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东湖的荷花颇有声名，每当荷花盛开之季，曾惇与名流雅士宴饮于东湖之亭，兴之所至，折荷叶以为杯，醉饮于十里荷花之中。洪适词《好事近·东湖席上次曾守韵，时幕曹同集》描写了东湖宴集赏荷之情景，词云：‘风细晚轩凉，妙句初挥新墨。绿水池中宾佐，对嫩荷擎绿。坐看微月上云头，清臂映寒玉。只恐朝来酒醒，有文书羁束。’洪适此词为‘次韵’之作，则曾惇在东湖赏荷席上已先行作词。绿水池中对嫩荷擎绿，挥新墨书妙句，词人甚至不愿醒来重遭文书羁束，文人之雅趣展露无遗。”当我摆脱杂务，从连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中回归无人打扰的慵懒，静静地兀坐窗前，望着不远处杨树的枝叶在清风中婆娑，听着马路上车子经过时发出的阵阵噪音，读到这样的文字，不禁心驰神往，如醉如痴了。眼下的季节，还不到荷花盛开，几天前在湖北黄冈游东坡赤壁时所见，也只是很小很小如新生儿刚生出的模样，贴着水面，不肯把稚弱的头昂起，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象台州东湖那十里嫩荷擎绿、清臂映玉的情景，体味、领会曾惇与一帮文士，折荷叶为杯盏，酣饮醉卧于一望无际的红绿之中的畅快与适意、淋漓与恣意。同时，脑海中再次浮出大大的问号：词学何为？词人何为？

遥想南宋当年，两浙地区有多少词人享受着东湖荷花式的天馈自然美景，咀嚼着湖光山色无尽的润泽，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作于斯；有多少词人怀抱致君尧舜收复失地的政治梦想，浮沉于宦海无情的碧波和风涛，他们仕于斯迁于斯谪于斯，作于斯；又有多少词人仰慕上国的绮树蕙枝流风繁华，渴望一睹西湖西子的淡抹浓妆，他们游于斯耽于斯老于斯，作于斯。这些词人，浙产的，与寓浙的，其数量十分可观；其中，同时进行唱和或者其他词学活动者，就构成浙江词人群体，他们有以曾惇、洪适、曹勋、钱端礼、朱敦儒、王之望等人为中心的台州词人群体，由叶梦得、葛胜仲、沈与求、刘焘、许亢宗、富直柔、莫彦平、刘一止等人组成的湖州词人群体，张镃、姜夔、楼钥、洪迈、杨缵、周密、张枢、张炎、陈允平、施岳、徐宇、奚、李彭老等人形成的杭州词人群体，史浩、汪大猷、楼钥、吴潜、刘长翁、翁元龙、刘自昭、胡景回、梅应发、李直翁、叶士则、惠计院等人的四明词人群体，由辛弃疾、张镃、李浃、姜夔、丘崈、赵蕃、王英孙、王易简、唐艺孙、陈恕可、王沂孙、周密、唐钰、吕同老等形成的绍兴词人群体。这是一支庞大的词人队伍，人数超过百人，有的词人参与跨地区的唱和活动；这是一支强大的词人队伍，举凡南宋大词人、知名词人，基本上都在其中。浙江词人群体的创作，形成宋代词史上非常重要的景观。尽管群体中的有些词人，其作品流传甚少，孤立地看，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根本没有词作流传下来，现在的我们不经意间不会把他们当作词人看待，但通过吴冬红女士的勾勒、还原，他们当年参与唱和，共同创建了浙江乃至南宋词坛的繁荣，是可以肯定的。

文学群体的研究，离不开这样八大要素：群体的领袖或者组织者是谁；群体的规模如何成员有哪些；群体形成的时间、存在的时间、活动的时间和频次；群体活动的空间范围和具体场所；群体活动的形式、主题和结果；群体的性质、特点如何；群体的文学宗旨或者其他诉求是什么；群体的成就、价值或意义如何。一个群体的领袖、组织者，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同时或异时地有两个或更多。一个群体的规模或大或小，但成员是构成群体的基础，必须知道有哪些人或者多少人。有的群体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有的群体则是长时间的，其活动有规定的频次或节奏，其形成、解散都有准确或者大致的时间可考。群体的文学活动，都有一个空间范围，有的固定于某个场所，有的按照一定的次序变换，留下集体活动的历史痕迹；有的则随着领袖人物空间的移动而移动，甚至隔空唱和，形成群体。空间是考察群体的重要因素。群体的文学活动，往往赋得征题、拈韵分字，留下若干同题、唱和之作，或者结集成书。群体可以是家族的，地域乡邦的，同仁、同年的，性别的，也可以是某个流派的，学派的，政治团体的，同一行辈或者某一年龄段的，所以，他们有着自己的文学主张、审美追求，或者政治诉求、生活理想。群体的成就、价值有大有小，有的群体只是备员而已，有的群体则推动、影响、规范了一个空间范围内、某一时间段的文学创作。这八大要素，一个群体全部具备，其面貌将是生动的、清晰的；具备三个，是构成群体的最低起点；达到五个，则其基本轮廓呈现出来了。文学群体与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有交集，又有不同，群体的松散性、集团性，显然超过流派、社团。

吴冬红女士的这部著作，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南宋时期浙江词人群体的历史面貌。在这里，我们看到宋室南渡时期台州词人群体，在曾惇的引领下多次唱和活动，他们生当乱世僻壤，却有意疏离于政治，追求风雅，却又回应着时代词学的发展步伐。我们看到以叶梦得、葛胜仲为中心的湖州词人群体，追慕唐代张志和，以及北宋张先、苏轼等人的流风余韵，向往浮家泛宅、高蹈隐逸的生活，又不忘家国变迁之忧。而都城词人群体，又有以张镃为中心的一派，在私家园林里弦歌；以杨缵为中心的一派，在西子湖畔从事声律之辨；以周密为中心的临安遗民词人群体，则用词集体书写着西湖的影像，抒发着他们山河异变的恋旧情怀。在这里，词人群体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因而有着鲜明而充分的群体的个性特征，如绍兴词人群体，典型地兼具时代、地域之特点，“辛弃疾是坚决的主战派，一直为收复失地奔走呼号，在退隐九年之后被重新起用，绍兴自古以来形成的尚勇强悍、刚硬不屈的民风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事迹与辛弃疾被压抑的情感相碰撞，在绍兴的地域平台上，辛弃疾敏锐地感受到越地文化的特色，他以词作为陶写之具，在怅望越中山川、缅怀历史遗迹时，以《汉宫春》为词牌，一口气写下了四首词，另有一首《上西平·会稽秋风亭观雪》。同时辛弃疾的到来，也掀起了绍兴词坛的唱和高潮，为浙东文坛带来了一股昂扬向上之气”。绍兴词人群体，与重学崇礼、尚老敦伦的四明词人群体绝然不同，无论是以史浩为中心的退休官员的群体唱和，还是以吴潜为中心的地方官员的词学雅集，四明词人群体在词作内容、情调、语言、审美上，都是“四明地区尚礼之风熏染之下人际关系和谐的一个体现”。

在对浙江台州、湖州、京城、四明、绍兴五大区域的词人群体进行脉络梳理、内部特征辨析之后，吴冬红女士还从整体上概括出浙江词人群体的总体风貌，那就是“余论”中关于南宋浙江词人群体创作的“浙江文化元素”、浙江清雅词风的地域传承两部分的探讨，这个探讨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深化，但对我们认识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的时代的、地域的、文化的群体特征，还是颇为有益的。

大约十年前，吴冬红从浙江来沪攻读硕士学位，学位论文写的是曹勋词的研究。毕业几年后，她所在学校对教师提出专业提升的要求，就回到母校做访问学者，这个题目就是访学时的课题，当然，此前她已有若干想法。记得课间、课后，她常与我讨论，更多的时间则是泡图书馆，全身心投入读书和写作，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因为校方对访问学者的管理其实是很宽松的，甚至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冠以学校的名义发表论文。访学只有一年，她很勤奋地写出了书稿中的大部分内容。访学结束后回到原单位，她又多次与我沟通，谈她的想法，她的困惑。词学界关于浙江词人群体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吴冬红在完成本课题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借鉴它们，这些成果成为她的参考，更成为她的“焦虑”，求新是她进行南宋浙江词人群体研究的出发点、支撑点，新意也是她这部书稿的整体特点。全部创新谈何容易，局部新，已然不易；始终葆有创新意识，才是重要的。

是为序。

彭国忠

丁酉年农历四月初四 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