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普惠金融的关键要素

综合国内外的各种定义，普惠金融有以下几个关键要素，一是便利性；二是产品多样；三是可负担；四是商业可持续；五是消费者保护。

1.2.1 便利性

消费者能便捷地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是普惠金融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便利性是指消费者能以较低的成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接近各类金融服务设施（包括分支机构、代理点、自动存取款机和其他网点及设备），以便选择和使用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除了传统的物理渠道以外，随着金融科技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远程服务渠道尤其是手机等移动终端，在普通客户获取和使用金融产品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中国为例，截止到2017年年末，中国银行业平均的电子替代率（即电子渠道办理业务的占比）已达到87%，其中电子替代率最高的一家银行已经达到99.5%。这意味着，单就业务数量而言，远程服务正成为中国银行业日益普遍的服务模式。

在选择是否参与正规金融体系时，金融服务的便利与否是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结果显示，有45%的金融消费者选择服务提供者时，首要考虑的就是位置。研究表明，可得性不足会导致正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获得和使用水平较低。改善金融服务的便利性能增加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使用，同时也能带来诸如增加收入、促进生产投资和就业等很多普惠金融产生的收益。

1.2.2 产品多样

普惠金融的主体众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各不相同而且非常复杂。和普通客户一样，普惠金融用户需要一系列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便有效地管理风险、存储现金、进行日常交易以及获得贷款，等等。这意味着，普惠金融不仅包括信贷，还应包括储蓄、投资理财、保险、支付、汇兑、租赁、养老金等全功能、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如图1-1所示，不同类型的普惠金融服务，可以满足各个阶层客户的基本金融需求，使其以合理价格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其中，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储蓄为人们提供了安全、方便、可细分并带来收益的金融业务，目的是“帮助穷人形成储蓄的习惯，而不是让他们由于无法储蓄而将所有收入都消费掉”；小额保险旨在增强低收入人口对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能力，特别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保险，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应对疾病和衰老的必要资金；许多贫困家庭依靠在其他国家或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寄回的汇款，外出打工者需要将收入用于父母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此外，低收入人口同样会产生诸如代理投资、抵押、理财等其他金融需求。

图1-1 普惠金融的业务类型

资料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整理。

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普惠金融产品的种类会更加多样化，金融服务的质量会日益提高，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成本会不断降低。

1.2.3 成本可负担

借款成本较高是普惠金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内生于普惠金融自身的特点。从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看，借款成本高根源于几个方面。一是运营成本高。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在地理分布上比较分散，如果通过物理网点的延伸来提供服务，必然会大幅度提高金融机构的成本；另外，普惠金融需求普遍具有“短、小、频、急”的特点，单笔业务金额小、产品灵活性大，金融机构业务开发和运营成本偏高。二是风险成本高。由于客户的风险管理和承受能力较差，加之没有抵质押手段，传统普惠金融的风险成本（用实际不良率来衡量）要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业务。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理解，这也是因为金融机构现有的风险管理办法难以将不良客户筛选出来，或者以更低的成本来实施反欺诈，从而大幅抬高了风险成本。

通过较高的利率定价来覆盖高成本，是提高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扩大覆盖面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过高的定价，一方面会加重弱势群体的财务负担，不利于社会公平，与普惠金融的初衷也不相一致；另一方面，过高的定价容易引发信贷配给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反倒会将真实的、合理的金融需求挤出市场，并进一步抬高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因此，将利率维持在适度、可负担的范围内，是普惠金融的一个关键要素，过低的补贴性定价以及过高的掠夺式定价都不具有可持续性。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普惠金融的成本有了大幅降低的可能。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与金融基础设施的改善，有效地弥补了物理网点不足的缺陷，极大地降低了普惠金融业务的单位运营成本。此外，基于更多维度的海量数据，普惠金融的服务者可以利用更为精准的风险管理和反欺诈模型，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来完成产品开发和业务审批，从而在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使风险成本得到了显著的降低。

1.2.4 商业可持续

早前很多的讨论认为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和成本可负担是一对矛盾体。但实际上，普惠金融在满足落后地区、农村、中小企业和穷人的金融需求的同时，也为金融业的发展拓展了新的业务空间和盈利空间。不同于片面强调帮助弱势群体的传统扶贫模式，普惠金融强调整个金融体系的参与，充分利用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满足不同群体的金融需求，实现长远的商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商业可持续的关键同样在于降低普惠金融的成本，其核心在于构建和维持一个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系统。如果一个金融体系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为原本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提供服务，那么普惠金融的长远目标最终也难以实现。一个多元、竞争和创新的市场对于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面对消费者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仅靠商业银行难以向所有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而必须建立起一个分工专业、层次多元的普惠金融体系，共同推动产品设计和交付模式的创新，实现整个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从各国实践来看，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微型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第三方支付企业、移动运营商以及金融科技公司等，都能在普惠金融中发挥各自的专业作用。例如，商业银行在吸收资金方面具有优势，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服务弱势群体的资金成本；农村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深耕社区，能够更好地与本地客户建立信任，也能更好地了解和满足客户特定需求；邮政储蓄及代理银行模式得以利用边远地区的基础设施网络来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得性；金融科技公司在信息获取、处理以及反欺诈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帮助传统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成本，等等。

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实现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另一个重要前提，可以支持信息和交易在市场参与者之间高效和低成本地传输。金融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信用基础设施（征信体系、担保交易体系、抵押登记制度）和全国性支付体系。健全的征信体系可以提供各种重要数据，以便信贷提供者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对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信贷可得性。担保交易体系和抵押登记使企业得以利用其不动产（如土地）和动产（如设备、存货）作为抵押物，获取投资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1.2.5 消费者保护

普惠金融的长期发展目标在于通过金融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意味着，金融机构需要负责任地向消费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超越借款主体能力的过度放贷，或超过可负担水平的掠夺式定价，都与普惠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驰。金融管理部门应当持续评估风险，在不同金融政策目标之间做好权衡取舍，逐步加强对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从国际范围来看，早在20世纪末，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法律层面正式采用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例如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的《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均提出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我国也于2015年发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首个纲领性文件，同样也是目前该领域最高层级的文件。

从各国的相关规定可以大致梳理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主要包括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安全权，具体内涵如下：

一是金融消费者具有财产安全权。金融机构应当坚持审慎合规经营，采取严格的内控措施和科学的技术监控手段，严格区分机构自身资产与客户资产，不得挪用、占用客户资金，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

二是金融消费者具有知情权。金融机构在提供产品及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信息，充分揭示风险，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性的信息，不得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三是金融消费者具有自主选择权。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金融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不得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四是金融消费者具有公平交易权。金融机构不得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在格式合同中不得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不得限制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不得减轻、免除本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是金融消费者具有依法求偿权。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主体责任，在机构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建立投诉办理情况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

六是金融消费者具有受教育权。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极组织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教育，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和诚实守信意识。

七是金融消费者具有受尊重权。金融机构应当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不得因金融消费者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籍等不同进行歧视性差别对待。

八是金融消费者具有信息安全权。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作机构的管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的风险，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