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经验的形成及对中国社会学的意义

（一）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的提出

“东方现代化”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在过去若干个世纪中，现代化几乎与“东方社会”无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人看来，“东方现代化”是否可能是一个只能“悬置”的问题。起初“东方”还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的概念，而“西方”社会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发展而来，在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曾被看作世界的“西方”。中世纪以后，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中心转到西北欧，世界的范围也扩大到南美洲和北美洲，这种地理和文明范围的扩大也导致“东方”概念的变化。16-17世纪，西方向东方扩张，东方世界被按照离世界中心——西欧的远近来划分为近东（地中海到波斯湾）、中东（波斯湾到东南亚）、远东（太平洋地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在从黑格尔到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中，“东方”文化都是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存在。马克思也曾猜想，东方社会可能不同于西方的进化型社会。他依据当时有限的东方社会（特别是印度）的文献，指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理解亚细亚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的一把钥匙。他说：“这种简单的生产肌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1853］1972：367）

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的。而这个西方社会，从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潮流的洗礼。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术语中，“西方”是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的，与此相对应的“东方”，往往与经济欠发达、政治集权和社会家族化相联系。

这种思想定式甚至使地理上属于亚洲、亚洲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东方国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就发表文章《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还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1982）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使“东方”和“西方”成为政治概念，“东方”被西方冷战理论赋予了非民主的集权含义。魏特夫（K.A.Wittfogel）认为，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一种“治水社会”。这种社会的农业由于干旱而需要依赖协作的灌溉系统，而这种协作进而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形成政治权力控制的庞大社会组织网，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根源（魏特夫，［1957］1989）。

后殖民主义的解构话语中，“东方”则成了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萨义德（E.W.Said）秉承福柯通过知识关系揭示权力关系的方法，在1978年发表了《东方学》一书。该书分析了几百年来西方的学者是如何认知、想象及建构“东方”的，并提出一套学说来挑战西方学界关于“东方”的霸权话语，反对以“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建构一套与东方学相对立的“西方学”，引发了一场影响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浪潮（萨义德，1999）。

苏东剧变以后，“东方”的概念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福山借用黑格尔的关于历史以自由原则的凯旋而终结的论断，从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看到“历史的终结”（Fukuyama，1993）。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看到1989年以后世界分裂成七八个多极格局，两大阵营的对立被文明的冲突替代，这种冲突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或俄罗斯东正教文明的对立（Huntington，1996）。有趣的是，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以后，又出现了关于西方的分裂和两个“西方”的话题，即所谓“真正的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后西方”、新美国和老欧洲（托德，2002）。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东方现代化”可能性的命题。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东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做到了欧美用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功地实现从边缘向半边缘的跨越。新的有关“亚洲价值”的学说随之出现。一些“新儒家”学者，根据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对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归因命题提出挑战，试图建立儒家文化与东亚发展的内源发展理论。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入手，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中也存在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这是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余英时，1987）。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则直率地指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现在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耀基，1993）。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似乎也从东亚的发展中看到新的前景，发表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书，用“惊心动魄”的美誉赞扬东亚的发展（World Bank，1993）。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奇迹”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戴约以泰国为例指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三明治陷阱”，上面是发达国家抢先占领并用一切手段维持的高附加值产品市场，而下面是劳动力费用更低的国家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所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很困难（Deyo，1995，2000）。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直接宣称，东亚经济的成长没有提供比西方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更为先进的发展模式，所谓东亚“四小虎”其实都是“纸老虎”（Krugman，1994）。1997年席卷东亚的金融风暴，造成汇率和股市狂跌，物价大涨，甚至社会和政局动荡，使“东亚奇迹”的话语陷入“失语”状态，对“东亚现代化”是否可能的疑虑重新开始在学术界弥漫。

然而，东亚国家在金融风暴中的迅速恢复增长，使人们对“东亚模式”重新产生兴趣，不过各种解读也是毁誉参半。至于所谓“东亚模式”的成功，存在几种不同的解说：一是“自由市场经济”说，即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模仿了西方体制，采取了彻底的自由经济政策，因此可以调动全世界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World Bank，1993）；二是“政府干预”说，认为东亚的政府有意识干预市场，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Amsden，1989；Wade，1990，2000）；三是“外向型经济”说，认为国际贸易对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至为关键，东亚实行的外向型发展政策，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巨大动力（Krueger，1992）。而对于“东亚模式”的批评，则多数集中在“政府过度干预”“民主化缺失”“权贵经济”“裙带关系”，等等。

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由于其地域和人口规模有限，以及发展过程处于冷战的总体背景，实际上还是被作为“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一部分和实验场，或者作为其延伸、扩展和推进。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关注“东方”。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再次提出了“东方现代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中国等大国的情况各不相同，中国现在的人口已经比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加在一起的总人口还要多。中国等大国的兴起，不仅会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会形成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所以说，“东方现代化”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它应当包括所有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新经验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验”可以说是这种新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应当有这样几个规定性：第一，所谓“中国经验”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不是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第二，“中国经验”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一些对深化关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有探索意义的东西；第三，“中国经验”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经验”的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因为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东方现代化”道路是开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的道路。中国一系列的国际国内政策所显示的走大国和谐兴起道路的决心，将会改变和修订“西方现代化”的逻辑。

在传统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的后来者不过是学习、模仿、复制和翻新现代化先行者的经验，现代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历史时空”的差距，现代化的过程似乎就是一个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制和再生产过程。但是，全球化的趋势改变了这种状况，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使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处于同一个“历史时空”，这个特点改变了许多现代化的规则。

中国社会学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的到来，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经验”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学多年来基于深入调查积累的研究成果，都密切相关。

同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理论和经验领域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二是如何回答中国发展中目前和一些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三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理论。

关于如何从规律和法则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巨大变迁，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从1840年以降，很多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千年未有之变局”，但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如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和变化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

人口规模之大，是说全世界目前发达国家的总人口也没有中国的人口庞大，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就像一辆庞大超重的列车，一旦发动起来快速前行，如何控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口变量是任何研究都难以回避的。中国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变化，会改变很多发展的结果和规则。中国的发展不但与人口小国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而且与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国家相比，也面临完全不同的对经济增长的要求。

发展速度之快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完全重复过去一般的现代化过程，而是把很多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变化过程压缩到几十年的时间里完成。现在技术、资本、产品、制度、思想等要素传播和流动的速度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正像网络速度和牛车速度无法比较一样。在这样的快速变化之下，中国前工业化的、工业化的和后工业化的发展问题集中显现，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现象并存，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多样化的条件下，探索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社会和谐的新途径。

变化程度之深，是说变迁是全方位的。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同步进行。经济发展的主题往往使人们把社会结构的变化单纯视为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或伴随现象，而实际上，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就是一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力量。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优势是弹性依然很大，具有很大的空间，当改革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时候，整个社会很快充满了活力。农业中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关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现代社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从一个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社会信任关系就是一个新课题。再比如，随着经济基础的重大调整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社会利益格局产生了深刻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处理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矛盾甚至冲突，也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课题。还比如，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段人口、不同区域的人群，在一些基本价值的认识上产生了巨大差异，这就涉及如何在新形势下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和形成社会共识的问题。

如何回答中国目前发展和一些中长期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是社会学的发展必须面对的。有的学者认为学问可以超越现实问题，我觉得至少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是无法回避重大现实问题的；不仅无法回避，而且必须直面。社会学在历史上的几次大发展和形成的一些有影响的学派，都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一些特定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关。

有些问题我们很难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的答案。比如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数学者还认为，这种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自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人们生活日益富裕，分配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但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S.Kuznets）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曲线的规则，以及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会最终带来什么结果，至今仍然难下定论。因为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中国不同产业的比较收益差距扩大，非实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使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产业集群化的现象使投资向特定区域更加集中，体力劳动的充分供给和竞争过度造成低位劳动工资水平停滞不前，腐败和非法收益的存在都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影响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均衡问题，在理论和操作层面都面临很多难题。

另外，有些问题我们面临两难选择。如一方面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问题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与社会福利刚性增长规律的差异，防止福利主义的陷阱；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和增加市场规则的制定权，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扩大就业。仅以就业问题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不断降低，每年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还在持续增长，国有企业人员精减的改革还未全部结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还非常巨大。一些相信“技术进步的力量”的学者认为，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技术一直在增加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但在中国现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特殊意义，不能因强调技术进步而被轻视和低估。与此同时，中国现在又面临就业紧张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新问题。

还有些问题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加深研究。比如，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2]。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民工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近十几年来，“农民工”在中国一直是学术界、政策制定部门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在1984年以前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曾经被称为“中国式的城市化道路”。1984年，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拉开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的序幕。西方国家有很多学者一直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中国也有学者把进城的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认为流民潮几乎就是社会的一个“火药桶”。但为什么大规模的农民工流动没有引发社会动荡？处于城市低收入地位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城市聚集居住并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工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规模的集群行为？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决定；同时研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这种状况更重要是由于农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线，以及他们更容易把农民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影响农民工行为的可能不是经济决定逻辑，而是历史决定逻辑。

另有些问题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发展阶段来思考。比如我们说“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三种基础机制。换句话说，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关注点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需要重点解决的新问题。但直到现在，社会是什么？社会在哪里？社会怎样运行？具体地说像教育、医疗机构这样的不同于政府机构和企业的“非营利组织”怎样改革？社区怎样建设？这些问题在理论和可操作的层面都还没有完全讲清楚，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探索和深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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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际上，费孝通有意识地采用“社区研究”方法调查和写作的《禄村农田》，仍然没有解决理论逻辑线索与调查资料的叙述是两张皮的问题，这成为他学术研究深化的巨大障碍。不过，从《禄村农田》起，他开始具有村庄发展的类型比较眼光。

[2] “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通过，这是“农民工”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