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私立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中国有着比较发达的教育体系，其中私学与公学总是并存互补、共同发展的。从春秋到战国时期，自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后，先秦诸子也都曾经设堂讲学。秦汉之后官府才逐渐建立了统一的官学体系，此后各个朝代都很注重发展官办学校，如汉代兴太学、唐代建六学二馆、北宋三次兴学，直到近代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而朝廷对于私学则是或倡导或限制，倡导时私学兴，抑制时私学衰。但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私学的生存自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在社会中自有其生命力，它承担着教育目标单一的公学无法顾及的教育功能，因此，尽管有的朝代限制或禁毁私学，如秦代曾禁私学，明末曾四毁书院，但并没能从历史中消除私学的踪迹。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被迫从封闭走向了开放，由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社会转型和工业化的历程。一方面，在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显得无所适从，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引进新学，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科举，兴新学”，开设各级西式学校。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不断发展，客观上也要求学校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公立学校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为私立大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在高等教育领域，当时活跃着两种类型的私立大学：一类是外国宗教势力在华创办、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中国人收回教育主权的教会大学，另一类是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这两类私立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各自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兴衰反映了我国近代工业化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而且与中国的公立大学相比，因为更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因而也更能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要求和大众心理。私立大学弥补了我国近现代公立大学教育的不足，节约了国家财政，发展了我国教育事业，也是我国进行教学领域改革的领头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私立大学维持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繁荣。

二 研究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私立大学被改制成为公立大学或者并入其他公立大学，其身影暂时在中国教育活动中消失了。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重新由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私立（民办）学校重新获得了发展机遇。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了几十年，我国的私立学校以“民办学校”为名再度悄然兴起，特别是高等院校，从1982年到1986年短短几年内就发展到了百余所私立（民办）高等院校。但私立（民办）学校的发展存在着许多困难与问题，如学校滥设、经费短缺、立法滞后、政策支持不力、管理体制不顺、办学质量不高、理论研究不深入等，这些方面都亟待加以改进。为此，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也颁布了一些文件，对民办学校进行整顿，力图使之基本走上稳步、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私立（民办）学校依然是被作为公立学校的补充形式而存在的，只是近期才被视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因而，研究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历史，探讨其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机制，从中吸取可为今用的经验，对今后我国私立（民办）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会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 已有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就开始了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在1989年华中师范大学为促进这一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在武昌主办“回顾与展望：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更是掀起了对中国教会大学发展史研究的热潮。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先后召开了围绕中国近代教会大学这一主题的9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工作会议，编辑出版了7本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初步形成了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和加拿大学者密切合作的研究格局。如果对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基本的归纳，则可以发现，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已有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种视角进行的。

1.教会大学的缘起、结构和办学特色

关于教会大学的缘起，张梦白（1996）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的境况下向西方学习以求强国之路的愿望，与西方教会利用扩大在华办学以扩大影响的计划相迎合，教会大学因而得以建立并发展起来。唐文权（1989）进一步指出，进入20世纪后各国传教士共同把加强在华教会大学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这是教会大学发展的重要缘由。

关于教会大学的内部结构，何迪（2012）对燕京大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剖析，以图通过个案反映教会大学整体的内部结构。关于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的研究，则有张梦白对东吴大学的办学特色的概括（张梦白，1996）、王运来从教学角度对金陵大学办学情况的考察，以及陈时伟对燕京大学办学特色的分析等（参见章开沅，1998）。

2.教会大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地位

章开沅先生提出“两个区别说”，即一要将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与西方殖民主义本身相区别，二要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政治功能、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他主张应该排除民族情绪和历史成见中的偏见，对教会大学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章开沅，1997）。

胡景种等提出要从“三个联系与根本区别”来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一是帝国主义殖民政治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与根本区别。尽管殖民主义势力在华扩张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直接关联。二是基督教传教与办教会大学之间的联系与根本区别。在华传教活动受阻后，教会开始把开办教会大学作为提高自身形象的手段，以增强传教效果，这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现实，使教会大学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和西学传播的媒介。三是在教会大学中，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联系与根本区别。教会大学开办的最初宗旨，当然是传播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教义，但后来特别是向中国政府立案后，大多实行了宗教与教育相分离的原则（参见章开沅，1991）。

伍宗华提出应从四个方面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一是教会大学既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产物，也是近代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结果；二是教会大学固然是出于西方侵华的需要，但在客观上也适应了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要求；三是对于教会大学的政治倾向和态度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四是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是为中国引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知识体系，为中国由传统教育向近现代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样板，缩短了中国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伍宗华，1994）。

此外，还有的学者提出要注意动机与结果的差异性。如刘蜀永指出如果把洋人在华办学简单地概括为文化侵略，只强调其办学动机，但对办学的实际结果缺乏考察，那么以这样的方式评论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是片面的。因为在历史活动中，动机与效果并非永远一致。任利剑指出教会大学的社会效果之所以与其初衷相去甚远，乃是因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角色由传播福音转向了以世俗教育为主，并以此奠定了其在华生存的坚实基础，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动力（以上参见章开沅，1998）。

3.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章开沅、刘鉴唐、孙竞昊等指出，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等多方面直接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制度的建立。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一定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章开沅，1991）。

胡景种等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至少有三点：一是冲击了中国旧式教育，开中国新式教育风气之先；二是带来了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教育思想；三是学科设置打破了中国旧式教育的狭隘性、片面性和神秘性。黄新宪进一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教会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榜样，在学校管理体制、院系结构和学科设置等方面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早期现代化；二是教会大学普遍将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服务社会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功能，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职能的早期现代化；三是标榜教育民主、提倡学术自由也是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贡献（参见章开沅，1998）。

高时良对教会大学学校管理运行机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其六个特点是：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注重提高师资质量；努力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抓好学生生活指导；优化教书育人环境；多渠道开拓学校经费来源。他进而指出，教会大学在这方面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此外，还有何迪、马敏、孙海英、赵清、王运分别对燕京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和金陵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了这些大学对中国教育现代化所做出的贡献。黄新宪、熊贤君、马长林等从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等方面对教会大学进行了研究。王奇、何晓夏等探讨了教会大学对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以上参见章开沅，1998）。

4.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中西文化“双向对流”问题。高时良认为教会大学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架设了桥梁，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彼此渗透，兼收并蓄，也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章开沅进一步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既要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要看到西方文化为适应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调适与顺应。

另一个重点是对中西文化交流特点的讨论。任利剑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非常态和非对等。徐以骅则指出经过传教士过虑的西方文化，与早期殖民侵略时强行移植的西方文化相比已经失真变形。

此外，张寄谦对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陶飞亚对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何健明对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进行了个案考察，分析了它们各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如董黎对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进行了研究，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构成以及因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交流较为成功的特例（以上参见章开沅，1998）。

5.教会大学与知识分子

其一是对教会大学培养的大量专业人才的研究。李湘敏、谢必震通过对教会大学毕业生的统计和分析，概括了教会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陶飞亚与美国学者包德威合作对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进行了计量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了其毕业生求学目标的变化情况。还有的学者如唐文权、周洪宇等对教会大学毕业生中的著名人物如陶行知等进行了研究。其二是对教会大学教师的研究，如对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金陵大学著名历史教育家贝德士的研究（以上参见章开沅，1998）。

6.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

在这一方面，关注最多的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影响以及教会大学如何应对这一场运动。章开沅较为注重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政府和教会双方的互动关系，经对史实进行详尽的分析后，指出这一场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教会的进步都有意义。杨天宏则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分析这一运动的主要原因，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教会大学教育与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强调教育要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教育思想相违；二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逻辑与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相关联。另外的关注点就是教会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由盛转衰并最终消失的历史原因（参见章开沅，1998）。

与对教会大学的研究相比，对中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研究却很缺乏，尚没有人对这些私立大学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仅在一些教育史著作中零星涉及有关的情况，如金以林在《近代中国大学研究——近代教授、大学与社会的互动史（1895～1949）》（2000）一书中有对私立大学兴起以及整顿的描述，王炳照在《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1997）一书中有私立大学经费、课程、学风、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四 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安排

已有的对中国近代私立大学的研究，多是从历史学和教育学角度进行的，或者局限于就教育论教育，研究私立大学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或者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论述私立大学在教育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贡献；或者把私立大学与特定的历史现象或事件，如收回教育权运动、中西文化交流等联系在一起，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但是学校并不是独立于社会系统之外自生自灭的东西，它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需要社会为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同时，它也需要向社会输送各种人才，以保存和扩展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私立大学当然也不例外，它“不是某个时代一般社会组织之外的东西，而是在社会组织之内的东西。……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尽可能不屈服于某种新的压力和影响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当时和将来都产生影响”（弗来克斯纳，1930，转引自科尔，1993：2）。因而，本文打算将私立大学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环境，特别是工业化所产生的就业环境之中去考察它与社会环境之间如何相互适应、如何相互满足各自的需要，以探求近代私立大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外机制。主要的切入点有四：工业化的发展、工厂企业的增多对人才提出的新需求以及私立大学在满足这种需求中所发挥的作用；政府政策和法规对私立大学的制约与促进作用；私立大学在内部运行机制上与公立大学的比较优势；私立大学校长（教育家）对私立大学的重要意义。

本文的整体结构：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讨论清末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工矿企业的发展及人才需求、教会大学得以在中国建立的直接动因、政府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政策、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私立大学的学生培养情况；第三章讨论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相比在管理和经费来源上的相对优势；第四章讨论校长（教育家）在私立大学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第五章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私立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消亡情况；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