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何以存活：贫困老人的抗逆力

虽然贫困老人常常因为严重缺乏经济资源（包括医疗照护资源）而无法满足自身需要，但进入老年阶段就是抗逆力的证明，它证明在艰难困苦中存活下来的能力 （Chapin ＆ Cox，2001）。本书试图摘去“问题的眼镜”，采用抗逆力的理论视角，在识别贫困老人所面临压力的同时，更加关注贫困老人及其环境的优势与资源，以及内外保护性因素回应贫困衍生的压力的过程。倘若我们聚焦于抗逆过程，便意味着我们没有必要给贫困老人贴标签为“有抗逆力的”或“没有抗逆力的”（Teram ＆ Ungar，2009）。相反，我们可以假设处于不利生活环境的所有老年人都在努力地克服通往有意义人生路上的障碍。相对于早期将抗逆力视为有些人有而其他人缺乏的个人特质，这是一种进步（Teram ＆ Ungar，2009）。由此，抗逆力研究不再是谴责受害者（Luthar ＆ Zelazo，2003）。

贫困老人的抗逆力是老人个体及其环境中的保护性因素缓冲逆境衍生的压力，以达至老年人个体在心理和生理功能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均衡的过程。这使抗逆的过程成为联系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的桥梁，特别是将社会政策纳入此过程中来。事实上，在贫困研究中以“二分法”的形式进行“个人/文化—结构”和“微观—宏观”的区分，不可避免地造成过度简化。有学者通过对一系列研究的总结发现，研究者越来越多地超越“文化—结构”的二分法，一个全面的反贫困策略必须包含结构的和文化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应以创新的、有效的方式相互配合。由于抗逆力研究根植于精神病学（psychiatry）和发展心理学，大部分抗逆力研究聚焦于面临贫困而促进抗逆力的个人层面的保护性因素，即那些能够缓冲（buffering）或调节压力和负面生活事件的关系，以增强调适的因素。这些因素将抗逆力的可能性主要置于个人或家庭和社区的独特的、情境的或随机的经验，却对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轻描淡写（Seccombe，2002）。在此之后出现了关于抗逆力的更广阔的、系统的观点，即Waller （2001）所谈到的生态系统视角，该视角融合了个人、家庭、社区三个维度，关注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同时关注生态的、文化的和发展（如种族主义、压迫、社会阶层）的些微差别。它要求我们在人们无法自己克服他们的问题时，不再谴责个人、家庭和社区。然而，生态系统视角走得不够远。政策决定有可能急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没有健全的政策，个人的属性、参与的家庭和支持性的社区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Seccombe，2002）。因此，本书试图在抗逆力的理论框架中进行“个人”与“结构”的有机结合，不仅将个人、家庭和社区纳入贫困老人的抗逆过程，而且将与老年贫困相关的社会政策作为该抗逆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试图考察贫困老人获取制度性支持的过程以及具体的社会政策措施对提升个体抗逆力所起的作用。

将抗逆力视为一个过程，还可以纳入多重层面的影响，这有利于将抗逆力的效果最大化（Wyman et al.，2000； Weissberg et al.，2003）。因为透过多层面环境，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设计减少贫困风险的干预方式，增加资源或扩充获取资源的渠道，动员或增强保护性的系统（Masten ＆ Powell，2003）。要理解自然发生的抗逆力，或为处于贫困风险中的老人设计更为有效的干预，需要更密切地关注各种形式的情境，包括在发展出抗逆力的过程中老年个体如何与各种层面的情境进行互动。

要说明的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贫困老人面对压力仍在心理和生理功能上保持相对稳定、健康的水平，而不一定是压力的消失。从Lazarus等人（Lazarus ＆ Folkman，1984； Lazarus，1991）的观点来看，倘若将压力仅仅描述为外在的事件，则忽略了贫困老人个体对于压力的感受或评估的差异。压力是当处于贫困风险中的个人，其需要超过可获取的资源时，资源和需要之间的落差引致的危机和长期紧张。

借鉴批判老年学的人文主义路径，笔者关注中国城市贫困老人各种压力情境下的意义追寻。通过“聆听他们的话语，感受他们的欢乐、痛苦、矛盾，体会他们胜利的喜悦”（Gratton ＆ Haber，1993：297），发掘贫困老人回应各种压力的内在过程。而且，本书将批判老年学理论融入对贫困老人抗逆力的观察，因此这里的“抗逆力”概念并不等同于以往的“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有生产力的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等概念。笔者既关注那些因有较多资源而有能力应对各种压力的贫困老人，也关注那些外在资源匮乏且长期受损、处于孤立隔离状态的贫困老人。尤其关注制约后者回应各种压力的外在保护性因素，特别是社会政策在贫困老人回应艰难困苦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避免因片面突出前一种贫困老人的抗逆力，而造成对后一种贫困老人的社会贬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