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三曹”诗学与中国古代诗学

既然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史上公认的典范，那么，其背后必定有一套理论、思想、观念在支撑着。这一套理论、思想、观念便是诗学。理论是显性的，而思想、观念则是隐性的，需要透过文学家们的文学创作去发掘。“三曹”是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坛领袖，不仅在创作上起着统领作用，而且在理论、思想、观念上起着主导作用，故而，建安、黄初时期的诗学都可归为“三曹”诗学。鉴于建安、黄初文学的典范效应，“三曹”诗学也成为影响深远的典范诗学，后人所标榜的“建安风骨”就是“三曹”诗学的主要构成。究竟“三曹”诗学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延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在中国古代诗学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从本章开始，我们概括介绍了刘勰《文心雕龙》对建安文学的评价，其中就关涉这些问题。“三曹”诗学的一系列理论和观念、命题都可以从《文心雕龙·时序》中发现线索。

刘勰相对完整的文字表述是这样的：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76]

这段话背后隐含的是刘勰对建安作家的深入研究与深刻认识。他细致地研读了建安作家的作品，敏锐地发现了建安文学的非凡之处。在简要评论了“三曹”“七子”（缺孔融）、路粹（文蔚）、繁钦（休伯）、邯郸淳（子叔）、杨修（德祖）等人之后，归纳出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那就是：“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而多气”。这其实就是对建安诗学的概括，也是对“三曹”诗学的概括，是“三曹”诗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刘勰的这一诗学概括，在准确把握了建安文学精神特质的同时，触及了“三曹”诗学的精神实质，其内在蕴含的诗学、美学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刘勰把建安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归结为时代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时序”，这是一种历史的观点。可见，他非常看重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把文学及理论的创造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上展开研究，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一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其科学性就在于，将文学视为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存在，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是社会现实生活的折射，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体验。“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是汉末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在这混乱的现实之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会对社会政治充满怨愤，自然会运用文学的方式把这种怨愤表达出来。这是思想、情感自然而然的流露。其实，社会现实只是刘勰看问题的一个视角。在《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中，刘勰还有另外的视角。如《明诗》：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77]

这里就不提时代政治，不说社会现实，而将言说的重点放在“三曹”与“建安七子”等人诗歌艺术才能及具体表现内容等方面。“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高度概括了“三曹”“七子”等人的文学才能。刘勰强调，“三曹”“七子”等人在描绘事物、表情达性的时候，不单单追求技艺上的纤巧、细密，还追求其内在生气。他们遣词造句，塑造形象，追求的是昭然、清晰。刘勰特别提到他们诗歌的表现内容，大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题材，表面看来，似乎是风花雪月，其实，内在都蕴含着作者对现实与人生的关怀及深刻认识。这一点，只要回味一下“三曹”“七子”等人的诗歌就很容易理解。曹操的《短歌行》最为典型，这就是一首“叙酣宴”之诗，然而，其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丝毫不亚于诸如王粲的《七哀诗》等一些直面现实的惨烈的诗歌。因此，刘勰在评说“三曹”“七子”等人的个性特征时，依然使用的是“慷慨”一词，“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并强调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在刘勰看来，慷慨的个性特征与“三曹”“七子”等人的诗歌风貌是一体化的，这种个性特征表现在诗歌之中，呈现出来的是奋发昂扬的精神风采，最终转化为刚健深沉的美学品格。这就充分说明，“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而多气”是“三曹”诗学的理论核心和美学精髓，其中的意蕴非常丰富。

“雅好慷慨” “志深笔长” “梗概而多气”之所以能成为“三曹”诗学的理论核心和美学精髓，是因为它准确揭示了“三曹”“七子”等人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和精神实质，揭示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审美的内在关联。这种审美特征和精神实质及其与时代审美的内在关联，在曹丕、曹植、杨修、吴质等人对“七子”及其作品的论述中早有触及。这些，将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论述的。这提示人们，不唯建安之后200年的刘勰，即便在建安、黄初当时，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开始思考、论析这一问题，这就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而多气”背后隐含着一种独特的诗学精神，正是这种诗学精神使“三曹”诗学成为一种意涵丰富的诗学，因而，具有典范的诗学意义。

建安时期，由于“七子”等人横空出世，在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立刻成为时人研究与评论的焦点。曹丕、曹植、杨修、吴质等是最早关注“七子”等人的文学评论家，他们的评论涉及一系列诗学观念，其中不少成为古代诗学的核心话语。这些评论理所当然地都应归入“三曹”诗学的范围。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这样评价“七子”：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78]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曹丕评价“七子”有两个维度。首先，是文体的维度。在他看来，“七子”中的每一个人都擅长一种或多种与他们个性气质相适应的文体，他们创作成就的取得就体现在这些与他们的个性气质相适应的文体上。也就是说，不同的文体决定他们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存在差异。离开文体的视角，无法评价他们的文学成就。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气”的维度。这个维度又是能够涵盖文体的。因为，每一种文体都有属于这种文体的个性与特点，这是一种文体的“气”。曹丕所说的“气”是一个作家身上独具的、不可取代的包括个性、情感、气质等在内的一些素质，这是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的成因。对这一点，曹丕比一般人看得格外清楚。在他看来，“七子”对不同文体的适应以及所取得的创作成就，都取决于他们的自身之“气”。“气”涵盖的内容很多，有生理的、心理的，有外部的、内部的，还有现象的、本质的，“气”就是这些内容的有机融合。尤为可贵的是，曹丕将“气”这一原本属于传统哲学的范畴改造成诗学和美学的范畴，并确立了它在诗学和美学中的核心地位，将之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依据及美学标准，评价“七子”的成败得失。这便是一种理论发明。曹丕用“文气”阐发“七子”的文学创作及其艺术风格、美学品格的生成，使得“文气”连同他评价“七子”所提出的其他相关的诗学理论无疑成为“三曹”诗学重要的理论内容。

曹丕说，“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些评价都关乎“气”。仔细辨析，这里的“气”的意涵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其中既有生理之气，如遗传、天赋等，也有受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熏染自然而然形成的个性气质。徐干的“齐气”主要是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熏染而形成的；应玚、刘桢的“气”可能与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熏染有关，也可能是遗传、天赋；孔融的“体气”则主要是遗传、天赋。由于每一个作家的天赋、个性和成长环境不一样，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个性气质也不可能一样，因此，其作品的艺术风格、美学品格也不一样。任何一个人的个性气质都有自己的优点，也都有自己的缺点，不可能十全十美。曹丕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气”在作家身上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其中有优也有劣，通常情形下，优劣相对而互补，共同构成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如他对孔融“体气高妙”的评价就是着眼于优点（正面）的评价，而对徐干、应玚、刘桢“齐气” “和而不壮” “壮而不密”的评价，则是着眼于缺点（负面）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孔融的创作就十分完美，而徐干、应玚、刘桢则一无是处。其实，他们的创作所呈现出来的风貌不同，差异明显，且各有特点。在这里，曹丕以“气”为核心，立体而多元地展现出作家创作矛盾的两个方面。然而，无论是正面之“气”还是负面之“气”，都集中凸显了作家个人的创作气质。而这些个人的创作气质又是融会在整个时代的审美风尚之中的，是整个时代审美风尚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基于此，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专门提出并论述了“文气”问题，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论证。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79]

这就把“气”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来。从此之后，“气”便成为打开作家创作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倘若准确地认识作家的创作，从“气”入手，把握作家内在的精神气质，包括性格、思想、情感、知识修养、审美认知等，至为关键；然后，再联系作家生活的时代、地域等外部环境等，就能实现对作家创作的深刻了解，进而，实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可见，“气”在文学创作中起着主导作用。作家创作的开展说到底就是内外之“气”的推动，同时，作家又不由自主地把“气”融会灌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凸显了作品的个体性。“气”无论是对推动创作的开展还是艺术风格的形成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气”的观念在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中又有相应的阐发，从中可以看出“文气”意涵的复杂。这两篇文章虽然同样评价“建安七子”等人的创作，但是，看到的问题却不相同。这不仅与个体人有关，还与时间有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气质、思想、情感，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人的思想、情感，改变人思考的角度。曹丕《与吴质书》的写作年代是建安二十三年（218），与《典论·论文》的写作时间相差不远，表达的文学观念基本一致。这篇文章也注重“气”表里内外的综合作用，对“建安七子”生理的、心理的、个人的、时代的等诸多因素均有涉及，有些问题的分析较《典论·论文》更为细致。如评徐干“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80]（《与吴质书》），着眼的是徐干的个性。徐干的个性恬淡，这种个性决定了他的风格是文质兼备（“怀文抱质”）。评陈琳“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着眼的是陈琳的文体擅长。陈琳章表一类的文体写得尤其好。评刘桢“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着眼的是刘桢的个性气质和五言诗诗体。刘桢在个性上虽然有缺陷，缺乏遒劲之气，但五言诗却胜出时人。评阮瑀“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也是着眼文体，意谓阮瑀书记一类的文体写得自由洒脱。评王粲“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着眼的是王粲的体格。由于王粲体弱多病，导致他的辞赋创作存在一些不足，总体感觉他似乎拿不起这种文体，写得柔弱，但他写得好的一些辞赋一般人也是无法逾越的。

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也对“七子”及建安作家进行了评价，从曹植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更在乎作家成名的地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81]究竟地域对作家的成功发挥着什么作用？曹植的评说虽然显得有些笼统，但是，从中我们仍然能够悟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地域是作家生活与成长的环境，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载体，它携带着大量的关于历史、地理、气候、风俗等信息，这些信息融汇到作家的血液之中，在作家的个性、气质、性格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之中，都无法摆脱环境对他们自身的影响。因此，“七子”生活的地域（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创作，规定了他们的作品具有不同的审美特征。也正是因为地域、环境、个性、气质、性格等造就的这些创作特点，导致“七子”之间相互不服气。“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七子”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创作成功的法器，自己的创作取得了成功。这其实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归根到底，仍然是“气”的问题。

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丕、植二位讨论的都是与“气”相关联的理论内容。从二人对“七子”及建安其他作家之“气”的分析中，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体悟：“气”有“大气”与“小气”之分。所谓“大气”，是指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作用所产生的“气”，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现实、地理、风俗以及时代审美风尚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文学特征、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小气”则是指作家个人的素质，包括天赋、个性、情感、审美趣味等对文学创作的作用，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影响。可见，“气”的涵盖面非常宽泛，不同的“气”内外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学创作的开展，推动作家艺术风格的生成。

“文气”是“三曹”诗学重要的理论发明，是“三曹”诗学的理论核心，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理论核心，在中国古代诗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说，“三曹”诗学是“气”主导下的诗学，不仅因为曹丕、曹植等人在理论上倡导它，而且，还因为他们都将之切实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分析“七子”的文章得失。在“气”主导之下，“三曹”“七子”等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孕育出许多鲜活的理论内容，涉及一些重要的诗学范畴，如比兴、感物、风骨、文质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诗学重要的理论构成，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其中，有对传统诗学理论及观念的继承、发展，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具一格的理论创新。“三曹”诗学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巨大，要想真正确证它的存在意义，必须展开全面而深入的论证。“文气”理论及其所内蕴的“大气”与“小气”的观念，为准确衡量作家、艺术家及其文学艺术创作，认识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打开了一条科学的理论通道，同时，也自觉地催生了或风流洒脱或慷慨悲凉的审美风尚，催生了“三曹”诗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精神的完善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