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与“一带一路”

论郑和下西洋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

郑一钧[1]

郑和下西洋时期（明永乐三年至明宣德八年，1405—1433年），通过广泛地发展与亚非近40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各个方面的友好关系与相互交流，塑造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面貌。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中，总结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探讨如何通过走向海洋发展出一条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互惠共赢的现实可行之路，以促进今天传承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优良传统，可以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与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十分重要而有益的当代启示。

一 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在青岛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当前，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开创的人类在海洋上发展的正确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郑和下西洋，为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致力于清除海洋上各种海盗活动，制止强国欺凌弱国的行为，以及海洋上国与国之间不公正的现象，使“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2]同样的，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前提是要有一个和平的海洋环境，也需要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当前，海洋秩序的稳定仍面临严峻的挑战。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索马里海盗问题，二是中国南海问题。

（一）索马里、西非海域海盗问题

以索马里海盗为主的海盗活动，对海洋上的交通运输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根据2010年国际海事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12月底，世界范围内共发生440起海盗袭击案件，索马里附近的海盗事件总数为218起，劫持事件为47起，总劫持人质为1001人。2011年全球海域的海盗袭击总数为421起，其中劫持事件为42起。索马里区域的上报事件总数为231起，劫持事件总数为26起，人质为450人，其中15人被杀害。[3]国际海事局（IMB）2013年1月16日发布的年度报告称，2012年全球海盗的袭击活动急剧减少，降至近五年来最低水平。这年共有297艘船遭到袭击，低于2011年的439艘。索马里海盗对14艘船发动了袭击，2011年这一数字为28艘。2012年有585人被扣为人质，2011年为802人。国际海事局指出，2012年海盗袭击共造成6人死亡，32人受伤。几内亚湾的尼日利亚沿海海盗活动日渐猖獗，海盗共发动了58次袭击，有207名船员被扣为人质，其中海盗在37次袭击中使用了枪械。该报告还指出，东非仍是最危险的地区，25%的海盗袭击（75起）发生在索马里沿岸和亚丁湾。国际海事局还认为，国际反海盗舰队积极开展行动以及引入武装警卫服务保护船只是海盗袭击次数减少的主要原因。[4]

在对赎金贪得无厌的疯狂追求下，索马里海盗在海洋上尽可能地扩大活动空间，对过往各类船只频繁实施无差别袭击和劫持，大大加剧了世界海洋的不安全，导致世界海洋安全局势空前严峻。联合国安理会2008年12月通过决议，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向索马里附近海域派遣军队打击海盗，中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英国、希腊、土耳其、德国等国家已经向索马里附近海域派遣战舰，为商船提供护航服务，共同打击海盗犯罪。中国于2008年底派出海军舰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十余年来，中国派出了31批护航舰艇编队确保了被护船舶和自身的安全，有效维护了国际海上运输秩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近年来，中国将打击海盗作为中国海洋战略而积极参与，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打击索马里海盗，到2012年取得显著成效。据美国媒体报道，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小组主席唐娜莉·霍普金斯2013年5月2日表示，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取得巨大成功，相关海域已经接近一年没有发生海盗劫持案件。霍普金斯接受采访时说，在索马里附近海域、红海和印度洋，海盗袭击起码减少了75%。国际海事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海盗袭击、劫持事件逐年减少。在2009年和2010年，索马里海盗分别劫持了46艘和47艘船。2011年发生了237起海盗袭击事件，有25艘船被劫持。到了2012年，共发生75起海盗袭击事件，14艘船被劫持。[5]虽然各国海军联合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使该海域海盗事件近年来大幅下降。但迄今为止，全球海盗活动依然猖獗，海盗袭击开始由东非索马里海域向西非转移。据国际海事局全球海盗行为报告介绍，2018年上半年共发生了107起海盗事件（2017年同期为87起），其中西非几内亚湾地区发生了46起海盗事件（2017年上半年发生16起），西非尼日利亚领海发生了31起事件，两个海域发生的海盗事件占到了总数的72%，调查发现，航行至西非海域的船舶，受袭击率最高的是油船/油轮等槽罐类船舶，占48%。其次是海洋石油支持船（OSV）等海工船，占21%。因为这两类船舶通常干舷低、船速慢，且载有贵重货物。鉴于上述情况，2019年1月9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召开了2019年安全工作会暨安委会会议。该集团给出的判断是，2019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船舶防海盗形势依然严峻”。[6]

中国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合作，既富有成效，又为实施中国海洋战略扩大国际海洋合作做出了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说明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是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的有效途径。这一经验对解决旧有的索马里海盗和目前西非海域海盗活动陡然加剧的新问题同样适用。

（二）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实质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等有关声索方，在海洋领土和海洋管辖权方面存在争议，形成一个地区性的海洋争端。本来争端的性质就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但由于域外大国的介入，有关声索方利用域外大国的介入谋求其利益最大化，固化其非法所得，使得南海问题演变成争端国和利益攸关方围绕地缘政治、航道控制和自然资源开发展开的激烈博弈，导致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2009年以来，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南海问题成了美国牵制中国、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抓手。另外，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使其他争端国担心中国海洋上的实力居优势地位，有可能采取某种方式来收复被它们非法侵占的岛礁。这些声索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有的已经在2010年前后完成了国内立法），或通过诉诸第三方仲裁的方式来合法化和漂白它们的非法主张和所得，使南海问题突然升温。与此同时，南海问题被扩大化，导致南海问题持续升温。所谓被扩大化，是指原来这些声索国主要是争“岛”，现在已经扩大到争“海域”，“岛争”变成“海争”。越南一向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1975年后立场发生转变，中越之间在西沙群岛的领土和海洋管辖权上争议不断。2014年5月的“981”钻井平台事件之后，美国开始支持越南的挑衅行为。2016年5月27日，七国集团（G7）峰会发表宣言，提及南海有关问题。奥巴马在此前访问越南期间，也多次就南海问题“指手画脚”。南海问题不仅成为国际热点话题，也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有代表性的议题。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加大了介入的力度。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签署了2019年度国防预算和《国防授权法案》，发布《国防授权法案》虽然是每年的常规操作，但与当时正在博弈的中美贸易摩擦相呼应，这次该法案多项内容都剑指敏感议题，法案SEC.1259要求美国国防部定期提供中国在南海的一切重大行动信息，包括新的填海动作、领土主张和“军事化”事件，如重要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法案SEC.1259要求美国国防部不得邀请中国军队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或为此提供便利，除非“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所有填海造陆行动，移除所有相关岛礁上的武器，并持续推动该地区的和平稳定达4年以上”。虽然在2012年前后，南海问题即成为美国国会的热门话题，近些年来，美国国会两院也频繁发起有关南海问题的各种提案，密集召开听证会，但如此明确地将针对中国南海问题的条款写进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美国介入南海事务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些负面条款未来将激化中美在南海的矛盾和斗争，加剧中美南海博弈的紧张程度。

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妥善解决南海争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和东盟就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开始磋商，经过6年左右的努力，2002年中国和东盟10国达成共识，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DOC”），这既是一个信任措施，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危机管控机制。2003年，中国又加入《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是第一个加入这个条约的域外国家。2011年，中国和东盟又制定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指针，推进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围绕五大领域开展合作。2013年9月，中国启动和东盟就“南海行为准则”（简称“COC”）问题进行的磋商。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又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双轨思路”旨在解决东盟与域外国家对于南海和平稳定的关切，是中国政府继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之后，推动南海问题朝着正确解决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本着与邻为伴和与邻为善的精神，在维护自身在南海的权益方面，中国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的态度。目前众所关注的南沙岛礁建设问题，这本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在岛礁建设之初中国也向国际社会承诺，这些岛礁设施主要服务于和平目的，尤其是为本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比如说海上搜救、助航等。由此可见中国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局势的诚意，说明中国在南海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旨在通过在争议地区推进共同开发，互惠互利，来积累政治互信，从而为最终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创造条件。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与实施，包括菲律宾、越南等国都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目前南海地区整体局势已趋于平静。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致力于与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发展大局，这与郑和下西洋致力于同东南亚国家一起，共同维护好东南亚海洋上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一脉相承的。这同样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二 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意义

郑和下西洋，航迹所至，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践行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理念。郑和航海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在长达28年中，郑和船队遍历亚非30余国，却没有占领外国的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人一分钱财，没有贩卖非洲一个奴隶，没有威胁任何一个国家。所到之处以德服人，与人为善，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科技成果，加强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力求与各国“共享太平之福”，显示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浩然正气，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以和为美、和谐包容的博大精神。因此，中国在海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海外诸国广泛的拥护，“自是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7]“来者日多”。[8]这说明郑和下西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纽带，与亚非各海洋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给海外诸国带来各种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使海外各国向往与中国加强联系，而海洋为它们提供了来中国的捷径，这使它们对海洋增加了新的认识。郑和下西洋将中国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到海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因此也成为世界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遗产。正是因为如此，郑和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地位。20年前，在新世纪和新千年到来之际，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把郑和列为全世界的一百位千年大人物之一，而且位居入选的六个中国千年人物的第一位。据中新社纽约2000年1月1日电：“美国《生活》杂志最近评选出千年来全球最有贡献的一百位人物。中国方面入选的依次为：七下西洋的明朝外交家郑和，元朝首位君主忽必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南宋哲学家朱熹，宋代画家范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9]尽管这个评价只是来自美国的一些中国学专家的看法，却能相当有力地反映出西方国家和外国人对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越来越重视的趋向。在入选的中国其他四位古代人物中，朱熹、范宽、曹雪芹均是对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郑和的入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在世界上传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同时对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兼容，也尊重所至国家优秀的文化。如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来到佛教古国锡兰山，由于锡兰山人民多信仰佛教，并以本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文化而自豪，所以郑和这次访问锡兰山，特别崇仰佛祖的功德，对锡兰山佛寺布施丰厚的香礼，同时宣扬明成祖朱棣治理天下的功绩。郑和当时立石碑以记其事，以永其传，刻上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其中泰米尔文是当时南洋地区的通用文字，波斯文是西亚地区的通用文字，这两种文字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流行较广，容易为当地居民和过往商旅读懂，能更广泛地收到纪念和宣传的效果。这也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对各国文字和文化的尊重，对中外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这种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迄今仍在延续，使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更能得到郑和下西洋到访过的国家的支持。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兰卡（古称锡兰山）期间，和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共同为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和2014年科伦坡书展中国主宾国揭牌。习近平向拉贾帕克萨赠送中国文化典籍，拉贾帕克萨向习近平赠送郑和碑拓片和中斯关系画册。[10]这里说的郑和碑，就是上述用三种文字镌刻的石碑。在中国与斯里兰卡文化交流的盛典上，拉贾帕克萨总统通过向习近平赠送郑和碑拓片，表达了斯里兰卡追寻郑和下西洋的足迹，以宣扬、传播两国优秀的文化为契机，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共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复兴，造福两国人民的心愿。郑和下西洋致力于传播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具有无穷无尽的正能量，将郑和下西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能更好地在全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用历史事实传播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对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健康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三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建立合作共赢的和谐的海洋

郑和下西洋在当时亚洲地区海洋不靖、动乱迭起的形势下，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谐、天人合一、兼容并蓄、共生共存的“世界大同”思想理念，去实现中国与海外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崇高理想。一个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海洋，就是和谐的海洋，以郑和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人，肩负营造和谐海洋的历史使命，在抑制强暴，扶助弱小，促进“静海”局面形成的同时，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经济利益，通过中国与海外各国间广泛开展经济交流，进行区域间贸易整合，互通有无，发展互利互惠的贸易来实现，而不是欺凌掠夺弱小国家和民族。郑和下西洋在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为先辈们向往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所感召，在面向海洋，面向海外各国共同的经济利益诉求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采取了这样的发展模式，适应了各国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推动了海外各国社会的发展。这种以和平发展方式建设，共享太平、共享和谐海洋的战略选择和价值取向，代表着人类在海洋上发展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这个方向，才能建立起海洋上和平稳定的局面，符合海外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了海外诸国的拥护，中国在海外的威望也随之建立起来。对当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而言，同样需要我们具有这样的战略选择和价值取向。

美国当代著名的海洋史专家林肯·佩恩在2012年出版的《海洋与文明》这部巨著中，也肯定了郑和下西洋在这方面的贡献。他指出：“郑和的远航对区域经济、政治联盟甚至宗教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区域商业的扩张，使印度洋吸引了欧洲商人关注的目光。铸币的引入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通过稳定地注入大量铜钱，中国更多地促进以货币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影响尤其体现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苏拉威西岛的贸易国家身上。在最后一次宝船远航之后，当地统治者开始自行铸造货币，一般为锡制而非铜制。如果不考虑货币介质，用于小额支付的流通货币的增加，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和谐发展，而由此增加的税收，也为统治者带来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财富。”[11]郑和下西洋对海外诸国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所做出的贡献，显示出海洋对于满足各国的经济诉求的重要性，同时也使各国认识到海洋对于“政治联盟甚至宗教发展”的巨大作用，在此巨大影响之下，海洋对各国展现了其所具有的世界性的意义，打破了以往人类对海洋眼界的局限性，即不局限于以一种孤立的眼光来看待海洋，而是从整体上把海洋看作世界各国共有的海洋，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人们这种海洋意识的觉醒，也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海洋对于满足各国的经济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当今世界上众多城市和人口分布在沿海，大多数的发达城市也分布在沿海；大部分经济活动集中在沿海，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量依靠海运，一半左右的石油通过海路运输。遍布各大洋、连接各大洲的众多航线构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通道，海洋承载着国际贸易最活跃的部分，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另外，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而陆地上的石油资源随着长期和过度的开采，已出现短缺的危机，开发海洋石油资源便成了解决这个危机唯一的出路。随着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海洋油气资源便成为各国竞相开发的目标。在这种形势下，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通道安全，保障海洋石油资源合理有序的开发，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就更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的海洋，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郑和航海在营造和谐的海洋方面，曾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给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示是：

（一）将海洋营造成为不同文明间开放兼容、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和谐海洋具有重要意义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面对海外各国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习俗和文化，都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对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和佛教信仰给予尊重，对一些国家落后的原始宗教信仰和不文明的习俗则以先进的中国文化予以教化。海洋不再是隔断各国沟通联系的障碍，而成为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从而带来了“和谐海洋”的吉祥气象。当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际，由于与亚非各国都建立起友好互惠的良好关系，一个“和谐海洋”的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从来不通中国、远在非洲的麻林国能跨洋越海来中国献上“麒麟”。当时儒臣金幼孜曾用“恢弘鸿化，覃暨无外，和气融朗，嘉应叠臻”[12]的颂词，来赞扬郑和航海所取得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这16个字，也可看作对当时“和谐海洋”的颂扬。

中国当前积极推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首先就要像郑和下西洋那样，努力营造一个“和气融朗”的和谐海洋。为此，让海洋成为不同文明间开放兼容、交流互鉴的桥梁和纽带，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重，本着和谐和包容的精神，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与合作，完善双边和多边机制，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地避免某些分歧的扩大化和激化，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通道安全，共同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共同应对海洋灾害，共同致力于海洋资源合理有序的开发，实现人类在海洋上的和谐发展。

（二）通过郑和下西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促进海外有关国家对郑和下西洋和中华文化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和谐海洋的实现

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亚非各国，包括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这些国家不仅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同中国有着睦邻友好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迄今仍在延续。习近平主席近年访问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所到之处，都纷纷表示要发扬郑和下西洋所缔造的传统友谊，同中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之所以有这个愿望，是因为郑和下西洋体现了开阔的视野，崇尚多元文化和重交流的理念，为各国之间道路相通、民心相通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这种影响，更好地将郑和下西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必将更能得到郑和下西洋到访过的国家和地区的支持。

郑和下西洋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向海洋扩展的体现，显示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正能量。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及欧洲文明这古代六大文明中，唯独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持续不断，独立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更好地将郑和下西洋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必将引起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国家对郑和下西洋和中华文化的关注和重视，大大推动中华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提升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将有利于推动各国继续努力建设一个有强大文化认同、共同遗产、共享价值观和道德观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各海洋国家合作共赢的意识将整体得到提升，必将加快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四 必须经过各国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促进人类在海洋上健康持续发展，才能确保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实现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海外诸国，特别是南洋群岛诸国，固然社会发展程度远低于中国，有的还处于聚落状态，但都已超越了原始部落状态，具备国家形态，都有自己的政教制度和军队，一般至少都进入奴隶制时代。这样，事实上一个国家就是以自己为中心，行使自主的权力，当时作为“世界中心”的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尽管明帝国仍抱着传统的“帝王居中”的政治观念，但海外诸国并不把明帝国看作世界的中心而自然归顺，所谓“蛮夷之情，由来叛服不常”，[13]正反映了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明帝国通过派遣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国家实行怀柔政策，虽然能达到“四海宾服”的目的，在亚非国家中建立起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和平局势，但并不是由于郑和下西洋所做的巨大努力、所执行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所取得的这种种成功，是建立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政治观念之上的，而是中国的政治权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借助郑和下西洋对各国施加影响所致。另外，郑和下西洋向海外国家传播中华文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但由于这些国家整体上文明程度不高，经济落后，缺乏让中华文化深植其中的土壤，缺乏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深入融合，并保留中华文化元素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因而郑和下西洋所营造的海洋区域间和平安定的局面，所开创的人类在海洋上那种和谐海洋的境界，离不开郑和下西洋常年在海外的经营。这种只存在于郑和下西洋期间，由郑和下西洋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而形成的和谐海洋局面，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那样，只能存在于一时，即郑和下西洋之时，昙花一现而已。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南洋诸岛国尚能听命于中国，维持各国之间的和平局面，“及郑和之战舰，由南洋撤回时，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而恢复其往昔互相内讧之状态焉”。[14]远的且不说，就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与暹罗（今泰国）的关系而言，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满剌加一直遭受暹罗的掠夺和欺凌，永乐年间郑和数访满剌加与暹罗，帮助满剌加赢得独立，并对暹罗施加影响，使暹罗不敢肆意欺凌满剌加。自洪熙元年（1425年）郑和船队停航数年以后，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影响减弱，南洋各国也不见了郑和船队的踪影，暹罗不再感到有什么压力，又故态复萌，并阻止满剌加国王及使臣去中国朝贡。满剌加国王不堪欺凌，令使臣三人秘密搭乘苏门答剌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贡舟，于宣德六年（1431）二月抵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暹罗肆意欺凌等状，要求明朝制止。正好此时郑和航海重新启动，在郑和的干预下，满剌加与暹罗的关系才又恢复正常。可以设想，如果郑和下西洋事业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承下去，那由郑和下西洋而形成的和谐海洋局面也会得到延续。

自古代乃至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上，凡属强国派遣大军出国远征，多数是对所至各国实行侵略和奴役，给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即在16世纪末，西欧殖民主义者也来到郑和下西洋曾访问过的亚非国家，推行殖民政策，导致郑和下西洋所开创的人类在海洋上发展的正确方向发生逆转，形成弱肉强食格局。马克思指出：它们“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了。”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后，“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1866年仅奥里萨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15]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人类在海洋上存在着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较量，如果代表着正义的势力控制了海洋，人类在海洋上前景光明；如果代表着邪恶的势力控制了海洋，人类在海洋上则为黑暗所笼罩。人类进步的力量如不去占领海洋，并坚守海洋，则人类反动的力量势必去占领海洋，奴役海洋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自西方殖民势力兴起以来，海洋长期为强权和霸权所控制，海洋上的军备竞赛和战争愈演愈烈，曾给各沿海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代和平发展成为人类在海洋上发展的主流，是各国人民长期与海洋上的强权和霸权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来之不易。

现在超级大国并没有放弃在海洋上推行强权和霸权的战略，特朗普继任美国总统后，将奥巴马政府奉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拓展延伸为“印太战略”，企图以美、日、澳、印核心四国安全合作机制来强化美国在亚太和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进一步扩大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2017年11月初特朗普首次东亚之行，即宣示“印太战略”成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政治上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美、日此前提出过“民主价值观共同体”构想，而“印太战略”的主要参与国美、日、印、澳，均是以西方民主价值观自我标榜的西方政体国家。特朗普一再宣称，“印太”地区近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各国独立自由的发展方式，源于法制、公正和对私人商业的保护。美国作为民主价值观的“带头羊”，必须保护这些作为“自由与繁荣”基石的地区盟国。这实质上是通过维护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多党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来主导21世纪的人类海洋世纪。“平衡”是美国战略家喜欢用的词语，唯有平衡才能稳定，这是常识，所以美国战略家乐于披上“平衡”的伪装来掩饰其实质并不平衡的霸权战略，达到其海洋霸权稳定的目的。可见，美国战略家口口声声的平衡，其实就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平衡。特朗普在APEC峰会的演讲中，避免用“领导者”“领导地位”等来形容美国在“印太”的角色，但他举出了历史上的很多事例来证明美国是这一地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实质仍然是强调美国的主导地位，其避而不用“领导”一词，在明眼人看来恰恰是欲盖弥彰。

第二，经济上以特朗普商人风格的美式行为准则为立足点，实行单边主义，以所谓“美国优先”加强贸易保护壁垒。贸易是贯穿特朗普东亚之行的核心议题，在日本、韩国、中国访问时，特朗普指责到访国在对美贸易上采取不公平手段。在APEC峰会的演讲中，特朗普也非常强硬地指责“有些国家不对等开放市场”“不遵守贸易规则”“盗窃知识产权”等，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行为，也希望“印太”盟国共同反对这种行为。特朗普近来发动一场又一场剑指多国的贸易战，正是将他表示的所谓“不再容忍”付诸实施。

第三，军事上以美军现有“印太”军事存在为基础，以日、印为两翼，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为要点，以强化美军在“印太”区域的军力和加强日本自卫队作用为主要手段，压缩中国在东海、钓鱼岛海域、南海，以至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地区、东印度洋等海域的行动空间；以频密的各种组合、联合军演提升多国联合作战能力，从而抵消和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

美国在印度洋以及日、韩、澳美军基地的驻军，是“二战”后美国全球安全体制的重要支撑。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以朝鲜核导发展为由头，美军已经不断增加了在这一区域的军事存在。基于希望日本在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考虑，美国默许安倍于2014年解禁了日本自卫队的集体自卫权。以部署先进战机、加强联合军演为标志，美军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仍在持续加强。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对中国具有潜在军事威胁的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通过军售加强其与中国抗衡的军力。

第四，外交上以“印太战略”拉帮结派，防范中国成为地区支配性国家。在“印太战略”的美、日、印、澳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在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一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美国拉拢的对象国还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加坡扼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交通孔道，地缘政治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印度尼西亚是“印太战略弧形”的外切拐点，其国土分布涵盖望加锡、龙目、巽他海峡等多个海峡，它们是连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水道。越南在南海拥有狭长的海岸线，对于在南海牵制中国具有重要作用，因而被美日所重。与中国固有领海岛礁相邻的国家和周边地区，是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两大战略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支撑点，也是美国为实施“印太战略”拉帮结派的目标。

总之，美国实行“印太战略”的目的，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影响力，防范中国成为地区支配性国家，并持续对中国进行制约和围堵，以维持、巩固和确保美国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实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遭遇极大障碍，特朗普上台后加紧实施的“印太战略”，就是企图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从美国惯有的海洋霸权思维出发，其大力实施“印太战略”的势头，随着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在未来只会得到加强，将会给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增加阻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郑和下西洋之后，海洋上形成弱肉强食格局的历史教训，正可引为今天人类在海洋上发展之殷鉴，提醒我们必须经过各国持续不断的努力，更好地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抑制海洋强国在海洋上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去促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才能最终将海洋建设成人类美好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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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一钧，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2] 郑和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载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0页。

[3] 国家海事局网站，http://www.msa.gov.cn/.

[4] 《报告称2012年海盗袭击次数降至近五年最低水平》，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7日。

[5] 《打击索马里海盗取得成效海盗行为逐年减少》，新华网，2013年5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5/03/c_124661244.htm.

[6] 《2018年全球海盗事件》，信德海事，2019年2月19日。

[7] 《明史》卷326·锡兰山传。

[8] 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178·宦官上·郑和传。

[9] 《美国〈生活〉杂志选千年百大人物，中国六人上榜》，中国新闻网，2000年1月3日。

[10] 《习近平访问斯里兰卡获赠郑和碑拓片》，中国新闻网，2014年9月17日。

[11] [美]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陈建军、罗燚英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6—377页。

[12] 金幼孜：《瑞应麒麟赋（有序）》，《金文靖公集》卷2。

[13] 《明成祖实录》卷50。

[14] [美]奚尔恩：《远东史》第16章·十五世纪时中国与马来西亚之交通。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1—8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