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十九世纪中叶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原因

孙成木

15世纪末以前，俄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1]18世纪以前，俄国是一个弱国，日耳曼人、蒙古人、波兰人、瑞典人都打过它。18世纪时，俄国农奴制度仍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关系还很脆弱。但是，从18世纪起，俄国便开始跻身欧洲强国之列。1861年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接近工业发达的国家。

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试就促进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因素进行探讨。

一 改革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也可能是农民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在俄国历史上，当革命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自下而上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演进时，自上而下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手段。18世纪以后，特别是1861年以后，俄国历次重大的改革，正是遵循这种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

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改革的历史条件、动机、规模和效果不尽相同。

18世纪初，彼得一世为克服俄国的落后面貌、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并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进行改革。彼得改革促使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列宁说，俄国的“欧化”，“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2]

19世纪上半期，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奴制危机的加深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俄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适应新的形势，已经开始实行某些局部的改革。例如，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出现了米·米·斯佩兰斯基的国家改革方案，包括仿效西方议会制度建立国家杜马，进行行政、司法、财政制度的改革，企图实行某种君主立宪；尼古拉一世统治时，出现了巴·季·基谢廖夫的管理国有农民的改革方案，包括建立沙皇官吏监督下的农村自治机关、扩大少地农民的份地、提高农业技术、向东部移民等改革，企图逐步废除农奴制度。这些改革方案，由于当时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能够付诸实现者甚少，大都因顽固的反动贵族的反对而遭到失败，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国家管理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之后，他又陆续实行地方自治局、司法、市政、军事改革。1861年改革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改革超出了封建主义的范围，以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开辟了整个俄国“欧化”的新时期。第二，改革使农民的人身获得了自由，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但可以继续从事农业，而且可以经营手工业，经营其他行业，这就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生活。农民还可以进城当工人，这就为新兴的俄国工业提供了自由雇佣劳动力。由于生产力获得一定的解放，俄国资本主义便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世纪60～9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七倍。1860～1895年，生铁熔炼量从2050万普特增加到8870万普特，煤开采量由1830普特增加到5.555亿普特，石油开采量从50万普特增加到3.77亿普特。[3]列宁指出：“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这样的迅速，只用数十年的工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4]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为防范农民的反抗斗争和扶植农村资产阶级，实行了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这又是一次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进，一方面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扶植专制制度新的社会基础，对农民实行暴力和剥夺，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另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促使农民同土地分离，加速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列宁指出，“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无疑是进步的。列宁认为1861年改革是第一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斯托雷平改革则是第二次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并说：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长久地维持下去，“俄国的土地制度将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5]当然，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远没有达到目的。直到1917年，俄国仍没有建立起完全的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

由此可见，俄国每次改革，虽然并不完全成功和达到既定的目的，但是都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旧的经济、政治结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 保护关税政策和扶植工商业政策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17～19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全俄市场的形成，在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逐渐成长。大地主、大商人多以经营手工业、商业致巨富。沙皇政府为保护本国新兴地主、商人的利益，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的打击，维持贸易平衡，很早就实行征收高额关税、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和免税优待本国工业品出口的办法。1649年，就禁止英国商人在俄国无税贸易。1667年，沙皇政府颁布了由大商人、大贵族奥尔金-纳肖金提出的商业章程，禁止外商进入俄国腹地经营零售商业，违者罚以重税。1724年，彼得一世政府首先在俄国制定了关税税率，规定国内能够生产而又数量充足的商品（如麻布、铁、针等）的最高税率为商品价格的75%，国内不生产的商品或者工业上需要的原料（如羊毛、颜料、原糖、生丝等）予以免税或减税。18世纪中叶，沙皇政府逐渐取消了对部分商品的专卖。1753年12月的敕令宣布自次年4月起取消国内关税，但在对外贸易中仍征收高额关税，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唯独工业原料可免税进口。1810年，沙皇政府仍实行禁制关税，采取高额税率的办法阻止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使市场全部都在俄国的控制下。

但是，当时以出口农产品致富的大地主则要求贸易自由。在他们的影响下，沙皇政府在1816年和1819年曾放宽关税税率，减少进口税。据1816年3月颁布的关税税率，251种商品的税率为其价格的15%～35%；其余的约占进口量一半以上的商品，包括俄国工业需要的各种机器、工具、设备，允许自由进口；175种商品，包括奢侈品、食物、酒类及俄国能大量生产的农产品，禁止进口；绝大部分俄国生产的商品可以自由出口。[6]这种关税政策既适应了贵族企业家发展工业的需要，又满足了贵族地主出口谷物和其他农产品的愿望，调和了统治阶级中两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1822年，在贵族企业家的要求下，沙皇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国商品的禁例，对进口的外国制造品课以高额关税，如铁的关税率为其价格的

250%，生铁的关税率更高，达600%。[7]这种政策一直延续三十年之久。

19世纪四五十年代，沙皇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放宽工业品进口的关税税率。1850年，降低了纺织品和从陆路进口黑色金属的关税。1857年，准许从海路进口生铁和铁，进一步降低皮棉、纱锭和布匹的进口税，免征机器进口税。1859年，俄国铁路总公司获得免税进口铁路建设所需的生铁和铁的优惠。接着，其他铁路公司也获得这种优待。机器制造厂也获得免税进口本厂生产所需金属的特许。1868年，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器制造、钢轨工厂需要的生铁、铁和一部分机器，唯独在企业家的要求下开始征收机器的进口税。这些措施在当时促进了铁路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但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外国商品涌入俄国的情况。

因此，俄国中部资本家担心民族工业会因为外国商品的竞争而遭受致命的打击。乌拉尔矿业主强烈要求撤销免税从国外进口任何种类的钢、铁、生铁的规定，并修订1868年税率。至此，沙皇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82年，关税提高了10%。1884年，每普特铜的关税为1卢布50戈比，1886年增加到2卢布50戈比。从1868年到1891年，棉纺织品关税增加一倍，生铁关税增加九倍，钢轨关税增加三倍半，高额课征关税推广到绝大部分工业品。[8]

1891年，在企业家的参与下，沙皇政府颁布了非常保护关税税率。19世纪70年代以来提高关税的措施被固定了下来。此后，关税税率进一步提高。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与商品本身价格的比例，从1881～1884年的19%增至1891～1900年的33%。[9]

俄国保护关税政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税率，都是从有利于本国工业的发展出发，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它加快了俄国工业发展的步伐，提升了俄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对外国商品在俄国的竞争起了一定的自卫作用，有利于俄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但在另一方面，保护关税政策却又使一小撮大资本家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地位和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盘剥；阻碍技术的进步，使民族工业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恩格斯说，整个俄国大工业“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10]

实施保护关税政策的同时，俄国政府为利用新的工业技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扶植工商业的政策。

17世纪，俄国已有个别商人经营大的工业企业。18世纪初，由国家投资兴办了一批大企业。国家还鼓励贵族地主经营手工工场，使用廉价的农奴劳动力，并给予贷款。由于政府的扶植，私营手工工场逐渐增多。18世纪40年代开始，不少地主利用自己庄园的农奴和原料，建立呢绒厂、帆-麻布厂、地毯厂、酿酒厂等。沙皇政府不但鼓励贵族地主经营工业企业，而且扶植大商人经营工业企业，把官办工厂以优惠条件交给大商人经营。乌拉尔矿业主杰米多夫家族的工厂，是接受官办的涅维扬斯基冶金厂为基础开办的，到了18世纪中期扩充为拥有26个炼铜厂和炼铁厂的规模，占全国金属产量的1/3。

18世纪20～50年代，沙皇政府曾授予少数宠臣和显贵经营工商业的垄断权，但是，政府既然准许贵族经营工商业，也就不能阻止平民举办工业企业。到了18世纪下半期，俄国农村手工业者和包买商的势力已日渐强大。某些大商人拥有工厂，并兼批发自己生产的产品，其经济势力可与贵族的大企业相抗衡。先前政府授予这些大企业的垄断权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沙皇在商人的呼吁下，于1775年和1778年颁布诏书，明确宣布所有臣民均可自由从事织布技艺，撤销领取织机证，撤销法定企业与非法定企业的区别。18世纪初，沙皇政府为保证陆海军的供给，曾禁止工厂主经营零售贸易，只许工厂主将自己的产品批发给商人，到了19世纪初，这项禁例也被冲破了，工厂主已被准许经营店铺和零售商品。1842年，正式撤销了对工厂主经营零售业务的禁令。这样，放松了对工商业的压抑，使商办工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据统计，1765年莫斯科商人仅2%拥有工厂，到19世纪中叶在莫斯科固定商中就有14.3%掌握了生产企业。[11]

19世纪40年代，俄国统治阶级中已经有人从巩固俄国的国际地位出发，主张大力发展工业。如原沙皇财政大臣康克林在1845年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工业，“就如同处于某种野蛮状态”。这种情况如果单独自己就没有大的不幸，如果同别国处于同样状况就更加不幸，但如果同高度文明的民族发生冲突，就成了大的“祸害”。[12]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朽。沙皇政府更把发展工业、兴办铁路作为挽救自己的出路，除准许外国生铁、铁进口以满足工厂、铁路的需要外，还以官方订货的办法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和机车制造有关的冶金工厂和企业的订货往往高于市场的价格。国家通常通过招标的方式吸引资本家订货。20世纪初，在铁路部门订货的办法改变了，在交通部下面设立了有工业资本家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作为分配各工厂之间的钢轨、机车及其配件订货的最高机构。在这个特别委员会中，南方八家工厂和乌拉尔三家工厂是最有权势的单位，是政府旨意的传达者和执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扩军备战的需要，军事订货激增。与订货有关的工业部门在短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例如，由陆海军部承包订货的造船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仅在战前三年里固定资本就增加了九倍。

此外，19世纪初，沙皇政府成立了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商业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出版专门杂志，为工商业者提供咨询；举办全国性的工业展览会，交流生产经验；以后为鼓励输出给制糖业和石油业资本家发放出口奖金，等等。这些措施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 引进外资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19世纪下半叶，当俄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西方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正在终结。当时俄国社会中，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工人生活水平、工资低，有大批廉价劳动力，又由于俄国资源、原料丰富，并有商品销售市场，外国资本家特别乐于对俄国输出资本，在俄国开办新的企业。沙皇政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提高俄国的国际地位，需要修筑铁路和发展新式的军事工业而又苦于资金不足，财政支绌，亦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外国资本。

这样，外资在俄国就有两种用途。一种是为发展工业生产的生产性投资。另一种是为弥补政府财政亏缺的非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又有股票投资（股东参与企业的经营并取得利润）和借贷投资（资本家只收取利息）两种形式。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就已经大量输入俄国。据统计，1861～1880年，俄国资本在生产性投资中的比重为28%，外国资本在生产性投资中的比重为72%。[13]当时外资主要以借贷形式用于发展铁路作为俄国经济振兴的杠杆。从19世纪80年代起，外国资本家在俄国投资设立银行和工厂的活动迅速扩大。1891年关税税率实行后，外国资本家为躲避关税，更以直接向俄国投资代替向俄国倾销工业品，在关税壁垒内部建立自己的企业。1890～1900年，外国在俄国银行和工业的投资从2亿卢布增加到9亿卢布。[14]这些还不包括沙皇政府在国外的借款和铁路借款。19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差不多占俄国工业全部所投资额的一半。1900年，外国人在采矿、冶金和工程等行业中拥有的资本占70%以上。[15]

列宁在指出19世纪9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俄国投资的情况时说：“最近一个时期，外国资本家特别愿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到俄国来，在俄国建立自己的分厂，设立企业公司，以便在俄国开办新的企业。他们像饿虎一样向年轻的国家扑来……”[16]这是外国资本家在俄国投资的一个生动写照。

外国在俄国开设的银行，最主要的是“国际商业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前者是柏林“贴现公司”分公司，后者是“德意志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在俄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汇兑，购买股票，开展对外贸易，向沙皇政府发放贷款。

外国在俄国办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如采矿、化学、机器制造等部门。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法、英、德、比）在俄国的资本占俄国外资总数的96%。法国和比利时资本主要投到冶金、金属加工、机器制造工业和银行业。英国资本家在南方经营煤炭、冶金和石油开采工业。德国资本家主要经营机器制造、电力、化学工业等。1904年，德国电力工业在国外的投资有2.33亿马克，其中投到俄国的就有6200万马克。

棉纺、丝织、麻纺等轻工业部门，是俄国民族资本的发祥地，民族资本在这里占优势。著名的俄国大商人，如莫罗佐夫家族、里亚布申斯基家族、普罗霍夫家族等，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开始在莫斯科附近开办企业。但是，就在这些部门中，外资也有一定的比重。20世纪初，在棉纺织业中外资约占19%，达8450万卢布。[17]

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后，协约国增加了对俄国的资本输出。1908～1910年，英国给俄国的铁路和城市借款从276.6万英镑增加到297.8万英镑，英国在俄国的工业投资从91.39万英镑增加到177.72万英镑。法国在俄国的投资，1901～1905年为136.6万法郎，1906～1914年增加到246.15万法郎。1914年1月27日，俄国财政部同巴黎银行团签署贷款2.49355亿卢布，以修筑连接俄国西部边境的战略铁路。另外，1914年，美国在俄国投资11.39亿卢布以上。[18]

外国资本的输入，带来了西方资本家对俄国经济的掠夺和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因外债和外国投资，俄国每年必须向外国支付4亿卢布。20世纪以前，80%的外资以借款的形式用于铁路建设。日俄战争和1905～1907年革命后，沙皇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把大量外债用于非生产性开支。1900～1913年，俄国国债（内债和外债）从79亿卢布增至127亿卢布，其中外债从40亿卢布增至54亿卢布。[19]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愈来愈深地陷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地位。

外国资本的输入，也不能不刺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指出，“资本的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20]

外国资本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第一，投到俄国工业的外国资本，主要不是经营原料加工业，没有使俄国的工业生产服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是发展俄国的工业，尤其是发展铁路和重工业，并由此带动整个俄国经济的发展。如果说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铁路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都要依靠进口的金属，那么，到了90年代，俄国金属的供给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第二，外国资本的输入引起了俄国工业布局的变化。19世纪末，在南俄很快就建立了崭新的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基地。这些工业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既没有传统和等级，也没有民族性与一定居民的闭关自守性”。[21]重工业的领先地位便从乌拉尔移到南俄。据统计，1880年，南俄生铁熔炼量才占全国生铁熔炼量的5%，乌拉尔则占70%。1900年，南俄生铁熔炼量的比重上升到50%，乌拉尔则下降到27%。1913年，南俄生铁熔炼量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67%，乌拉尔则进一步下降到19.7%。顿巴斯煤炭开采量在19世纪60年代占全国煤炭开采量的33%，90年代增加到70%，1913年又增加到87%。巴库地区石油的产量在19世纪70年代占全国石油产量的74%，90年代增加到95%。[22]

第三，一些外国资本家在俄国开办企业或者把自己的工厂搬到俄国，并在俄国定居下来，从而扩大了俄国大资产阶级的来源。来自外国的资本家的著名代表有尤兹、古容、诺贝尔兄弟等人。

约翰·尤兹（1814～1889年），原为英国人。出身于工程师家庭。起初在英国一家冶金厂工作。1860年成为一大展铁厂经理。曾接受俄国的军事订货。1869年，在俄国设立诺沃罗西斯克煤、铁、钢轨股份公司。1869～1872年在尤佐夫卡（今顿涅茨克）开办冶金厂。之后，迁居俄国。尤兹拥有种种优惠和特权。沙皇政府划给他大片土地，提供大量贷款和奖金。

尤·彼·古容（1858～1918年），原为法国人。1883年在莫斯科设立制作金属线的作坊。以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古容”冶金厂。古容曾任法国互助协会委员、莫斯科冶金工厂股份公司董事长、莫斯科交易委员会主席、莫斯科缫丝股份公司董事、工商委员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历届工商代表大会代表。

诺贝尔兄弟，即路·伊·诺贝尔（1831～1888年）和阿尔弗勒德·诺贝尔（1833～1896年），原为瑞典人。1879年，他们在俄国创办石油工业公司——诺贝尔兄弟公司。1885年，该公司在巴库生产的煤油就达1070万普特，占9个最大的油田煤油产量的一半。

四 学习和引进西方新技术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俄国经济的落后更加明显。例如，英国在1771年加工棉花已经达2132吨，而俄国（不包括波兰和芬兰）直到1828年才超过这个水平，即落后50多年。18世纪以英国为市场的俄国冶金业，到了19世纪初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大约到1805年，英国生铁熔炼量已经超过俄国。1825年左右，法国、美国，从1855年起德国、奥匈帝国，生铁熔炼量都超过俄国。俄国要在经济上缩短同先进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学习和引进西方最新技术成就。

19世纪初，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俄国统治集团意识到，仅用强制的手段已不足以对手工工场工人进行统治。1804年，财政大臣瓦西里耶夫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献策说，“可能的严厉”只能引起“工人不断的反抗”，“并且，强制的严厉正使工人变得忧郁，而心灵的忧郁正压抑着工人的能力”。[23]因此，统治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和缓和阶级矛盾，也不得不采用新的技术装备，改进企业管理。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是掌握最新技术的国家。但是，英国政府为保持技术垄断，早在1786年就禁止出口机器，违者要处以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要掌握新技术，就只好聘请英国技师、工程师工作。最初到俄国的一些英国技师、工程师并不都是好手。其中最有成绩的是査尔洛兹·别尔德。1792年，他在俄国设立机械作坊。1804年，为官办的亚历山大罗夫厂安装第一部14马力的蒸汽机，但未能奏效。1810年，别尔德为彼得堡机械厂造出一部24马力的蒸汽机。这部机器用了5年，开始失灵。此后，他又造了几部蒸汽机。1811年，别尔德获得贵族衔。1815年，他获得在欧俄一切水路使用蒸汽船的特权。同年年底，他造的“斯捷姆博特”号完成了彼得堡和喀琅施塔得之间的航行。别尔德的小机械作坊发展为一座大机器制造厂。该厂在1803年有113人，1812年增至400人，1824年又增至900人。到1825年，别尔德在彼得堡的机械厂共制造出工厂用的蒸汽机130部，轮船用的蒸汽机11部。

聘请外国技师、工程师的同时，一些掌握西方新技术的俄国技术人才开始成长。别尔德曾亲自训练大批技工，包括司机、锻工、钳工等。在1806年，他的徒工就有一百人。乌拉尔著名的机械工程师叶·亚·切尔巴诺夫曾到过瑞典和英国。19世纪20年代，切尔巴诺夫就为尼·塔吉尔厂制造两部排水用的蒸汽机（30马力和40马力）。此后，他又为另一家工厂造了一部蒸汽机（40马力）。

但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俄国蒸汽动力的应用范围还很小。据统计，在加工工业中，总共只有150部发动机，2200马力，平均每部14～15马力。在采矿和工厂中，总共只有22部发动机。[24]可见，工业中使用机器虽已出现，却还是个别现象，对整个工业发展的作用还不大，不能改变手工工场的统治局面。

1842年，英国解除了对机器出口的禁令。从此，俄国进口的机器激增。1843年进口的机器比1842年增加两倍，1860年比1842年增加39倍。1811～1870年，俄国进口机器和工具的情况，可用表1表示。[25]

表1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制造的机器仍不能满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需要，进口的机器占进口总值的10%～15%。[26]俄国进口的农业机器，1862～1872年为78.8万卢布，1873～1880年为290万卢布，1881～1888年为420万卢布，1889～1896年为370万卢布，1902～1903年为1520万～2060万卢布。[27]1909～1913年经济高涨时期，俄国进口机器仍占相当比重，1912年，农业机器的进口量已过本国产量，工业机器中国产的和进口的约各占一半。

在俄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家也带来了大量西方的新技术，如采矿和金属加工技术，电气和化工机器。其中电气工业则是最能代表新技术成就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

引进大批机器和重要工业原料，对俄国工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世纪俄国廉价的铁有助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那么，19世纪英国的机器和金属则加速了俄国的工业革命。1851～1861年，俄国机械厂增加4.6倍，工人增加8.2倍，产品增加14.2倍，年增长率30%以上。1861～1871年，俄国机械生产的工厂增加56%，工人增加143%，产品增加270%，年增长率14%。[28]19世纪70年代，工业中有蒸汽发动机6300台，总功率为11.5万马力。1892年蒸汽发动机增至1.3万台，总功率为34.5万马力。[29]这样，“木犁与连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30]

学习和引进西方新技术不但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改善了工业生产的条件。例如，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在石油钻探、开采、加工以及运输、保管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在巴库石油工业中广泛应用蒸汽发动机，其数量从1883年的141台增至1893年的605台和1901年的2769台，总功率从1883年的1458马力增至1893年的10054马力和1901年的70707马力。此外，在作业区和工厂区铺设了道路、管道，出现了供运载石油和石油产品用的运油船、油槽车。[31]

学习和引进西方新技术缩短了俄国同西方的差距。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都是用当时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在南俄的燃料工业和冶金工业中，动力装备超过国内平均指标的2.3倍，南俄冶金工业的技术和规模与当时西方的差别不大，在俄国中部也有一批引进了大型机器的机器制造厂，“在短期内实现了生产的现代化”。[32]

［孙成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始发于《世界历史》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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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8，第70页。

[2]《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61页。

[3]《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История СССР ⅩⅨ начало ⅩⅩ），莫斯科，1981，第161页。

[4]《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104页。

[5]《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7页。

[6]《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俄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ⅩⅨ一начала ⅩⅩ века），列宁格勒，1983，第80～81页。

[7]谢·宾·奥孔：《苏联史纲（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С.Б.Окунь，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втор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века），列宁格勒，1957，第12页。

[8]波格列宾斯基：《革命前俄国财政史纲》（П.П.Погребинский，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Финан-со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оссии），莫斯科，1954，第76页。

[9]阿·拉·西多罗夫等主编《苏联史》第2卷（История СССР.Т.II，Под ред.А.Л. Сидорова и др.），莫斯科，1965，第20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19页。

[11]В.Н.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В.Н.Яковцевский，Кулеча-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Феодальн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科学出版社，1956，第173页。

[12]谢·宾·奥孔：《苏联史纲（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第35页。

[13]N.Ф.金丁：《国家银行与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1851—1892年）》［И.Ф.Гиндин，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анк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Ч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1861—1892гг.）］，莫斯科，1960，第50页。

[14]《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第167页。

[15]西里尔·E.布莱克等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第240页。

[16]《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83页。

[17]弗维·拉维雷切夫：《俄国纺织业中的垄断资本》（Лаверыцев，В.Я.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3，第21页。

[18]奥·弗·索洛维约夫：《国际帝国主义——俄国革命的敌人》（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враг революции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1982，第188～189页。

[19]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通史》第6卷（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и до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т.Ⅵ，гл.ред.Б.Н.Пономаре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第276～277页。

[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785页。

[21]《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444～445页。

[22]《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第161、250页。

[23]斯·古·斯特鲁米宁：《俄国经济史纲》（С.Г.Струмилин，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0，第433、435页。

[24]斯·古·斯特鲁米宁：《俄国经济史纲》（С.Г.Струмилин，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0，第433、435页。

[25]斯·古·斯特鲁米宁：《俄国经济史纲》，第441页。

[26]《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第167页。

[27]《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67页。

[28]斯·古·斯特鲁米宁：《俄国经济史纲》，第439页。

[29]《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第161页。

[30]《列宁全集》第3卷，第547页。

[31]巴·尤·阿洪诺多夫：《革命前巴库石油工业的垄断资本》（Ахунодов，Б.Ю.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акин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ти），莫斯科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59，第11页。

[32]《苏联史（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