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技能投资的相关理论解释

技能形成领域的校企合作是一种技能投资的特定形式，涉及多方决策，包括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政府、受训者和其他社会合作伙伴。本节对技能投资决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

人力资本理论诞生60年来，学界对技能投资的理论分析可以分为三种视角。第一种是经济学视角，主要包括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及其拓展，以及新制度主义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此类讨论以个人或企业为分析单位，关注成本-收益和劳动力市场特征如何影响技能投资。第二种是组织制度视角，此类理论又可以分为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和三螺旋理论。前者关注不同国家技能形成体制的差异及其成因，后者致力于解释产学研的技能合作。第三种是地方政府和政策视角，关注地方政府和政策与企业技能投资的关系。

（一）经济学视角

微观经济学认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制造”还是“购买”技能的难题。在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中，若企业参与培训，一旦雇员辞职，培训企业就无法获得技能投资的回报。因此，理性企业在长期博弈中会选择不培训策略，试图通过“挖人”从其他企业获得高技能劳动力。若多数企业采用不培训策略，就会出现技能错配和技能短缺现象。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企业与个人在成本-收益框架下进行技能投资决策，根据预期净收益决定是否提供或参加培训以及选择何种培训。技能可以分为通适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前者适用于大多数企业，后者仅能在培训企业中提高员工的生产力（Becker，1993）。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员工的工资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因此拥有通适性人力资本的员工在任何地方获得的工资都相同。若企业在合同中无法加入限制流动的条款，一旦员工离开培训企业，该企业会损失所有的培训投资。因此任何企业都不会投资此类人力资本，员工必须以前期垫付或者培训期间获得低收入的形式来承担培训成本。相反，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企业专用性特征，企业愿意与员工分担成本，通过企业内部培训来培育员工掌握企业专用技能。换言之，决定企业培训规模和培训形式的是培训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McCall，Smith，and Wunsch，2016）。

根据上述观点，企业不会参与通适性人力资本的培训，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例如在德国双元学徒制体系中，企业内培训采用国家课程标准，由外部机构提供资格认证，学徒所习得的技能可以在行业内的多家企业应用，属于行业专用技能，而非企业专用技能。行业内集体技能培训的存在提出了几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学徒完成培训后可以自由离开企业的前提下，企业为何愿意为职前培训支付大部分成本？

新制度主义劳动力经济学认为，企业“非理性”地投资于技能培训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Acemoglu and Pischke，1998）。德国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率较低，学徒留在培训企业工作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有灵活劳动力市场国家的受训者。企业可利用双元学徒制作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工具，用其识别出有潜力的候选人并筛除低能力的候选人。

近年来，学者从信息不对称和工资结构压缩两个维度来解释企业对通适性人力资本的投资（McCall，Smith，and Wunsch，2016；Wolter and Ryan，2011）。在放松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的假定后，若市场中存在与员工所受培训次数和质量有关信息的不对称，培训企业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从通适性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取租金（Katz and Ziderman，1990）。原因在于培训企业可以在培训过程中观察到员工的能力，并按照其边际生产力支付工资。而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由于缺乏有关员工的能力信息，其他雇主按照预期能力提供工资，因而市场工资低于培训企业内高能力员工的边际生产力，但高于低能力员工的边际生产力。因此，低能力员工选择流出培训企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高能力员工则留在培训企业。此时培训企业可以向高能力员工支付高于市场工资但是低于其边际生产力的工资，并从中获利。

若能力与培训存在互补关系，那么高能力员工从培训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低能力员工，信息不对称自然导致压缩的工资结构，缩小了未经培训和受过培训员工的工资差距，这会鼓励企业进一步投资于技能培训。不对称信息为培训企业带来垄断权力，鼓励它们投资于通适性人力资本培训，但也会降低员工参与培训和分担成本的积极性。此时，外部技能认证可保证员工从培训中获得更高的回报，提高其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从而鼓励他们参与技能培训（Acemoglu and Pischke，2000）。

这种从市场的不完备性出发对企业技能形成策略的解释，虽然注意到企业作为组织会对劳动力市场环境做出反应，但是无法解释为何各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不完备性。这种经济学视角的解释可能会妨碍研究者找到发达工业化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多样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企业技能投资的制度约束。例如Acemoglu和Pischke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是给定的外部因素，因此研究者并不关注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程度的差异性及其成因（Acemoglu and Pischke，1999a，1999b）。

（二）组织制度视角

1.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在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技能投资的讨论开始强调产业技能发展的社会建构过程（王星，2014）。比较政治学探索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多元性，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塑造生产体制和技能形成方面的关键作用（Maurice，Sellier，and Silvestre，1986；Whitley，1999）。[5]该领域最有价值的研究发现之一是强调在各个历史时期，各国的技能形成不是无条件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的约束（Ashton and Green，1996；Finegold and Soskice，1988；Hall and Soskice，2001a；Streeck，1992；Thelen，2004）。简言之，技能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因情况而定的、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过程。

制度经济学文献关注培训机构如何嵌入稠密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网络，例如集体工资谈判、公司治理和财务、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福利政策，以及劳资关系（Hall and Soskice，2001a；Streeck，1992；Thelen，2004）。这些文献提出，影响企业采用技能投资策略的决定因素是稠密的制度网络向企业强加的“有益的约束”（beneficial constraints），这些约束鼓励它们参与技能投资。各国制度网络不是企业在寻找最优技能形成策略的过程中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关键历史节点上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Martin，2012），因而技能培训制度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历史基础，双元学徒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上述制度网络逐步发展为各个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它是指一国在技能形成方面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即所谓的“制度包”。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涉及培训风险承担、技能标准化和认证程度、职业学位系统的分层和差异化、培训主体的角色安排，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关联的议题（Blossfeld，1992；Crouch，Finegold，and Sako，1999；Finegold and Soskice，1988；Greinert，1998；Lynch，1994；Ryan，2010）。由于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制度安排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能形成体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国家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和主导的技能培训体制，代表国家是瑞典；自由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技能积累主要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美国和英国是典型国家；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是一种国家和企业卷入程度都比较高的制度安排，强调国家干预和市场自治的均衡，德国和奥地利是典型国家；分割主义技能形成体制中企业参与程度高、国家干预程度低，以日本为典型（Busemeyer and Trampusch，2012a）。

国家技能形成体制框架有助于理解企业参与培训的宏观驱动力，却难以解释为何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技能形成体制仍有很大差异，或者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技能合作水平的变化。例如，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制国家中，德国、奥地利、瑞士、丹麦等国家在企业自主性与（准）公共监督的关系、以企业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之间的关系、技能形成的资金支持、职业教育培训与普通教育培训的关系这四个方面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各国企业的技能投资程度和形式有很大差异（Busemeyer and Trampusch，2012a）。

2.三螺旋理论

在讨论区域发展的过程中，管理学的创新研究提出了政府-高校-企业合作的三螺旋理论，用来解释政府、高校和企业在研发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及高校在地方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三螺旋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学研合作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创新的发展。由于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组织环境复杂性的提升，政、校、企需要合作来应对环境变化（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0，2001）。产学研合作可以采用不同形式，Etzkowitz和Leydesdorff（2000）提出了三种模型。国家主义模型强调政府可以同时控制大学和企业，政府主导了项目的发展，并积极为新项目提供各种资源。在放任主义模型中，企业与大学是独立的主体，它们要跨越组织边界进行合作。在平衡的三螺旋模型中，政校企三者相互融合、彼此合作，该模型中的大学逐步发展为“创业型大学”（Etzkowitz，2008）。近期研究还区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三螺旋模型中的不同角色，地方政府对大学和企业的影响尤为重要（Cai and Liu，2015）。

三螺旋模型不仅意味着组织间的互动，也蕴含着组织本身的转型。政校企三方开始采用他人的实践方式（Cai，2015），它们不仅在研发方面合作，也会联合培养人才。非研究型大学对地方创新体系的贡献主要是通过校企合作提供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Cai，Yang，and Lyytinen，2019）。企业与大学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人才合作，双方逐步发展出市场交易、多元主体、股权混合、纵向一体化等多种技能投资合作模式（朱俊、田志磊，2018）。三螺旋模型属于类型学分析，它能清晰地刻画企业参与技能合作的方式以及与大学和政府互动的模式。但是它却难以解释哪些因素会促进企业进行技能投资，或者政府的哪些政策可以驱动企业深入参与人才合作与地方创新体系发展。

（三）地方政府和政策视角

技能投资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有多种理论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经济利益自利性假说，认为地方政府支持本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机是为了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地方政府领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企业规避政策限制，从中获得经济回报。他们也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民营企业经营。另一种解释是地区竞争假说。在地方财政分权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展开经济竞争，进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张军、周黎安，2008；周黎安，2007）。

章奇和刘明兴（2016）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即地方化产权保护。他们认为，地方政治精英进行经济决策的基础是最大化自己的政治利益。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不同地方政治精英在这一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利益以及对发展民营经济的不同态度。在存在权力异质性的条件下，处于权力网络边缘位置的地方政治精英具有更强的动机去发展民营经济，以便争取基层的政治支持。他们倾向于为民营经济提供地方化产权保护，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具体到技能形成领域，地方化产权保护意味着地方政治精英可能为了寻求地方企业的经济和政治支持而为其技能投资提供产权保护，从而降低其投资风险。在地方政府权力缺乏约束和地方政府无法被问责的条件下，企业可能会遭遇机会主义的政策不确定性、官员懒政或不一致的政策执行，因而企业会因风险而规避投资（North，1990；North，Wallis，and Weingast，2009）。作为一种特殊投资，技能投资风险特别高。因为当企业与地方政府进行长期、昂贵的技能合作时，企业的竞争机密有可能被泄露；企业投资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后，地方政府所属职业院校有可能无法提供合格的技能人才。若缺乏对地方政府的问责机制，地方政府自身可能成为企业技能投资的风险。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进行技能联合投资的风险更大（Marques，2017）。当企业与地方政府进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形式的技能合作时，企业要与职业院校管理者和低层级政府官员合作，因为技能联合生产的质量依赖于后者付出的努力。职业院校管理者和低层级政府官员必须根据市场供求及时调整课程、购买新设备、聘用合格教师，并与企业密切合作来制订新教学计划（Anderson and Hassel，2013；Culpepper and Thelen，2008）。此时，若地方低层级政府官员懒政或寻租，企业就可能难以获得投资收益。

对技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显示出企业与地方政治精英之间的联系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问责问题，因为这种联系可以建立交换机制，使得地方政治精英的寻租行为与企业利益一致（Gehlbach and Keefer，2011）。政治联系为企业提供了接触权力的机会，这可以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双方联系可以为企业提供产权保护、降低政治不确定性。企业向地方政治精英提供帮助或租金（Frye and Iwasaki，2011）；作为租金或者帮助的交换，地方政治精英可以向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如优惠信贷、优惠合同等（Gehlbach，2008）。政治联系帮助地方政治精英向企业做出可信承诺，由此形成了一种类似“地方化产权保护”的机制。对俄罗斯的研究发现，各种政治联系（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政治联系）都可以降低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因为这种联系使得上级政府可以控制低层级政府官员，防止他们在技能合作中寻租或者懒政（Marques，2017）。

在缺乏国家层面制度支持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也有可能出台替代性政策来克服技能形成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政府能力的视角出发，具备较强行政能力的地方政府有可能协调校企合作。理论上，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劳动力、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协调，例如德国的双元学徒制体系；二是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来平衡技能供求。在转型经济体（如俄罗斯和中国）中，缺乏上述解决方案所需的有利于协调的制度组合或者透明和高效率的市场。此时，地方政府有可能发挥协调市场经济体（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中介机构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在收集和传播信息、监督和制裁等方面（Remington and Marques，2020）。当企业与公办职业院校合作时，地方政府最适合来进行协调，因为上级政府可以直接监督、制裁或强制负责管理职业教育机构的低层级政府官员，从而实现对后者的问责。因此，有更高行政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克服校企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

此外，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治精英可以使企业、学校、地方和中央政府达成相对复杂的制度协议，并利用现有的本地企业间关系和政企关系来促进技能合作。地方政治精英的行动可以提供事实上的地方化产权保护。例如，在俄罗斯部分地区双元学徒制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州长的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州长参与可以克服环境惰性，为技能投资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创造条件；州长可以凝聚共识并指明发展方向，降低其他参与者的不确定性和彼此目标之间的冲突；州长还可以通过成功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来赢得中央政府的青睐，从而获得中央政府对本地项目的投资（Remington，2018；Remington and Marques，2020）。这种地方政治精英的作用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美国部分地区双元学徒制项目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州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政治精英的推动，他们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过程中促进了跨国企业与本地社区大学和高中的合作，为高成本技能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财政支持以及合法性基础（Fortwengel，2017；Fortwengel and Jackson，2016；Remington，2018）。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长株潭经济区的许多地区，也出现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进行动员，推动了本地经济开发区、工业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职业院校的合作，以职业教育集团、协同创新中心、实训中心、双元学徒制项目等形式实现了校企技能合作（Cai，Yang，and Lyytinen，2019；雷明顿、杨钋，2019；杨钋、王星、刘云波，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