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战争、迁徙、复业原籍与宗族再造

——以12～15世纪的安徽宿州闵氏宗族为例

杜靖[1]

摘要 北宋末年，宋金战争爆发，宿州闵祠村闵氏族人从淮河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而后他们又经历了宋元战争和元末农民战争，复从长江北岸再迁长江南岸。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他们始终不放弃回归祖籍复业的念想，在多次尝试失败后终于明成化年间北归成功，并借助了帝国的力量再造了宗族。在这项历史人类学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祖籍”或“祖籍认同”这一本土观念对中国宗族建造的意义。过往的中国宗族研究侧重于功能的解读，即把宗族理解得过于实在或实体化，而“祖籍”或“祖籍认同”则强调了宗族成员的主观信念或理念价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西方人类学族群理论中的“族籍”（ethnicity）或“族籍认同”等术语进行了中国经验反思，认为“祖籍”和“祖籍认同”虽与“族籍”和“族籍认同”在概念内涵上有相叠合处，但又不是“族籍”和“族籍认同”。

关键词 北宋 祖籍认同 闵氏宗族再造

宗族的迁徙大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迫于生计而做的播迁运动，流散出去的宗族成员希望觅到一处生存资源更好的环境安顿下来以图未来发展；另一种情况是战争或战乱给人们带来的流离失所。笔者称前一种情况为“生存性移民”，后一种情况为“战争性移民”。人们通常说的“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大致属于前一类，而本案例研究的则属于后一种情形。

移民运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建设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约略有三种情形，[2]第一种是移民并没有在移居地制造新的宗族，而是回到原来聚居地开展祭祖等宗族活动，他们保留着祖籍认同意识。像华南人群初到台湾就属于这一类型。[3]陈其南称这种情况为“移民社会”或“垦殖社会”，而不是“土著社会”。[4]其实，南洋也大多属于这一类型，至今他们仍回到大陆祭拜祖先。[5]

到了后期，当移民发展到足够人口规模时，就不再回到原来的地方祭祖了，而是在新的移民地点建立宗祠而开展宗族活动。如陈其南所云：“宗族活动则由前期的以返唐山祭祖之方式渐变为在台立祠独立奉祠。”[6]这是第二种情形。在第二种情形里，这些移民往往会诉诸共同的祖籍来完成凝聚。在此，祖籍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诚如庄英章和陈其南所云：“汉人社会越是历史悠久而社会稳定，越倾向于以本地的地缘和宗族关系为社会群体的构成法则；越是不稳定的移民社会或边疆社会，越倾向于以祖籍地缘或移植性的宗族为人群认同标准。”[7]

第三种情形是移民回到原祖籍地重建祠堂，重新造族。这与第一种情况并不一样。因为第一种情况是，老家的族人已经把宗族建好了，移民只是回去参与宗族活动。即便是在当下宗族重建活动中，部分华侨重返大陆参与宗族“复兴”活动，但并非重建宗族的主体，重建的主体仍然是居住在原地的人群，祖籍地的宗亲主导了宗族“复兴”运动，而华侨只是“回老家”参与。也就是说第三种情况是，祖籍地的族人并没有造出宗族来，或者祖籍地已经没有宗族成员了，移民重新返回故地造族，返回的移民是重新造族的主体。

前两种情形在过去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而第三种情形学界探讨的案例不多，只是提一下而已，至今未见专门的案例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安徽宿州闵氏宗族的一系列迁徙运动，即“初迁-再迁-回籍复业”的历史过程来探讨战争、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祖籍”感受等历史事件和因素对中国宗族的影响。在时间意义上来说，它发生在清以前（清代和南洋的相关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清以前）；在空间意义上讲，它发生于中国腹地的淮河流域，而不是中国的边疆或海外。

本文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收录的明代宿州人张云汉所撰的《闵子世谱》，凡十二卷。其中有《迁九华始末》、《迁抚州始末》和《复业宿州始末》三篇重要文献，并且被归为第八卷而标明为“迁徙”。另外，该书第二卷《里居》和第六卷里的《闵振芦传》也是极其重要的撰述依据。这是中国宗族研究史上发现的非常完整而系统的宗族迁徙资料，弥足珍贵。本文就以这五篇文献以及《闵子世谱》中的其他材料（包括现在地方文史学者发掘出来的清代部分史料）来重书宿州闵氏的移民运动与回籍重建宗族的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深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启发。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张，任何词语或短语不能自生意义，只有将其放置在一定的语言结构中，它才被赋予意义。这是自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8]到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特鲁别茨科依（N.S.Trubetzkoy）再到乔姆斯基（Noam Chomsky）[9]发展出的一套智慧，后来直接影响到列维-斯特劳斯而产生了结构主义人类学。[10]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这套理论迁移到美国服饰系统研究中。他说：“在服装中，有几个层次的语义产生。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套服装是一种陈述，它来自于各个衣服部分的特定安排，同时也与其他整体的搭配形成对立。再次，存在着一种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其意义是以一种索绪尔式的方式通过这一层面上的不同对比而确立起来的。”[11]本案例将“战争”、“迁徙”、“移民”、“原籍”与“宗族再造”作为一个语义链去研究。在笔者看来，没有战争，就没有宗族迁徙，没有迁徙也就谈不上移民问题，没有移民也就无所谓原籍或故里等感受和观念，没有对原籍或祖籍的强烈认同并在内心积淀为一种历史情结，很可能也就谈不上“回籍复业”和“宗族重建”。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陈述句而述说着中国宗族叙事的内在语法逻辑，任何“原子主义”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