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评述

张海鹏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历史学领域是“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所谓“对资产阶级要立足于批”，批判所谓“叛徒哲学”等谬论，肆虐于史学领域，显然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教条化理解和标签化运用。加上那时提倡的“儒法斗争”“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四人帮”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普遍不满，也引起了知识界、史学界对影射史学的反感。这时候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史学界对于教条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对于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专业性时，把历史放在各个学科的第一位；谈到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把历史放到第二位，仅次于哲学。习总书记对历史科学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历史学发展的综合评价

40年来，中国历史学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这个时期，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近些年来，我国历史学的代表性著作，以中国通史而论，有范文澜、蔡美彪等主编的《中国通史》十卷，有郭沫若主编并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刘大年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十二卷，龚育之、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中国现代史有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中共党史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两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三卷等；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39册，还有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等等，都是我国历史学的积极成果。

至于各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不胜枚举。举凡政治、对外关系、法律、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民族、社会、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论著发表或者出版。仅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平均有数千篇论文发表，百种以上专著问世。这些学术专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出版物了。正是这些学术论著，烘托了40年来我国历史学各领域的繁荣。

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样一种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也影响着历史学者们的眼界和观察历史的方法。社会历史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以往的历史研究，突出了革命史、政治史，是时代的需要。但是，如果写历史只写革命史、政治史，就会蒙蔽人们的眼睛，限制人们认识历史的丰富内容。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与研究政治史、革命史，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历史研究以政治外交、经济的历史为主干，可以带动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政治史、革命史的研究也要克服简单化的毛病，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化认识。40年来，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等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是极其重要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国家开办了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各学科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通过。单就历史学来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学术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等。这些支持工程的启动，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国家。从《史记》开始，尧舜禹就被作为传闻时代。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文献不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成功，史学界确认了夏朝的存在。这是史学界的重要成果。文献记载上的夏朝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带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都城考古，文化遗址考古，古墓考古，都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甲骨文、金文、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吐鲁番、敦煌文书以及徽州文书等史料的发现，都在推动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不仅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史记》等古代记载提供的中国上古史的知识，也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战国直到魏晋乃至宋元明清历史的知识，加深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这些实证研究，在古代中国的历史的认识上有了许多前进。如有关人类起源问题、有关中国农业起源问题、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问题等。

关于人类的起源，自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以来，关于人类起源和起源地问题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特别是中非的肯尼亚。中国考古学的成就证明，现代人单一起源的说法得不到中国考古学的支持。中国考古学家已发掘的几个点：如重庆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北京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至少可以证明，人类起源不一定是单一起源，应该是多源的。

关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了大量古代遗址中的植物遗迹后，已经得出大体接近的认识：1万年前，中国的栽培稻出现；8000—9000年前稻作农业形成；距今6000—7000年前，稻作开始在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普及，稻作农业经济的代表遗址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遗址。距今7500—8000年的遗存中，粟、黍已在华北广泛栽培了，距今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北旱作农业建立。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粟、稻、黍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起源地，至少是起源地之一。这一认识也有别于欧洲学者中国农产品西来说的早期认识，也推进中国学者此前的认识。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20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学者坚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赞成者众多。在突破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怎样？随着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考古发掘提供的大量实物资料，中国学者开始依据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30年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据此展开的学术研究，使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进程在国内学术界得到相当程度的共识。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鄱阳湖流域以及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促使史学界认识到，原来，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是繁星点点、满天星斗。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各个地区的文化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所谓“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同时，“一体”与多元也在相互促进，在多元发展中有所发展。“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1]这是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形态的共识。这个共识很重要，它填补了古文献的缺失和不足，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的相互参证，今天的中国人对夏商时期的认识较前深刻多了，再不是传说时代，而是切切实实的历史存在。我们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自信大大增强了。

在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讨论中，国内学者以往根据恩格斯的理论，认为中国也经历了部落联盟转变为国家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有关“酋邦”的理论后，对上述见解产生了质疑。林甘泉研究了中国古文献以后，认为中国前国家时期的政治组织是酋邦而否定有部落联盟，这一观点还缺乏足够的根据。[2]

如何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分期，一向是中国历史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以上古、中古、近古的概念来分期，中国古已有之，这种分法失之笼统，难以显示历史发展的实质。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根据。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考察中国历史问题，近些年来有各种讨论和质疑，聚讼纷纭。林甘泉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演变，认为斯大林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这种表达方式。斯大林的表达简明扼要，但容易产生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但如果据此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斯大林制造出来的公式，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真实。林甘泉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用社会经济形态来划分历史的不同阶段，能够比较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不同时代的本质特征。他指出：“主张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指导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揭示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并不意味着要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剪裁成社会发展史的公式。”[3]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主张存在奴隶社会，但是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和挑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我们主张在仔细研究历史文献和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讨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所谓奴隶，主要是家内奴隶，与希腊、罗马那样的生产奴隶还是有区别的。中国存在着长期的封建社会，一向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看法。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早期历史文献中有“封邦建国”的记载，那才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它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不同的，中国历史不要套用封建社会的名称。其实，中国历史上封邦建国的“封建”只是当时一种政治制度，多数学者主张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封建的生产方式，是指领主制或地主制那样的生产关系。封建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翻译成汉语时借用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封建”二字。如果只认为封邦建国的“封建”才是“封建”，中国历史就回到陈旧的解释窠臼里了。

为了推动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联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方面学者攻关，对中国文明史初期的年代学大体已得出共识：夏的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这是在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河南省、山西省等地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2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正式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并且被列入“十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这项研究将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摸索经验，并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国家组织了清史纂修工程，推动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以著名的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担任总主编，组织一千数百位清史学者，以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创造性地继承中国修史传统，开展全面的清史研究。不过十余年时间，清史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古代史学科相比，它是在20世纪初产生、20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猛烈冲撞的历史，也是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探索中国独立、救亡和富强道路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在不同时期从欧洲学来了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也学来了马克思主义，用这些学说和主义做理论武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最终赢得了民族的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做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40年前，中国学术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最近20年，许多学者认为这样的分期是不科学的。因为，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1949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也即是以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1997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4]我本人也多次在报刊发表论文和文章，阐明胡绳先生的建议。[5]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几乎无人质疑。

变化来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撰和出版。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批重点教材经过中央批准，已经进入全国大学生的政治理论课课堂。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6]这句话极其重要，它定义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范围。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长期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对象问题，已经固定下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正式公布了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年通过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编写的各学科概况、内涵、范围和培养目标。这个一级学科简介里，中国史的学科范围明确规定了7个学科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专门史、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这里，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起的中国现代史，已经在高校学科方向和人才培养中明确起来。

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民国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10年的长时段来观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变化规律。

近代中国长期处在内外战争环境中，革命势力的成长、革命事业的开展，成为这段历史的基调。学者们以往在处理近代中国的历史时，往往强调了革命史，对于历史的丰富内容则照顾不够。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做了许多探讨。有的学者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的概念，主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用所谓现代化范式代替所谓革命史范式。在近代中国，革命是那个时候社会的基调，革命的目的是谋求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富强就是要现代化。但是近代中国110年历史，现代化未能成为时代的基调。还有一种意见，提出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史观的区别。学者认为，对于这种区别，不要简单地采取否定或者肯定的态度，应该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的过程，既要看到革命史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基本作用，也要看到现代化进程在近代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主张，革命和现代化都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总之，采用现代化视角观察近代中国历史是可取的，代替说并不合适，研究和叙述历史不能简单化。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讨论中，有关近代中国发展演变的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后，中国迈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今天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光荣。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了抗战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抗战历史发表了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研究抗战历史，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这个讲话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的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历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预计到2018年年底，上线文献总量将达到1300万页，引起研究抗战史的国内外学者们普遍关注。

世界史研究的创新思考

40年来，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总体来讲，我国的世界史学者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仅有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学科调整目录，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于高校世界史教学将带来推动力量。再过10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目将会有大幅提升。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是后起的，1949年以前，中国的历史学界还谈不上世界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史研究才逐渐兴盛起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经历了先介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独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学者用中国人的眼光观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西欧中心论”保持着质疑的态度，并且一直在探讨中国学者主张的世界史理论体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吴于廑教授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途径、主线和研究方法提出一系列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吴于廑先生在他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条目中指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7]这个看法的核心是如何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把它称为整体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提出了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作为世界历史理论体系和架构的观点，并且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主张：“新的现代化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为纲，从经济史入手，加强对原始积累、商业资本、工业资本一直到垄断资本的更深入的全面研究。”[8]这一理论模式，对中国世界史学界有相当影响。是否以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题，学者间一直存在争论。最新的争论出现在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杂志上。这期杂志上有学者坚定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9]，也有学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不应该抛弃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主线另起炉灶”。[10]还有学者坚持整个社会形态的交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的线索，认为“没有一种其他的历史理论和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更加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阐述所具有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是任何已知的其他理论无法相比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在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工作中也应该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11]

在世界史研究和撰写体系中，突破西欧中心论，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各国历史的总和呢？有的世界史学者认为，我国编写的各种世界史教材（包括通史和各种断代史），都是按照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历史分期，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种分阶段的各国历史汇编。学者认为，这样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不能总揽世界全局，不能从全局考察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成为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著作。我国学术界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有鉴别地吸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一切新理论和新方法，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由此，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认为“全球史观”这样的概念可以避免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

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就全球化和全球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新体系。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史观不是不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的影响力有限，尽管全球化史观已经问世近半个世纪，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基本上还是建立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解读之上。还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史观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就如同不存在“文化全球化”一样，也不存在“全球化”的全球史。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灵中的全球史。[12]

在我看来，在讨论世界史体系、质疑“西欧中心论”的时候，不能犯简单化的毛病。已经有学者指出，“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客观来看，从曾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说，在15世纪以前，世界历史上不止存在过一个中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以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变成以西欧为主。无论是向世界各地传播资本主义，还是向世界各地同时传播殖民主义，欧洲都曾经严重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世界历史的中心也不止一个。在很长的时期里，东方社会以中国为代表也还是一个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在19世纪中叶起，其地位慢慢削弱以至于消灭。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就有苏联一个中心，资本主义阵营有美国一个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中心吗？我们不能否认，在一段时间里，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德国是一个中心，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日本也是一个中心。历史进程还在发展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及民族独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世界历史的中心也在发生变化。今天的美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中心，但是不能说今天的世界只有一个中心。世界历史的推进从来都是在不止一个中心存在情况下，两个或者多个中心进行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处理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问题上不可以太过于简单化。质疑“西欧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是质疑西欧或者西方作为观察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的观点，不是否定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西欧或者西方曾经起过历史中心的作用，是质疑在这种观点下，无视世界历史的其他地区如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推动历史发展、创造历史契机的主动能力和实践。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准确把握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这些重大事件与世界的联系中来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是世界史研究者的责任。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多种联系，要求发展中国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研究，建立包含面更大的世界史学科。这是时代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者提出的任务。

努力形成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从总的趋势看，这个方向迄今并未终止。

就历史学而言，先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史学著作，包括多卷本的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后来是大量翻译出版欧美国家（包括日本）的历史学著作。剑桥世界史、剑桥中国史等在中国大量出版。剑桥中国史系列包括剑桥晚清史、剑桥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其实都是针对西方读者写的，对中国学者固然不无参考作用，但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学术著作。中国学者的历史学著作很少被西方国家翻译出版。中国也有外文出版社等，他们翻译了少量中国学者的历史书，但发行量甚少，难以占领国外市场，在国外图书出版界只是点缀，难以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露出头角。

中国出版界大量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学著作，西方出版界很少翻译出版中国史学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以及近些年出版的大部头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没有外文译本（包括外国出版的译本和中国出版的译本）。这恐怕是目前的基本态势。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的话语体系状况。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40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中国学者到各国留学、讲学、出席各种与历史学相关的学术会议，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从国际历史学会在1980年召开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起，中国史学会组织的代表团都积极参加历次讨论会。2015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各国历史学家有关世界历史、地区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都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泛流行。各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正在被中国学者采用。

历史学领域各学科的建设，除了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指导之外，还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借鉴了国外的史学理论，开展了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这种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向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也有学者指出，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的学者）的论点而展开自己的论述，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还是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的洋教条，都是教条，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中国历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广泛吸取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和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所创新，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史学理论、史学概念和史学体系。这是我们在回顾历史时，所应期望于未来的历史学家的。

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70年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世界性影响的今天，中国学术界包括历史学界，有必要回首看看过往，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总结向西方学习的长处和短处，研究如何在吸取西学长处的同时，发扬我国固有学术根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

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史学研究。我们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根据，中华文明何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弱点在哪里；要研究自甲骨文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经历漫长历史时期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要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或者说儒学体系的精华和糟粕是什么，儒学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为什么会打了败仗，今天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应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体系）；要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要研究五千年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对世界做出了哪些贡献，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对当今世界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等等。这些课题都是需要历史学者深入研究的，把这些问题研究透了，才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学者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研究要有十分扎实的史料根据、十分严谨的论证逻辑，要有令人信服的阐释力。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在学术上有说服力，才有助于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水平和话语权的提高。当然，中国历史学也要注意扶持某些冷门学科，如古文字研究，甲骨、金石铭文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音韵与方言研究，等等。这些冷门学科，对于中国历史学的传承、中国历史文脉的传承和累积以及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是极有意义的。

建设我国史学话语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的研究，产生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多种体系宏大、结构严密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们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促进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解与运用

40年前，《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学术范围。这篇文章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中一个被弄混乱了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中国特殊背景下，引起了思想界、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强烈震动，破除了“四人帮”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上强加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步伐。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争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家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形成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背景。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就是必须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通过讨论，史学界认识到：唯物史观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基本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上的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做出必要的分析，是正确的、必需的，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会使我们更能看出历史发展的本质，认清历史前进的规律。但是，把阶级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贴，把任何历史现象都与阶级斗争相联系，则犯了教条化、简单化、扩大化、标签化的错误，会对历史上纷繁的社会现象做出非历史主义的结论。这种现象的出现，恰恰违反了历史的真实，违反了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认识方法和分析方法，因而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基本的历史真实，所得出的认识与结论，就不是科学的认识与结论。

对于唯物史观和人类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史学界在解放思想的情况下，也做了大量的探讨和分析。例如，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如何认识五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创造者问题，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讨论都很热烈，很深入，虽然不易得出学界公认的一致意见，但是这种争论是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下进行的，没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形。像这样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深入探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化理解的氛围下，是难以进行的。当然，像这样复杂的重大历史研究课题，有分歧或者有重大分歧是正常的。讨论还需要长期深入进行下去。重要的是正确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开展长期的研究和探讨，才能推进若干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的认识与进步。可惜的是，近些年来，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探讨重大历史问题的热情有所降低，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不能吸引众多读者的关注。这种现象，应该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历史编纂学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方法后，形成近代实证史学的传统。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学发展和中国历史学家的主要思想倾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倾向开始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随之发生。有学者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质疑态度。有人撰文表示不赞成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学的指导理论。有学者热衷于传播诸如后现代史学那样的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借以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有人一味吹捧所谓蓝色文明，贬低、否定所谓黄色文明，借以否定、贬低中国的传统文化，消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有人著书立说，贬低、否定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美其名曰“告别革命”，对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4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需要更多关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前景。

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客观事实的历史学理论，但是，在中国历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中国和世界的读者提供更为全面、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准确和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著述，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才能为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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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甘泉：《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2].林甘泉：《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414页。

[3].林甘泉：《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林甘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4].胡绳题词，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100期纪念号）。

[5].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光明日报》（史林版）1998年2月3日；又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6].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的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7].吴于廑：“世界历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

[8].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编《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世界史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9].钱乘旦：《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0].李世安：《现代化能否作为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新体系的主线》,《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1].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2].参考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