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内容

本书基于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我国标准化机制改革，探究多主体参与情景下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和发展政策，除了第1章绪论，共由4个部分、11章构成，总体研究逻辑见表1-1。

第一部分 问题研究

本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和第4章。其中，第2章和第3章是实践现状剖析，第4章是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第2章 工业革命与标准化发展

近代工业标准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章从标准化的作用、表现形式、驱动力、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应用领域等方面分析了历次工业革命进程中标准化的发展特征；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以来ISO及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标准化发展方面采取的新举措和取得的新进展，进而探讨了标准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挑战。

本书首次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与标准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明确提出互换性需求、工程师自下而上的驱动是近代工业标准产生的基础；简化提升了生产效率，标准化融入管理推动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发展；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产业的发展促发“标准之战”，延续并扩散到高技术产业；市场和国家战略双轮驱动力量日益显著；标准的多重属性使标准成为治理工具；而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基础性技术标准、接口标准将成为争夺高地，标准生态将成为产业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多方共治将成为标准治理的主导模式。

第3章 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探索、发展与挑战

本章阐释了2015年之前我国标准体系亟待优化、快速响应需求的标准供给不足、标准竞争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分析了协会标准、联盟标准和团体标准等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三大发展阶段的政策制度、实践探索和典型案例；总结了2016年以来我国团体标准化在发展规模、标准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优秀团体标准组织发展等方面的成绩，并基于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数据，深刻剖析了我国团体标准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本书认为，团体标准作为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主要形式，其发展是标准化体制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目前，团体标准从数量上看已成为国家标准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部分团体标准组织发展活跃，头部集中效应显著。本书创新提出“团体活跃度”概念，2020年新增的团体标准组织中，僵尸型组织占29.31%，低活跃度组织占48.26%，中等活跃度组织占15.87%，高活跃度组织仅占6.56%。我国团体标准在爆发增长态势中，低活跃度组织占比高、创新性标准占比不高、团体标准定位偏差大、标准文本质量不高、标准组织竞争力弱、政策依赖过强等问题急需被关注。

第4章 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研究综述

本章从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第一，标准形成问题研究综述。本书获取了WOS （Web of Science，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数据库中1966—2022年标准形成相关文献845篇，运用CiteSpace （Citation Space的缩写，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关键词词频、关键词聚类、关键文献分析等对关注焦点、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划分为需求驱动、管理驱动和全球治理驱动3个研究阶段，重点梳理了标准形成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第二，鉴于“团体标准”研究的中国场景特性，本书以2002—2022年团体标准化相关的821篇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进行了文献分析，研究呈现出联盟标准、标准体系、标准组织、标准化活动和产业应用5个研究主题，并结合热力图进行了研究热度分析。

第二部分 理论研究

本部分包括第5章、第6章和第7章。其中，第5章建立了标准形成问题的研究总体框架，第6章探讨了企业、团体及政府3个核心主体的博弈关系，第7章构建了基于集体行动观的标准参与意愿理论模型。

第5章 标准形成问题理论框架

本章从实践及理论两个视角梳理了关于标准内涵的认识、标准的类别和作用空间，提出了标准的技术属性、治理属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协商一致和多主体参与两个主要特征。本章着重分析了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自愿性、开放性、市场性、先进性特征；基于标准全生命周期理论，在梳理相关研究观点的基础上，结合ISO的标准管理流程，梳理了标准形成的3类活动（即标准研制活动、协商一致活动和发布活动）和7个环节。

第6章 博弈论视角下的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形成机制

标准形成关联着企业、标准组织和政府的不同目标和利益。本章构建了企业、标准组织及政府之间的三方策略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标准组织在标准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影响因素，并结合数值仿真进行分析。通过对多主体均衡策略的探索，为优化各主体资源配置，推动市场标准蓬勃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书首次将标准组织纳入博弈主体，对标准形成过程中的企业、标准组织、政府三方的行为策略进行多方博弈，从标准的技术属性、治理属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出发，围绕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自愿性、开放性、市场性、先进性特征形成博弈条件，发现博弈的稳定点策略组合为｛企业投入，标准组织高意愿，政府不激励｝。企业是技术标准化的主体，对系统演化的方向和结果影响显著；政府的基本收益和补贴对三方演化博弈结果均有显著影响。当企业投入意愿较低时，政府倾向于采取激励策略提高企业技术标准化的积极性，以缩短企业和标准组织选择积极策略的时间，加快达到稳定点。

第7章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形成机制

本章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分析了集团规模、主体异质性、选择性激励如何影响标准的形成过程，建立了以集体行动内驱力为中介变量、集体行动外驱力为自变量、集体行动意愿为因变量的研究模型。

本章结合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形成的集体行动特性，创新性地将曼瑟·奥尔森 （Mancur Olson）提出的集团规模、主体异质性及选择性激励三大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细化为参与主体数量、产业规模、类型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制度设计、自治机构和扩展服务7个具体要素，同时研究团队认为外在激励若不能转化为内在激励，即不能形成内驱力，标准制定主体的参与意愿便不能真正形成。为此，本书提出了以组织间学习为内驱力的标准形成的集体行动机制模型。

第三部分 实证研究

本部分包括第8章和第9章。其中，第8章从企业视角对参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形成的集体行动问题进行了实证，第9章从团体视角对团体的组织能力评价进行了实证。

第8章 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形成的集体行动机制实证研究

本章基于第6章建立的理论模型，以“浙江制造”标准为研究背景，围绕集体行动的外驱力如何影响企业参与制定团体标准意愿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了政府激励、团体组织能力和产业规模3类集体行动的外驱力对集体行动意愿的直接作用，以及知识获取和知识运用两类集体行动的内驱力在集体行动的外驱力与集体行动意愿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章根据理论推理构建的概念模型设计了相关量表；发放并回收了205份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的有效样本，运用SPSS和AMOS进行因子分析和结构模型评估。

研究发现，集体行动内驱力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政策激励、产业规模和集体行动意愿间不存在直接效应；团体组织能力和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直接影响，集体行动内驱力起到的中介效应较小。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直接影响，集体行动内驱力起到的中介效应较小。

第9章 标准组织能力评价研究

标准组织能力是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本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基于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论，从标准形成、标准实施和标准推广等方面提炼影响标准组织能力的相关要素，明确评价细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层次分析法优化标准组织能力评价模型。

本章创新性提出了由标准形成管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运作能力和国际化能力4个维度、10个指标构成的标准组织能力评价体系，进而刻画了政府支持型、技术领先型、市场驱动型、协同发展型和无序发展型我国现阶段5类标准组织的特征。

第四部分 对策研究

本部分包括第10章、第11章和第12章。其中，第10章分析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国外先进团体的标准化发展经验，第11章在第9章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标准组织能力提升的策略，第12章从政府视角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推动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优质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10章 国外标准组织的发展模式

国外市场导向标准化机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形成，发展动力源于市场需求。本章着重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标准的管理机制，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ASTM）为代表的自愿性标准组织、以英国标准化学会（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为代表的政府认定的标准组织、以欧洲电信标准化学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为代表的区域标准组织及以第三代合作伙伴项目（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3GPP）为代表的专业性标准组织的发展经验。

本书认为，国外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发展是市场推动的结果，协会、学会等团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团体的以下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学习：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清晰的标准管理流程并严格执行、成熟的市场推广机制、国际化的战略定位和对利益相关方需求的高度重视。

第11章 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与产业发展

满足创新及市场需要是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发展的关键要求。本章以新工业革命启动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ICT产业为研究对象，从技术标准生命周期视角，探究了移动通信产业技术标准演化路径。另外，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我国ICT领域的制定团体与参与单位之间的合作模式进行了研究，提炼出合作共进模式、核心支撑模式、独立发展模式和项目推动模式4种模式。

本章通过Logic模型模拟移动通信产业演化，验证“标准引领创新发展”的路径模式，发现技术标准推动并引领下一代技术的发展，新一代技术标准的萌芽产生于上一代技术标准的成熟期或成长期；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将驱动技术标准的迭代；技术标准竞争主体由大企业主导到技术标准联盟推动再到国家战略协同。通过ICT领域社会网络分析，创新性地提出我国团体标准合作中存在合作共进、核心支撑、独立发展和项目推动4种模式，且合作共进模式是目前ICT领域团体标准发展中更具优势的组织模式。

第12章 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发展对策及建议

本章基于2015—2020年我国国家、行业及地方出台的60项团体标准发展政策，采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 PMC 指数模型和政策工具模型，对其中12项典型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团体标准政策整体效力处于可接受水平，并且随着PMC指数的增长，政策工具沿不良型—环境型—需求环境并重型—需求型的趋势变化；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加大对团体标准推广应用等方面的资助力度并注重团体标准的试点示范和认证等工作。另外，本章选取了4个典型的标准组织为案例，提出标准组织能力提升的对策；提出了建立长效机制、开展市场自主制定标准先进性评价、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意愿等机制优化建议，以推动我国市场自主制定标准优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