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母题的实践意义

母题在过去数十年的研究中，主要被看作一种文本分类、分析的工具，其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学者们在实际研究中对母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并且母题的跨文化、跨文类、跨文本特性，使其难以脱开“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式，而难以运用于具体叙事表演的分析。但是，对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多数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些跨文本的母题并不是直接的叙事成分（与内容无关），[61]它原本就不是分析叙事本身（本体）的工具。

母题真正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阐释某些典型的叙事传统的存在方式，能够描述从“叙述传统”到“语辞表达”的中间介质，因而母题是实践性的概念。它的原理类似于认知哲学（或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人类学）中的“图式”（schema）。图式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结构或框架，人们用之以组织过去的经验并帮助解释新的语境。[62]认知人类学家引进认知心理学的图式概念并改造为适宜结构性地表征文化知识的方式，即文化图式（culture schema）。[63]母题也就相当于“叙事图式”（narrative schema），它可以结构性地连接不同的叙事传统，连接不同的文类，也可以连接不同文本。神话母题将叙事传统中的神话观念转换为特定形式，使人可以用之解释出现在口承、书写、图像语境中的神话观念，也可以通过叙事图式联通不同的叙事传统。例如“洪水遗民”母题作为一个叙事图式，既连接了哈尼族的口头传统、工艺传统、仪式传统，又连接了哈尼族、拉祜族、彝族的文化传统。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雷梅哈特（David Everett Rumelhart）把图式称为“认知的建筑模块”（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根据他的定义，图式是“记忆中储存的表征一般概念的数据结构”，其本质上是知识单元结构，能够表征不同层级的抽象知识。[64]“叙事图式”工作的数据清单也就是母题索引，通过索引可以将母题的诸多图式线索呈现出来。编制母题索引的意义就在于为母题标记叙事、连接传统的具体工作情形做一个总览。阿尔奈和汤普森的“类型索引”和“母题索引”已经成为民间文学基础方法。后来汉斯—约尔格·乌特（Hans-Jörg Uther）对AT类型索引增订后形成三卷本《世界故事类型：分类与书目》，[65]称为ATU（Aarne-Thompson-Uther）分类法。通过民间叙事类型分析，可以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研究。通过母题索引，民间叙事的关联规律、叙事图式一目了然。

从20世纪20—90年代，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编制了各地区的民间故事类型或母题索引，种类繁多，涵盖了欧洲、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66]其中以池田弘子编纂的《日本民间文学类型和母题索引》[67]、美国学者约翰内斯·威尔伯特（Johannes Wilbert）和卡琳·西莫努（Karin Simoneau）编纂的《南美印第安人民间文学通用索引》[68]最具代表性。

相比国际上的情形，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的编制较晚。1971年，何廷瑞在《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比较研究》书后附了神话母题索引。[69]这是较早由中国学者编制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2013年，经过十多年的编纂，杨利慧、张成福合著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出版，[70]这是世界首部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同年，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出版，[71]这部编目虽然没有检索母题来源的功能，但其对母题的编排独出机杼，也有重要价值。王宪昭的W编目在2015年进行了数据库建设。[72]王宪昭后来又编纂了《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73]，创造了一种为母题举证叙事实例、关联书刊的工具书。

杨利慧从1997开始着手编制中国神话母题索引，在张成福的协助下，《中国神话母题索引》16年方成。后来她通过对中原地区兄妹婚神话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现语境固然对神话传播、变异有极大影响，但是往往核心母题及其组合却相对稳定。[74]在民间文学研究中语境也有其效度和限度，而母题依然能有效说明叙事本身的存在方式。作为“叙事图式”，母题能够描述神话观念中的信号如何进入具体的叙事表演实践中，如何通过叙事图式连接不同的神话传统。而“神话母题索引”就是一个叙事图式的路线图，将中国各民族、各地域以及汤普森索引之间的路径关系呈现出来。

我在研究哈尼族神话时也发现，如果缺少描述哈尼族神话类似“叙事图式”的表述机制，往往难以处理田野中不断获得的各种线索。比如，哈尼族生活实践中“牛”意象比比皆是，有耕牛、牺牲牛、神话中的查牛、牛皮鼓、丧牛、牛皮补天神话、牛尸体化生神话等，而一旦掌握了“牛化生万物”这个母题（叙事图式），各种牛的文化线索就能连通起来，从而指向“牛具有生命灵力”这一传统文化观念。

有鉴于此，我运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的哈尼族神话文本编制了《中国哈尼族神话母题索引》（附录一）。该索引沿用杨利慧的母题索引框架，取舍增补。编制单一民族群体的神话母题索引，是有别于跨文化文本比较的做法。稻田浩二倡导按照“传承圈”“文化圈”编制不同范围的索引，[75]“传承圈”指同一民族文化内部。哈尼族的神话母题索引正是这种民族内部的索引，能为调查提供高效工具。这种索引暗示着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也具有多样性。母题索引的整体直观，促使我思考在语境研究中如何反观文本，从而开掘神话母题实践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俄国学者维谢洛夫斯基（Alexander Veselovsk，1838—1906）在《历史诗学》中已经意识到母题有实践性的一面。他区分了母题和情节，认为母题是一种格式，且与原始思维密切相关。[76]德国学者鲁道夫·德鲁克斯（Rudolf Drux）也很早意识到母题是“一个关涉内容的图式”，它不受具体历史语境约束，可自由地被用于人物、地点、时间之塑造。[77]户晓辉进一步指出，母题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纯粹形式，一旦进入叙事便可以发挥关涉内容的功能。[78]户晓辉指出：“汤普森的母题实际上要描述的是民间叙事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但他本人却一直稀里糊涂和不自觉地把母题看作对民间叙事作品中出现的现成成分的描述。”[79]母题概念实际上是描写民间叙事的存在方式，也即母题作为叙事图式勾连叙事能力。而且“motif”这个词本身也含有“动机”的含义。

母题在一个个文本中反复出现，并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因为研究者始终无法穷尽它到底重复出现了多少次。重要的是母题具备反复进入不同叙事的能力，因为其工作机制是“图式”的。英国语言学家库克认为，图式是“典型情况的心理表征”，文本中的语言成分或语境成分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图式，从而理解话语。[80]因此，神话母题是描述神话存在方式的一种标记手段，是神话观连接各种表达形式的叙事图式。神话多与起源观念有关，这些观念在人类文化中往往处于基础位置。人类运用这些起源观念建立了各不相同的社会文化。运用传统的结构、形态方法，可以有效分析神话的普遍形式和内容；而运用民族志方法能有效地阐释特定群体如何运用起源观念建立自身具有辨识度的文化，也即神话的功能和意义。

在哀牢山区的田野作业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母题到底是谁的母题？也许一个母题广泛存在于世界许多群体中，同时也存在于哈尼族中，但并不代表这个母题对哈尼族有直接重要意义。特定母题进入哈尼族叙事的意义在索引中体现不出来。因此从若干哈尼族神话文本中归纳母题的做法是静态的，并不能解答母题如何被哈尼人用以表达观念？要解答后一个问题，就须在民族志研究中观察并深描人运用母题的具体实践机制。

对神话而言，一个母题便于重复正因为它具备叙事图式的表征能力。这里需要进一步辨析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故事语法”（story grammar）概念。故事语法指故事的“规则系统”，描写的是文本中的常规成分如何构成故事序列，普罗普的功能即为“规则系统”。而叙事图式强调受众对故事将如何推进的一套期待，是一种心理机制。[81]但是神话母题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图式，它是具有“元”意义的符号。[82]而且不是每一个母题对群体而言都同等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调“核心母题”的概念。

稻田浩二在与刘魁立的讨论中强调“核心母题”。刘魁立基于母题在同类型叙事中地位的差异提出“中心母题”概念，其他母题的组合以此为中心。而稻田浩二站在历时的角度提出“核心母题”，意在将重复出现的关键性母题凸显出来。[83]在汤普森看来，某个叙事成分能否进入母题索引不由它在单个文类中的状况决定，而要看它在跨文化、跨地区的许多文类中重复使用的情况。[84]但他们已经区分了“大范围比较”和相对单一“类型”“文化圈”中的比较。母题“重复”的标准未必只能是跨地区、跨文化的反复比对，也可以是相对集中的比较。

如果在单一文化范围内研究神话，跨文化比较提取的母题就不适用，需要在田野中检验其叙事图式的实践情形。母题不限于神话，但神话体现为母题。这种关系也必须在神话叙事实践的现场观察，才能确认其对特定群体的意义。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母题自己并不会活动，叙事图式只是个抽象概括。母题之所以具备叙事图式的功能，完全仰赖于运用母题的人。神话研究最终也是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本书力图探索母题与神话观之间的实践关系，将神话母题视为人在文化实践中可资运用的表达工具。当这些表达指向人观（包含生命观）和世界观（包含宇宙观）等重大全局性问题时，就体现为核心神话母题。这种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母题”研究的掘进，也有助于让哈尼人复杂且抽象的“神话世界”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