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陕西女作家小说创作分期

陕西文化在中国文化格局中有突出的特点。陕北，以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陕南，山岭拔地而起，精致葱茏，春夏秋冬分明，给人清雅、秀丽之感；关中，一马平川，褐黄凝重的渭河横贯其中，给人壮阔、浑厚之感。历史上西周文彩，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宋明义理、各有风采；至现代，易俗社演戏，中条山抗日，时代不同，世俗各异。总体来说，陕西地域文化，有自身明显的特征。陕西南靠秦岭，北临黄河，地形开阔，风调雨顺，农耕文明萌生较早，在比较稳定、平和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陕西人在行为特征、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方面，形成了厚重务实、安分守己、小富即安、重土恋家等特征。陕西传统女性在这种相对封闭、务实的生存环境中，拘囿于自己生活的小天地，保守、内敛、勤劳成为她们主要的思想品格和性格特征，因此成长在这里的陕西文学，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片天地。

一 陕西古代的女诗人的创作

在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305篇。据考证，其中有很多诗歌都产生于陕西，有不少篇章是陕西女作家写的。比如，《召南·采薇》《召南·草虫》《召南·采》《召南·竹露》等，都是以女子的口吻书写，似乎是女诗人的创作。又比如，《秦风·小戎》写一位女子思念远方丈夫，从诗的口气上看，情感真挚，似出自于女性之手；《秦风·晨风》一诗表达的是一位女子被男子冷落的怨艾，心理描写细腻，情感体验丰富，很有可能是女性作家的创作。只是这些作品一直都没有留下具体的作者姓名，无法定论。西汉时期，班婕妤（公元前48年—公元2年）是被称为“圣人”的女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汉书·外戚传》中有她的传记。据说，她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都已佚失。现存作品仅三篇，即《自伤赋》《捣素赋》和一首五言诗《怨歌行》（亦称《团扇歌》）。她因为遭受赵飞燕姐妹的嫉妒，所以长期在长信宫侍奉王太后，汉成帝崩逝后，班婕妤要求到成帝陵守墓以终其生。于是，王太后让班婕妤担任守护陵园的职务，从此班婕妤每天陪着石人石马，冷冷清清地度过了她孤单落寞的晚年。死后，葬于汉成帝陵中。

据说班婕妤相貌秀美，文才颇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她还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她的词曲都是有感而发，也令汉成帝在丝竹声中受益匪浅。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他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班婕妤的贤德在后宫中也是有口皆碑。因她不干预朝政，谨守礼教，深受时人敬慕，有“古有樊姬，今有婕妤”之称。《团扇歌》（《汉书·外戚传》）是她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也很有名。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团扇歌》

从字面看，该诗似是一首题咏扇子的咏物诗。然而，纵深分析，它寓情于物，以物化情，情蕴怨怼，含蓄包容，是成熟的咏物诗。表面上句句不离扇，实际上字字不离人，物情兼施，委婉地写出了一位薄命女子的怨情。钟嵘《诗品》将班婕妤列入上品诗人十八位之列。西晋博玄诗赞她：“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臣君。纳侍显德，谠对解份。退身避害，云邈浮云。”

回文诗是古代妇女的首创。唐代房玄龄《晋书·列女传》记载：苏蕙是始平（今陕西咸阳市）人，名蕙字若兰，是陈留县令苏道质的三姑娘，善属文，三岁学字，五岁学诗，七岁学画，九岁学绣，十二岁学织锦。及笄之年，已是姿容美艳的书香闺秀，后嫁于秦州刺史窦滔。《扶风县志》与《扶风县风土志》上均有记载，《璇玑图》相传是她创作的回文诗。

苏蕙之夫窦滔因拒不服从军令被前秦苻坚左迁至甘肃敦煌，窦滔在这段时光中结识了善于歌舞的赵阳台，并纳赵阳台为妾，对苏蕙日渐不满。后来，窦滔迁移镇守襄阳，从甘肃动身时也将赵阳台带在身边。苏蕙为此甚为不满，拒绝一同随行。窦滔一怒之下，带小妾赴任。不久，苏蕙思念日深，渐生悔意。独守空房的苏蕙将对丈夫的漫长思念之情寄托在诗词歌赋的创作上，她将表达心情复杂的诗歌进行了绝妙的编排，这就是《璇玑图》。它以五色丝线在八寸见方的锦缎上绣下了841个字，是回文诗的创作手法。诗作匠心独运，纵、横各二十九字，纵、横、斜、交互、正、反读或退一字、迭一字读均可成诗。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不等，甚是绝妙。其内容也是表达女子的相思、忧愁之情为主，而后，广为流传，堪称是一篇前所未有的佳作。

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大家辈出佳作频仍的时代。在众多诗人中，聚集在长安境内的女性诗人为数不少。仅从彭定求等编纂的《全唐诗》来看，其所收录的2200余名作者、48900余首诗作中，女诗人约126名，诗作约615首；还有出自传奇故事中所谓女仙、女神、女鬼、女怪等诗作160多首。上自后妃宫人，下至婢妾歌姬，巾帼诗才遍及社会各阶层。辛文房《唐才子传·才女诗》称：“历观唐以雅道将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锦心绣口，蕙情兰性，足可尚矣。”

唐代女作家成就最高的是闺情诗。闺情诗，历来男女共吟，咏唱不衰。唐代女诗人的闺情作品更臻精巧，不同凡响。首先让我们一睹初唐两首闺情名作的风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泪下，开箱验取石榴裙。”（《如意娘》）这首乐府歌辞，据说是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佳作，写一位妇女的爱情苦闷，从视觉错乱入手，通过外在异状的勾勒，明晰地透视出这女子“为忆君”而思绪纷乱的幽怀。四句诗，语言简朴，清新明快，饶有民歌风味。

此外，位卑身贱的葛鸦儿，对劳动妇女的生活和情感有着深刻的体验。

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

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不见归。

——《怀良人》

“蓬鬓荆钗”“布裙”写出了女子清贫的生活，“胡麻好种无人种”写出了女子内心的焦虑，“不见归”写女子忧愁无望的感受。全诗通脱自然，生动传神，真挚感人。

其次，艺术收获比较高的是友情诗。赠人、寄远之类的诗歌，亦多名篇流传于世。李冶《寄校书七兄》、薛涛《送友人》、鱼玄机《赠邻女》等，堪为此类佳作的代表。

薛涛，成都乐伎。晓音律，工诗词，貌美才卓，长期生活在长安。武元衡为相时，曾奏授校书郎，故时称“女校书”。在唐代女诗人中，她的诗作数量最丰。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其所作诗，稍欺良匠，词意不苟，情尽笔墨，输苑崇高，辄能攀附。”

稍后于薛涛的鱼玄机，是中晚唐诗坛的又一颗明星。她有才思，善诗文。初为李亿妾，后因李夫人妒而不能相容，出家为女冠。后人辑有《唐女郎鱼玄机诗》，以五言、七律居多，累有名句传世。所作爱情诗热情大胆，如《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赠邻女》

这首诗中邻女被人遗弃，痛苦不堪，作者乃赠诗以慰。作品融叙述、描写、议论于一体，通过惟妙惟肖的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地展示了人物心理。语言自然质朴，表现力极强；全诗联联对仗，所对皆工；联与联之间跳跃跨度虽大，但以“愁春”意脉一线贯穿，结构严谨。诗人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加上大胆放言的诗风，使此诗成为巾帼诗歌中的珍品，令人瞩目。

李冶、薛涛、鱼玄机是唐代最负诗名、最受推崇的三位女诗人。无论是“诗胆大如斗”的畅怀高歌，还是“愁肠牵似绳”的柔情低唱，皆令人洗心饰视，叹为观止。与宫廷闺阁中的才女诗作相比，自有其独特的风貌和价值。

另外，当时抒怀诗也是很有成就的。唐代女诗人遣怀书愤之作，更是巾帼诗中少有的惊雷巨响。李冶有一首放胆高歌的《八至》诗：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八至》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男女双方的爱情绝无平等可言。夫对妻，主权大于爱情；妻对夫，义务大于爱情。男可三妻四妾，不必专情；女则从一而终，必守贞节。李冶看穿这种表面上最亲密、实质上最疏淡的夫妻关系，放胆唱出这首震雷撼地般的六言诗，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在男女婚姻上造成情爱的虚伪和不公。

以上所举，是众多唐代陕西女诗人及其作品中的代表，虽然挂一漏万，但唐代女作家的文学成就已可见一斑。

宋代政治文化中心东移，陕西的文化繁盛渐渐衰退。明清时期，女性开始涉及戏曲创作，元代杂剧的兴盛，并没有带来陕西女戏剧家的创作繁荣，但在清代的女传奇作家中，长安的王筠女士享有较高的声誉。王筠天生有西北人慷慨的性情，自幼喜欢读书，只恨身为女子，不能与男子抗衡，所以，她创作的《繁华梦》传奇充满了女性不能为国献身的遗憾。谭正璧先生评价她的著作说：“她将自己整个的人完全倾泻在这一部喜剧中，为女性一吐数千年来柔弱之气，的确可与《桃花扇》《燕子笺》相颉颃。”[1]她有一首《鹧鸪天》，对自己创作宗旨做了总结。

“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班超志，把酒长吟太白篇。怀壮志，欲冲天，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情付梦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她对女性不能追求功名的不满，对男女不平等的愤怒，可看作是中国女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作家。可惜她的其他作品已经佚失，无法考据。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评价道：

“《全福记》，长安女士王筠撰，词颇不俗。有朱序，略谓女士先成《繁华梦》，阅之觉全剧过冷，搬演未宜。越年乃有《全福记》，则春光融融矣。此记事实，未脱窠臼，惟曲白尚工耳。”[2]

王筠的戏曲能得吴梅先生的评论，是陕西女作家的自豪。她的创作，为陕西女作家的戏剧创作填补了空白，拓宽了陕西女作家创作题材样式上的道路，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总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除了唐代陕西女作家有比较丰硕的创作流传于世，其他的朝代创作力并不超群。尤其在元明清叙事文学开始兴盛，南方的女作家成就非凡的情况下，陕西女作家在严苛的封建思想压迫下，并没有出色的创新力。在近代文学中，陕西女作家除了在民歌上有一些作品，小说、传奇、戏曲等主流的叙事体裁创作差强人意。不过，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久的沉默终于迎来1949年之前战争文学中女作家的第一次崛起。

二 陕西女作家在1949年之前的创作

李晓峰在《陕西当代女性文学论》中，将陕西地域女性文学分成了两次迅速发展的高潮：“第一次是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二次是出现在九十年代。”[3]事实上，五四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几乎没有陕西籍女性作家，这个时期的陕西，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封闭的地域，高等教育不发达，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文学给陕西女性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机。一批又一批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中间有不少的女作家，丁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虽然，丁玲并非陕西籍的作家，但她十几年在延安生活、工作、战斗，其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已经部分地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因此，我们把她的作品，也划归为陕西文学。类似作家还有：草明、陈学昭、袁静、曾克、黄铁、莫耶、颜一烟等。丁玲的作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性主义作品的经典之作。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三八节感言》等，最能体现她的女性意识。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曾经遭受到非议的小说。无辜的女子贞贞遭受了日本鬼子的欺辱，回到村里，却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同情，反而遭到了难以忍受的鄙视。“尤其是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现自己的处境、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样的语言揭开了性别与战争的复杂关系。

其他一些作家，比如陈学昭（1906—1991）创作出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描写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女性追寻自我存在价值而付出的代价和走过的坎坷之路。小说表达了处于传统和现实挑战之间既可悲又可喜的双重性，揭露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男权意识的卑劣。小说叙述了李珊裳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反映了“伟大时代的一角”，是一位女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小说一经出版，在我国文坛产生了强烈反响。李珊裳说的那句话：“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幸福的家……革命就是我的家，没有了青春，但还有工作，还有革命事业，只要生活着，工作着，总是美丽的。”[4]深深感动着读者。“工作着是美丽的”成为当时一句口号被广为流传，也是女革命家在追求自立自强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莫耶（1918—1986），原名陈淑媛、陈爰，曾用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等。1937年，她从上海来到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在学习期间，她创作了著名的《延安颂》，由郑律成谱曲，一时在延安广泛传颂，成为鼓舞前方战士杀敌的精神号角。后来，她又创作了话剧、歌剧、小说等作品，仍然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故事的线索，以民族战争为主题，在当时很有影响力。

总之，延安时期陕西女作家的创作，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一起，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叙事形式与叙事逻辑，不仅反映了革命时代的社会状况，而且传达了革命时代的独特的热烈的感情，鼓舞着广大民众，尤其表达了女性走向革命发展的路程，实现了“当创造时代的作家”的梦想。[5]

三 陕西女作家在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陕西女作家的创作力是有限的，但是也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诞生，比如问彬、贺抒玉、杨晓敏等人的作品。贺抒玉从20世纪50年代就从事业余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出版的三卷文集中，两卷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评论她的作品：“她（贺抒玉）的小说，没有巨大的正面社会冲突，没有曲折离奇、紧张揪人心的情节，没有剑拔弩张的场景，没有正义和邪恶的正面白刃格斗……她对妇女的命运特别敏感，对社会矛盾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关系带来的波动特别敏感，因此，她总是侧面切入、外围烘托，从家庭生活、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着手，力求取得完成社会主题的任务。”[6]作家既写女性的平凡、善良、勤劳，也写她们的苦闷、伤感、坎坷，甚至愚昧。可以说，在小说创作上，贺抒玉是当代女性作家中较早涉及女性话语的作家，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有先遣意义的。

李天芳、晓雷于1988年9月出版的、表现陕北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心理路程的长篇小说《月亮的环形山》，是一部引起文坛高度重视的作品。作家以清醒的主体意识通过主人公黎月和她的男友梁相谦、杨雅琪、周蔚然等人的生活遭际，透视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展示出人与人之间难以平复的心桥裂痕，揭示出环境、社会、时代对人的心灵的桎梏，即封建的“左”的毒素对人的心灵的窒息，进而从人本的层面上剖析了人的质性，完成对人终极意义的思考，为最终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超越，做出了有益的、成功的探索。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批大学毕业生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后，在工作、爱情、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的烦恼、苦闷和痛苦。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有创造性挖掘。该小说用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来影射时代的变化，无论是情感描述还是思维的精细化展开，都准确传神，给人留下深刻的阅读印象。

另外，问彬的《心祭》发表出来后，很快就拍成电影《残月》，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惠慧也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走出栅栏》《夜色阑珊》《枕上听雨》等长篇小说。她的创作表现了五彩缤纷的都市生活，多描写城市女性。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探索都市女性的命运，文字清丽洗练，创作富有特色。

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女作家以宏大题材为主的战争回忆文学，还是80年代陕西女作家的反思时代的作品，都是在大的历史背景的挟裹中创作出来的，是时代变迁的文学记录。她们忠实于生活，从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入手，生动细致地描写女性的体验、情感、成长，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填补了重要的一笔。

四 陕西女作家群在1990年之后的创作

20世纪90年代，是陕西女作家群迅速崛起的时代。

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每一个时期有其特定的文学。就文学主流来看，它也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是与社会生产发展密切联系的。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陕西地域文学的辉煌，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创作实力的女性作家，她们的作品数量丰富，并屡屡在国内获得文学大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忠实生前在谈论陕西女作家创作时说：“最近几年，陕西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是显著而耀眼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贺抒玉的小说和散文在全国有很好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人数呈数十倍扩大，李天芳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都很有成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李佩芝的散文不同凡响，在全国都赫然有名。叶广芩和冷梦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更年轻的作家，远比‘十七年’和新世纪之初的80年代队列壮观多了。刘亚莉的诗歌，张虹的小说和散文，惠慧的几部长篇小说，都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夏坚德、毛岸青等人的散文，数量虽不太大，都很富有个性，近年来又涌现出几位青年女作家，王晓云、唐卡、辛娟、周瑄璞等。”[7]这些女作家大多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在创作中显示出良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才能。李佩芝、张虹、张艳茜、夏坚德、王芳闻、张亚兰等是陕西女作家散文创作中的中坚力量。

叶广芩虽然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但她的创作都在90年代之后。她的作品自然天成，既有华丽辞藻，也有哲理的思辨，艺术技巧上却不显山不露水，平易自然，感情真挚而浓郁，是饱受艺术锤炼后所达到的境界。

旅居上海的陕西新锐女作家王晓云从1993年起陆续在《上海小说》《小说界》等发表作品，出版了长篇小说《梅兰梅兰》，2006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飞》。她的小说新颖大胆，语言清新，风格幽雅，创作势头强劲并极具发展潜质，也是从陕西走出的非常有才华的女作家。

辛娟的创作在21世纪引起关注。2003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场面》，揭示女性官场生存之艰难，情节跌宕起伏，语言深情细密，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作者的文字功底。从风格上看，大气成熟，延续了陕西作家的风格。2006年，辛娟出版了《底牌》，作品讲述了两位女同学的坎坷命运和爱情故事，从一明一暗、一虚一实两条线索，描写了官场、商场、情场人与人之间互相倾轧，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人们对婚姻、家庭、爱情的困惑。从私人领域出发，陈述了新时代女性政治成长的历程，构思新颖，结构完整，在当时赢得了读者关注。

杜文娟的小说《有梦相约》《阿里阿里》《苹果苹果》《红雪莲》等出版在21世纪。她的小说题材宽泛，人物性格复杂，艺术上具有诗化风格，特别有女性色彩。在女性柔弱的叙述中，表达出对西藏文化的融合和包容，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学中边疆文学非常重要的一支。吴文莉也是近年涌现出的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叶落长安》在“2007年中国类型原创图书TOP10”中名列第二。描写了郝玉兰、梁长安等河南籍的外乡人群，在西安50年间的艰辛生活和融入这座城市的过程，用翔实的细节展示了他们在西安生存、奋斗和发展的故事。人物形象生动，老西安城在她不动声色的描述中，真实又生动地展示出来。笔力刚健，思力深刻，文字功力娴熟流畅，富有感染力。

2006年，陕西女作家丛书出版《陕西女作家·小说卷》《陕西女作家·诗歌卷》《陕西女作家·散文卷》共100万字，呈现女作家60余位，是陕西女作家群体的首次大检阅。这些作品，有获得国内外大奖的，有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有主流文学的探索，也有网络文学的试水，在当时文坛引起一定的关注。

接着，叶广芩出版了《老县城》《青木川》等小说，为陕西新历史小说推波助澜，周瑄璞发表《多湾》为西安城市风貌的变革勾画蓝图，随后韩晓英、杨则玮、任彩虹、陈毓、吴梦川、张炜炜、王妹英、张艳茜、徐伊丽、贝西西……纷纷涌现，构成陕西女作家创作的又一个新潮头。

这些陕西女作家，既是时代风格的“弄潮儿”，也是主流文学的中流砥柱；有魔幻主义的代表，也有网络文学的写手，不一而足。她们一边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一边又用勤奋的笔抒写人生。态度严谨，技法娴熟，思力深刻，见解独到，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文学的发展，讲究积累，推崇创新，在新的时代大潮中，一定能涌现更多的女作家，陕西女作家的作品，也将在文学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与世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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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正璧：《中国妇女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2] 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页。

[3] 李晓峰：《陕西当代女性文学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4]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5]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6] 雷达：《贺抒玉的创作个性》，《贺抒玉文集》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7] 布衣璞：《文学依然神圣，对话作家陈忠实》，新浪blog，2007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