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北美敌托邦文学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题解及其限定说明

本书主要分析北美敌托邦文学作品中的环境想象及叙事，以北美敌托邦文学知名文本为依托。选题需要廓清以下几点：第一，文类界定。敌托邦文学又被称为“反乌托邦”“废托邦”“未来小说”“推测小说”等，[1]不管有多少形，其实质都是对未来社会的否定或是消极的文学描述。但否定不是目的，其终极目标是在对否定的批判中以穿透历史的眼光来观照现实，用文字帮助世人从盲目的乐观主义中摆脱出来，正视现实，以理性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姿态去构建未来。敌托邦文学是一门亚文类，但它又融合了一些相关亚文类，如批判乌托邦、末世小说等的特点。它的表现状态较为复杂，如何界定至今仍有争议。

它与现实主义文学有内在联系，是幻想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时间轴不与读者的“现在”重合，而是指向某个不存在的未来或是假定的遥远的过去，文本中即使给定了历史上的具体时间，但往往是将作者的真实写作时间后移，即作者在描写想象中的未来会发生的事件，而空间背景有可能是一个实际地点，也有可能是一个假想的外星球等。文本中往往是一个与现实相脱离的“现在”，它与读者的现实经验形成反差，使读者能认识到作者的特意虚构；但它的幻想基于一个原则：在幻想中影射现实。各种事件反映出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危机，这是敌托邦文学的出发点，秉承着现实主义的一贯原则。它与科幻小说的联系也相当紧密，文本常具有科幻性质，新浪潮派、赛博朋克是构成敌托邦文学的重要力量。后现代主义不仅提供写作手法，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品在内容上含有敌托邦文学因子，如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敌托邦小说，无独有偶，荒诞派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迷失的人》（The lost ones）也被认为是一部敌托邦小说。[2]除此之外，它不仅与严肃小说有关联，与通俗小说也有一定联系。斯蒂芬·金的惊悚小说也常含有敌托邦元素，如《手机》（Cell）也可被看成为一部敌托邦小说。但概念的泛化不利于深入的研究，因此在本书中，并未将具有敌托邦因子的作品都囊括进来，为了充实地展现此类文本的特性，只选择了较为典型、影响广泛、被读者和评论家一致认可为此文类的作品。

借鉴前人观念的基础上，笔者对“敌托邦文学”所下的定义是：此类文本一般是处于预设的时空框架中，作者对异世界各种社会、环境危机及创伤心理进行个性化想象，并融合哲理性思考，以充满人文关怀的姿态，从不同角度批判问题丛生的现实世界。这类文本往往体现出政治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也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来呈现文学自身的表现力。它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通常表现在：对极权政治的批判、对人类精神危机的根源及表现的揭露等。在它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背后，隐藏着作者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深刻思考：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身体与心灵之间应有着怎样的平衡，才会减缓各种危机对未来人们的冲击？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生态的探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触及对社会生态的分析，而人的身体与心灵又与精神生态相互渗透，[3]这样，敌托邦文学与生态批评之间便出现了契合点。

第二，“生态批评”概念界定。本书中的环境想象属于生态批评的范畴，因此它是对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它与真实世界的联系是它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不管是物理真实还是心理真实，都是构成文学感染力的主要来源。它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必然将它引向一条通往生态关怀的新路。20世纪以来，生态危机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等对人类行为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破坏作了真实而富有文学性的描述。如果说生态书写的核心是反思人与自然、生命与非生命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科技至上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关注自然内在价值，强调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去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重估价值观和世界观，那么，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则是来自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生态诗学研究者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怀特海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可回溯至1972年。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4]1978年，威廉·鲁克特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实验》中首次使用了 ecocriticism 这一批评术语，提倡“把生态学以及相关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5]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格罗特费尔蒂指出，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性别意识这个角度来考察语言与文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是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归入文本阅读中，那么生态文学批评则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由她与弗罗姆主编出版的《生态批评读本》是美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探讨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的批评，这标志着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生态批评正式在学界中出现。

生态批评将文学与生态精神融为一体，“生态批评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关注文化中的语言和文学作品”。[6]生态批评有利于人们提高生态素养，而“这种生态人文素养将是使人和自然共同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7]这是对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的显在说明。而就其涉及对象来说，生态批评并不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等狭义的文学题材，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这一术语的概念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空间也不断扩大。鲁枢元采用三分法来概括，“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8]这样，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有鉴于此，本书对所涉及的文学作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作文本内部和外部分析，文本并非全以生态为主题，但在其中蕴含了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对危机根源的文学性的阐释，并对未来社会中自然环境、城市环境的异化展开了文学想象。本书结合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女性生态主义、叙事学等相关理论，希望能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北美敌托邦文学中的生态书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阐述。

第三，地域界定。敌托邦文学作品卷帙浩繁，欧美亚各洲作家皆有涉及。英国作为敌托邦文学的发源地，其代表作品已被不少学者作为研究对象。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幻小说的繁荣，北美涌现了众多优秀敌托邦作品。为了缩小研究范围，本书参照文本仅限于北美地区，即以美国、加拿大的作品为解读依据，其中大部分是在各个阶段较有影响的作品。

（二）敌托邦语境下的生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敌托邦文学作为文学史上仍处于发展期的一种文学类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韦勒克、沃伦认为，文学史除了描述对文本进行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9]敌托邦文学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类型的亚文类，探讨这个文类的整体特征，对于统观文学的发展规律，促进此文类的发展是不容怀疑的。“低估类型概念的影响力量仍然会是一个错误。”[10]考虑它的类型力量时，既要参考它自身的风格特征，以及与其他文类的相同性、相异性，同时也应将社会时代背景纳入思考范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文学史意义。

吴岩曾指出：“在当代，科学幻想小说已经无可置疑地在文学领域中占有了一定地位。研究科幻小说的兴衰与繁荣，不但有利于认识西方当代文学的全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提供借鉴。”[11]与科幻小说有紧密联系的外国敌托邦小说同样可以为中国敌托邦小说提供借鉴。外国敌托邦作家所关注的生态危机意识也应有中国作家在此类文本中表达出来。我们生存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生态环境被嵌入人类整体关注的时代，这个时代新的写作动力之一便是由生态文学提供，它也蕴含着传统的文化精神及相关哲学、宗教思想。人类对自然的描写和关注，并不限于当代，可追溯到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去。不同民族的文学史里都看得见它若隐若现的身影。今天，当精神荒原似乎又要弥漫人类心灵之时，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文学正在试图将这个身影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要解决我们面临的意识危机、信任危机、生存危机，是否可以通过自然、环境的优美真实，人与环境的和谐，来洗清人类精神上的迷惘和失落？文学正在向一个新的写作高度出发。在对生态伦理、生态美学、自然内在价值的探索中我们看到了精神复原的希望，看到了从欲望和享乐中摆脱出来的可能。敌托邦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正在于此：对于生态危机、环境破坏、自由、选择、权利与责任、伦理与道德、政府治理限度、思想的禁锢与解放等的探讨构成了此类文学的重要一极，而另一极则是文学话语的运用，这两者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互相渗透融合的。作家用文学话语的方式表达对特定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的反对，使抽象枯燥的伦理、美学观点被赋予文学意义上的感染力。

从生态书写入手解读敌托邦文本体现出文学研究的时代意义，有其理论上的必要性。敌托邦文学向来是以描述未来社会或某个历史上不存在的社会的黑暗面为其出发点，突出人的生存困境，学界对这一亚文类从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哲学思想等方面已有了卓有成就的研究，但整体性、系统性地对其进行环境解读还处于刚起步的状态。本书在敌托邦语境下展开对环境书写的研究，从哲学背景入手，结合文本中的技术极权，对断裂的人类文明中体现出的各种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进行探讨，进而从叙事学的角度作文学层面上的分析，也从女性主义等社会思潮的角度作文本外部的解读。本书力求将文本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统一起来，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对文本创作的影响的同时，也将内部研究纳入讨论范畴。对此文类进行生态角度的研究，有利于深化读者的理解力和鉴赏力，给读者提供不同的解读方式，实现理论批评与阅读快感的有机整合。

（三）国内对敌托邦文学缺乏必要的重视，系统分析此类文本生态意识的著作较少

国内对敌托邦文学主要局限于对三大经典著作的研究之中，而对北美的此类文学作品的探讨集中在当代个别有影响力的文本上，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等，但不少名作，如布拉德伯利的《华氏451》等都少有研究者问津。在国内学界敌托邦文学作为一个文类受到的重视不够，与其在西方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大差距，这与国人的意识形态构成有直接联系。[12]江晓原在《羚羊与秧鸡》序言里提及“西方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忧虑，而中国人普遍对未来抱着幼稚的乐观”[13]；而从生态问题对此类文本进行整体分析的论文就更少了。国内作家创作的此类文本数量不多，国人对敌托邦文学的了解往往限于改编的电影电视等媒介形式上，止于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情节的曲折，缺乏对危机的思考，对文学意义上的敌托邦作品认识不够，无法触及文本作者思想的闪光点。相关的研究文章存在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这一问题，对单篇文章进行解读不能充分体现出这一亚文类的概括性、代表性特征，因此在本书中，所选文本为影响广泛、涉及不同创作年代的一批作品，对这些作品进行整体讨论，希望有助于对此类作品的全面了解。但本书内容并非面面俱到，主要围绕环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极权政治或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环境想象与表达，以及替代世界中自然异化的主题和叙事策略。

（四）从生态批评的视域下进行敌托邦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

对很多读者来说，阅读是为了体验另一种生活，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真实人生中的生活。在敌托邦文学中，他们感受到对未来社会的恐惧，危机意识增强，由此能对现存的社会更批判性地加以思考。站在异化的对立面，人如何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并以此为原则调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与思维模式，是此类文本的一个重要主题。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人们应承担怎样的责任，应在思想上产生怎样的转变，在这方面敌托邦文学对大众起到了启迪作用。如果说文学作为影响大众的艺术形式作用渐趋缩小，局限于对某些群体产生反思和激励，而在它被改编成电影后，对大众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大众在电视电影的影响下引发对文本的兴趣，然后转回对文本的阅读，从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回归文字阅读，也是其社会意义显现的一个方式。

通过想象的未来生态危机，此类文本鼓励人们在自然生态恶化的时代培养环保意识，净化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发展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来改变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环境的对峙局面。同时，从中挖掘人与环境的新的结合点，发现改变现状的契机。敌托邦文学虽然为读者挂起了一张黑色的大幕，但幕后又隐约透露出绿色春天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