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绪论

在中国现代社会，除了广袤的乡村和屈指可数的都市，还有遍布各地的市镇。中国现代市镇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大批现代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事市镇文学的创作，并且成绩斐然。市镇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却因概念、内涵的模糊而被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在中国现代社会，在地理空间和份额上，市镇社会与乡村社会、都市社会呈三足鼎立之势。市镇是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市镇与乡村、都市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兼带有乡村与都市的一些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市镇是介于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存在，是乡村的扩大、都市的缩小。中国现代市镇小说与乡土文学相通，但又有所超越：既趋向现代性，又与都市文学相联系，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因此，以市镇小说叙事作为研究视角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现状就具有了某种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 市镇概念辨析与市镇叙事的内涵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那么就有必要先对“市镇”进行明确的概念辨析与定义。本论著用的“市镇”一词源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他在该文里首次将我国社会结构划分为“乡村、市镇和都会”三元并立模式的结构，而不是此前的“乡村和都市”二元对立模式的结构，这一提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他本人也为我国的城镇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对象的定义也即对其边界的划定和对其意义的揭示，这也说明了定义的难度与复杂性。关于定义，齐格蒙·鲍曼在他的《立法者与阐释者》里就指出：“每一次定义活动都在努力确立定义者自己的身份。每一种定义都把一个领域劈为两半：彼与此，内与外，我们与他们。每一种定义都最终宣告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的标志就是：在界线的这边存在的某一种特征，恰为界线之另一边所缺乏。”[1]对市镇的定义也恰如齐格蒙·鲍曼所说的那样，市镇是相对于乡村和都市的比照来进行界定的。

在对市镇进行界定之前，我们先看看有关城市的定义。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的定义是：“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2]在这里，将城市和乡村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指出城市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之一是“享乐和需要”。列宁认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动力。”[3]指出了城市的重要地位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我国学者杨东平说：“城市是一个自然和地理单元；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城市是一片经济区域；城市是一种文化空间；……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城市是一种氛围，城市是一种特征……城市正像文化一样，是一种很难定义是什么的现实。”[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城市定义的难度及城市内涵的丰富性。帕克在《城市》一书里认为：“城市不只是一群人和社会设施（街道、建筑等）的聚合，也不只是一组制度和管理设施（宫廷、医院、学校）。城市毋宁说是一种心态，一套习俗和传统，一套有序的态度与情感，它们内在于习俗中，通过传统而传承。”这一观点指出了城市的物化特征和文化内涵。《康熙字典》里认为城市应具有如下特征。（1）买卖之所也。（2）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3）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4）大市，是昃（中）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5]这里指出了城市的形成及其经济贸易功能。《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城市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和高度组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的规模大，也更为重要。”将城镇和村庄作为城市的参照物，强调人口聚集和一定的规模。《美国百科全书》认为：“城市是一个特定的市政自治体的类型，是比较密集的相当规模人口（2500人以上）的聚合体。”这里强调了城市的管理方式，并将人口规模纳入硬性指标。《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城市实际上是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的、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突出城市的规模、主要人口的组成成分和其功能特点。《苏联百科全书》认为：“城市是一个规模大的，其居民主要从事工业、贸易以及服务业、行政、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人口聚居地区，是周围的行政和文化中心。”该定义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界定相似，强调了城市的规模和功能，指出了更加具体的人口组成成分。

上述各种关于城市的定义归纳起来强调了城市的如下特征：一定的规模、人口密度及其非农成分、政治功能、经贸中心、精神特点和文化内涵等。从以上诸多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且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标准对城市的具体界定也不同，这是因为城市自身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因此得出的是一个相对概念，就如同上海，由早期的小渔村渐渐发展成县城，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今日已是繁华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正因为如此，格拉夫梅耶尔关于“城市现象的辖地现实是模糊的”[6]这一研究结论就很好理解了。

我们看到，上述各种定义对城市进行界定时，以乡村为参照物，常常在对照比较中确立两者之间的内涵。威廉斯（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在乡村汇聚了自然生活方式的想法：平和、简单、纯朴的美德。在城市则汇聚了成就中心的想法：学问、通信、光。由此发展出强烈的对立观念：城市是喧嚣、庸俗、充满野心的地方，乡村则是落后、愚昧、狭隘的地方。”这里写出了乡村与城市这种二元对立社会结构的不同内涵：现代、世俗是城市的特点，传统、落后则是乡村的代名词。同样，对市镇的定义也是在都市与乡村的双向比照制约中进行的，正如社会学家辛秋水所说的：“它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结构对立运动的逻辑结果。”[7]在社会的发展中，市镇这一社会结构现象确实存在，是不同于乡村和城市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如果仔细地考察小城镇社会，将发现小城镇社会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城市社会，更不是一般意义的乡村社会”[8]。这说明市镇的存在呈现了自身的特点与内涵，拥有了自身的意义。

“市镇”这一术语与常用的“小城市、县城、小城镇、集镇或镇”近似，具有类似的内涵与外延，甚至有时候替换使用。关于城镇的研究，国外开始得比较早。国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了对城镇体系（urban system）的研究，英国学者霍华德（E.Howard）在“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模式中就提出了关于城镇体系的概念雏形。随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在1933年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进一步深化了城镇体系的概念内涵；直到1960年，“城镇体系”这一名称才得以确立，由美国地理学家邓肯（O.D.Duncan）和其同事在《大都市和区域》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城镇体系的研究进入了高潮时期。[9]“韦伯认为中世纪市镇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市镇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发展，而后两者反过来又对市镇组织及其他权力机构的关系施加影响。”[10]这也说明了在西方社会市镇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社会形态。而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我国小城镇的研究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写成于1947年、收录于《乡土重建》一书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乡村·市镇·都会》一文中也提到了关于市镇与都会和乡村在经济发展上的关系，这里的市镇也即指小城镇。在《乡土重建》一书里，费孝通将因乡村间的商业活动而使人口聚集所形成的社区称为“市”，以此来区分“城”；所谓“市”，即是买卖的地方，因为在我国古代“‘城’的本义指包围在一个社区的防御工事，也即是城墙”。[11]

市镇是在农村集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早期，农民之间因彼此的需要进行物品交换以互通有无，由开始的物物交换到后来的货币贸易，渐渐发展成了农村农产品的交换中心，由不定期至定期的交易发展到长期稳定的市场贸易活动，从农村的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商业集镇。学者顾朝林就指出了市镇的形成发展过程：“草市向商业集镇演变。随着草市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兴起，使一些大的农村集市成为附近地区的集散中心和城乡交流的联结点，从而演变为市镇。”[12]

农村集市的称谓有很多，刘石吉在研究中就指出：“墟市或集市贸易，是中国城乡传统的商品交换形式。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它的前身，名称繁多，最初称为‘市’；南北朝后，长江流域及北方农村称‘草市’，南方农村称‘墟市’；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叫‘亥市’。有些地方称村市、山市、野市、子市、早市、庙市、草墟、村墟、水步、山步、道店、庄店、草店、野店等，不一而足。”[13]集市发展成为集镇、市镇，除了交换剩余农产品，还有相当部分的商品性农产品参与交换，这样集镇慢慢就成了收购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基点，集镇也因此成为附近农民的经济交换中心。

目前，学者对市镇概念的界定还较模糊，不甚明晰。城市有时涵盖了城镇，如胡顺延等在《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一书中就指出了这一情况：“从广义上讲，城市是与乡村居民点相区别的各种城镇型居民点的总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城镇’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从狭义看，‘城市’与‘城镇’这两个概念又有严格区别。”[14]这里反映了一种现象，城镇概念因模糊不清被纳入城市范围，而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不同之处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给出了“小城镇”的定义：“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留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15]费孝通从与农村的对比中，指出小城镇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及与乡村的联系。而李云才则认为：“小城镇是一个包括市镇地区及其周围乡村在内的经济社会实体，它是乡村中一定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城市联络乡村的桥梁、纽带和结合点。它既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又是一种经济社会形态。”“行政概念上，凡是建制镇都是国家政权中的基层政权，和乡是同一级建制。作为经济形态，小城镇是城、镇、乡经济网络中的网点。小城镇不仅包括作为基层政权的建制镇，还包括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非建制镇。从性质上说，小城镇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属性。”[16]这里，主要说明了小城镇与乡村的紧密联系及近乡联城的特点，指出小城镇不仅是社会形态也是一种经济形态。学者熊家良在他的专著《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一书里这样定义“小城”：“区别于大、中城市和农村乡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主要由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聚居的，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17]熊家良将“一部分小城市、县城、建制镇、非建制镇、规模较大的农村集镇和规模较小的中等城市纳入‘小城’的范畴。”[18]熊家良如此界定“小城概念”是由于他主要着重于外部研究，涉及文本本身的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小，但笔者依旧觉得他在认定“小城”时较抽象，将小城范围有扩大之嫌。在美国，小城镇就有两种概念，一种就叫小城市，即“small city”；另一种叫小镇，即“little town”；美国的小城镇往往是由居民住宅区演变而来的，一般200人的社区就可申请设镇，如有足够的税源，几千人的社区就可申请设“市”。鉴于以上所述及笔者的具体研究对象，本书所指的中国现代“市镇”既不包括以农业生产为经济活动的乡村聚落，又不包括层次复杂的都市（大、中城市），比都市小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人口绝大多数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娱乐消费和商业服务的中心，它既有都市的部分要素又有乡村的部分属性，是都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带，也是城乡要素交流的载体。在这里所指的规模范围主要采用学术界通用的标准，即指20万人口以下、2000人口以上的，非农业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占有相当比例的小城市、工矿区、县城、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及集镇。这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划分就构成了“都市—市镇—乡村”三元并立的社会结构划分模式。从特性和功能来说，市镇与都市和乡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城乡的过渡带，“是一定社会范围内一定量的各种城市生产和生活要素与农村生产和生活要素的有机的空间结合形式”[19]。“小城镇是城乡生产要素交流的‘变换炉’‘合成塔’和商品交换的‘中转站’”，[20]市镇带有都市的某些色彩，又带动影响着农村的发展，是所谓的“城之尾，乡之头”；市镇具有城与乡的双重特色，“它是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既是构成城市体系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农村发展的中心。”[21]

笔者在书中使用“市镇”而不沿用其他的类似术语，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因为笔者的研究对象“市镇”相较于其他的术语更能体现其因商业经贸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渐进动态过程；市镇是逐步形成的：人们因生活所需先是形成初级草市、集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发展成为集镇至市镇。正如学者顾朝林在其专著中所说的：“明、清时期，大多数市镇都是在原有乡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集市、集镇和市镇的，其人口增长很迅速。”[22]在《周礼·地官》中也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市镇的形成过程及其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明朝正德年间编纂的《姑苏志》（卷18）在写到“市镇”时就认为：“居民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明朝成化年间编撰的《湖州志》（卷4）也有类似的看法：“商贾聚集之处，皆称为市镇”，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村与镇的人口成分的不同，市镇主要人口为“商贾”，同时也指出了市镇所具有的商业性特征。这些说明了市镇是因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商业性。第二，通过大量的阅读发现，在中国现代小说文本里常常出现“市镇”这一称谓，如“看了我们这样多的茶馆，人们会以为我们这市镇很大吧……”[23]“远远的一带枫树林子，拥抱着一个江边的市镇，这个市镇在左右的乡村中，算是一个人口最多风景最美的地方”。[24]等。第三，通过阅读发现，笔者所研究的对象背景主要为县城和镇，那种经济不够发达、规模较小的小城市在笔者的研究对象中并不多，只占很小一部分。基于以上诸种原因，笔者将研究对象称之为“市镇”而不是其他的名谓。

巴赫金曾说：“对内涵的界定，揭示其深刻而复杂的本质。理解内涵就是通过直观（观照）来发现实有的东西，再通过建树性的创造去加以补充。”[25]那么，中国现代市镇文学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市镇文学的内涵为：一是以市镇为背景，写作市镇内容为其素材，作品呈现出市镇生活特征，以此来区别于都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二是市镇的地方性内涵，作品中呈现出市镇的地方风俗、自然风物和人文风貌等独特的区域性特色，彰显其特有的意蕴价值，而这些特征既有别于都市也不同于乡土；三是现代市镇意识，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本体现了对城乡的冲突与抵牾的观照，写出了现代市镇生活的内涵，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同类题材作品的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市镇叙事即是以市镇为其背景，以写作市镇人物及市镇生活为其主要内容，市镇在文本中能对人物及情节起到牵引或推动的作用，且呈现了现代市镇意识及市镇的独特地方性内涵与意义的文本，皆称之为市镇叙事作品。中国现代市镇小说是中国现代市镇叙事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 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研究的意义

学术界对城市的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非常重视且取得了累累硕果，而对市镇的研究相对来说就较为薄弱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市镇的概念未能得到确立、内涵界定模糊不清所导致。在现代，中国市镇的地位和性质似乎尴尬而暧昧不清，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市镇在理论上没有独立的地位，城市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将小城镇（或市镇）研究纳入城市视角，关注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1947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村·市镇·都会》一文里提到了市镇，但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指出市镇经济现象的存在，他本人1983年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里对“小城镇”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指出小城镇是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一种社会形态；辛秋水2001年在《小城镇：第三种社会》里也指出小城镇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会，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社会，而是“单位—家族制”的“第三种社会”，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实际上呈乡村社会、城市社会与市镇（或小城镇）社会的“三足鼎立”之势。就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形态而言，更是如此。目前，研究者对市镇（或小城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等方面，而从市镇角度对市镇文学现象进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中国现代市镇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因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清导致市镇的地位、性质模糊，致使市镇的特殊性没有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者常常把小县城、大集镇甚至部分中等城市都当作“大农村”，这样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市镇又似乎与乡村连为一体了；在文学研究领域，常常是将市镇文学现象放到“乡土文学（或乡村文学）”的范畴里去研究讨论，如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到“乡土小说”时就指出：“所谓‘乡土小说’，是指以故乡农村或小市镇的生活为题材，着力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小说。”[26]这里，我们看到乡土文学将市镇题材涵盖了，市镇文学现象被遮蔽了。袁行霈在他的《中国文学概论》里把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市井文学、乡村文学四类，其中的“市井文学”就涵盖了市镇文学作品。可见，市镇文学现象无论过去或是现在常因概念、内涵的模糊而被学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镇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在古代，南北朝民歌、唐传奇、宋元话本等都有对市镇现象的反映，如“三言二拍”里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王娇鸾百年长恨》《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等作品里就有对古代市镇的叙述；然而，由于古代封建传统文化的强制作用和制约力量，以及古代市镇体系经济职能大都寄生于行政职能的特性，文化中的区域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语境的界限相对来说较模糊。在古代文学里，流派的形成、作家作品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学主张的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如在文坛上影响深远的“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等同为此派，代表人物并不全是桐城人，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全国，如梅曾亮为江苏上元人（今江苏南京人）、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但他们都隶属此派，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观点主张相同，风格特色相近，此派在思想上倡导“阐道翼教”，提倡程朱理学，语言简明、条理清晰，追求清真雅正的风格是其鲜明的特色。在外国文学中，也有市镇文学作品，不过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市镇与中国的市镇有所不同，美国的市镇高度自治，独立性强，各种机构设施都相对完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水平较高，正因如此，他们的市镇作品有别于中国的同类题材作品，而是呈现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如美国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发表于1919年的成名作《小城畸人》里就反映了小镇人的孤独和痛苦，人们没有因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而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相反在人与人的隔膜与无助中，他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时时遭受各种压抑而异化成为畸人。

就市镇所处的空间共生结构而言，市镇是乡的扩大和都市的缩小，与城乡有血缘联系但又有差别。叶圣陶在《某镇纪事》里就写出了城镇之间的差别：李大爷当官的儿子回来，为了设宴迎接款待，镇上名厨阿鲜想办法力求在此次筵席上做得尽善尽美，“马上搭小火轮跑上海。回来时带着一大网篮西式点心糖果以及渡过太平洋远道而来的橘子、苹果之类，阿鲜说，这叫没法里想出办法来。在这镇上，大批地消费这类东西，的确是破天荒”[27]。这里写出了城镇间物质寡丰上的鲜明差异。市镇既具有自然经济也有商品经济，与农村相区别同时又保持着联系，兼有乡村与都市的特点，又具有自己的独立品位，即市镇既有商业性又有小农性，如同“半农的城市”。茅盾的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里就写出了市镇与都市和农村的联系：王伯申开办的轮船公司已经使得“上海市面上一种新巧的东西出来才一礼拜，我们县里也有了”；商路开通后，他用存款开办地方工业，进行经济扩张，从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市镇经济趋利的一方面。另外，在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市镇经济对农村的影响，赵守义与王伯申的冲突最后却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轮船在河水暴涨时通行冲毁了农田，农民受损。在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里，通过小商人及其经营的商品，把殖民化的都市与殖民化的农村自然地联系起来，从小说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市镇与都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在现代中国，市镇是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地理单元和观察窗口，市镇邻接乡村，翘首都市，处在乡村与都市的两极之间，是都市联络乡村的桥梁、纽带和结合点；在文化上，市镇是现代与传统的过渡带，一方面深受乡土文明牵绊，另一方面又亲近现代文明，这就决定了市镇小说在意识形态上的边缘性和中介性，同时也形成了文学上市镇叙事的二向性功能。同时，就空间构形来说，市镇显然不同于大城市。学者王德威就曾这样描述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漂浮、回荡在沈从文记忆中的超自然力量与古老道德，是凤凰与湘西不同于上海或北京的地方，它们构成了楚文化。”[28]王德威这样说，是为了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凤凰作为市镇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空间轮廓，还在于它的文化内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地方文化对市镇的“构形”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特征，正如荀子所说的“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出自《荀子·荣辱第四》）“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出自《荀子·儒效第八》）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的作家在其作品里呈现出独具的地方性特征是一种普遍特色。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研究中国的市镇发展后，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就指出地方化是中国市镇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鲜明特色。市镇小说文本的叙述语境呈现出特定的地域文化色彩，蕴含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价值，呈现了独特的风格和审美特征。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正是因为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才被学界称为“最有风格的作家”，并将其定位为“风俗画作家”。

中国现代市镇文学是最近几年学术界才提出的一个新课题。从市镇这一特定的角度入手，结合中国现代市镇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笔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这有益于拓展研究视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助于完整、清晰地把握中国现代市镇小说所特有的审美内涵，展示其被既有研究模式所忽视或遮蔽的文学价值。作为小说文本中的一个地域空间，市镇在叙事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标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但它在文本中的意义又不仅仅止于“地域空间”，“市镇”的功能超出了文本。市镇既是作家的想象空间也是其叙事资源，如小镇在鲁迅的创作想象中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学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就指出：“在他（鲁迅）的25篇小说中，14篇说的都是以S城（显然是鲁迅故乡绍兴的投影）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农村世界”。[29]市镇承载了丰富的意义与内涵，它不仅是静态的地理概念，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它既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是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一种文化符码，其丰厚的内蕴涉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包含了多重语义空间；它能给人以遐思与想象，既呈现了地域特点和文化内涵，又包含了现代性质素和都市文化的内涵，还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据文学史家考证，这一提法最早由张定璜提出，1926年他在评论鲁迅先生的创作时称之为“乡土小说”；而真正对乡土文学进行界定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鲁迅先生，他于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30]而事实上“乡土文学”并非是一个文学地理学概念，它其实是对某种文学风格或文学特点的概括，因“乡土文学”的提法重在主观，重乡土内容和地方色彩，人文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在中国现代文学分类上的狭隘性和二元化的文学分类模式（“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中国现代市镇文学与乡土文学相通，但又有所超越；既趋向现代性，又与都市文学相联系，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叙事角度既是向后看的又是向前看的。向后看指向乡土和传统文明，向前看指向城市和现代文明，这种叙事角度对作家来说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如沈从文、师陀等作家的市镇小说都有这方面内容的呈示。

市镇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图景，正如学者张英进指出的，“在现代中国小说描述的文化景观中，小镇占有突出地位，这已是批评界的共识。大多数情况下，当一个中文作品中提到‘县城’或‘山城’时，我们的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小镇的形象”。[31]不同作家笔下的市镇呈现着不同的风貌，不同地区的市镇在地理、风俗、生活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而作为整体的这些市镇小说，生动地再现或表现了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中国的时代风云变化，以及介于乡村和大城市之间的市镇的生活状况。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内涵深广，作家多、作品量丰、存在面广，因此很有必要对所研究的对象划定一个疆界，这样更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笔者的研究范围为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后至1949年前的中国大陆市镇小说作品。在此范围之外的此前此后，都有市镇文学作品，如此前的《祝县令》（瞻庐）、《小木工》（天乐）、《一日三迁》（长佛）、《汽车盗》（陈仁灼）等，此后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小城无故事》（何立伟）、《芙蓉镇》（古华）、《小镇孤女》（何玉茹）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市镇小说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现代作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事市镇文学的创作，并且成绩斐然。主要市镇小说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师陀、沙汀、萧红、蹇先艾、茅盾、汪曾祺等，另有如罗洪、王鲁彦、王西彦、施蛰存、周文、许钦文、彭家煌、张天翼、废名、林淡秋、王家棫、陈瘦竹、寒波、李劼人、陈翔鹤、葛琴、白朗、许杰、靳以、李辉英、刘祖春、许志行、端木蕻良等非主要市镇小说作家。中国现代市镇小说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就市镇作家而言，既有那些生于大城市的作家写作市镇的，如出生于苏州的叶圣陶，出生于南京的张天翼，出生于成都的李劼人等；又有生于市镇写作市镇的，如鲁迅、沈从文、茅盾、沙汀、萧红、蹇先艾等；还有生于农村写作市镇的，如师陀、王鲁彦、王西彦等。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作品中，有很多讲述市镇故事或者说以市镇为背景、为题材的小说。对中国现代市镇文学的研究虽然已经展开，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来看，均有待进一步拓展。通过对文献作品的搜集整理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市镇作家人数多，作品量大，市镇小说所呈现出的社会容量与文本内涵都相当宽广。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关注市镇文学（特别是市镇小说）这一文学现象，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还不够深入，亟须向纵深开拓。

诸多中国现代文学佳作都可归入市镇文学之中。将中国现代市镇文学从传统的乡土文学视域中独立出来，拓展出其与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三元并立的文学形式，有着其客观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对于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深入开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现代市镇小说叙事展开研究的意义重大。其一，市镇小说作品亟待爬梳整理。有很多非常典型的中国现代市镇小说被遗漏，还未被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对次要市镇小说作家的典型市镇小说作品的梳理目前还很薄弱。其二，市镇小说界定模糊。以往的论者在进行研究时，为了立论的需要，常常将某些非市镇的现代作品纳入现代市镇文学的研究中，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将现代市镇小说作为独立的一元存在进行探讨研究，因而厘清现代市镇小说的界限和范围就尤为必要。其三，市镇叙事研究不够全面。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集中在对现代几个主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研究，而将很多不是主流作家创作的非常典型的市镇小说忽略掉了。其四，市镇叙事意义未受到足够关注。有些市镇叙事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乡土文学——都市文学”二元模式分类存在时的意义并不十分重要，只有将其纳入现代市镇小说里进行研究，才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才能将其内涵的特殊性凸显出来。对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深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与突破，但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目前还未发现有从叙事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市镇小说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将从市镇小说的叙事视角与视点，叙事界面与时空，叙事意象和主题等方面进行深入开掘；运用叙事学、文化学、阐释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文本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力求突破已有的研究视野。

三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叙事的研究现状

目前，中国现代市镇文学这一提法在文学研究界还比较新鲜，此前学界多用中国现代小城文学概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城文学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现在对小城文学（特别是小城小说）的研究已逐渐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已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

（一）中国现代小城文学与小城意识的提出及现代小城文学现象的意义与价值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研究方面，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都市文学，相对而论，对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特别是小城小说）的研究则要逊色得多。以往对小城文学现象有意识的研究，在学术上几乎是一个空白，直到近年来，小城文学才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研讨。较早提到“小城文化”这一概念的是学者赵园，她在《北京：城与人》这一著作中论及贾平凹笔下的人物时，这样写道：“当着中国乃未脱出乡土中国时，全然脱出乡下人的城市眼光是不可能的。……贾平凹即常写到乡下人眼中的城市。他的人物有时并未真正进入城市，他们仅仅处在城市装饰（且往往是粗俗过火的装饰）中，这也许恰是一种小城文化，小城文化对于‘都市文化’的模拟形态。”[32]在这里，赵园使用“小城文化”这一名词时，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提及，既未能展开说明，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随后，熊家良在他的《小城：在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一文中指出：“小城，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概念。”[33]在这里，熊家良明确地提出了“小城文学”这一说法，但很可惜的是，他并未对这一概念内涵进行深入探讨。栾梅健在《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小城镇意识”，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反映小城镇生活的作品也有相当多的篇章”，认为小城镇意识已“成为影响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许多作家审美趣味、价值观念上的一种重要选择”。[34]张磊在他的《城乡交响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小城意识”的内涵是：“站在小城中的现代作家要比立足城市看乡村和立足乡村看城市的人们对两种文化冲突的体验更加直接和深刻；进一步讲，由这种亲身体验的直接性和深刻性生发出的精神理念更能充分地体现现代作家的时代意识和精神特质，这就是小城意识。其实质是现代作家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对城乡文明冲突的体认和观照。”并从作品的审美观照和精神寄予出发，将小城意识“具象化为现代作家的审美意识、忧患意识和退守意识（或家园意识）”，并指出小城意识真正体现的是“现代作家深切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人文精神”。[35]

随着对小城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小城文学现象也更加关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专门推出了一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的笔谈文章：熊家良在《三元并立结构中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里提出了关于“小城文学”的构想。学者杨剑龙在《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一文中指出，在农村文学和都市文学之间，小城文学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的文学史事实，其独特的价值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动地展示了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小城的发展变化与小城人们心理心态的嬗变。二是以其浓郁的地方色彩及民俗气息，呈现了风俗画的价值。三是以其独特的美学风范构成了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逄增玉在《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一文中就认为小城“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而又独特的角色，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具有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小城镇人生、小城春秋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既灰色又浪漫，既感伤又温柔的集体记忆；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物的小城文学，理应进入文学的视野，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几乎与笔谈文章同时期，武汉大学的易竹贤教授和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李莉发表了《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论文从题材角度切入小城文学研究，认为“小城镇是中国现代小说重要的题材类型之一。小城镇题材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人情风貌和人物系列，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乡土’社会蜕变初期复杂的历史文化状态。将‘小城镇题材创作’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36]并详细论述了小城镇题材创作独特的文学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小说研究领域开拓的重要性。学者贾剑秋在其专著《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中独辟一节来讨论“小城镇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认为小城镇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业与工商结合的农业小生产文化，其文化形态表现得更为传统，更为古典”，并特别指出“中国现代作家大多是从小城镇或乡村进入大都市”，[37]其笔下的小城多呈现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历史遗留和文化面貌。赵冬梅在《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篇文章中，就指出“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有着众多的以小城镇为故事背景的作品”，[38]这些作品独具特色，呈现出了独有的特点。论文在对中国现代、当代及台湾的小城小说的比较中展开评说，并认为当代大陆和台湾文学中的小城小说拥有大致相同的审美风格，且和现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袁国兴在《鲁迅小说的“小城镇氛围”——兼谈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里，以鲁迅的小城镇小说作品为例简略地谈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小城镇文学氛围”现象，并结合具体作品论及小城人的生活与农村及都市人生活的不同之处。[39]杨加印在《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世界”》里，论及了鲁迅、施蛰存、茅盾、师陀、萧红、沙汀、沈从文等作家笔下不同的小城镇世界，以及各自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与内容，指出“小城镇作为乡村与大中城市的连接纽带，随时上演着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争斗融合，而小城镇题材创作也以其绚烂多姿的城镇风景和内蕴丰富的艺术形象，客观展现了这一独特的社会区域在20世纪上半叶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风貌”。[40]熊家良在《空间·故乡·童年——中国现代小城作家现象研究》一文中，主要考察了小城文学与小城作家现象的关系，宏观地探究了作家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现象与地域文化变异之间的关系；论文指出“小城文学现象是与作家创作主体的小城背景和小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小城构成了作家主体各种文化心态的生态背景”。[41]

从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小城文学现象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已逐渐被学术界认可。

（二）中国现代小城文学内涵阐发与个案研究

近年来，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并从多角度对现代小城文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目前，对现代小城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城文学的审美风格、文本内涵、人物系列及少量的个案研究。

1.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的审美风格与地域特色研究

中国现代小城文学作为一个特别的文学现象，呈现了独特的风格特征。赵冬梅在《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含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42]在论述中结合茅盾、鲁迅、沈从文、萧红、沙汀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对比阐述，指出这些作家的小城创作风格的同与异。关于小城文学所呈现出的抒情性特征，在熊家良的《现代中国小城叙事中的“诗情”与“乡情”》和李莉的《风俗叙事与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结构的散文化》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熊家良从文体形式、情调情绪、视觉手法、意境意蕴等方面细致归纳并分析了小城叙事所蕴含的抒情特征和诗性质素，并从小城的文化表征、小城作家的主体建构以及诗学传统的传承等原因着眼给予了解说。[43]李莉从小城镇独特的文化形态说明风俗在该类题材小说叙事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风俗特有的叙事功能及小说叙述节奏的舒缓与散漫使小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散文化倾向。[44]小城文学的叙事也颇具特点，熊家良在他的《“无常”与“日常”——论中国现代小城叙事中的生活图景》中就指出，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有意消解意识形态紧张情绪，使社会现实与历史面目得以更加真实生动地呈现。[45]

以小城镇为题材的小城文学，地域空间的特殊性与中介性是其特色与价值所在。赵冬梅在《现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一文里，从小城风貌、四季风物、日常生活和家庭伦理四个方面论述了各具特色的小城场景及其呈现出的不同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46]熊家良在《小城文学：一个地域文化空间的命题》里指出小城与乡村和都市的区别，小城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指明了小城文学的独特性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客观存在，并从整体上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蓝图。[47]

2.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的内涵阐述

中国现代小城文学作品颇丰，其深广的文学内涵也日益被学术界关注。赵冬梅在《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一文中，主要以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小说为例来探讨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论述了时间与空间的彼此交叉存在和相互转化关系，指出在小城文学里的时空关系蕴含并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等众多信息和意义。[48]

与其他视角的研究相比，对小城文学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则比较深入，对其文化价值的探讨显得较为厚实。熊家良有四篇小城文学论文是关于文化研究的：《茶馆酒店：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核心化意象》一文就论述了茶馆酒店所呈现的文化意义，并指出“小城文学中这些特有的空间物象与意象，不再仅仅是为人物、事件服务的‘布景’，亦不再仅仅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地方、事件进行的处所，或渲染着氛围，或烘托着人物的心理、情绪的生活场景，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人格化的小城，或‘人化的自然’”。[49]在《论现代中国“小城”叙事的文化意蕴》一文里，熊家良就指出小城文化属于自然、传统、现代型文化，而以传统文化为主，小城叙事显现了从文化冲突到文化整合的演进历程，并呈现了丰富的意蕴。[50]在《“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一文里，熊家良则主要论述了小城的封闭保守与小城人物觉醒者的冲突，小城的停滞让人物深感悲观失望。[51]在《现代性视阈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这篇论文里，熊家良主要是从现代性的理论视角，阐明小城的独特空间境域为小城作家提供了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并且指出小城作品在“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之间形成了逆向张力与诗性批判，从而有效地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两重性”格局及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机制的形成。[52]赵冬梅发表在《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上的《东西冲突中的现代小城文化》，指出小城镇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代，处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介位置，在与二者的对比中，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中与西、城与乡共存互渗的文化品格，并呈示了现代中国独特而意蕴深长的小城文化。

3.中国现代小城文学个案研究

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的个案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研究视野也不大开阔。毕绪龙的《“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一文从鲁镇时空形式与下层悲剧主人公、作为“闯入者”的“知识者”角色、士绅形象的隐喻意义和结构功能等方面阐述了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并特别指出“士绅形象还担负着另外的重要的小说形象塑造的结构功能：他们为市镇形象系统中的另一极——悲剧主人公作出规定和阐释。这一形象的关键之处在于，作家在一种简约化处理的基础上把它与主人公悲剧原因的‘具体化’联系起来”。[53]杨杰在他的《施蛰存“城镇文学”创作论》里以施蛰存的小说为例来评述其城镇文学创作的价值，说明外国文化修养的背景与生活背景的融合一致是施蛰存创作的成功之处，并指出了施蛰存的城镇小说是现代意义小说的理由。[54]蓝棣之的《边缘颠覆中心——沈从文〈边城〉症候式分析》一文虽然是就小城小说进行阐释的，但没有明确的小城意识，文章指出“‘边缘颠覆中心’的含义：乡下人‘检察’和‘解除’都市人，边城颠覆都城”。[55]

（三）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亟待开拓的研究空间

通过上述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研究成果所做的爬梳整理以及对此所作的评述，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在小城文学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总体而言，对小城文学创作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小城文学研究在对象的定性定位及观照的角度方面，还存在一些失误之处：或以都市文学来反观小城文学，以此来建构都市文学自身的批判话语，导致将小城文学的研究边缘化；或以小城文学为乡土文学之另一极，从而将小城文学消融在了“乡土文学”或“乡镇文学”中。对“乡镇小说”“小城意识”等过于零散的研究，割裂了完整的文学现象，削弱了研究对象的研究意义；另外，“乡土文学”等概念宽泛的归类及研究对象的随意性，遮蔽了小城文学的研究对象的界限。虽然对小城文学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很不够，研究也还不够系统，亟须进一步开拓研究空间。小城小说内涵广，作家多，作品量大，当前学术界对小城小说作品的整理搜集及确定还做得不够，并且对小城小说的内涵与小城叙事的价值研究亟须更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

注释

[1][美]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页。

[3]《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4]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5]转引自费孝通《谈小城镇研究》，《费孝通文集》第8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495页。

[6][法]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徐伟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辛秋水：《小城镇：第三种社会》，《福建论坛》2001年第5期。

[8]辛秋水：《小城镇：第三种社会》，《福建论坛》2001年第5期。

[9]参见李靖《国内外城镇体系研究综述与展望——兼论贵州城镇体系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12期。

[10][法]格拉夫梅耶尔：《城市社会学》，徐伟民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1]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1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3页。

[13]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梁庚尧等编《城市与乡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14]胡顺延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16]李云才：《小城镇新论》，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页。

[17]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8]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19]李云才：《小城镇新论》，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20]李云才：《小城镇新论》，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21]张晓山、胡必亮编《小城镇与区域一体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2]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5页。

[23]沙汀：《沙汀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页。

[24]王统照：《王统照文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25][苏]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26]凌宇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7]叶圣陶：《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28]王德威：《写实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页。

[29][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李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0页。

[3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赵家壁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9页。

[31]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32]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33]熊家良：《小城：在传统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34]栾梅健：《小城镇意识与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35]张磊：《城乡交响中的小城乐章——浅论现代作家的小城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6]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37]贾剑秋：《文化与中国现代小说》，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44、287页。

[38]赵冬梅：《20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年第2期。

[39]袁国兴：《鲁迅小说的“小城镇氛围”——兼谈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

[40]杨加印：《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世界”》，《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41]熊家良：《空间·故乡·童年——中国现代小城作家现象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42]赵冬梅：《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南都学坛》2005年第4期。

[43]熊家良：《现代中国小城叙事中的“诗情”与“乡情”》，《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44]李莉：《风俗叙事与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结构的散文化》，《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5]熊家良：《“无常”与“日常”——论中国现代小城叙事中的生活图景》，《学术交流》2007年第6期。

[46]赵冬梅：《现代小说中的小城场景》，《北方论丛》2001年第1期。

[47]熊家良：《小城文学：一个地域文化空间的命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第3期。

[48]赵冬梅：《现代小说中的时空关系》，《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49]熊家良：《茶馆酒店：中国现代小城叙事的核心化意象》，《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50]熊家良：《论现代中国“小城”叙事的文化意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1]熊家良：《“犹睡”的小城与觉醒者的永恒冲撞——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叙事》，《名作欣赏》2007年第7期。

[52]熊家良：《现代性视阈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53]毕绪龙：《“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4]杨杰：《施蛰存“城镇文学”创作论》，《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55]蓝棣之：《边缘颠覆中心——沈从文〈边城〉症候式分析》，《名作欣赏》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