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抗战中崛起的西南大后方

西南是中国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方位对部分特定区域进行标定的一种习惯表达，但这种表达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利益关联的考量，常常会包含不同的范围。西南大后方也恰恰是中国现代历史上迫于民族与国家危亡形势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是在抗战中崛起并对中国抗日战争有着特殊意义的区域。同时，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及西南地区的发展。这种影响，不仅是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包含了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交通、卫生及边疆少数民族发展等多个方面。当然，西南大后方在抗战中的崛起首先是出于军事上的地位及战略设计，而在此基础上，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上的中心位置得以确立，而这也成为现代文学中心从北京、上海等地西移的重要基础，是本文分析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与文学生态的逻辑前提，也由此铺陈开中国西南边陲在现代历史上快速发展的特殊阶段。

一 西南大后方区域范围及政治地位的确立

西南是同西北、东北等以方位对区域空间标定的一种传统的区域概括方式，但西南大后方却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20世纪初期，日本侵华的野心就已昭然若揭，日寇不断制造事端、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而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不要谈积极备战以抗击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以后，形势已万分危急，全国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思维，将有限国力消耗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上。随着日军侵占东北后，日军又向华北步步紧逼，不断挑起事端，国民政府在对比与日本军队的军事力量悬殊后，提出对日“实施持久消耗战略”，把对日作战分持久抵抗时期、敌我对峙时期、总反攻时期三阶段实施，在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仅作有限度之抵抗”，“保存我军主力，藉以空间换取时间，扩大战场”[1]，“今后战争将成为广阔的山地战与河川战，地理上于我有利”[2]。这一战略构想，事实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所筹谋。

1935年7月，蒋介石设想：“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3]由此可看出，川、滇、黔在抗战大后方构拟的早期就进入国民政府视野之中。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军训团发表《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的演讲时称：“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去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4]进一步表露出以西南川、滇、黔为核心，以抗击强敌的想法。而后，这一设想被逐步推进，1936年1月，蒋介石表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5]进一步显示出加强中央对西南治理，以图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国家生命根基的设想。同时，在接连的讲话史料中，也明显体现出在国民政府对西南大后方的建设中，将川、滇、黔作为主要的核心区域。1936年5月蒋介石又谈道：“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足欣慰，以西南为国防之要冲，将来对外作战时，必以此为根据地。余为未雨绸缪，实不能不前往巡视，而为之计划。”[6]足见当时国民政府对稳定、建设川、滇、黔三省为大后方的重视程度。

川、滇、黔作为西南大后方的核心区域是毋庸置疑的了，而较有争议的是广西、湖南、广东等地是否当纳入西南大后方。据记载，1936年，国军参谋本部拟定的作战指导要领指出：“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西南大后方的地位更是随抗战形势的急转直下而被巩固下来，到1938年，蒋介石指示：“若武汉失守，即以巴蜀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甘，南控滇、黔、桂诸省，而将重兵扼守平汉、粤汉两铁路以西，责置相当兵力于浙、闽、赣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8]白崇禧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此时期内之战略指导：以空间换取时间，为保持实力避免与敌人决战，除部分兵力重叠配备于平汉、津浦、平绥各线，牵制敌人、消耗敌军实力外，主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诱敌入山岳地带。”[9]国民政府在1939年1月制定的《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中所做出的军事防御中进一步明确了“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等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10]的战略部署。

也就是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战略设计上，出于军事斗争需要，采取的是依据地域特点进行的空间分层，西南大后方的区域构成也处在变化之中。张轲风在其《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中将这种区域构成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经过系统考证后认为以方位做出的区域标定因各时期认定因素[11]的变化而变化，不会固定不变，因而导致了西南区域范围认识的差异，使得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形成五种相对稳定的西南范围界定的意见：

（1）西南六省说：川、滇、黔、桂、粤、湘；

（2）西南七省说：川、滇、黔、桂、粤、湘、康；

（3）西南五省说：川、滇、黔、桂、康；

（4）西南四省说①：川、滇、黔、桂；

（5）西南四省说②：川、滇、黔、康[12]。

在张轲风做的另一统计量表中，更为明显的显示出对西南区域构成的主要看法（见表1）。

表1 1931～1939年间西南区域界定主要意见[13]

综合来看，不论是哪种意见，川、滇、黔、桂基本上是获得广泛认可的西南核心区域。同时，结合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筹谋西南大后方建设的战略思路，以及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与相互联系，川、滇、黔、桂的联系更为密切，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西南大后方，也是本课题讨论西南大后方诗歌创作生态的核心范畴。

西南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是随着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部署的需要而出现的，但同时，使其真正能够成为稳定的、巩固的并能为抗战提供有生力量的战略大后方，它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的确立更为重要。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西南大后方的形成，是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标志着西南抗战时期大后方历史使命的开始。国民政府随着抗战形势发展，继国民政府1937年12月1日在重庆高级工业中学改建的政府驻地正式办公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等机构相继迁入重庆，至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主要机构多数相继迁入西南，并通过多种策略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地设立行营、行辕，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南的控制。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当局正式发文确定重庆为陪都[14]，并获得共产党的明确支持[15]，进一步明确了以重庆为政治中心的西南大后方的政治地位。以此，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在东南沿海失地工商业、教育、文化等行业资源内迁基础上，加速了西南社会发展，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当然，也为西南大后方文学艺术在困境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事实上，我们回顾关于西南大后方区域范围的不同划分观点[16]会发现，这些差异出现原因主要与其所关注对象在相应区域范围内的相互关联有密切关系，军事防御、政治治理、经济建设以及历史、语言、文学、民族等的研究，各自所考察对象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相互联系的差异导致了对西南大后方区域范围认识的差异。文学间的地域界限虽然存在，但相互间的交流因创作主体的迁移、信息的传播、物资的流通等而并不完全受地域界限的限制，具有动态化和流动性。据上述分析，就本文而言，西南大后方是一个时代色彩超越地域色彩的具有空间、时间双重意义的范畴。具体而言，西南大后方在本文中是对以全面抗战这一特定时间，四川、云南、广西、贵州为主体空间的一个区域范畴，同时因重庆不仅在1937年12月1日起成为国民政府及其主要机构驻地，其后，国民政府于1939年5月5日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也就是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当局正式发文确定重庆为陪都。更具体而言，其实在西南的广大土地上，抗战时期真正在文学上保持较为活跃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如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但又与上海、武汉、长沙、广州、香港及甘陕西北地区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所以，本文中的西南大后方是将作为抗战时政治中心的重庆与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同列为地理空间上的主体范畴，并非限定的地理空间，这也是作为生态系统的开放性的一个特征。

二 西南大后方社会整体发展的稳定

随着国民政府将川、滇、黔、桂等为核心区域的西南抗战大后方建设的推进和政治地位的巩固，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金融机构、教育机构、新闻与文化出版机构、文化艺术团体和许多行业的重要人才等纷纷随国民政府内迁西南。在此情况下，西南的经济、教育、文化等获得较快发展，并且，随着大量内迁人口的充实及资源相较而言的丰富，西南的一些主要城市如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也得到快速发展，西南大后方社会整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并保持了一段时期的稳定，使诗歌生态环境在战时背景下也相对稳固。

在经济建设方面，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南，特别是云南、贵州由于山脉纵横相接、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业还处在原始的粗放经营阶段，粮食亩产量居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农民生活极为贫困，生活所需粮食甚至不能完全自给；工业发展与东部沿海相比较为滞后，据统计，到1937年年底，全国3935家工厂中，川、滇、黔、桂仅有163家，仅占总数的4.14%，工业资本373359000元中，川、滇、黔、桂仅7418000元，占总数的1.99%，工人总数约456973人中，川、滇、黔、桂仅19775人，占总数的4.33%，且大多还停留于手工工业阶段；金融业在西南地区同样发展缓慢，除四川稍具规模达到124家金融机构（含新式银行、旧式钱庄、银号），其他地方则屈指可数，寥寥无几。这些背景也就决定了西南地区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落后，物资市场流通不畅[17]。1935年国民政府逐步确定将西南作为抗战建国、复兴国家的根据地之后，不仅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西南的政治统治，巩固了中央权力，而且逐步加强西南经济建设，着手川滇、川湘、川黔、川陕、川鄂五省联合公路建设，后又逐步修建了滇缅公路等陆路干线，开辟了多条以重庆为中心的水上和空中航线。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奠定了西南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国民政府为加强西南经济发展，出台了《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等发展规划，多次组织生产、财经及金融工作会议，加之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许多工厂、金融机构、资金和技术人才内迁、向西南转移，大量避难人口的流入，使得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在内迁资源的充实、带动下得到快速发展。

蒋介石1938年10月30日发表的《武汉撤守告全国军民书》中明确指出：“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次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18]农业上，国民政府通过发展农贷事业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倡导垦荒拓植，从品种改良、农具改良、耕作方法改进、新式肥料使用等途径进行农业改良，不论是农田面积，还是生产产量都获得快速提高，特别在1938年、1939年处于较高水平，有力保障了后方稳定；工业方面，在一大批内迁工厂、资本、人力资源的支持，以及国民政府下属的资源委员会、财政部、银行、兵工署和各省政府的直接投资或支持下，工业发展迅速，重庆很快发展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川中、川东、昆明、桂林、广元等城市和地区也成为西南大后方工业重镇，据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数据显示，当时西南大后方工厂、工业资本、工人数量与全面抗战前相比，均增长近10倍[19]；许多金融机构也在政府组织下迁入西南地区，许多银行为适应西南大后方建设及工业、人口、城市发展需求，在西南各地纷纷开设分支机构，推进了旧式钱庄、银号的新发展，据统计，1938年到1940年三年间，四川金融机构发展达176处、重庆45处、云南43处、贵州15处、广西51处[20]，拉动了资本的运转，促进了西南经济发展；随着国民政府各级各类机构内迁后，大量人口也相继流入西南各地，在拉动西南建设的同时，商业经济也快速发展，形成了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阳等主要城市为主体的多个商业中心，城镇街道商号林立，仅西南地区的大小商会就达300余个，足见当时商业的兴盛。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西南大后方的巩固，为抗战及抗战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基础保障。虽然随着抗战的延续，国民政府一党专政及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西南大后方社会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并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西南大后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推进西南大后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战时文学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在教育方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有针对性地对高等学校、中学进行轰炸、破坏，对我国教育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1938年年底，已有专科以上百余所高校[21]，其中就有五十余所不能在原地开学而西迁，近二十所停办，由于侵华日军针对性轰炸造成的物资损失达四千余万元。另据《大公报》记载：“几个月来，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各级学校大肆轰炸破坏。大学已有23校被毁，即：南开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河北工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农学院、同济医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商学院、法政学院、持志学院、正风学院、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商船学校、体育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大学、工业专科学校、南昌医学专科学校、广州中山大学等（北平学校尚未统计在内）。据统计，损失总计达21，036，842元。”[22]也正是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迫使中国许多学校向西南、西北迁移，部分学校经武汉、长沙的短暂停留后，也大部分又迁往重庆、昆明、成都、桂林等西南地区，如由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即在1937年10月于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战事吃紧，又迁往昆明，于1938年4月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应对战时困难，同时由于国民党高层中如蒋介石、陈立夫、陈诚等人十分看重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国家大计”，是建国“中坚”，所以在艰难时局下仍然重视教育的稳定，在此背景下，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中规定：“较安全地区的学校，设法收容战区学生；对于战区内学校经费，得为财政紧急处分，酌量变更用途。”[23]并先后又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案》《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教育部登记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分发借读办法》《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等，对战时学校迁移处置做了细致规定，为抗战中教育事业得以延续创造了一定条件和保障。

除政府方面的重视之外，大批教育机构集聚西南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及其主要机构在重庆与重庆周边西南地区，而国民政府是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承认的领导机构，是领导全国抗战的核心，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因而使得从日占区流亡的学校及知识分子，大量向西南方向迁移。著名高校中，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外，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悉数迁往重庆、云南等地，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出版作品，传承“五四”精神，氛围浓厚、活跃，巩固了西南大后方抗战建国的根基，不仅为抗战建国、民族复兴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而且为边疆地区人才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为边疆中小学教育补充、输送了一大批师资，使得中国教育得以在危局中延续并获得发展的同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教育现代化、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同时，这些高校在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政治进步等方面也都一直发挥着许多重要作用，促进了整体生态系统的发展。西南联大等高校形成了浓厚的文学、学术氛围，不仅在当时对西南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新中国也影响深远。当然，如经济发展一样，抗战初期许多迁入西南的教育机构虽搬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但稳定下来后的日常生活还是有所保障的，但随着抗战发展，国家战争支出日重，许多学校也度日艰难。丁保华在其论文《贷金制度与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以西南联大为例》中对国民政府在学校中实施的贷金制度研究中描述了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学生的生存状况变化：“战争初期的尚可维持——有鱼有肉、士气高涨的黄金时代，到相持阶段的勉强支撑——省吃俭用、米有霉味的逐渐恶化，再到抗战后期的抢饭冲锋——费用不够、兼职维持的日趋恶化。”[24]即便如此状况下，中国教育仍创造了无数奇迹，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当然，这些变化也都以不同方式在校园诗人及一些诗歌流派发展、刊物出版中显现出来，成为影响诗歌创作生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南大后方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在城市与文化上，它体现为人口的变化、城市空间的扩大和文化的繁荣。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贵州作为大后方，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新的中心，加之政府对大后方建设的重视及其快速发展与抗战初期的一度繁荣，成为沦陷区流亡同胞主要迁移的方向。迁入西南的人口中，一类是随政府机构西迁，或是在政府统一组织下，有计划地迁入西南地区的人口，包括许多公职人员及家属、学校师生、工商金融行业职员等；另一类是在战乱中被迫自行西迁，主要是在战乱中家园被毁，水灾、饥荒等灾难频仍，或是不堪在沦陷区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在沦陷区无法安身立命的同胞。据统计，“抗战前夕重庆市区人口33.9万人，1938年达到53万人，1946年增加到125万人，增长了3.67倍。10年内人口净增90万”[25]。其他大中城市人口在全面抗战时期也都发生显著变化，如成都人口1937年为48万，到1945年为74万；昆明人口1936年为14万，而到1940年迅速增加到20万，到1942年为30万；贵阳人口1936年为11.5万，到1945年为28万；桂林人口1941年为11.9万，比1936年的7万人增加了近5万人。这些增加的人口中，还不包括奔赴前线抗战的数百万官兵。[26]由于战时统计档案资料的不全面，使对于具体内迁人口数量的说法不一，分别有人口学家孙艳魁的6000万人口迁移说、陆仰渊的5000万人口迁移说、陈达的约1425万人口迁移说等[27]，另一学者张根福在对各级报告、地方志等文献资料系统调查后更是提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迁的总量应在1亿以上”[28]。除大量人口迁入西南、西北之外，也有一批迁入上海、天津租界和香港、澳门。[29]大量东南沿海工业发达地区人口的流入，为工业在西南大后方的复兴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加之大量政府、商业、个人资本的带入，也带动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市场的繁荣，推进了城市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重庆在全面抗战时期不仅成为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成为商业中心、文化中心，与其相连的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及其周边泸州、宜宾、柳州、蒙自等城市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重庆在原有基础上，城市空间逐步向郊区扩展，到1939年9月，重庆市辖范围由原先的6个区增加为12个区[30]，1939年12月，重庆市区面积即已经划定为约300平方公里，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各省城市空间也随人口、工厂、商业场所、政府机构、学校等的增加而得到较快发展，满足了当时大后方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西南社会发展，巩固了大后方社会基础。

在西南大后方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发展中，包含了一大批文化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也包括一大批学校、文化机构，如著名教授、学者、专家、文化界名人费孝通、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钱穆、金岳霖、吴宓、茅盾、曹禺、范长江、潘光旦、闻一多、吴晗、高寒（楚图南）、李广田、冯至、沙汀、胡风、曾昭抡、汤用彤、朱光潜、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钱端升、罗隆基、田汉、欧阳予倩等，国民政府国史馆等重要学术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五十余所高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大型文化团体，《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重要新闻机构，商务、大东、中华、开明等重要文化企业，“完成了我国文化教育重心向西南的战略转移”[31]，“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国脉”[32]。他们的进入，成为大后方建设的重要力量，促进了大后方的稳定、发展，带动了大后方文化事业的繁荣。迁入的高校及校园中的学者、诗人、作家活跃了西南文化活动，在重庆形成了著名的“文化四坝”，在云南的西南联大引领了昆明、蒙自乃至全国文化与思想潮流，而广西桂林则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城，成功举办影响深远的“西南剧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及其他文化团体积极开展抗战宣传，组织文艺动员，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克服困难，为抗战和抗战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带动了地方文艺发展，成长起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迁入西南的新闻和出版机构为地方新闻和文化出版事业发展带去了活力，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新闻和文化出版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在重庆，随政府内迁并成为战时首都，承担起了战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重任后，《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报以及《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等重要文学刊物先后迁入重庆，还有《文艺战线》《文学月刊》《文哨》《文艺杂志》《文坛》《中原》等大批文学报刊在重庆创办，使得“整个抗战期间重庆有报纸70家左右，刊物多达900种以上”[33]，极大地促进了重庆文艺事业的繁荣；在贵州，除迁入的报刊、出版机构外，当地在全面抗战时期还新创办了《民报》《贵州晨报》《兴义抗日周报》《黔声日报》等报纸；而云南在全面抗战期间出现了60余种报纸，其中有南京、天津等地迁入的《朝报》《益世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昆明版）等，还有云南本地创办的《云南日报》《正义报》《扫荡报》《滇东日报》《曙光日报》《云南民国日报》等，出版了《今日评论》《文聚》《文化岗位》等大量的文学、文化刊物。人口的增加、城市的扩大和文化的繁荣让西南大后方向全国传递出了积极、昂扬和充满希望的战斗声音，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持久抗战以争取抗战胜利和民族独立的大后方。

西南作为中国坚持抗战的大后方，不仅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因为历史所赋予的这一光荣使命，使它在为抗日战争做出历史贡献的同时，西南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及城市建设等方面也获得了重要发展，使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大后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新的中心，成为中国现代新诗新的重要栖息地，在独特历史阶段下被赋予了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