教授在北京同文馆特设的科学系中开设解剖、生理讲座。⁸ 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北洋施医局的基础上开设医学馆，聘请马根济（J. K. Mackenzie）主事。学校有很好的骨骼标本和法国制造的解剖模型，还做过几例尸体解剖。⁹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然而“钦定学校章程”规定解剖学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¹⁰ ，使解剖教学难以展开。

辛亥以后，新式学校逐渐增多。学者们呼吁制定出中国医学院校的标准课程，以推进医学教育。1913年8月，伍连德赴英国参加国际医学会议，随后又赴美国参加国际学校卫生会议，回国后他向北洋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中国医学教育的长篇备忘录，建议北洋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本改变中国医学教育落后的情况，其中包括人体解剖的需要。¹¹¹²

新建的医学院校中，教学中的尸体解剖问题日显突出，1912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之后，校长汤尔和两次向政府提出应开展解剖实习。¹³ 在医学界的积极努力下，北洋政府于1913年11月公布了一份关于准许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又颁发了详细规则：

解剖尸体规则

——民国二年十一月内务部公布

第一条 医士对于病死体，得剖视其患部，研究病原。但须得该死体亲属之同意，并呈明该管地方官，始得执行。

第二条 警官及检察官，对于变死体，非解剖不能确知其致命之由者，得指派医生执行解剖。

第三条 凡刑死体及监狱中病死体，无亲属故旧收其遗骸者，该管官厅得将该尸体付医士实行解剖，以供医学实验之用。但解剖后，须将原体缝合，并掩埋之。

第四条 凡志在供学术研究，而以遗言付解剖之死体，得由其亲属呈明该管官厅，得其许可后，送交医士解剖之。但解剖后，须将原体缝合，还其亲属。

第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日施行。¹⁴

这是中国首个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然而，具体施行尚有不便之处。汤尔和又上书详述理由，请其修改。¹⁵ 1914年4月，内务部又发布了一份补充命令（第八十五号），给予所有医学院及医院以解剖尸体的权利和在必要时保留尸体某部位供医学示范用的权利。¹⁶

在北洋政府命令未发布之前，尸体解剖已在某些地区开展起来了，但尚未完全公开，如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伍连德等进行过多例尸体解剖 ¹⁷ ,1912年广州地方政府也同意进行尸体解剖。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特邀政府官员、法官及中外医生参加，并进行摄影、出版纪念专辑。中国解剖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将解剖学、组织学列为必修课程。¹⁸ 主要教材和参考书有：《组织学》（汤尔和译， 1915，东京吐凤堂书店）、《路氏组织学》（施尔德，1919，中国博医会）、《解剖学提纲》（汤尔和译，1924，商务印书馆）、《解剖学》（张方庆译， 1929，东京同仁会）等。然而，从质量上看，这些译本翻译名词不统一，缺少必要的图谱，难以满足解剖教学的需要。因此，一些学校直接采用欧美和日本的原版教材和参考书。由于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各学校课程往往可随意增减，致使解剖教学良莠不齐。因此，许多医学家都感到编写出我国自己的标准医学教科书的重要性，而编写教科书的基础又在统一的、标准化的医学名词。于是医学家们从1916年开始审定医学名词。经过十一年艰苦、繁重的工作，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在1927年出版了一本收有4882则名词的《解剖学名词汇编》¹⁹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于1935年10月编辑出版了《发生学名词》, 1937年3月完成了《比较解剖学名词》,1943年9月出版了《人体解剖学名词》等。这些有关解剖学方面的专用名词，都经过专家们多次商议，再经审查委员会，最后由教育部公布，为解剖学的译名奠定了统一、通用的基础。

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形象教材是解剖学和组织学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我国早期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中，形象教材十分缺乏。一些条件较好的医学院校使用的解剖学挂图、模型等，主要由日、法、英、美、德等国进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国内一些私营厂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出过仿制品，但未经过解剖学专家的检查，真正能合乎教学要求的不多。各医学院校自己也根据教学需要制作过一些标本，但局限性很大，条件差的学校的形象教材就更少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质量。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解剖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中文解剖学教材逐渐增多，如蔡堡、蒋天鹤的《动物胚胎学》（1931，世界书局），鲍鉴清的《显微镜的动物学实验》（1931，中国科学社），卢于道的《神经解剖学》（1932，上海科学仪器馆），薛德焴的《动物解剖丛书》（1933—1935，上海新亚书店），吴元涤的《普通胚胎学》（1933，世界书局），汤肇虞、李定的《局部解剖学》（1936，商务印书馆），王志清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图谱》（1940，非同出版社），以及张岩的《人体系统解剖学》（1945，黔西安顺军医学校），等等。这些教材的作者在参考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人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经验编撰成书，使解剖学教材在内容上更丰富，质量也有了提高。

4．近代中国解剖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1）大体解剖学

20世纪初，大体解剖在西方已相当完备，而在我国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国人的解剖研究还很缺乏。1910年，爱德华·M．梅里斯（Edward M. Merrins）首先发表了武昌学生各年龄的身高体重的报告，这是研究国人的人类测量学最早的工作。²⁰ 192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许文生（Paul H. Stevenson）先后测量了5—22岁的男女万余人，发现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的居民在身高体重上确有差别，华北地区居民较高且较重，华中地区次之，华南又次之。他还对三地区居民的生长率、生长期及青春期也进行了研究，认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全绍清于1919年测量了830位中国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还测量了300名国人的骨骼，均为国内体质人类学的早期工作。²¹ 虽然1910年以后，国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已逐步开展起来，但大多数工作是外籍学者所做的。从1925年开始，我国学者的工作陆续增多。在人体测量学方面，吴定良测量了骨骼，其关于头骨、锁骨、膝等的研究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此外，他还开展了活体测量，获得了丰富的资料。²² 刘曜曦测量了中国人的骨盆和肌肉。²³王仲侨等测量了中国人的胸肌和脏器的表面积。²⁴ 王有琪测量了中国人的脑上沟纹深度和面积。²⁵ 李涛测量了中国新生儿的体重和头颅各直径，为了解中国儿童的生长发育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²⁶冯培林等在中国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²⁷学者们的测量和统计为中国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近代解剖学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中国人的解剖结构和变异情况。1930年，潘铭紫分别报告了中国人的心脏冠状动脉、四肢动脉的分支、手足皮神经的分布等。²⁸ 刘曜曦对足背动脉的研究，为后来开展足背皮瓣游离移植提供了形态学基础。²⁹ 齐登科在人体内脏解剖研究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³⁰ 此外，对中国人脑沟类型、脑胼胝体类型，中国人肩部肌肉的变异、舌下神经襻的形成及其变异也有报道。由于我国人体解剖工作开展时间不长，资料缺乏，所以解剖学家十分注重收集个体差异的材料，如内脏左右相反的人体、内脏畸形的标本等，并将各种解剖时所见差异记录下来，供医学教学使用。

（2）神经解剖学

神经解剖学是在19世纪中期逐渐形成的解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的神经形态学研究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起来的。虽然起步稍晚，研究历史不长，但研究领域却颇为广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神经系统的大体解剖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人脑的沟型与测量方面。当时有些西方学者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其获得的不完全的标本，武断提出中国人脑不如白种人脑的观点。如1926年，香港大学解剖学系主任谢尔希尔在英国的《解剖学杂志》（ Journal of Anatomy）上撰文说中国人脑的枕月沟常处于原始状态，比埃及人脑更接近于类人猿的形式。³¹ 1934年他又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论文，再次声称中国人脑和猿脑相近，不如白种人。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欧阳翥、吴定良依据研究的大量资料，对谢尔希尔的谬说予以有力的驳斥。³²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著文批驳那些对中国人抱有偏见的报告。如齐登科和张鋆在《中国人脑的沟型》一文中指出，持有偏见的人在研究时，标本不可靠，有的仅根据3—7个中国人脑标本就下结论，并且有些标本保存极不完好，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³³ 文章还列举了许多具体研究结果，指出了西方学者的谬误之所在。如文章驳斥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脑中央沟只有15%是从脑内侧面起始的，中央沟与斯氏沟相连是中国人脑的特征，以及横基沟是中国人的特征等观点。闻亦传对70个胎儿脑、50个成人脑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月沟出现率在胎儿为48.9%，成人为42%，批驳了荷兰人类学家A. J．凡·伯克-菲尔特坎普（A. J. van Bork-Feltkamp）统计的中国人脑月沟出现率为71.1%的结论。³⁴ 闻氏还对谢尔希尔的错误结论给予了较详细的分析和批驳。卢于道对中西人士的大脑皮层做过比较观察，并依照奥地利神经科学家C．冯·艾克诺默（C. von Economo）和希腊神经精神病学家G. N．科斯基纳斯（G. N. Koskinas）的分区，按其重要的40多个区做切片观察，未发现中西人脑有显著区别。³⁵ 后来王有琪还研究了中国人脑的沉区（岛叶），他根据30例人脑的资料指出，沟的形式、长度和深度，中国人与黑人、白人都是一样的。³⁶ 研究各种族人脑的外形或内部结构，发现某些差异或特征，供人类学存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若仅凭神经系统某些结构的异同来评判人类智慧的优劣，显然是粗率和不科学的。除人脑沟型研究外，欧阳翥对大脑皮层的细胞结构有较深的研究。³⁷ 栗永华等对人脊髓的血管系统分布有相当详细的研究。臧玉洤对损毁白鼠大脑皮层后的脑神经细胞及血管的变化做了细致的观察。

神经组织学 20世纪20年代初，秉志曾对白鼠和挪威鼠的上交感神经节的大细胞的生长做过较详细的研究。闻亦传对人胎儿17—23体节做过解剖观察，描述了前脑、中脑和后脑的发育情况。欧阳翥观察过动物脊髓运动细胞的发育情况。陶烈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数量和分布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计算了脑干中105个神经核内细胞的数目约2.9亿个，小脑总面积为10.75万平方毫米，浦肯野细胞（Purkinje Cell）达1800多万个，大脑皮质总面积为22万平方毫米，推算人大脑皮层中神经细胞总数为169.1亿个，比艾克诺默推算的139亿的数目要大。³⁸ 他认为中枢神经系统中四种胶质细胞（原生质性星状胶质细胞、纤维性星状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在脑干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他还讨论了胶质细胞的分布，并将脑干各神经核进行了“局部解剖”，用图形表现各核相当的位置关系。

神经核和其纤维的联系也是近代神经解剖学的一项重要工作。1925年，蔡翘详细地分析过负鼠丘脑和中脑的下行通道。³⁹ 朱鹤年对负鼠丘脑的神经核和其纤维的联系也有较详细的研究。⁴⁰ 卢于道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了哺乳动物外膝体的腹核和内膝体。⁴¹ 张香桐详细地研究了蛛猴的脊丘通道。⁴² 前人对该通道的研究均未超过内膝体水平，张氏则追溯到丘脑腹核，并弄清了它们在丘脑的分布。随后又进一步向上追溯丘脑腹后侧核外侧的投射纤维终止于大脑皮质的后中央回的上段，内侧的投射纤维终止于后中央回的中段。

20世纪30年代末，林可胜等利用生理学实验方法测定脑干中各种活动中枢 ⁴³ ，发现增压区在第四脑室的外侧面、髓纹及下凹之间，恰在前庭核、网状核和迷走核的地方，其下行通道不交叉到对边，经脊髓的腹侧终止于胸部脊髓的侧面 ⁴⁴ ；减压区在闩（obex）的附近，其下行通道在脊髓的背侧 ⁴⁵ 。王世睿等向上发现高水平的血压中枢，认为中度增压的中枢在中脑的室周灰质和中脑底，还有延脑外侧的网状结构，并发现下丘脑下来的增压路径，是经延脑外侧的网状结构，至脊髓的腹外侧柱，其中一部分在脑干中交叉到对侧。⁴⁶ 朱鹤年和卢于道在研究中也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卢于道对多种动物的端脑做过较详尽的组织学研究。欧阳翥对人大脑皮质的构筑做过许多研究，他认为额叶可分为四大区，即无颗粒区、颗粒不良区、颗粒区和边缘区，并对这些区进行了组织学观察。他还报告过灵长类大脑视区结构的变异情况。

在神经组织化学方面，卢于道研究过神经细胞中的核酸和尼氏体中是否有核蛋白及动物大脑皮质细胞的核酸分布情况。马文昭发现了患脚气病的鸟类脊神经节内细胞线粒体的变化，他还研究了白鼠和豚鼠在营养不良情况下脊神经节内细胞线粒体、高尔基体的变化，以及吗啡成瘾白鼠脊神经节细胞的尼氏体的变化，X光照射对白鼠脊神经节细胞的影响等。吴功贤观察过鼹鼠在不同年龄时大脑皮质中大细胞的高尔基体的形态变化，并发现切除一边部分大脑皮质，对边大脑中锥体细胞的高尔基体也有变化。

神经系统发育研究方面，卢于道研究过人大脑皮质在个体发育形成时各层的机能，他对动物的大脑皮质的发育也做过较详细的观察。此外，我国学者在白鼠视神经生后发育，鼠类交感神经节内巨大神经细胞生长、中国胎儿大脑枕部与顶颞部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组织学和胚胎学 19世纪下半叶，随着显微镜的改进，化学染料的广泛应用以及切片机的使用，组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组织学研究工作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起来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聘请美国芝加哥大学E. V．考德瑞（E. V. Cowdry）来校教授组织学。1915年，马文昭到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进修，师从考德瑞学习组织学。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受业于R. R．本斯雷（R. R. Bensley）教授，从事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研究工作。1921年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了线粒体的研究工作。在总结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线粒体和高尔基体是细胞各种机能代谢最主要的结构，它们随着细胞机能的亢进和衰退而增长或减少的观点。他还根据这两种细胞器的染色反应，推断出其主要成分是卵磷脂，并认为若增加机体卵磷脂的摄入量可以增强这两种细胞器的结构和机能，从而提高细胞的生命力。马文昭在观察吗啡和鸦片中毒病人的细胞时发现其细胞内线粒体和高尔基体内缺少卵磷脂，因此他认为可用卵磷脂来做戒瘾药治疗吗啡中毒者。他设计了医治鸦片瘾的方案，并进行了用卵磷脂治疗吗啡中毒的动物实验，取得了预期效果。⁴⁷ 后因各种原因，该方法未能普遍实行。此外，他还研究了血液和造血器官的结构和发生，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20世纪30年代中期，同济大学的梁之彦等人利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了肌肉原纤维的构造，指出肌原纤维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下呈螺旋状，它们普遍被看成横纹状，是由于肌原纤维分子排列的关系。⁴⁸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孙宗彭曾研究过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形态上的变化。⁴⁹ 崔芝兰对于蛙肾组织学也有研究，并将显微镜摄影术应用于组织学研究。张鋆在我国首先引入了组织培养技术。汤不器对人的皮肤及附属器官组织、骨组织等有深入的研究，并在组织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张汇泉、蒋天鹤、鲍鉴清等在组织学的染色、组织培养、组织保存等方面也有研究。此外，我国学者对脂肪细胞、淋巴细胞、肥大细胞和结缔组织等也有较多研究。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技术设备落后，化学染料、切片机、显微镜均依赖进口，且研究机构设备不齐，影响了组织学的发展。

胚胎学在西方是17世纪后逐渐建立起来的。20世纪后，科学家们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胚胎发生的机制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注意到遗传物质在发育中的作用，开辟了胚胎学研究的新领域。

我国近代胚胎学的研究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闻亦传曾赴美进修胚胎学，研究过17—23体节的三个人胎。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胚胎学教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了中国人胎儿脑子上半月沟的发育情况。上海医学院张鋆曾做过鸡胚胎肺静脉和心室内隔膜发育的研究。此外，我国学者还研究过中国胎儿身体各部分生长的比例，观察了早期人胎和人胎器官的正常发育和畸形发生的情况、大脑皮质在出生后的生长情况以及中国人的上眼睑的发育。在动物胚胎研究方面，观察了两栖类的受精发生和变态、两栖类的器官分化和变态、鸟类和两栖类性细胞的分化、鸭胎的发育等。在实验胚胎学上，牛满江在20世纪40年代观察研究了蝾螈的神经脊内色素细胞的发育。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两栖类的人工产卵、人工单性繁殖、受精作用和胚胎组织分化的问题及其与三胚层的相互关系。

总之，经过一代解剖学工作者的努力，中国解剖学从无到有，逐渐建立起来，并有了分科发展。解剖学传入之初，我国的解剖学教育主要由欧、美、日本等外籍学者把持。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转变，至20世纪30年代末我国的解剖学教育已主要由中国学者主持了。在解剖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一方面，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解剖学家们仍不能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才智；另一方面，解剖学研究工作也是个别地、无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能得到迅速的提高和深入。

为了推动中国解剖学的发展，1920年11月在北京的中外解剖学家及有关学科专家成立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但这个学会范围很小，会员仅10余人，成立后不久就中止了活动，因此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解剖学工作者才又重新筹建全国性的解剖学会。1947年7月，中国解剖学会在上海成立，共有会员80人。⁵⁰有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分会。虽然雏形已具，但也未广泛开展学术活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剖学工作者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改组扩大了原来的学会，于1952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解剖学会”成立大会。从此我国的解剖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4期）

1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1932), p. 206.

2 张慰丰：《黄宽传略》,《中华医史杂志》1992年第4期。

3 Wo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ientsin: The Tientsin Press, 1932), p. 219.

4 Boone H W, “Medical Education for Chines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CMMJ，下同) 4 (1890): 109-114.

5 张大庆：《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1期。

6 Cousland P B, “Work of th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CMMJ 15 (1901): 151.

7 Anon, “Anatomical Terms,” CMMJ 11 (1897): 67-70.

8 高晞：《京师同文馆的医学讲座》,《中国科技史料》1990年第4期。

9 陆肇基：《中国最早的官立西医学校》,《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4期。

10 王有琪编著：《现代中国解剖学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第8页。

11 伍连德：《上政府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之条陈》,《中西医学报》1914年第12期。

12 伍连德：《上政府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之条陈》,《中西医学报》1914年第12期。

13 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要求准予尸体解剖。呈文上后久无消息，至1913年1月16日，开学在即，乃以集尸体为言，再请政府速公布解剖条例。

14 张在同、咸日金编：《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第1页。

15 鲍鉴清：《中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1931年第1期。

16 张在同、咸日金编：《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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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王有琪编著：《现代中国解剖学的发展》，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