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原因分析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国家粮食供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便从世界上传统的自给有余国家快速转变为全球谷物进口的大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大众膳食消费结构的快速演进
1993年4月1日起，国家取消了实施长达38年的居民食物购买票证和定额分配制度，从此，中国社会的食物供应开始了市场化发育的进程。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大幅改善，大众膳食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数据分析显示，1980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约为214公斤，其中作为主食的稻米、小麦和薯类消费量为212.8公斤，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超过99.4%，包括肉、菜、蛋、奶、果等在内的各类副食的人均消费量为128.6公斤，主副食之比约为1.0∶0.6。到2019年，我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30.1公斤，其中主食用粮的消费量为114.3公斤，占粮食消费量的比重为87.9%，同期的人均各类副食消费量为232.0公斤。主副食之比约为1.0∶1.8（见图1-1）。
图1-1 1980年和2019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1显示，在1980～2019年的40年间，我国人均食物的消费总量仅增长了20.7公斤，增幅约为6.1%。其中，我国人均粮食的消费量下降了83.9公斤，降幅达39.2%；与之相比，我国人均副食的消费量却增长了103.4公斤，增幅高达151.7%。随着上述人均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维系我国大众日常活动的营养成分来源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初步分析表明，在我国全年人均膳食营养摄入的三大营养成分（按发热量、蛋白质和脂肪计，下同）来源中，1980年主食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了85.0%、83.8%和34.6%。但到2019年，上述三大营养成分摄入来源中主食所占的比重则分别降至了75.6%、56.0%和9.9%，与1980年相比，我国人均主食摄入的发热量占比下降了9.4个百分点、蛋白质占比下降了27.8个百分点、脂肪占比下降了24.7个百分点（见图1-2）。
图1-2 1980年和2019年我国人均膳食营养结构变化
上述主副食比例和营养成分摄入的变化客观地反映出我国大众的饮食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农副产品基本需求的总体变化趋向，实现了从“瓜菜半年粮”的温饱发展阶段向“肉菜半年粮”的健康发展阶段的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全球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时期人均食物摄入的多样化需求增长保持着总体一致的趋势。
二 应对社会食物消费多元化的快速转变，国家粮食生产则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
我国是世界农业生产大国，且经历了长达上万年的土地开发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将保障社会粮食供应安全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2019年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28亿公顷（19.18亿亩），粮食产量6.64亿吨，人均粮食拥有量471公斤。与1980年相比，耕地面积下降了4.8%，粮食产量增长了107.1%，人均粮食拥有量增长了45.0%。尽管如此，自2004年以来，我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不断加大，国家粮食供应的安全问题开始日渐凸显。
数据分析显示，2008年我国粮食的供应对外依存度已超过了6.6%；2010年时则进一步突破了10.0%的关口；2020年，我国的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已快速上升至17.19%，当年的粮食净进口量为1.39亿吨，其中作为居民食油和牧业饲料原料的大豆净进口量超过了1.38亿吨，约占全部粮食净进口量的99.5%，以致我国当年的粮食对外依存度大幅升至到17.19%，与2000年时国家粮食自给有余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见图1-3）。受此影响，国家粮食供应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议题和重大挑战。
图1-3 1950～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消费量与供应对外依存度变化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 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有限耕地资源的独木难以支撑起保障我国社会长期发展的粮食安全大厦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耕地规模的扩大曾长期主导着我国土地利用空间的重组，例如大规模的东北荒地（北大荒）开发和新疆军垦建设。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终于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成功地“养活”了14亿人口。然而，当中国农业现代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养好”国人成为新的目标时，多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空间扩张所造成的耕地资源萎缩则成为未来粮食生产发展的一道难以逾越的硬门槛，这也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粮食供应对外依存度急速攀升的主要根源。
显然，如何通过土地资源开发的合理空间重组，满足百姓生活提高过程中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多样化的演变，既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我国资源环境持续开发所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就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而言，中国不仅需要应对来自农业生产（吃好）方面的挑战，还需要应对诸如城乡建设（住好）、交通运输（行好）和环境治理（活好）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人类的实践已经表明，最终化解上述挑战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尽早构建起一个良好与和谐的国家人地关系。换言之，中国未来现代化的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坚实而可靠的资源环境基础之上。其中，国家土地利用和开发的空间重组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最为重要的路径和最为关键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