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似兰：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的推动者

西方医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进程中，作为与传统的中医学不同的医学体系，西医名词和术语的翻译成为医学教育以及中西医学交流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方面，许多西医学的名词和术语是中医学里没有的，如大量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词汇，即使在中医学里可找到相应的名词术语，它们在含义上也可能并不相同，例如中医里“肾”的概念与西医并不完全等同。另一方面，翻译者各自为政，翻译既无规范，又缺乏沟通，造成了一病多名的混乱局面。为了解决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问题，传教士医生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高似兰在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编撰的英汉《高氏医学辞汇》是中国近代西医学最主要的医学工具书；在他的参与和推动下，成立了医学名词审查会，为医学名词汉译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1．来华行医

高似兰出生于苏格兰的工业重镇格拉斯哥（Glasgow），父亲是建筑工程师。在他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随母迁居爱丁堡，入乔治·沃森学院（George Watson's College）学习。由于父亲因染病而英年早逝，高似兰立志学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拯救那些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于是转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于18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

1883年，高似兰奉苏格兰长老会之命，来到中国广东省潮州教会医院布道行医。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国家殖民活动的扩大，热带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成为医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亚非各国的许多传教士医生都十分热心于搜集这方面的病例。1887年，高似兰在新创刊的《博医会报》上首次详细报道了在广东汕头地区中学生中流行的一种疾病，患病者下肢皮肤发麻，麻木区肌肉发硬，伴有疼痛，继而在数日内出现肌肉无力，严重者难以站立及行走，有的学校因发病人数多而无法开课。高似兰认为此病即“干性脚气病”（beri-beri），推断该病的流行可能与居住环境拥挤和食物有关，并提出了预防措施。¹ 虽然当时尚未发现维生素，不知道“干性脚气病”与维生素B1缺乏之间的关系，但高似兰已注意到“干性脚气病”的发生与特殊人群以及特殊食物存在着某种联系。

高似兰是最早在中国呼吁重视医学统计学工作的学者。西方国家从17世纪开始重视疾病与死亡的统计学研究，为了解疾病的流行状况、危害程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世纪中期以后，由英国出版的《中国海关医报》（ Chinese Customs' Medical Reports）上刊登有关于中国疾病的信息。高似兰注意到这些资料对临床医生了解疾病的流行情况十分重要，1896年他在《博医会报》介绍了《中国海关医报》上搜集的疾病信息，指出博医会的医生很少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疾病状况。因此他提出每个医院都应当公布疾病表，至少每3—4年公布一次，并建议最好设立专门委员会，定期连续出版；提出不仅各种病例的数目重要，百分率更重要，它对流行病和传染病有更大的价值，可了解中国的发病率、疾病分布，以判断流行病的发病趋势。² 在他的呼吁下，《博医会报》开设了“医院报道”专栏，为了解各地的疾病情况提供了参考。1891年高似兰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在伦敦举行的医学大会上介绍了中国麻风病流行和防治的概况。1892年，高似兰返回潮州教会医院，出任医院医务主管。1893年，他与在新加坡传教的女教士哈琳顿（Harrington）结婚，生有二子一女。

19世纪的开业西医大多属于“全科”医生，必须应付各科疾病的诊疗。作为当时西方最好的医学院之一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高才生，高似兰凭借其精湛的医疗技术赢得了众多病人的信赖。从1888年的医疗报告中，可看到他繁忙的工作：年治疗病人5372人次，其中门诊病人3242人次，住院病人2130人次。手术863次，其中眼科手术488次。此外还为117人次拔牙。³ 在施医诊病的过程中，高似兰感到患病求治者多，医生数量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因此认识到西医教育的重要性。1888年，他开始招收中国学生教授西医知识，成为早期从事医学教育的传教士医生之一。他第一批共招收了七人，其中三位是在医院工作的助手，三位是普通学生，所有费用由他们的家庭负担，此外还有一位编外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他感到中国人学医用本国课本更易领会，而当时中国国内已有的西医书籍为数很少，且内容简陋，不适合西医教育，于是他着手编译医学书籍，开始了翻译医学书籍的生涯，后经教会允许专门致力于医学书籍的翻译事业，成为中国博医会编译部创始人之一。

2．名词工作

随着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和西医书籍翻译增多，医学名词翻译的统一问题日益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在博医会成立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医学名词问题。从1847年德万在《中国语启蒙》中收录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学和疾病名词，到1890年惠特尼出版《英汉解剖生理词汇》，已出版了十余种医学名词汇编，然而，由于作者都是各自为政，名词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一个名词往往有多个译名。这种译名混乱的情况对西医的传播和教学极为不利。

高似兰是最早呼吁统一医学名词翻译的学者之一。1890年，在博医会第一届大会上，在他和嘉约翰等人的倡导下，成立了以嘉约翰为主任的名词委员会，负责起草中文标准医学词汇，开始了医学名词统一的进程。高似兰因在医学名词翻译方面的出色工作，被任命为名词委员会委员，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医学名词翻译及其标准化的工作。然而，从1890年至1900年的十年间，博医会的名词委员会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因为在委员会成立不久，嘉约翰和另一位委员就因病去世，除高似兰外，其他几位委员不是离开了中国，就是健康不佳，或是对工作不甚关心，因此名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实际上几乎由高似兰一人承担。尽管如此，名词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1898年出版了《眼科名词》《解剖学词汇》《生理学名词》等。

1896年，高似兰在《博医会报》上刊登了博医会提出的“医学名词表”草案，该草案是在嘉约翰《疾病词汇》的基础上，参考了合信、亨特等出版的医学词汇以及《英日医学词汇》而形成的。在同一期上，他还提出了确定博医会“医学名词表”草案的六种方案，即①采用已有的本土名词；②根据英文名词的含义翻译；③音译；④按照合成法造新名词；⑤造新字；⑥采用一个已不用的旧词汇。他认为，选用中文中原有的意义相同的医学名词是最好不过的，但应当避免那些太口语化或太通俗的词汇。根据英文名词的含义翻译主要是那些合成词或短语，缺点是有可能太长，显得文体臃肿，因此应当注意简明。应当尽可能避免音译，不得已而用之。中国人最反对造新字这种方法，应少用。在有些情况下，选用一个已不用的旧词汇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案。⁴ 博医会提出的“医学名词表”标志着统一医学名词翻译工作的开始。

1900年，高似兰被委任为名词委员会秘书，负责名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1901年，名词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高似兰等以英文医学词典和《康熙字典》为依据，从中寻找适合的对应词汇。经过为期六周的艰巨工作，确定了一批名词的草案。会后名词委员会在《博医会报》上公布了所通过的名词草案，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开始按照已审定的名词重新翻译医学教科书。在高氏的领导下，1901—1905年间，名词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陆续讨论通过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病理学、内科、外科、妇产科、细菌学和药物学名词。与此同时，高似兰等人还不断写信给海内外各教会，为医学名词翻译和医学教科书的出版寻求资金支持。

1905年，高似兰在《博医会报》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医学名词》的文章，回顾了自西医传入以来医学名词翻译发展的过程，并对已出版的各种医学词汇进行了评价，总结了博医会名词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尚需完成的任务。⁵ 在同年举行的博医会第二届大会上，名词委员会的工作受到称赞。高似兰在会上呼吁成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并希望博医会能提供专项基金支持医学教科书出版。在高似兰等人的促成下，博医会成立了出版委员会，出版依据标准名词编译的教材。1906年，首次依据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统一的名词翻译出版了《哈氏生理学》（高似兰译）、《格氏解剖学》（惠特尼译）、《化学详要》（纪立生译）等一批教科书。在1907年举行的博医会大会上，高似兰介绍了名词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在名词委员会已对医学各学科名词统一的基础上，现已能编辑出版一部较完整的、能适用于医学教学的医学辞典了。⁶ 1908年5月，高似兰编辑的《医学辞汇》作为博医会名词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名词正式出版，标志着医学名词翻译初步有了统一的标准。尽管《医学辞汇》获得了博医会的认可，但高似兰仍感到这仅是局部，而不是全国的意见。于是他开始寻求更大范围的医学和科学名词的统一。他代表博医会名词委员会与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磋商，要求他们在出版物中凡涉及医学的名词，都采用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审定的名词，而博医会也采用教育会和广学会制定的物理学名词 ⁷ ，以期借此推动各学科的名词统一。在统一医学名词翻译的工作中，高似兰认识到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最终需要中国医学家的参与和认同，所以他积极与中国学者联系。1913年，博医会在北京举行两年一次的大会，在高似兰的呼吁下，成立了与中国政府商议医学教育事宜的委员会，联合中国医学界，共同研究医学名词的翻译问题。

名词审查是一项繁重的任务，不仅需要学者具备较高的中英文水平，而且还必须熟悉近代医学知识，此外还需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然而，由于医学名词审查是一项纯学术性活动，尽管有高似兰等人的不断努力，但总体上看，博医会对这类工作实质上并不太重视，在博医会里真正热心这项工作的也仅是高似兰、聂会东、纪立生等少数学者。1910年，博医会的名词和出版委员会因经费拮据而合并，至少也从一方面说明了这种情况。1914年1月，在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高似兰抱怨名词审查工作任务繁重，又得不到博医会的重视，并借身体不适而辞去了名词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尽管如此，高似兰仍倾心于名词标准化工作。1915年，他将博医会名词研究已出版的三十多本名词书籍、编译的四种名词草案，以及搜集并分订成册的解剖、生理、组织胚胎诸名词寄至江苏省教育会，请中国医学家加以评议和讨论，并希望借此推动医学名词标准化。与此同时，高氏积极与中国学者联系，呼吁加快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的进程。1913—1915年间，他与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共同发起了医学名词谈话会，商讨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并终于促成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的成立。⁸ 1916年医学名词审查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高氏因回国休假而未出席。1917年，高似兰出席了第二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审查会对高氏多年来潜心医学名词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高氏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希望医学名词审查会不负众望，完成医学名词统一的工作。医学名词审查会的工作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久就发展扩充为科学名词审查会，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团体和重要的大学参与，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⁹

3．主要成就和影响

1910年，在汉口举行的三年一度的博医会大会上，高似兰被选为中国博医会会长，任职三年。高似兰对博医会的信任表示感谢，但他提出自己对组织工作不感兴趣，加上因工作的需要，经常居住在日本横滨负责《博医会报》和医学教科书的出版，以及考虑到健康状况不佳，需要休假等，都会有碍任职期间正常履行会长职务，因此推辞，但在大会代表的再三恳求下，高氏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职务。任职的三年期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推动博医会与中国医学界合作，加速医学名词的统一。1925年，在香港举行的中国博医会大会上，香港大学授予高似兰名誉博士学位。1927年，高氏因中国政局动荡而返回加拿大维多利亚，但仍潜心从事医学翻译工作。1930年7月7日，因病去世，享年70岁。

除了早年关注传染病和营养缺乏性疾病之外，高氏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医学教科书的翻译和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上。他翻译的医学教科书为我国早期西医教育奠定了基础，其中最著名的有《体学图谱》（附有中英词汇对照表，432幅图，240幅彩图）、《哈氏生理学》以及《欧氏内科学》。这些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数次再版。

至1912年，高似兰领导的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编译了多部医学教科书：如1907年出版了《妇科学》《皮肤证治》;1908出版了《医学辞汇》;1909年出版了《嘉氏内科学》《剖腹理法》《护病要术》;1910年出版了《体学全旨》《体学新编》《眼科证治》《欧氏内科学》《护理新编》;1911年出版了《体学图谱》、《解剖学讲义》、《傅氏眼科》、《哈氏体功学》（1919年更名为《哈氏生理学》）、《贺氏疗学》;1912年出版了《伊氏产科学》《外科便览》等。这些教科书在我国近代早期的西医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人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西医提供了便利。

在教材的选择上，高似兰考虑到既要适应教学需要，又要与医学的迅速发展保持一致，因此他大多选择当时最著名的英文版教科书作为蓝本，因为这种教科书能重复出版，并不断更新修订，这样，中文版的翻译一方面保持了稳定性，同时又能按新的版本修订再版，与之基本保持同步。例如，高氏选择的《哈氏生理学》为英国著名生理学家、伦敦国王大学生理学教授W. D． 哈利伯顿（W. D. Halliburton）所著，是当时英美两国医学校通用的教科书；《欧氏内科学》为著名医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教授W．奥斯勒（W. Osler，当时译为欧斯勒）所著，是当时西方最好内科学教科书。

在教科书的翻译中，高似兰可能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学生一般知识有限或在当时的中文医学教育中暂不需要，因而主持的翻译教材大多不是全译，而是节译。高似兰认为：“凡过于玄奥与医科上关系不甚接近者及非有奥机不能窥察者，例如胚胎学及实验生理学等，仅择要译述，以适医科学生应用之范围。”¹⁰ 因此，他把一些涉及复杂器官的问题，如心脏和神经系统的大体解剖和生理省略了。¹¹ 高氏的这种做法与当时的各类西学著作的翻译大致相同，当然，这种节译不利于对西医学的全面深入了解，但作为教科书大体上保持了与西方生理学教学的同步，尤其是能随英文版的修订而修订中文译本，对医学教学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毋庸赘言，高似兰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编撰的《高氏医学辞汇》（ Cousland's English-Chinese Medical Lexicon ）。《高氏医学辞汇》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医学工具书，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标准中英医学辞典。《高氏医学辞汇》由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出版，1923年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与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合并后，《高氏医学辞汇》由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出版。从1908年到1949年间，《高氏医学辞汇》共出版十版，具体情况如下：

1908年第一版；1915年第二版；1917年第三版（1918、1920、1921年重印）;1923年第四版；1924年第五版；1926年重印第五版并增补附录；1930年第六版；1931年第七版；1933年修订第七版并增补附录；1934年第八版；1937年修订第八版并增补附录；1939年第九版；1949年第十版。

《高氏医学辞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的医学辞典。虽然在近代医学史上曾有合信编的《英汉医学词汇》、汤姆逊编辑的《中英病名词汇》和《英华医学名词》、丁福保的《汉译临床医典》、刘汝刚编的《汉英医药辞典》以及赵师震编的《赵氏英汉医学辞典》等，但这些词典大多是昙花一现，有的因为随时间的迁移，未加修订而不合时宜，有的因为不便查阅而影响不大，只有《高氏医学辞汇》自1908年出版后不断修订再版，一直沿用到1949年以后。其次，《高氏医学辞汇》能与医学的进展保持同步。19世纪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随着新发现、新学科和新技术的涌现，新名词也层出不穷，《高氏医学辞汇》的编者十分重视搜集新出现的医学名词，如心电图（electrocardiogram，当时译为心动电流图），维生素（vitamin，当时译为维生素、生活素、维他命），青霉素（penicillin），电离子疗法（iontophoresis，当时译为电游子疗法），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核苷酸（nucleotide）等新词汇在出现不久后就被词典所收录。《高氏医学辞汇》自第一版后，平均四年修订再版一次，每次再版都花费数月时间增补新出现的名词，即使未经修订的重印本，高氏也将新名词作为附录列在末尾以资参考。再次，《高氏医学辞汇》并非高似兰一人的作品，而是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工具书。1916年中国博医会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华医学会组成了医学名词和出版联合委员会，负责修订再版《高氏医学辞汇》,《高氏医学辞汇》实际上成为当时医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医学词典，并且曾由教育部颁布作为暂行标准。

1930年高氏去世后，《高氏医学辞汇》从第七版开始由医学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的鲁德馨和孟合理（P. L. McAll）继续编辑再版。1955年鲁德馨编的《中英医学辞汇》是《高氏医学辞汇》第十版的修订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学名词汇编》由《中英医学辞汇》《赵氏英汉医学辞典》以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审定的《医学名词》三者综合而成。由此可见，《高氏医学辞汇》对中国的西医名词翻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高似兰将其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于中国的医学名词翻译统一事业，《高氏医学辞汇》在几乎半个世纪里一直作为最重要的英汉医学字典，为我国西医的引入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以后的医学辞典的编辑和医学名词统一奠定了基础。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4期）

1 Cousland B P, “Beri-Beri,” CMMJ 1 (1887) : 74-75. Cousland B P, “Notes on the Occurrence of Beri-Beri or Kakke at Swatow, ” CMMJ 2 (1888) : 51-55.

2 Cousland B P, “A Plea for Medical Statistics, ” CMMJ 10 (1896): 54.

3 Cousland B P, “Hospital Report, ” CMMJ 2 (1888) : 145.

4 Cousland B P, “Medical Nomenclature,” CMMJ 10 (1896) : 184-198.

5 Cousland B P, “Medical Nomenclature in China,” CMMJ 19 (1905) : 55.

6 Cousland B P,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edical Terminology,” CMJ 21 (1907) :125.

7 Ibid.

8 《江苏省教育会审查医学名词谈话会记事》,《中西医学报》1915年第8期。

9 张大庆：《中国近代的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5期。

10 高似兰：《哈氏生理学·绪言》，载《哈氏生理学》（第7版），高似兰译，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出版，1919。

11 高似兰：《哈氏生理学·前言》，载《哈氏生理学》（第1版），高似兰译，中国博医会出版委员会出版，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