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尼族口承神话的文本化历程

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哈尼族民族民间文学的发现主要伴随着对口头传统的文本化过程。目前所见最早的哈尼族神话文本化记录，是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民间用汉字符号记录的哈尼语豪白方言神话。这些“哈尼语方块字写本”原由墨江县溪立村赵益宏所藏，至晚出现于1949年，用汉字部件组成记音符号，内容主要涉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仪式祭词等。王尔松最早公开了该批写本中的一则日月神话。[3]该批写本分两部分，分别由毛笔和圆珠笔抄写，后收藏于玉溪师范学院濒危语言研究中心的许鲜明、白碧波处，并于2015年由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出版。[4]该批写本中涉及神话的文本有《天神地神的诞生》《天地的形成》《造天造地经》《天蛋地蛋经》《祭献雷神经》等。这些运用汉字记音和造字手段的哈尼族口头传统誊录文本，反映了一些受到汉字文化影响较大的哈尼族地区（墨江县很典型），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仪式中的祭祀颂辞和哈尼哈巴进行文本化，这不仅是西南藏缅语文明中“文字神圣”观念的反映，也反映出这些仪式语境中被演述的神话位居哈尼族文化的核心位置，殊为重要。

1952年，学院派学者开始介入哈尼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文本化工作。西南民族学院[5]1952年对该校第一、二期哈尼族学生进行访谈，撰有《云南僾尼（哈尼）族情况》。报告中记录了李默斗讲述的洪水兄妹婚神话，以及另一则兄妹婚再殖人类后“文字遗失”的神话。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又对墨江县水癸村的马仲武、戴光庭进行访谈，记录了一则“遮天大树”的神话。[6]上述三则神话包含了洪水、葫芦避水、再殖人类、吞吃文字、遮天大树等哈尼族最基本的神话母题，叙述情节完整。这是目前所见哈尼族最早的直接源于口承神话的文本。

和学院派相比，国家文化机构对哈尼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无论执行力还是影响力都要大得多。1956年3月在昆明召开了云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展民族民间文艺问题”。[7]会上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1956年8—9月，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组织了对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3个调查组分赴红河、大理、丽江等地调查了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纳西族等的民间文学。哈尼族调查队由民族学家宋恩常带队，到元阳后访问了摩批张博惹、朱小和等人。随后11月20—25日召开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除了摸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状况，还强调要培养地方民间文艺整理研究的人才。

这一时期，彝族撒尼人的《阿诗玛》、白族的《望夫云》、傣族的《召树屯》等著名的搜集整理作品都已发表，但哈尼族民间文学还迟迟没有整理发表。迟至1957年《云南民族文学资料》出版，其中刊行了一部分经过初步整理的哈尼族神话、歌谣、故事汉译文本。[8]

1958年9月，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民族民间文学调查。这次调查是当时云南省最大规模、最专业的一次民间文学调查。“1958年调查”由来自云南大学中文系、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等单位共计115人组成7支调查队，分赴大理、丽江、红河、楚雄、德宏等地调查。调查队在各地又与地方文艺工作者合作，搜集到万余件民间文学作品。这次调查形成的《红河自治州哈尼族文学发展概论》《绿春文学调查报告》等，也是当时学术界对哈尼族民间文学最全面的认识。

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学”进行摸底普查，从而为建构民族文化体系提供依据。在这样的逻辑下，知识分子调查“民族民间文艺”尤其倚重民间文学的基本搜集整理方法。这种发动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实践，直接继承了歌谣运动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

1978年之后，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为代表的国家搜集整理运动，又接续了“到民间去”的民间文艺工作方式。但是与“1958年调查”不同的是，“三套集成”带有更强的学术目的。1984年3月19日，云南省民间文学第一次集成工作会议召开。同年4月23—28日，云南省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举办了神话学术讨论会，这是云南省内首次举行神话专门讨论会。同年9月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座谈会在昆明召开。

在“三套集成”工作的推动下，新搜集、翻译的哈尼族神话文本不断发表。比如作品集《绚丽的山花》[9]《哈尼族民间故事》[10]《普洱民间文学集成（二）》[11]，以及马蒲成唱的《送葬歌》、[12]朱小和讲述的种子起源神话《塔坡取种》、[13]《山茶》杂志发表的人类起源神话《地下人》《始祖塔婆然》、[14]张牛朗等演唱的《十二奴局》[15]、赵呼础演唱的丧礼哈巴《斯批黑遮》[16]等。朱小和演唱的《哈尼阿培聪坡坡》[17]、批二演唱的《雅尼雅嘎赞嘎》[18]也相继出版，这两部迁徙史诗包含若干神话诗章。

1990年，《云南省志·文学志》的“民间文学”部分辟有“哈尼族民间文学”专章，较多介绍神话。该文注意到哈尼族神话“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史诗中”。[19]该文提及了《兄妹传种》《天怀孕、地怀孕》《天上出九个太阳》等神话文本，且对《奥色密色》《神的古今》等篇目作了概述。该文提出的“神的体系在哈尼族父子连名制中有所反映”观点很有价值。

1992年，《哈尼族古歌》出版。该书主体部分是朱小和演唱的《窝果策尼果》，这部作品集是哈尼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又一个里程碑。《窝果》大约28000余行，实际总体规模远超30000行，可谓哈尼族神话的集大成者。《哈尼族古歌》另收入西双版纳歌手阿大等演唱的《阿培阿达埃》《天地人鬼》《葫芦里走出人种》3首创世哈巴，[20]篇幅都较短，仅数百行。朱小和演唱的《窝果》不仅言辞古雅、母题丰富、体系完整，而且在初次创世与二次创世的神话逻辑衔接上，显示了歌手高超的表演技艺。

进入21世纪，历时二十多年的“三套集成”工作进入收尾阶段，2003年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收录了若干哈尼族史诗、神话文本。“三套集成”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哈尼族民间文学首次在各民族、各地域的层面上反映本民族的口头传统。

2004年，绿春县知识分子搜集整理的韵文神话《都玛简收》[21]出版。此后，随着“三套集成”工作告一段落，哈尼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明显停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民间文学学科转向“语境”研究，过去的搜集整理、记录翻译方式饱受诟病。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政治功能大大减弱，其文化经济的功能被日益强化。

巴莫曲布嫫指出，20世纪许多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文本存在“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22]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哈尼族神话文本化工作中较突出，表现在汉译时人为删减、整合。比如1989年版《十二奴局》，将若干位歌手的演唱通过编译者重新编排，形成了一部“哈尼族史诗”。这类成果应属于“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23]这种文本经过人为编排与口头文本已经相去甚远。但在刘宗迪看来，这种知识分子“到民间去”采集并加工的神话文本，正是一种民间文学的再创造，反而是民间文学顺应现代传播的一种途径。他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面临着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文学由于具有深入人心的情感力量，因此是民族“想象的共同体”赖以认同的重要纽带。……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文学艺术工作者就必须……到民间采风，搜集民间文学，对其进行改造和提升，创造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民间文艺学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崇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24]

刘宗迪站在文学本位立场上，认为当下民间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使其背离了当代文学传播的循环。但现实情形是，大量到民间去采集的哈尼族神话文本，即便经过主流文学话语的加工，也未能很好地融入主流文学传播循环。许多汉译或双语的神话文本读者群体非常狭小，大多数在图书库中束之高阁。

综观现代知识分子对哈尼族神话的搜集、整理、翻译、改编，一方面大体上完成了重塑哈尼族现代性文学话语的政治任务，塑造了一批文学经典文本；但另一方面却未能使哈尼族文学融入主流文学传播中，反而使其成为一种边缘文学。哈尼族既缺乏像张承志、阿来这样有主流文学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职业作家，也缺乏像《格萨尔》《玛纳斯》这样能持续保有国家文化政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因此到21世纪，哈尼族神话研究也渐渐失去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到民间搜求神话的热潮也转为对“哈尼梯田”文化遗产研究的新热潮。[25]