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本诗学研究的方法与知识形态
在科学研究中，方法是手段与工具，影响着研究的效率。有了自觉的方法意识，研究效率便会极大提高。不仅如此，方法运用还制约着知识形态，运用一种方法便意味将研究成果纳入一定视域，使其成为一种可辨识的有效知识。比如，在现代心理科学产生以前，从灵感、直觉、无意识等视角研究人文科学都认为属于主观臆测，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伪科学。但现在文艺心理学研究已成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从情感体验与直觉角度探究文艺创作奥秘已成为有用、有效的科学知识。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研究对象本性的自然延伸，应该内在于研究对象，适应研究对象的特点和范围。文本诗学是对文学本体的研究，并且侧重于文学客观存在特质的探究。如此而来，从语言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自然是文本诗学应该采用的首选方法，而文学语言学、文学文体学、文化符号学等便是文本诗学研究最基本的知识形态。
（1）文学语言学。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本诗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从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织体本身及其组合规律上。在这方面，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其先行者。“而奥波亚兹美学家则把美的来源，归诸作品本身，既不是来自象征主义的‘自然’，也不是黑格尔的‘理念’及康德的‘本体界’，从而把美学的发生学基础，牢牢地奠定在世俗的语言基础之上。”[13]虽然大多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并没有直接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是依据语言学原理提出的，但他们普遍从创作实践出发，意识到了语言创新的重要性，为初登文坛的未来派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帮助。“俄国形式主义对未来派实验诗所做的辩护，是以语言（词）为基础的，运用所谓解剖学手法，将语词分为语音、语义和字形三个要素，以语义为中心，向两边衍射演化出来的。他们把诗的审美空间视为由三个向度组成。”[14]这三个向度就是每一个语词都涉及的音响、含义和存在样式等语言学成分。新批评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类似的经历，它也是立足实践，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记批评、道德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自觉维护文学本体的语言特质，探讨文本有机统一性及文本自身包含的张力、悖论、反讽、含混等语言学因素。
从较深层次上讲，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上述认识促发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革命，结构主义方法风行一时。对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法国权威结构主义研究者F.瓦尔认为：“任何学科的任何部分内容均可以看作是结构主义研究，只要它坚守能指（significant）—所指（signifie）型的语言学系统，并从这一特殊类型的系统取得其结构。”[15]他由此指出了结构主义与语言学方法的密切联系及其广泛适用性，应该说，该认识把握到了结构主义的核心，突出了索绪尔在语言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在文艺批评领域，罗兰·巴特、托多洛夫等人认为作为语言构成物的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个语言系统，它也应存在类似语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科学的文艺理论就应该探讨这一结构与文本构成的叙事语法，结构主义文论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谈到结构主义文论注重文本研究时，托多洛夫评论道：“（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功不可没（现代诗学发端于该研究），它是文学系统、作品系统之研究。因此文学是一种把注意力引向其自身的、‘本身具有目的’的系统语言。”[16]不仅如此，坚持解构主义文本观念的德里达、德曼也是立足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寓言性构建其文本诗学体系，而坚持话语文本观念的福柯更是主要依据语言的文化交流属性阐释其文本诗学构想。综上所述，语言学方法的指导对文本诗学研究十分必要，文学语言学是文本诗学知识的基本形态。
（2）文学文体学。不可否认，当代文体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正在广泛影响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但文体学本身含义较为复杂，需要辨析。在西方，文体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西方古代的文体学研究主要就是文本语言修辞研究。现代随着欧洲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迅速发展，文体学研究突破仅限于语言修辞的领域，出现了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多种形式。[17]文学文体学作为其中之一，主要探究作者如何选择语言来表达或加强主题意义及其美学效果，该研究立足文本，但又一定程度上超越文本，阐发与文本语言存在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体学含义更为丰富。它不仅是体裁问题，而且关乎文学本体存在。“文体学不仅是文学体裁问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本体性问题。中国文体学的‘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它是指文学艺术赖以存在的生命形式，具有极大的包含性和模糊性。‘体’兼有作品的具体形式与抽象本体之意，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既有体裁或文体类别之义，又有体性、体貌之义；既可指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又可指文章或文学之本体。”[18]此处无意对中西文体学进行更加细致的剖析，辨析其多方面差异及其各自产生的文化语境，意在指出无论中西，文学文体学研究都关注文本作为语言存在物——语言、体式、结构、手法运用上的特殊性。
对文学文本进行文体学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展开。可以立足文类进行研究，研究文学文本与其他非文学文本在文体方面的差异，如小说与调查报告、散文与日记等的区别；研究不同类型文学文本在体式方面的区别，如小说与诗歌、诗歌与散文，甚至散文内部记叙散文与抒情散文的不同。也可以立足文本的某个层面加以研究，研究文学文本的语言特点，研究不同结构体制对文本的影响，研究表现手法选择对意义传达的美学效果等。另外，还可以进行文本风格学研究，探究语言、技法和体式的变化如何导致文本整体风貌的差异。所有上述研究，都是文本诗学研究的有效知识形态，都是文本诗学核心研究的向外自然延伸。
（3）文化符号学。德国先哲卡西尔曾将人的本质界定为“符号的动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扇面就其功能而言具有一致性，都是一种符号形式，没有优劣之分。但其制作方式与价值不同，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以显示外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人类感觉的无限丰富性为己任。当代英国文化研究专家斯图尔特·霍尔更是将文艺活动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与价值生产过程，编码与解码构成这一活动的两个重要环节。如此看来，文学文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作品完成意味着作者编码终了，读者阅读就是解码，文本诗学研究就是以文本为核心探究编码程序与解码机制。但由于文学符号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符号和普通记号，它不仅要为外物赋予一定形式和秩序，还要传达主体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并将该价值判断传达出去，与读者分享与交流。因此，这种编码与解码具有显著的人文色彩，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融会与斗争的场所。
联系文本诗学发展进程，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理论界主要探究文学文本的编码过程，强调了文本秩序的重要性，虚构了宏大而稳固的文本体制王国；那么五六十年代以后，理论界则开始反思并颠覆秩序的王国，突出解码与阅读的自由性和多样性，甚至刻意强化解码过程中读者的误读与重构。文本诗学研究由语言到话语的发展贯穿着这种意识，印证了这一发展历程。话语文本诗学强调价值交流与对抗的无处不在，指出解码与阅读实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重构与价值生产过程。洛特曼的文化符号文本理论、巴赫金的对话性文本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理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巴特的“文之悦”阅读观念、德曼的抵抗的修辞阅读思想等包含上述文本观念。只有从文化符号学视角探视并剖析它们，才能发现其实质并做出合理而科学的解释。
当然，文本诗学研究不会只有上述三种知识形态，文学阅读学、文学现象学、文学媒介学等作为必要补充，定会不断丰富文本诗学研究方法，使其研究视域更为开阔、研究成果更具实效、成果形态更为多样。
文本诗学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追求自身品质和科学定位的理论表达。作为当代社会追求现代科学精神在文艺理论领域的体现，其研究逻辑起点、问题视域与方法必须具有科学性。逻辑起点是文学文本含义的合理展开，规定了文本诗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逻辑起点混乱，意味着研究对象不清。问题视域是对研究对象的进一步丰富，它划定了文本诗学研究的视界与范围。明确了该问题，才能彻底理解文本诗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才能清楚文本诗学的谱系与版图。方法作为研究工具，影响研究效率和成果知识形态。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为成果赋予了被认可的科学形式，文学语言学、文学文体学、文化符号学等就是文本诗学的科学形态。唯有理顺了上述问题，文本诗学研究才会迎来明媚的春天，成为文坛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本著述就是综合上述问题展开的学术研究，正文由七章内容构成。
第一、二章从总体上阐释文本、文本诗学含义及文本诗学发展状况，归纳文本诗学的形貌特征。第三、四、五章重点剖析三种当代文本诗学形态各自探究的核心问题及对文本诗学发展的贡献和价值。第六、七章探究如何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的文本诗学及文本批评。
第一章“文本与文本诗学”，本章首先探究、剖析20世纪语言论转向和阐释学转向对文本诗学兴起产生的影响，明确文本诗学兴盛的历史文化语境。接着梳理“文本”和“文本诗学”含义，明确整个课题的研究对象及论域。我们认为“文本”顾名思义，应该以“文”为本，关注文本语言客观存在；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文化性。而“文本诗学”就是对文本问题的理论研究。随后，依次重点阐释了“作为语言客体的文学文本”和“作为文化存在的文学文本”，为构建文本体系和下文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章“当代西方文本诗学形态及演变”，重点剖析了20世纪西方文学文本诗学发展形态及其演变。首先，依据各自理论背景和哲学基础的不同，对20世纪西方文本诗学形态及谱系进行归整，勾画文本诗学版图。当代文本诗学主要形态有三种：语言客体文本诗学、审美阐释文本诗学和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诗学。随后，依据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分别以“现代性视域中诗性秩序的构建”和“后现代视域中文本诗学的多向发展”为题分析了三种文本诗学形态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启示。
第三章“文学形式与文本诗学”，重点研究语言客体文本诗学对文本诗性秩序的构建。文本的形式构成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结构和体裁中。文学语言中充满了反讽与悖论，是一种张力语，与日常语言相较具有曲指性与虚指性。文学结构是对文本的组织安排，结构有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之分。结构主义文论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分析方法。体裁是一种惯例化的文学样式，它是对文学语言、表达方式和结构特点进行综合把握后所形成的形式因素。本章依次探究了诗性语言与文本诗学、诗性结构与文本诗学、诗性文体与文本诗学诸问题。
第四章“审美阐释与文本诗学”，重点探讨了审美阐释文本诗学独特的文本层次、结构及与读者互动的间性文本观念。文本不仅仅为一语言客体，还是一文化存在，其文化意义的挖掘离不开读者的介入。从读者视角关注文本，能发现文学文本诸多特性。依据各自哲学背景不同，本章依次探究了现象学视野中英伽登文本诗学理论、阅读学视野中伊塞尔文本诗学理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与文本诗学以及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互文理论与文本诗学。
第五章“话语理论与文本诗学”，重点剖解了话语意识形态文本诗学对文本与社会文化多样关系的理解。“从语言到话语”探究了话语含义、话语文本诗学出现的历史语境及方法论意义。“诗性文本与话语意识形态生产”则研究了英、法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对文本诗学的影响，重点分析了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诗性文本与历史叙事”阐释了新历史主义对文本研究的影响，特别剖析了詹姆逊“泛文本”诗学思想。
第六章“当代文本诗学反思与批判”，探讨当代文本诗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中西结合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文本诗学的策略与方法。建设当代中国特色文本诗学，首先，要以文本理论为视角反思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其次，更应立足中国本土经验，注重发掘传统理论资源；同时，还要注意深入思考语言观念、文本形态与文学观念嬗变的复杂关系，从中提取可供借鉴的规律。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深入反思与批判，总结经验与教训，才能发现当代文本理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有效构建策略。“从文本理论看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中国古代文本理论的‘另类’表达”“媒介载体、文本形态与文学观念的嬗变”“语言观念演进与文本理论形态的嬗变”“中国当代文本诗学研究现状及对策”就分别阐释了上述问题。
第七章“当代文本批评理论与实践”，将抽象理论活用于文学批评活动之中，重点探究文本批评理论与方法。文本批评不是纯形式分析，需要在具体批评过程中将文化视野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这不仅对于文学经典教学，而且对于当代新作分析都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当代文学批评必须协调处理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本方法指导文化研究，以文化视野提升文本研究人文力量。在这方面，格尔兹的文化阐释方法很有启发价值。“莫言小说《蛙》戏仿叙事艺术探究”“梦醒惊梦——萧平小说《春闺梦》文本叙事分析”“互文观念与文学经典文本解读”“诗性文本与文化阐释：深描与诊断”分别论述了以上问题。
结语“诗性文本与文本科学的建立”，以20世纪近百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诗学的建立为依据，指出当代科学形态的文本诗学必须立足文本“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展开，“文化修辞学”应是其最终旨归。其现实意义在于能够有效指导当下文艺研究：文学文本分析不能过于技术化，文化研究也不能过于空泛，而应有效衔接两者。
[1] 董学文等主编：《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
[2]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3]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4] [法]让-克罗德·高概：《范式·文本·述体》，《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
[5] 冯寿农：《文本·语言·主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6] 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7] 黄鸣奋：《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8] 董学文等主编：《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9] [法]罗兰·巴特：《文本理论》，张寅德译，《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10] [美]马歇尔·伯曼：《现代性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0页。
[11] [波兰]齐格蒙特·鲍曼：《对秩序的追求》，汪民安等主编《现代性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0—781页。
[12] 参见拙作《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文本观之异同》，《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
[13] 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14] 张冰：《陌生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15] 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16] [法]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17] 参见申丹《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第22—28页。
[18]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