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小书的出版酝酿多年了。今日终于付梓，感想颇多。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非出不可，只是自己从事希腊化时代的学习、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出本书把过去的心得体会奉献给老师、同行和学生，心中总有一种愧疚。

1985年，我有幸迈进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殿堂，师从王敦书先生学习古希腊史；1986年，王先生以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秘书长的身份与四川大学的卢剑波先生联系，决定举办一期古希腊语进修班。我忝列其中，在卢先生的耐心教诲下，总算有了一点古希腊语的基础。回来后，面临论文选题的抉择，我感到古希腊史的其他领域国内都有老一代的学者在做，唯独希腊化时代除了吴于廑先生20世纪50年代发过两篇文章[1]外，国内学者似乎涉猎不多。原因大概是这一时代属于古希腊史的尾声，或许也有资料的原因。但我感到这一时代是一个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大规模接触融合的时代，亚历山大帝国和他开创的希腊化世界涵盖了当时欧亚大陆从地中海到印度的古代各主要文明区域，甚至中国也通过丝绸之路与这个世界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罗马帝国是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主要接收者，通过罗马帝国，可以把这一文明遗产的研究延伸到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所以，就选中了“希腊化时期”作为自己论文选题的范围。刚开始，不知天高地厚，雄心勃勃要写《希腊化时代研究》，但在征求了王先生和教研室其他老师的意见后，觉得这样的题目确实太大，不是一个硕士学位论文所能容纳的，而且以自己刚刚入门的那点希腊史知识，根本不可能担当此任。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在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能找到的英文资料大都是一般性的通史类著作，像布瑞等的《希腊化时代》，塔恩的《希腊化文明》、《亚历山大大帝》，卡里的《希腊世界史》，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史》,新旧版的《剑桥古代史》（1928年版第7卷和1984年版第7卷第1分册），其余再专一点的书就看不到了，那时南开还没有一套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查找原始资料很不方便，而且也自觉没有那种解读古典语言资料的能力，所以在最后确定论文题目时，就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知的英文文献。其实这个题目也很大，后来撰写时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做。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结局还算完满，答辩顺利通过。

当初选择这一题目时，自己并没有多么明确的、远大的志向要毕生从事“希腊化”这一方向的研究。但后来的学术生涯却恰恰证明一时的选择成了终生的事业。此后的几十年来，不论研究的重点如何变化，都没有越出这个圈子。即使我后来在北师大历史系师从刘家和先生从事中外古史比较方向的研究，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还是以活跃于希腊化时期的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的犬儒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20世纪90年代起，自己试图在原来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一些专题性的延伸研究，遂有了关于希腊化历史与文化系列成果的发表。平心而论，这些文章在立意上比原来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只是较为系统、较为深入，增加一些新的材料而已。现在本书包括的内容，大多都是来自原来的论文或书稿，也有一些文章是当时写成，但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的。这些年来，有好几次冲动，想把这些小文章汇集成书，一来自己做个小结，二来接受方家的指教。但之所以迟迟未能付诸实践，只是自己羞于出手，出版这样过时的东西有必要吗？往往这样的疑问一涌上心头，那股热情就倏然冷却如冰，只得作罢。

是的，别说和国内学术圈的同行相比，就与近年来自己新的研究成果相比，这些文章都属于“初级产品”或“次品”。但那时是阅读有限的纸质文献的时代，是抄写卡片的时代，而非现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电脑写作的时代。那时，国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一般学人还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又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尽管1977年、1978年恢复高考，赶上了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但毕竟青春岁月的荒废是无法弥补的，知识的不系统、不完整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就自己而言，如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出的所谓“成果”在当时还有一点新意，那现在确实有点不堪回首了。不过，毕竟那是一段历史，或许其他学人也会有像我这样的尴尬经历。后人之所以看得比前人远一些，那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同样，牛顿的这句名言对于我们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之所以有愧于过去，不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从过去走到现在了吗？而且，可以预言，再过若干年，如果还能够回首自己现在的“成果”，谁能保证，同样的感觉不会发生呢？其实，否定之否定，个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们即使不能给后人，尤其是自己的学生提供多少教益，至少也能让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吧。所以，就斗胆将过去的一些积累汇编整理成册，供大家斧正。

本书大体划分为五编十四章。

“绪论”是我2010年应邀为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0》写的一节，后来在《世界历史》上发表。此文简要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30年间国际希腊化研究的概况，对其主要的学术成果和特点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同时对未来的研究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此文还回顾了“希腊化”研究的起源和发展。虽然泛泛而论，但脉络还是大致清楚的。此文的遗憾是没有把国内这些年希腊化研究方面的进展包括在内。但这是项目的要求，现在增加这些内容似乎并不合适，好在网上数据库查找十分方便，点击可得，也就不再画蛇添足，妄加评论了。

第一编“历史变迁”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王国和希腊化文化，目的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述亚历山大帝国和各希腊化王国的历史兴衰以及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成就，为下面各章的专题研究做一个背景性的铺垫。本编初稿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是应约为另外一套世界大通史而写，没有想到后来出版取消，这次稍加修改奉上，权当对希腊化时代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整体介绍吧。

第二编是“制度重建”，重点是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由于希腊化王国与希腊式的城市在希腊化世界并存，而且希腊本土还有一些城邦基本保持了以前的政治制度，因此，本编专门论述了从亚历山大帝国到各王国的君主制形成及其特点以及希腊城市残存的民主制。“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统治”是一篇论文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施治生先生主持一个项目《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他看到我的论文（《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及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与他们的项目吻合，邀请我参与，于是就有了这篇加长版的文章。这一编的主要观点是：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是马其顿王权、东方君主专制和希腊城邦制残余三者结合的产物；被称为polis 的希腊城市，虽然自治权因地而异，但总体上都在君王的控制之下。这是希腊化时期的polis 区别于古风古典时代城邦的根本标志。

第三编“文化发展”是就希腊化文化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希腊化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基本与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与当地民族的互动程度相一致。它与希腊古典文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希腊人与被统治民族共存之地的文化，是以希腊人为创造者主体、希腊文化形式为基本载体，同时吸收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等文化因素之后形成的混合文化。它可能只是流行于希腊化世界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但它的影响还是会通过钱币、宗教和政治统治的触角伸向广大的社会下层。就欧亚大陆文明间的沟通而言，它承前启后，可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

第四编“文明交汇”是个案研究，古代印度、中国、中亚到底和希腊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影响如何，是本编主要回答的问题。古代希印在亚历山大之前早已相互知晓、接触，但大规模的文化交汇是在亚历山大之后，尤其是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印度—希腊人时期。希中文明接触的实现，是丝绸之路开通的必然结果。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在远东希腊化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证明了希腊人“千城之国”在中亚和印度的存在，也证明了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并存与融合。

第五编“深远影响”采用平行和后延的视角，对希腊化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及其在东方，尤其是向中国方向的传播做了追根溯源式的考察。虽然材料相对滞后（主要部分写于20世纪80年代）,线条也比较粗略，但还是突出了希腊化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它不仅是从希腊古典时代到罗马帝国时代的过渡，而且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是人类文明由分散到整体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附录部分收录了5篇与前面内容有关的论文和最初的1篇学术综述。它们或是前面部分的基础，或是导论，或是对前文内容从不同角度的综合或发挥。置于正文，明显重复，但让它们缺位，似乎又有所遗漏。所以，作为附录，仅供有兴趣者随便一瞥。

尽管本书不是一本希腊化通史，但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个基本的历史发展线索，笔者还是依据《剑桥古代史》第7卷第1分册以及其他西方学者的著作，编译了从亚历山大之前的马其顿阿基德王朝到印度—希腊人王国之间各个王朝的王位世系表和大事年表。希望它们能够有助于读者建立一个清晰的时空概念，加深对这段多头并进、错综复杂的历史全貌的了解。

译名的统一是一个十分复杂、令人棘手的问题。现在的译名基本根据约定俗成、自己常用译名和各种译名手册确定，其中可商榷之处甚多，但毕竟在正文（“绪论”之后）中首次出现时附有外文，最后又有中外文译名对照表，因此大概不至于张冠李戴，给读者造成太多混乱。

参考书目以当时的征引书目为主，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近搜集的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目的是弥补正文的不足。原来的内容不便更改补充，这些书目或可使读者了解最新的学科前沿动态。虽然亡羊补牢，但犹未为晚。好在本书可能还会有续编出版，如果读者不弃，可从其中看到我在希腊化问题研究上的最新进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本书所包括的文稿和文章完成和发表的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各章写作时都是独立成篇，因此难免出现材料和观点的重复，甚至研究深度的明显差异。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我无意大段地增补删节，只做了局部的改动，特别是有意识地统一了译名，并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和国际通行惯例补充了征引书目文献的出版信息。西方古典文献基本依靠罗叶布古典丛书，但核对史料时尽量用新版或重印本。有些外文书或中文书原来的版本一时不易找到，就引用了最新或最近的版本，虽与原文发表时间有先后倒置之嫌，但为了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给读者提供最新的书目信息也就只好如此了。原文中明显的史实或表述错误我都尽量予以改正，但挂一漏万的现象还是难以避免。对于同名多译、年代不一，甚至外文人名、地名拼写不同等现象，我择一而从。我还根据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注释说明。对于自己一些后来发表的与本书有关的论文和著作，我在注释中有意识地加注了出处，并在参考书目中将自己的相关论文单独列出，以便于读者查证参考。总之，本书总体上保持了原作的基本内容，各章既自成一体，又先后大致对接。这样做的好处除了保持历史的真实外，还有一点是，如果有读者只对其中的个别篇章感兴趣，就可以在一篇文章中对一个问题得出比较完整的印象。但本书毕竟不是一气呵成，不可能做到首尾相贯。这是敬请读者理解和原谅的。

本书出版酝酿多年，先后得到我的一些学生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李模、马红娟同学在20世纪90年代给我多次誊抄文稿，那些年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通过他们工整娟秀的字体变成铅字的。这些年我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也为书稿的整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潘立宁、王志超同学帮我输入部分文稿，张琳同学帮我整理了注释和译名表，孟凡青同学帮我补充更新了参考书目，编译了王位世系表和大事年表，金晓芸同学做了前期的文稿汇总。这些工作十分琐碎繁杂，但他们都不厌其烦，全力以赴。其他同学也对我帮助甚多，恕不能一一列举。虽说这是师生友谊的体现，但还是要多多致谢。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我的两位导师王敦书先生和刘家和先生。学生不才，有辱师门，但没有老师，何以今日，“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这份迟交的作业既奉献给我的老师，也奉献给我的家人和学生，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我是不敢当众献丑的。

2017年春日谨志于南开

杨巨平

[1]吴于廑：《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历史教学》1958年2月号；吴于廑：《略论亚历山大》,《历史教学》195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